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将揭晓。医学论坛网四篇预测专栏，今天来到最后一篇——“中国强音”。前三篇分别从诺奖风向标、热门赛道、时间的重量切入，这一篇，我们聚焦三位华人科学家：卢煜明、陈志坚、David Liu。我们不猜答案，只提供判断的依据。
卢煜明、陈志坚、David Liu(刘如谦)这三个名字，在每年的诺奖预测季里已经盘旋了不止一年。
卢煜明在2016年就入选了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此后接连拿下科学突破奖和拉斯克临床医学奖，集齐了三大“诺奖风向标”。陈志坚的cGAS发现自2013年发表以来，几乎每年都被列入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预测名单，2019年科学突破奖、2024年拉斯克奖、2025年引文桂冠奖;刘如谦的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则被反复讨论为“CRISPR之后的下一个诺奖级技术”，2025年科学突破奖的授予只是把这场讨论推到了更靠前的位置。
三个人，三种完全不同的路径。
图：卢煜明(左)、陈志坚(中)、刘如谦(右)
图源：香港中文大学官网、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中)、博德研究所网站(右)
卢煜明从肿瘤血浆DNA的研究中获得灵感，把“寻找胎儿细胞”变成了“寻找胎儿释放到母血中的DNA”。陈志坚用开放式生化纯化，从细胞中“捞出”了一个此前未知的免疫机制——cGAMP和cGAS。David Liu在CRISPR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追问：能不能不剪断DNA，直接改写一个碱基?
三人的起点都不是现成的临床需求，而是一个更基础的科学问题。最终，他们分别改变了诊断、免疫和基因治疗。
卢煜明：
一管母血，替代一根穿刺针
2022年，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Yuk-Ming Dennis Lo)，表彰他发现母体血液中的胎儿DNA并由此开发出无创产前检测。Lasker颁奖词提到，这项工作“使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免于接受具有流产风险的侵入性操作”。
从2011年至今，NIPT已在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累计覆盖超过1亿名孕妇。唐筛准确率超过99%，而过去，获取胎儿遗传信息必须依靠羊水穿刺或绒毛膜取样——Lasker资料将这类操作的胎儿损伤风险估计为0.5%至1%。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临床困境：准确率不低，但代价是真实存在的流产风险。NIPT把这一步变成了抽一管血。
1997年，卢煜明与合作者用Y染色体特异性PCR，在30份怀有男胎的孕妇血浆中检测到24份胎儿Y染色体序列，论文发表于《柳叶刀》。此后的转化之路走了十四年。关键节点包括：确认胎儿DNA在孕早期即可检出、分娩后两小时内清除;从“检测Y染色体”转向“检测21号染色体数量微小差异”;2007年数字PCR证明概念可行，2008年大规模平行测序真正打开临床大门;2011年商业化NIPT推出，在一项753名高风险孕妇的研究中检出了全部86例21三体胎儿。
诺奖历史上，奖励“发现一个现象”和奖励“把发现变成全球诊断工具”，评判逻辑不同。前者奖励知识边界的推进，后者奖励医学实践的改写。卢煜明两者都做到了。Lasker将临床医学奖——而非基础医学奖——授予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陈志坚：
细胞如何识别
“放错位置的DNA”
2024年，Lasker基础医学研究奖授予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陈志坚，表彰他发现感知外来和自身DNA的cGAS酶。2026年，Japan Prize生命科学奖再次确认这一步的分量，官方措辞是“发现天然免疫系统的核酸感知机制”，陈志坚与Shizuo Akira共同获奖。
DNA是生命的遗传物质。但同一个DNA分子出现在细胞质而非细胞核或线粒体中，细胞会立刻把它识别为危险信号，启动I型干扰素和炎症反应。化学结构没有变，序列没有变，改变的是位置。2008年前后，STING已被发现是胞质DNA触发干扰素反应的重要适配蛋白，但STING上游真正的DNA传感器仍然是一个缺口。
