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欧洲SANO研究正式发表。这项针对新辅助放化疗后达临床完全缓解的食管癌患者、比较主动监测与标准手术的试验，结果显示主动监测组2年总生存率74%，非劣效于手术组的71%。基于此，2025版CSCO食管癌诊疗指南将保器官策略由Ⅲ级推荐提升为Ⅱ级推荐。但SANO研究的入组患者中，约70%以上是食管腺癌。这意味着，该研究所回答的，首先是食管腺癌的临床问题。
与此同时，在食管腺癌的治疗体系中，同步放化疗的地位正在被重新评估，目前已降级为二级推荐。而在食管鳞癌中，同步放化疗仍然是标准治疗方案。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食管癌患者中鳞癌占比高达90%以上。同一项研究、同一种疗法，面对的东西方患者群体存在根本差异。江苏省肿瘤医院曹国春教授围绕SANO研究对中国临床实践的启示提出，当一项以腺癌为主的研究获得证据支持，对中国以鳞癌为主的临床实践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审慎辨析。他认为，同一个疗法，在西方指南中被降级，在中国依然是标准治疗，或许中国食管癌防治的答案，需要从中国患者自己的数据中寻找。
SANO的“东”“西”之别：
降级还是基石?
ANO研究的结果改变了食管腺癌的治疗格局，但对于以鳞癌为主的中国临床实践，这一证据的适用性始终是争议焦点。曹国春教授指出，在食管腺癌中，同步放化疗已经降级为二级推荐，这意味着，SANO模式在西方证据体系中的临床地位正面临重新评估。
但对于食管鳞癌，同步放化疗仍然是标准治疗方案。同样的治疗手段，在腺癌中被降级使用，在鳞癌中则依然处于基石地位，这并非简单的证据等级差异，而是由两种病理类型的疾病生物学本质决定的。
曹国春教授进一步提出，与食管腺癌相比，食管鳞癌的保器官策略具有更大的落地可能性。在CROSS研究中，同步放化疗后接受手术的鳞状细胞癌患者病理完全缓解率可达49%，而腺癌患者仅为23%。食管鳞癌对放化疗的敏感性显著高于腺癌，这一特征使得以鳞癌为主的中国患者群体在开展保器官策略探索时，可能具备更为有利的生物学基础。
不过，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临床实践，仍面临多重障碍。曹国春教授指出，这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临床完全缓解的评价标准。在多点位活检这种筛查模式下，临床医生操作时存在穿孔风险，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精准判断哪些患者真正达到了临床完全缓解，仍是待解难题。另一个是临床研究的同质化问题。各参与单位的管理水平、入组水平和手术水平不一致，会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中国需要有同质化的中心联合起来开展临床研究，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曹国春教授表示，SANO研究为中国食管鳞癌的保器官探索提供了线索，但最终答案要靠中国自己的高质量研究来给出。机会存在，但兑现机会需要系统性的努力。
从筛查开始：
保器官的前提是早发现
保器官策略的探索面向的是有机会在相对早期阶段接受规范治疗的患者群体，而中国食管癌患者确诊时已是局部晚期或晚期的比例仍然很高。曹国春教授在讨论SANO研究启示时强调：无论治疗策略如何优化，如果患者不能在更早的阶段被发现，这些策略的受益面将极为有限。食管癌防治最根本的瓶颈，不在治疗效果，而在及早发现。
在食管癌早诊领域，胃镜检查是公认的金标准。曹国春教授指出，大多数患者在无症状时不会主动接受胃镜检查，等到出现进食梗阻等典型症状再就诊，往往已经处于中晚期。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个体的健康意识，更在于宣教体系没有真正下沉到社区和乡镇。与日本等食管癌早诊率较高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领域仍存差距。
当前国家已有专项资金投入到癌症早诊领域。曹国春教授介绍，一项名为“肿瘤前哨点”的惠民举措正在社区和乡镇推进，由基层医疗机构承担肿瘤筛查职能，让高危人群在更早阶段被发现。部分患者在癌前病变阶段即可通过胃镜下黏膜切除完成干预，避免进展为浸润性癌。这一筛查体系已初步运行，但覆盖范围和服务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肺癌为例，随着低剂量CT筛查的推广和小结节管理模式的成熟，晚期肺癌的发病率正在快速下降。曹国春教授表示，食管癌胃镜筛查应当走出类似的轨迹。早诊筛查的路径清晰，成本可控，对生存率的贡献比任何新药都来得直接。他指出，相比追求新的靶点或药物，把现有的筛查手段推到社区和乡镇，可能是现阶段性价比最高的投入。
曹国春教授强调，防和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生活习惯改善可以降低患病率，早诊做得好晚期患者就少，晚期患者少了整个治疗负担都会减轻。
规范治疗的支撑点：
MDT不能只靠倡导
早期发现只是起点，发现之后如何制定规范的治疗决策，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最终结局。多学科诊疗模式的价值在临床已形成广泛共识，曹国春教授指出，接受MDT诊疗的患者，其生存期较非MDT患者有明显提高。
但是，这一模式当前在中国医疗体系中的落地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在非中心城市的医疗机构，MDT的常规化运行仍有较大距离。
曹国春教授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医生是否认可MDT的价值，而在于现有工作模式下医生缺乏开展MDT的制度空间。临床医生的日常工作已经包含门诊、手术、值班、科研等多个方面，时间高度饱和。如果MDT只能依靠医生在本职工作之外用业余时间完成，可持续性必然打折扣。曹国春教授明确表示，MDT不能只作为一项奉献性的工作。
DT的规范化运行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曹国春教授指出，MDT应当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相对固定的人员参与，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奏。讨论形成的诊疗方案还需要有专人跟踪执行进度，确保决策能够落实到患者的实际治疗中。这些条件无法仅靠医生的个体意愿来满足，需要由管理部门将其纳入常规工作安排。
DT诊疗模式已经纳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曹国春教授表示，这是推动基层MDT落地的重要契机，当它从医生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制度化的常规流程，这一模式才有可能在更多医院真正运转起来。
免疫治疗之后，
后线还有哪些策略?
