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特朗普关税冲击2.0?

大势看财经

3周前

伴随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束,特朗普强势回归。此前,他多次提及要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的关税。现在,特朗普关税冲击2.0已经从一种可能性,变成了必须直面的问题。
当然,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和全球加征关税至少需要6个至8个月的逐步推进,预计最早2025年下半年才会落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使用新的加征关税手段,在此前的301、232调查之外,可能增加与知识产权有关的337调查。
根据不同机构的测算,特朗普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将导致中国GDP下降1.6个—2个百分点。但是根据笔者所在实验室国际贸易政策模拟团队的测算,GDP下降1个百分点。我们的测算结果更缓和,主要是二点原因:一是因为考虑了中间品贸易,这样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中国会更多得益于中间品贸易。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考虑了服务贸易,虽然商品贸易将下降12%,但是服务贸易将增长9.5%。

当然,在当前内需不足、外需成为重要支撑的情况下,关税对GDP的冲击仍然是需要重视的严峻挑战。但也要认识到,特朗普看似不按常理出牌,但也面临重要制约条件,这就是美国黏性较强的通胀。而大规模加征关税,甚至可能进一步抬升通胀水平。

能否以通胀角度作为切入点,

来应对关税2.0的冲击?

答案是肯定的。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对于通胀的在意程度。尽管拜登执政期间,美国人均GDP从7.1万美元上升到8.2万美元,美国经济大幅跑赢欧洲、日本,甚至在名义增速上一度超过中国,但是广大民众仍将通胀作为核心关切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通胀是民主党政府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共和党政府也不得不重视控制通胀。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金融市场相信:特朗普对中国、对全球加征关税会导致美国通胀大幅上升,则当加征关税的政策落地之前,美国金融市场就会对这一通胀预期进行定价,同时资产价格也会提前下跌。尤其是如果降息预期一再落空,甚至降息预期中断、回归加息通道,则不但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出现更大波动,企业、居民甚至政府都将承受更大的融资成本压力。从上一任期来看,特朗普非常关心资产价格,所以通胀预期的变化可能会对加征关税的政策产生较大影响。

加征关税

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通胀?

然而,许多分析认为特朗普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限。以2018年、2019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大致20%为例,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其对通胀的影响仅为0.3%左右。事实上,特朗普虽然大规模对华加征关税,但他在任期间的通胀率却大幅优于拜登——这也成为副总统电视辩论时万斯的有力论据。按照线性外推,如果加征60%关税,则对美国通胀影响只有0.9%。这仍然是一个温和的变化。
但是,这些分析将会严重低估60%关税的通胀影响。近期,笔者团队分多批到东南亚、拉美国家进行调研,重要发现之一是:近年来大量产业投资涌入之后,东道国产业承接能力普遍面临比较突出的瓶颈问题。比如用工难:在越南,大量工人被吸引到电子行业之后,原来的纺织服装等行业随之出现用工难,因此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被迫二次外迁。墨西哥劳动力效率较低,用工也存在诸多困难。又如基建瓶颈:墨西哥交通设施发展滞后,重点工业区水源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电网故障频发。东南亚有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另外,与大陆企业一样,台资企业对外投资时也面临缺地、缺工、缺人才、缺电,以及签证趋严等“五缺”问题。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施加新增关税导致的通胀,不会呈现简单的线性外推,而是将会呈现出非线性的加速上升。此外,美国政府也在向中间国家施压,要求其限制中国的投资,这也将加剧关税的通胀效应。在此基础上,如果美国贸然加征60%的关税,其对通胀的影响将大幅超过0.9%,实际结果可能数倍于此。

中国需求越强、通胀越是温和回升,

美国就越难以加征关税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扩大内需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应有之义。GDP平减指数显示了中国当前的总体通胀水平,对应的通胀率目前约为-1%,如果能够通过扩大内需,使之回升到3%左右的水平,这不但能使中国走出通缩压力的阴影,而且也会对全球大宗商品,甚至美国通胀产生显著影响。