陈志坚没有预设传感器是什么蛋白，而是用开放式生化纯化，一步步把活性物质“捞”出来：去掉STING、加入DNA、提取细胞内容物、再将这些提取物加入另一批细胞，寻找能够重新激活通路的成分。纯化结果不是蛋白，而是一个此前从未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被认识的环状二核苷酸——cGAMP。接着追问“谁制造了cGAMP”，答案是cGAS。2013年《科学》论文证明，cGAS直接结合胞质双链DNA，以ATP、GTP合成cGAMP;cGAMP结合STING并激活IRF3和I型干扰素反应。
这条通路的意义早已超出“抗病毒”范畴。cGAS-STING已成为理解感染、癌症、衰老、DNA损伤和自身免疫的一套基本框架。Lasker明确指出cGAS是多类疾病的潜在药物靶点：激活可增强抗肿瘤免疫，抑制则可能控制狼疮等自身免疫疾病。STING激动剂和cGAS抑制剂的临床试验已在推进。
卢煜明从血液中读出了一种此前被忽略的信息，陈志坚从细胞中“捞出”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机制。前者改变的是诊断方式，后者改变的是免疫学版图。两者的共同前提是：起点都是一个足够基础的科学问题。
刘如谦：
CRISPR之后，
基因编辑需要重新回答“怎么修”
2025年，生命科学突破奖授予刘如谦，表彰他开发了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两种在不切断DNA双链的前提下精准改变基因序列的技术。截至2026年，这两种技术已进入至少23项临床试验，首位接受碱基编辑治疗的患者、首批接受先导编辑治疗的患者、体内碱基编辑治疗高胆固醇等节点密集出现。2026年9月，他进入Clarivate Citation Laureates，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获得的是化学领域。
这位出生于美国、父母来自台湾的科学家，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已经授予了CRISPR基因编辑本身。下一代基因编辑技术在什么情况下会再次达到诺奖级别?Liu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
CRISPR-Cas9的逻辑是“找到目标、剪断、等细胞修复”。这个模式解决了“切哪里”，却带来了新问题：很多遗传病来自单碱基突变，为了修正一个字母，却要先剪断整条双链，可能产生插入/缺失和非预期编辑。刘如谦团队的追问是：能不能不剪断，直接改写?2016年，碱基编辑将CRISPR的定位能力与DNA脱氨酶的化学改造能力组合，实现C→T的可编程转换。2019年，先导编辑通过pegRNA不仅告诉系统“去哪里”，还提供“应该改成什么”，将编辑范围扩展到碱基替换、插入和删除。
从“切断DNA”走向“直接重写DNA”。工具的逻辑变了，瓶颈也随之转移——从编辑器本身变成了递送：怎么把编辑器送到患者体内正确的细胞。202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的Baby KJ案例是一个标志：一名患严重CPS1缺乏症的婴儿，接受了根据其具体致病变异设计的碱基编辑治疗，通过脂质纳米颗粒递送，两次输注后能够增加蛋白摄入并减少氮清除药物使用，没有出现严重不良事件。单个患者、短期随访，但它展示了一种路径：从“为一种病开发一种药”，走向“为一个患者设计一种编辑器”。
结语
三个方向，华人之声
卢煜明从母血中读出胎儿的信息，陈志坚从细胞质中捞出免疫的开关，David Liu把基因编辑从“剪”变成了“写”。三个人面对的基础问题不同，转化的路径不同，但都进入了现代医学最核心的位置：精准诊断、生命防御、基因治疗。
2026年的诺奖是否会写上这三个名字中的某一个，10月之前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陈志坚的cGAS发现已经在Lasker、霍维茨奖和引文桂冠奖之间走完了一轮确认，卢煜明集齐了引文桂冠、科学突破奖和拉斯克临床医学奖，David Liu的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正在以临床试验的速度把“下一代”变成“这一代”。三条线的信号强度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
更值得注意的或许不是某一年是否有人获奖，而是华人科学家的重要工作已经不再集中在某一个狭窄的领域里。当三个人分别站在产前诊断、天然免疫和基因编辑的前沿，他们代表的不是一条“离诺奖更近”的赛道，而是基础生命科学和医学转化中三个彼此独立的核心方向。这才是“中国之声”最动人的回响。
