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高速增长，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下行压力。下一个四十年，之前的增长模式还能否持续，新的增长驱动力又来自哪里？

四十年高增长，有没有中国模式？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有学者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中国模式，也有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

在支持“中国模式论”的学者中，着眼点也各有不同。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中央政府的调控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比如，强调宏观调控作用的既有传统的计划经济派，更有199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又比如，强调产业政策重要性的既包括传统计划经济者，也包括最近几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等学派。

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的作用，代表学者如张五常先生，他认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在把GDP作为主要政绩指标的年代里，大部分地方官员都像企业家一样努力，组织各种资源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种种条件。一旦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机制被破坏以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大为减弱。

还有很多学者如文一先生的“胚胎发育论”则认为中国四十年的增长主要是复制了工业革命，并从经济史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化的各种条件，得出中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用政府力量建立工业化基础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而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又在创造和形成统一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以上中国模式派不同的是“普世模式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维迎教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什么“中国模式”，而是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张维迎教授在《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中，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教授认为，很多中国模式理论其实是把“尽管…”当成了“因为…”。他说“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基于这样的逻辑，普世模式派对政府调控、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作用等，显然都与中国模式派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普世模式派”的解释也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中国模式真的没有任何特殊性，没有任何值得总结的经验，那么同样拥有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技术沉淀，为什么增长的奇迹没有在印度、俄罗斯、非洲等地而独自在中国发生？

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需要回到经济增长的本质，看一看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怎么来的。

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在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架马车，那只是价值实现的条件。真正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制度、劳动、资本、土地和科技等五大财富源泉。其中制度是增长的条件，劳动、资本和土地是增长的要素，科技是增长的驱动力。

显然，“中国模式派”过分重视增长的条件，因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本质；“普世模式派”则过分强调了增长的技术驱动力，而忽视了增长条件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总结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素和驱动力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带来了改革的红利、要素的红利和后发技术红利。

中国经济的改革红利从制度和市场化两个方面，提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制度上，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租赁制、股份制改造，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混合所有制等，制度改革一直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市场化方面，从80年代的双轨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到建立统一的产品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再到加入WTO等，中国已经深度卷入国际分工。这种因为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分工变化带来的增长是典型的“斯密-诺斯增长”，也是中国1980年代主要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创造更多的增长条件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确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所有这些成功经验的共同点都是“放”而不是“收”：从计划和市场来看，就是要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各种管制，反垄断，促进竞争，增加微观活力；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看，就是简政放权、多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从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方面，就是要多激发民企的活力，同时给国有企业以更好的激励机制；从对外开放方面，则应该进一步扩大与先进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

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增长也离不开增长要素带来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以及高储蓄红利。20世纪90年代，数亿农村劳动转向城市工业，低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加工企业形成了重要的竞争优势，人口红利效应明显。丰富的土地、煤炭等自然资源，为中国承接了部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高储蓄的资本积累则为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金融保障。这种通过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是典型的"库兹涅茨-索洛增长"，也是1990年代以后主要的增长模式。

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每个阶段还兼带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 “熊彼特-罗默增长”。中国在这种增长模式中享受了来自西方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发技术红利。从技术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张维迎先生的分析显然有一定道理。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确受益于300多年里面，来自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业革命的成果，纺织服装、钢铁、铁路、冶金、化工、汽车等产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老红利褪去后的中国经济改革

建立在新供给经济学三大增长模式基础上，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在下一个40年复制稳定增长的故事。

从增长的制度条件来看，改革红利正在递减。改革红利包括制度和市场化两个方面。制度改革方面，该建立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粗线条的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已经完成。在如何进一步的深入混合所有制，或者在微观上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大的活力方面，要么在理念上有新突破，要么在设计上有新突破。如果在理念和设计上都没有突破，改革停滞不前，那么改革红利可能就会递减。市场化红利方面，中国经历了价格放开、建立统一的产品市场、建立要素市场、加入WTO之后，面对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深化对外开放仍然任重道远。顺应世界潮流，沿着上述“放”的方向和市场的期待向前走，改革红利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反之，如果向相反的方向，不是“放”，而是“收”，改革的红利就会递减。

从增长的要素来看，中国正面临着人口、土地和高储蓄红利的递减。

为什么很多工厂往越南和东南亚的国家搬迁，跟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巨大的关系。由于人口政策调整滞后，2018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劳动人口比重下降更快。在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方面也是非常缓慢的，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同样会减少人口红利。