从时机上来看,中国扩大内需一定要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前。在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事后再扩大内需,固然也有助于缓解冲击,但效果将大打折扣。中国需要事前主动扩大内需,先发制人。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外部环境来看,扩大内需政策的迫切性更加明显了:中国内需越强、国内通胀越是温和回升,就越有助于全球和美国通胀回升,美国就越难以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反之,中国内需越弱,国内通缩压力越大,就越有利于全球和美国通胀的下降,美国就越有政策空间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

三种应对政策要审慎斟酌

有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加征60%的关税对美国影响不大,具体有三个原因:人民币汇率可能大幅贬值,政府可能会对企业提供补贴,中国出口企业会大幅让利。这恰恰提醒我们,对上述三种政策要审慎斟酌。如果通过这些方式来保出口,则将在很大程度上补贴美国、大幅缓解美国的通胀压力,并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政策的正确性。

从一些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实施这三种政策也不可行:首先,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无力给企业提供更多补贴。其次,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相当狭小,让利空间非常有限。最后,人民币汇率已经显著低估,近期《经济学人》杂志估算的汉堡指数中,人民币低估了30%。这些观点笔者也和美国经济学家多有阐述。如果能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通胀影响也会有更多客观理性的预期。
贸易战已经持续多年,虽然历经波折,但国际经济秩序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23年中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为14.5%,较2017年提高1.7个百分点,2024年的份额也仍稳定。而同一时期,印度、墨西哥、越南的出口份额提升只有0.2到0.3个百分点,均不及中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保持在30%的高位,连续14年位居首位——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制造业本身,而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和消费的结合不合理,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大循环不畅通。面对内外压力,关键仍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先发制人、主动扩大内需。面对特朗普关税冲击2.0,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可以应对。
(作者徐奇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盈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伴随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束,特朗普强势回归。此前,他多次提及要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的关税。现在,特朗普关税冲击2.0已经从一种可能性,变成了必须直面的问题。
当然,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和全球加征关税至少需要6个至8个月的逐步推进,预计最早2025年下半年才会落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使用新的加征关税手段,在此前的301、232调查之外,可能增加与知识产权有关的337调查。
根据不同机构的测算,特朗普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将导致中国GDP下降1.6个—2个百分点。但是根据笔者所在实验室国际贸易政策模拟团队的测算,GDP下降1个百分点。我们的测算结果更缓和,主要是二点原因:一是因为考虑了中间品贸易,这样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中国会更多得益于中间品贸易。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考虑了服务贸易,虽然商品贸易将下降12%,但是服务贸易将增长9.5%。

当然,在当前内需不足、外需成为重要支撑的情况下,关税对GDP的冲击仍然是需要重视的严峻挑战。但也要认识到,特朗普看似不按常理出牌,但也面临重要制约条件,这就是美国黏性较强的通胀。而大规模加征关税,甚至可能进一步抬升通胀水平。

能否以通胀角度作为切入点,

来应对关税2.0的冲击?

答案是肯定的。从这次大选可以看出美国民众对于通胀的在意程度。尽管拜登执政期间,美国人均GDP从7.1万美元上升到8.2万美元,美国经济大幅跑赢欧洲、日本,甚至在名义增速上一度超过中国,但是广大民众仍将通胀作为核心关切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通胀是民主党政府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共和党政府也不得不重视控制通胀。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金融市场相信:特朗普对中国、对全球加征关税会导致美国通胀大幅上升,则当加征关税的政策落地之前,美国金融市场就会对这一通胀预期进行定价,同时资产价格也会提前下跌。尤其是如果降息预期一再落空,甚至降息预期中断、回归加息通道,则不但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出现更大波动,企业、居民甚至政府都将承受更大的融资成本压力。从上一任期来看,特朗普非常关心资产价格,所以通胀预期的变化可能会对加征关税的政策产生较大影响。

加征关税

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通胀?