作者提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明天，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将揭晓。医学论坛网四篇预测专栏，今天来到最后一篇——“中国强音”。前三篇分别从诺奖风向标、热门赛道、时间的重量切入，这一篇，我们聚焦三位华人科学家：卢煜明、陈志坚、David Liu。我们不猜答案，只提供判断的依据。
卢煜明、陈志坚、David Liu(刘如谦)这三个名字，在每年的诺奖预测季里已经盘旋了不止一年。
卢煜明在2016年就入选了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此后接连拿下科学突破奖和拉斯克临床医学奖，集齐了三大“诺奖风向标”。陈志坚的cGAS发现自2013年发表以来，几乎每年都被列入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预测名单，2019年科学突破奖、2024年拉斯克奖、2025年引文桂冠奖;刘如谦的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则被反复讨论为“CRISPR之后的下一个诺奖级技术”，2025年科学突破奖的授予只是把这场讨论推到了更靠前的位置。
三个人，三种完全不同的路径。
图：卢煜明(左)、陈志坚(中)、刘如谦(右)
图源：香港中文大学官网、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中)、博德研究所网站(右)
卢煜明从肿瘤血浆DNA的研究中获得灵感，把“寻找胎儿细胞”变成了“寻找胎儿释放到母血中的DNA”。陈志坚用开放式生化纯化，从细胞中“捞出”了一个此前未知的免疫机制——cGAMP和cGAS。David Liu在CRISPR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追问：能不能不剪断DNA，直接改写一个碱基?
三人的起点都不是现成的临床需求，而是一个更基础的科学问题。最终，他们分别改变了诊断、免疫和基因治疗。
卢煜明：
一管母血，替代一根穿刺针
2022年，Lasker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Yuk-Ming Dennis Lo)，表彰他发现母体血液中的胎儿DNA并由此开发出无创产前检测。Lasker颁奖词提到，这项工作“使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免于接受具有流产风险的侵入性操作”。
从2011年至今，NIPT已在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累计覆盖超过1亿名孕妇。唐筛准确率超过99%，而过去，获取胎儿遗传信息必须依靠羊水穿刺或绒毛膜取样——Lasker资料将这类操作的胎儿损伤风险估计为0.5%至1%。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临床困境：准确率不低，但代价是真实存在的流产风险。NIPT把这一步变成了抽一管血。
1997年，卢煜明与合作者用Y染色体特异性PCR，在30份怀有男胎的孕妇血浆中检测到24份胎儿Y染色体序列，论文发表于《柳叶刀》。此后的转化之路走了十四年。关键节点包括：确认胎儿DNA在孕早期即可检出、分娩后两小时内清除;从“检测Y染色体”转向“检测21号染色体数量微小差异”;2007年数字PCR证明概念可行，2008年大规模平行测序真正打开临床大门;2011年商业化NIPT推出，在一项753名高风险孕妇的研究中检出了全部86例21三体胎儿。
诺奖历史上，奖励“发现一个现象”和奖励“把发现变成全球诊断工具”，评判逻辑不同。前者奖励知识边界的推进，后者奖励医学实践的改写。卢煜明两者都做到了。Lasker将临床医学奖——而非基础医学奖——授予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陈志坚：
细胞如何识别
“放错位置的DNA”
2024年，Lasker基础医学研究奖授予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陈志坚，表彰他发现感知外来和自身DNA的cGAS酶。2026年，Japan Prize生命科学奖再次确认这一步的分量，官方措辞是“发现天然免疫系统的核酸感知机制”，陈志坚与Shizuo Akira共同获奖。
DNA是生命的遗传物质。但同一个DNA分子出现在细胞质而非细胞核或线粒体中，细胞会立刻把它识别为危险信号，启动I型干扰素和炎症反应。化学结构没有变，序列没有变，改变的是位置。2008年前后，STING已被发现是胞质DNA触发干扰素反应的重要适配蛋白，但STING上游真正的DNA传感器仍然是一个缺口。