同时，土地价格在上升，各种自然资源也在上升，土地与资源红利逆转。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我们的地价、房价翻了多少倍？与3年前相比，焦炭、螺纹钢涨了多少？2018年，五大上游产业，石油开采、石油加工、钢铁、化工、建材等，占了工业利润总额的70%以上，供给结构的扭曲削弱了土地和资源红利，极大的挤压了下游企业的生存空间。

高储蓄红利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高储蓄提供了低廉的资本，但今年却出现了很多民营企业的资金流断裂。储蓄率很高的国家，为什么却出现了资本的极度稀缺？怎么样让高储蓄红利再次显现？

从增长的技术驱动力方面，后发技术红利正在递减。确实在40年时间里，我们完成了过去其他西方国家300年的技术革命。当把这些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复制完了，外来的技术红利减少了，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大？

为什么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首先是因为供给侧面临着改革红利、要素红利、后发技术红利这三大红利的递减。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不围绕增长的条件、增长的要素、增长的驱动力去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跌破6%，五年内有可能跌破5%，十年之内会跌破4%，不仅高增长再也回不来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都难以维持。反之，如果我们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的矛盾，从增长的本质出发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了改革红利、要素红利和技术红利，那么就另当别论。

供给侧改革抓住了经济增长的本质，但是在过去两三年以来，却被一些学者拿去抄袭、炒作、瞎解释，把一些七拼八凑抄袭来的口号也叫什么“新供给经济学”，影响了真正学术创新思想的传播，进而干扰了真正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践，让很多人把一些干预市场和企业生产的行为、把一些变相的金融收缩措施错误地当成了供给侧改革，其结果不但伤害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公平，而且贻误了真正的供给侧改革。真正的供给侧改革不能是刀刃向外干预企业，而是“刀刃向内改自己”，凡是触动生产关系的才是真改革。真正的供给侧改革，从增长的本质出发，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改革红利；其次以要素市场改革为主战场，降低劳动、土地和资金的供给成本；以及强化自主创新的技术驱动力，让新供给创造新的需求；还有放松行政管制、减少行政性行业垄断、大规模减税等促进市场竞争、增加有效供给的改革措施。

工业革命之后的供给结构升级

在三大增长红利递减的背景下，下一个四十年，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什么？从长期来看，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可能不是传统制造业。也许人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对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做好准备，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但目前，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只有29%，德国是26%，日本、法国、美国制造业占比都在20%以下，其中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不到10%。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农业比例越来越低；从工业制造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会越来越低，服务业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现在哪个城市还能靠传统制造业来推动经济、创造就业？能够促进未来城市发展的不是传统制造业，甚至也不再是房地产建筑业，而是以研发、设计和品牌等软价值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以及以知识产业、信息传媒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新金融、高端服务业等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新经济产业的价值创造和实现规律与传统产业有很大区别。比如在传统产业里大部分投入都是有效投入，但是在新经济软产业里大部分的投入可能都是无效的。要写多少首歌才能出一首名曲？要画多少画才能出一幅梵高的画？要写多少程序才能出现一个《王者荣耀》这样的程序？“在发现王子之前，必须得亲吻无数的青蛙”，华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任正非对待研发失败的包容态度。所以，能否接受大量的无效投入，如何刺激有效投入，这是新经济的企业家面临的新问题。

新经济的价值实现路径与传统产业也不同，常常是“阳光免费，星光收费”的非对称实现模式；有时候不再是通过卖产品、用销售收入超过成本的部分来赚钱，而是通过立体和弯曲的方式实现价值；往往是先有公众价值，后有盈利模式：如果一个产品或者是服务，有几千万人愿意免费的使用，这个公司的市值就值几百亿美元；如果有几亿人愿意免费使用，这个公司就是Facebook，就是腾讯，就价值几千亿美元。

新经济企业也需要根据新的价值创造方法和价值实现路径，实施新的企业战略。比如，接受无效投入、激发有效投入；从生产性思维转向创造性思维；从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到精准开发软需求；引导群体性认知，打造公众价值等等。

一百年前排在财富排行榜前列的都是做钢铁和汽车的，五、六十年前财富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是石油化工，三、四十年前还有一些房地产企业。现在，排在全球财富榜前列的都是微软、苹果、Facebook、谷歌、阿里、腾讯等这些新经济产业，这些工业革命之后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软产业，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方向。

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创造了世界增长的奇迹。未来如果中国能够从经济增长的本质出发，深化真正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挖掘三大红利，并推动中国经济逐步完成从传统产业到新经济和软产业的供给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行稳致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高速增长，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下行压力。下一个四十年，之前的增长模式还能否持续，新的增长驱动力又来自哪里？

四十年高增长，有没有中国模式？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有学者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中国模式，也有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