规范化治疗和MDT解决的是“当前最好的治疗怎么给到患者”的问题，但对于已经进入晚期的食管癌患者，现有治疗手段的边界仍然清晰。曹国春教授指出，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一线标准方案，但一线治疗失败以后，后续的挽救治疗目前尚缺乏标准方案。
现有研究表明，双抗ADC类药物有望填补这一缺口。针对免疫联合含铂两药化疗失败的患者，ADC药物可在耐药人群中产生不同于传统治疗的响应。曹国春教授指出，与单靶点药物相比，ADC类药物兼具抗体靶向性和细胞毒性载荷的杀伤效应，这种“双重机制”在耐药场景下的价值更加值得关注。
围绕EGFR靶点的多种新型抗体药物同样处于临床探索阶段，如EGFR双特异性抗体、EGFR/c-Met双特异性抗体，以及EGFR/TGF-β融合蛋白等方向。曹国春教授解释，与传统EGFR小分子抑制剂不同，双特异性抗体和融合蛋白能够同时作用于多个信号通路，在免疫治疗耐药后的后线治疗中可能具备更大的潜力。
他表示，新的靶点发现和新的治疗方法相互融合，会为晚期患者的挽救治疗带来实质性帮助。双抗、ADC、融合蛋白，这些技术路径本质上都是在现有靶点基础上做结构和机制的叠加。对于食管鳞癌这样一种异质性较强的肿瘤，单一路径的阻断往往难以维持持久的疗效，多重机制的协同可能是突破耐药的关键。
结语
食管癌在中国的高发，让这个癌种天然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全球近半数病例集中于此，中国医生面对的不仅是一组发病数据，更是一个无法从国际指南中直接抄取的答案。
回到SANO研究本身。这项试验在西方开启了保器官的新可能，但它的患者队列以腺癌为主，而中国的疾病谱是鳞癌占绝对多数。这一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当西方研究提供的证据和中国患者的疾病特征之间存在根本性错位时，照搬从来都不是选项，中国临床肿瘤界必须从自己的数据中寻找答案。
专家介绍
曹国春 教授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内科病区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食管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头颈部肿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食管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肿瘤质量控制中心食管癌质控专家组委员
国家肿瘤质量控制中心鼻咽癌质控专家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鼻咽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头颈部肿瘤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食管癌学组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临床研究专委会委员
视频链接：曹国春教授：从SANO研究的“东”“西”之别，谈食管癌防治的“中国逻辑”
作者提示：健康医疗分享，仅供参考
2025年，欧洲SANO研究正式发表。这项针对新辅助放化疗后达临床完全缓解的食管癌患者、比较主动监测与标准手术的试验，结果显示主动监测组2年总生存率74%，非劣效于手术组的71%。基于此，2025版CSCO食管癌诊疗指南将保器官策略由Ⅲ级推荐提升为Ⅱ级推荐。但SANO研究的入组患者中，约70%以上是食管腺癌。这意味着，该研究所回答的，首先是食管腺癌的临床问题。
与此同时，在食管腺癌的治疗体系中，同步放化疗的地位正在被重新评估，目前已降级为二级推荐。而在食管鳞癌中，同步放化疗仍然是标准治疗方案。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食管癌患者中鳞癌占比高达90%以上。同一项研究、同一种疗法，面对的东西方患者群体存在根本差异。江苏省肿瘤医院曹国春教授围绕SANO研究对中国临床实践的启示提出，当一项以腺癌为主的研究获得证据支持，对中国以鳞癌为主的临床实践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审慎辨析。他认为，同一个疗法，在西方指南中被降级，在中国依然是标准治疗，或许中国食管癌防治的答案，需要从中国患者自己的数据中寻找。
SANO的“东”“西”之别：
降级还是基石?