陈志坚没有预设传感器是什么蛋白，而是用开放式生化纯化，一步步把活性物质“捞”出来：去掉STING、加入DNA、提取细胞内容物、再将这些提取物加入另一批细胞，寻找能够重新激活通路的成分。纯化结果不是蛋白，而是一个此前从未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被认识的环状二核苷酸——cGAMP。接着追问“谁制造了cGAMP”，答案是cGAS。2013年《科学》论文证明，cGAS直接结合胞质双链DNA，以ATP、GTP合成cGAMP;cGAMP结合STING并激活IRF3和I型干扰素反应。
这条通路的意义早已超出“抗病毒”范畴。cGAS-STING已成为理解感染、癌症、衰老、DNA损伤和自身免疫的一套基本框架。Lasker明确指出cGAS是多类疾病的潜在药物靶点：激活可增强抗肿瘤免疫，抑制则可能控制狼疮等自身免疫疾病。STING激动剂和cGAS抑制剂的临床试验已在推进。
卢煜明从血液中读出了一种此前被忽略的信息，陈志坚从细胞中“捞出”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机制。前者改变的是诊断方式，后者改变的是免疫学版图。两者的共同前提是：起点都是一个足够基础的科学问题。
刘如谦：
CRISPR之后，
基因编辑需要重新回答“怎么修”
2025年，生命科学突破奖授予刘如谦，表彰他开发了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两种在不切断DNA双链的前提下精准改变基因序列的技术。截至2026年，这两种技术已进入至少23项临床试验，首位接受碱基编辑治疗的患者、首批接受先导编辑治疗的患者、体内碱基编辑治疗高胆固醇等节点密集出现。2026年9月，他进入Clarivate Citation Laureates，但值得注意的是，他获得的是化学领域。
这位出生于美国、父母来自台湾的科学家，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已经授予了CRISPR基因编辑本身。下一代基因编辑技术在什么情况下会再次达到诺奖级别?Liu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
CRISPR-Cas9的逻辑是“找到目标、剪断、等细胞修复”。这个模式解决了“切哪里”，却带来了新问题：很多遗传病来自单碱基突变，为了修正一个字母，却要先剪断整条双链，可能产生插入/缺失和非预期编辑。刘如谦团队的追问是：能不能不剪断，直接改写?2016年，碱基编辑将CRISPR的定位能力与DNA脱氨酶的化学改造能力组合，实现C→T的可编程转换。2019年，先导编辑通过pegRNA不仅告诉系统“去哪里”，还提供“应该改成什么”，将编辑范围扩展到碱基替换、插入和删除。
从“切断DNA”走向“直接重写DNA”。工具的逻辑变了，瓶颈也随之转移——从编辑器本身变成了递送：怎么把编辑器送到患者体内正确的细胞。2025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的Baby KJ案例是一个标志：一名患严重CPS1缺乏症的婴儿，接受了根据其具体致病变异设计的碱基编辑治疗，通过脂质纳米颗粒递送，两次输注后能够增加蛋白摄入并减少氮清除药物使用，没有出现严重不良事件。单个患者、短期随访，但它展示了一种路径：从“为一种病开发一种药”，走向“为一个患者设计一种编辑器”。
结语
三个方向，华人之声
卢煜明从母血中读出胎儿的信息，陈志坚从细胞质中捞出免疫的开关，David Liu把基因编辑从“剪”变成了“写”。三个人面对的基础问题不同，转化的路径不同，但都进入了现代医学最核心的位置：精准诊断、生命防御、基因治疗。
2026年的诺奖是否会写上这三个名字中的某一个，10月之前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答案。陈志坚的cGAS发现已经在Lasker、霍维茨奖和引文桂冠奖之间走完了一轮确认，卢煜明集齐了引文桂冠、科学突破奖和拉斯克临床医学奖，David Liu的碱基编辑和先导编辑正在以临床试验的速度把“下一代”变成“这一代”。三条线的信号强度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
更值得注意的或许不是某一年是否有人获奖，而是华人科学家的重要工作已经不再集中在某一个狭窄的领域里。当三个人分别站在产前诊断、天然免疫和基因编辑的前沿，他们代表的不是一条“离诺奖更近”的赛道，而是基础生命科学和医学转化中三个彼此独立的核心方向。这才是“中国之声”最动人的回响。
作者提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