在支持“中国模式论”的学者中，着眼点也各有不同。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在于中央政府的调控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比如，强调宏观调控作用的既有传统的计划经济派，更有1990年代以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又比如，强调产业政策重要性的既包括传统计划经济者，也包括最近几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等学派。

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的作用，代表学者如张五常先生，他认为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在把GDP作为主要政绩指标的年代里，大部分地方官员都像企业家一样努力，组织各种资源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种种条件。一旦这种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赛机制被破坏以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大为减弱。

还有很多学者如文一先生的“胚胎发育论”则认为中国四十年的增长主要是复制了工业革命，并从经济史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化的各种条件，得出中国发生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用政府力量建立工业化基础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而且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又在创造和形成统一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以上中国模式派不同的是“普世模式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张维迎教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什么“中国模式”，而是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张维迎教授在《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中，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教授认为，很多中国模式理论其实是把“尽管…”当成了“因为…”。他说“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基于这样的逻辑，普世模式派对政府调控、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作用等，显然都与中国模式派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普世模式派”的解释也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如果中国模式真的没有任何特殊性，没有任何值得总结的经验，那么同样拥有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技术沉淀，为什么增长的奇迹没有在印度、俄罗斯、非洲等地而独自在中国发生？

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需要回到经济增长的本质，看一看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怎么来的。

按照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的本质不在于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架马车，那只是价值实现的条件。真正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制度、劳动、资本、土地和科技等五大财富源泉。其中制度是增长的条件，劳动、资本和土地是增长的要素，科技是增长的驱动力。

显然，“中国模式派”过分重视增长的条件，因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本质；“普世模式派”则过分强调了增长的技术驱动力，而忽视了增长条件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总结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条件、要素和驱动力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带来了改革的红利、要素的红利和后发技术红利。

中国经济的改革红利从制度和市场化两个方面，提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制度上，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租赁制、股份制改造，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混合所有制等，制度改革一直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市场化方面，从80年代的双轨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到建立统一的产品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要素市场，再到加入WTO等，中国已经深度卷入国际分工。这种因为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分工变化带来的增长是典型的“斯密-诺斯增长”，也是中国1980年代主要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创造更多的增长条件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确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值得总结，所有这些成功经验的共同点都是“放”而不是“收”：从计划和市场来看，就是要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各种管制，反垄断，促进竞争，增加微观活力；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看，就是简政放权、多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从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方面，就是要多激发民企的活力，同时给国有企业以更好的激励机制；从对外开放方面，则应该进一步扩大与先进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

中国经济四十年的增长也离不开增长要素带来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以及高储蓄红利。20世纪90年代，数亿农村劳动转向城市工业，低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加工企业形成了重要的竞争优势，人口红利效应明显。丰富的土地、煤炭等自然资源，为中国承接了部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融入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高储蓄的资本积累则为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金融保障。这种通过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是典型的"库兹涅茨-索洛增长"，也是1990年代以后主要的增长模式。

四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每个阶段还兼带着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 “熊彼特-罗默增长”。中国在这种增长模式中享受了来自西方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发技术红利。从技术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来看，张维迎先生的分析显然有一定道理。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确受益于300多年里面，来自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工业革命的成果，纺织服装、钢铁、铁路、冶金、化工、汽车等产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老红利褪去后的中国经济改革

建立在新供给经济学三大增长模式基础上，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中国经济还能不能在下一个40年复制稳定增长的故事。

从增长的制度条件来看，改革红利正在递减。改革红利包括制度和市场化两个方面。制度改革方面，该建立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粗线条的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已经完成。在如何进一步的深入混合所有制，或者在微观上如何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更大的活力方面，要么在理念上有新突破，要么在设计上有新突破。如果在理念和设计上都没有突破，改革停滞不前，那么改革红利可能就会递减。市场化红利方面，中国经历了价格放开、建立统一的产品市场、建立要素市场、加入WTO之后，面对外部环境的明显变化，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深化对外开放仍然任重道远。顺应世界潮流，沿着上述“放”的方向和市场的期待向前走，改革红利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反之，如果向相反的方向，不是“放”，而是“收”，改革的红利就会递减。

从增长的要素来看，中国正面临着人口、土地和高储蓄红利的递减。

为什么很多工厂往越南和东南亚的国家搬迁，跟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巨大的关系。由于人口政策调整滞后，2018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劳动人口比重下降更快。在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改革方面也是非常缓慢的，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同样会减少人口红利。