然而,许多分析认为特朗普加征关税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有限。以2018年、2019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大致20%为例,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其对通胀的影响仅为0.3%左右。事实上,特朗普虽然大规模对华加征关税,但他在任期间的通胀率却大幅优于拜登——这也成为副总统电视辩论时万斯的有力论据。按照线性外推,如果加征60%关税,则对美国通胀影响只有0.9%。这仍然是一个温和的变化。
但是,这些分析将会严重低估60%关税的通胀影响。近期,笔者团队分多批到东南亚、拉美国家进行调研,重要发现之一是:近年来大量产业投资涌入之后,东道国产业承接能力普遍面临比较突出的瓶颈问题。比如用工难:在越南,大量工人被吸引到电子行业之后,原来的纺织服装等行业随之出现用工难,因此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被迫二次外迁。墨西哥劳动力效率较低,用工也存在诸多困难。又如基建瓶颈:墨西哥交通设施发展滞后,重点工业区水源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电网故障频发。东南亚有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另外,与大陆企业一样,台资企业对外投资时也面临缺地、缺工、缺人才、缺电,以及签证趋严等“五缺”问题。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施加新增关税导致的通胀,不会呈现简单的线性外推,而是将会呈现出非线性的加速上升。此外,美国政府也在向中间国家施压,要求其限制中国的投资,这也将加剧关税的通胀效应。在此基础上,如果美国贸然加征60%的关税,其对通胀的影响将大幅超过0.9%,实际结果可能数倍于此。

中国需求越强、通胀越是温和回升,

美国就越难以加征关税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扩大内需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应有之义。GDP平减指数显示了中国当前的总体通胀水平,对应的通胀率目前约为-1%,如果能够通过扩大内需,使之回升到3%左右的水平,这不但能使中国走出通缩压力的阴影,而且也会对全球大宗商品,甚至美国通胀产生显著影响。

从时机上来看,中国扩大内需一定要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前。在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事后再扩大内需,固然也有助于缓解冲击,但效果将大打折扣。中国需要事前主动扩大内需,先发制人。从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外部环境来看,扩大内需政策的迫切性更加明显了:中国内需越强、国内通胀越是温和回升,就越有助于全球和美国通胀回升,美国就越难以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反之,中国内需越弱,国内通缩压力越大,就越有利于全球和美国通胀的下降,美国就越有政策空间对中国大幅加征关税。

三种应对政策要审慎斟酌

有的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加征60%的关税对美国影响不大,具体有三个原因:人民币汇率可能大幅贬值,政府可能会对企业提供补贴,中国出口企业会大幅让利。这恰恰提醒我们,对上述三种政策要审慎斟酌。如果通过这些方式来保出口,则将在很大程度上补贴美国、大幅缓解美国的通胀压力,并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政策的正确性。

从一些客观条件来看,中国实施这三种政策也不可行:首先,地方政府财力捉襟见肘,无力给企业提供更多补贴。其次,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已经相当狭小,让利空间非常有限。最后,人民币汇率已经显著低估,近期《经济学人》杂志估算的汉堡指数中,人民币低估了30%。这些观点笔者也和美国经济学家多有阐述。如果能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通胀影响也会有更多客观理性的预期。
贸易战已经持续多年,虽然历经波折,但国际经济秩序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2023年中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为14.5%,较2017年提高1.7个百分点,2024年的份额也仍稳定。而同一时期,印度、墨西哥、越南的出口份额提升只有0.2到0.3个百分点,均不及中国。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保持在30%的高位,连续14年位居首位——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制造业本身,而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和消费的结合不合理,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大循环不畅通。面对内外压力,关键仍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尤其是先发制人、主动扩大内需。面对特朗普关税冲击2.0,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可以应对。
(作者徐奇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盈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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