同时，土地价格在上升，各种自然资源也在上升，土地与资源红利逆转。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与10年前、20年前相比，我们的地价、房价翻了多少倍？与3年前相比，焦炭、螺纹钢涨了多少？2018年，五大上游产业，石油开采、石油加工、钢铁、化工、建材等，占了工业利润总额的70%以上，供给结构的扭曲削弱了土地和资源红利，极大的挤压了下游企业的生存空间。

高储蓄红利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高储蓄提供了低廉的资本，但今年却出现了很多民营企业的资金流断裂。储蓄率很高的国家，为什么却出现了资本的极度稀缺？怎么样让高储蓄红利再次显现？

从增长的技术驱动力方面，后发技术红利正在递减。确实在40年时间里，我们完成了过去其他西方国家300年的技术革命。当把这些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复制完了，外来的技术红利减少了，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大？

为什么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侧结构性？首先是因为供给侧面临着改革红利、要素红利、后发技术红利这三大红利的递减。如果不改变这个状况，不围绕增长的条件、增长的要素、增长的驱动力去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跌破6%，五年内有可能跌破5%，十年之内会跌破4%，不仅高增长再也回不来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都难以维持。反之，如果我们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的矛盾，从增长的本质出发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了改革红利、要素红利和技术红利，那么就另当别论。

供给侧改革抓住了经济增长的本质，但是在过去两三年以来，却被一些学者拿去抄袭、炒作、瞎解释，把一些七拼八凑抄袭来的口号也叫什么“新供给经济学”，影响了真正学术创新思想的传播，进而干扰了真正改革措施的出台和实践，让很多人把一些干预市场和企业生产的行为、把一些变相的金融收缩措施错误地当成了供给侧改革，其结果不但伤害了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公平，而且贻误了真正的供给侧改革。真正的供给侧改革不能是刀刃向外干预企业，而是“刀刃向内改自己”，凡是触动生产关系的才是真改革。真正的供给侧改革，从增长的本质出发，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继续扩大改革红利；其次以要素市场改革为主战场，降低劳动、土地和资金的供给成本；以及强化自主创新的技术驱动力，让新供给创造新的需求；还有放松行政管制、减少行政性行业垄断、大规模减税等促进市场竞争、增加有效供给的改革措施。

工业革命之后的供给结构升级

在三大增长红利递减的背景下，下一个四十年，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什么？从长期来看，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可能不是传统制造业。也许人们在心理上还没有对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做好准备，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但目前，制造业占中国GDP比重只有29%，德国是26%，日本、法国、美国制造业占比都在20%以下，其中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不到10%。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农业比例越来越低；从工业制造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会越来越低，服务业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现在哪个城市还能靠传统制造业来推动经济、创造就业？能够促进未来城市发展的不是传统制造业，甚至也不再是房地产建筑业，而是以研发、设计和品牌等软价值为主的先进制造业，以及以知识产业、信息传媒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新金融、高端服务业等软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新经济产业的价值创造和实现规律与传统产业有很大区别。比如在传统产业里大部分投入都是有效投入，但是在新经济软产业里大部分的投入可能都是无效的。要写多少首歌才能出一首名曲？要画多少画才能出一幅梵高的画？要写多少程序才能出现一个《王者荣耀》这样的程序？“在发现王子之前，必须得亲吻无数的青蛙”，华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任正非对待研发失败的包容态度。所以，能否接受大量的无效投入，如何刺激有效投入，这是新经济的企业家面临的新问题。

新经济的价值实现路径与传统产业也不同，常常是“阳光免费，星光收费”的非对称实现模式；有时候不再是通过卖产品、用销售收入超过成本的部分来赚钱，而是通过立体和弯曲的方式实现价值；往往是先有公众价值，后有盈利模式：如果一个产品或者是服务，有几千万人愿意免费的使用，这个公司的市值就值几百亿美元；如果有几亿人愿意免费使用，这个公司就是Facebook，就是腾讯，就价值几千亿美元。

新经济企业也需要根据新的价值创造方法和价值实现路径，实施新的企业战略。比如，接受无效投入、激发有效投入；从生产性思维转向创造性思维；从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到精准开发软需求；引导群体性认知，打造公众价值等等。

一百年前排在财富排行榜前列的都是做钢铁和汽车的，五、六十年前财富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是石油化工，三、四十年前还有一些房地产企业。现在，排在全球财富榜前列的都是微软、苹果、Facebook、谷歌、阿里、腾讯等这些新经济产业，这些工业革命之后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软产业，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方向。

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创造了世界增长的奇迹。未来如果中国能够从经济增长的本质出发，深化真正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挖掘三大红利，并推动中国经济逐步完成从传统产业到新经济和软产业的供给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