ANO研究的结果改变了食管腺癌的治疗格局，但对于以鳞癌为主的中国临床实践，这一证据的适用性始终是争议焦点。曹国春教授指出，在食管腺癌中，同步放化疗已经降级为二级推荐，这意味着，SANO模式在西方证据体系中的临床地位正面临重新评估。
但对于食管鳞癌，同步放化疗仍然是标准治疗方案。同样的治疗手段，在腺癌中被降级使用，在鳞癌中则依然处于基石地位，这并非简单的证据等级差异，而是由两种病理类型的疾病生物学本质决定的。
曹国春教授进一步提出，与食管腺癌相比，食管鳞癌的保器官策略具有更大的落地可能性。在CROSS研究中，同步放化疗后接受手术的鳞状细胞癌患者病理完全缓解率可达49%，而腺癌患者仅为23%。食管鳞癌对放化疗的敏感性显著高于腺癌，这一特征使得以鳞癌为主的中国患者群体在开展保器官策略探索时，可能具备更为有利的生物学基础。
不过，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临床实践，仍面临多重障碍。曹国春教授指出，这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临床完全缓解的评价标准。在多点位活检这种筛查模式下，临床医生操作时存在穿孔风险，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精准判断哪些患者真正达到了临床完全缓解，仍是待解难题。另一个是临床研究的同质化问题。各参与单位的管理水平、入组水平和手术水平不一致，会直接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中国需要有同质化的中心联合起来开展临床研究，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曹国春教授表示，SANO研究为中国食管鳞癌的保器官探索提供了线索，但最终答案要靠中国自己的高质量研究来给出。机会存在，但兑现机会需要系统性的努力。
从筛查开始：
保器官的前提是早发现
保器官策略的探索面向的是有机会在相对早期阶段接受规范治疗的患者群体，而中国食管癌患者确诊时已是局部晚期或晚期的比例仍然很高。曹国春教授在讨论SANO研究启示时强调：无论治疗策略如何优化，如果患者不能在更早的阶段被发现，这些策略的受益面将极为有限。食管癌防治最根本的瓶颈，不在治疗效果，而在及早发现。
在食管癌早诊领域，胃镜检查是公认的金标准。曹国春教授指出，大多数患者在无症状时不会主动接受胃镜检查，等到出现进食梗阻等典型症状再就诊，往往已经处于中晚期。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个体的健康意识，更在于宣教体系没有真正下沉到社区和乡镇。与日本等食管癌早诊率较高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领域仍存差距。
当前国家已有专项资金投入到癌症早诊领域。曹国春教授介绍，一项名为“肿瘤前哨点”的惠民举措正在社区和乡镇推进，由基层医疗机构承担肿瘤筛查职能，让高危人群在更早阶段被发现。部分患者在癌前病变阶段即可通过胃镜下黏膜切除完成干预，避免进展为浸润性癌。这一筛查体系已初步运行，但覆盖范围和服务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以肺癌为例，随着低剂量CT筛查的推广和小结节管理模式的成熟，晚期肺癌的发病率正在快速下降。曹国春教授表示，食管癌胃镜筛查应当走出类似的轨迹。早诊筛查的路径清晰，成本可控，对生存率的贡献比任何新药都来得直接。他指出，相比追求新的靶点或药物，把现有的筛查手段推到社区和乡镇，可能是现阶段性价比最高的投入。
曹国春教授强调，防和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生活习惯改善可以降低患病率，早诊做得好晚期患者就少，晚期患者少了整个治疗负担都会减轻。
规范治疗的支撑点：
MDT不能只靠倡导
早期发现只是起点，发现之后如何制定规范的治疗决策，直接关系到患者的最终结局。多学科诊疗模式的价值在临床已形成广泛共识，曹国春教授指出，接受MDT诊疗的患者，其生存期较非MDT患者有明显提高。
但是，这一模式当前在中国医疗体系中的落地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在非中心城市的医疗机构，MDT的常规化运行仍有较大距离。
曹国春教授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医生是否认可MDT的价值，而在于现有工作模式下医生缺乏开展MDT的制度空间。临床医生的日常工作已经包含门诊、手术、值班、科研等多个方面，时间高度饱和。如果MDT只能依靠医生在本职工作之外用业余时间完成，可持续性必然打折扣。曹国春教授明确表示，MDT不能只作为一项奉献性的工作。
DT的规范化运行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曹国春教授指出，MDT应当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相对固定的人员参与，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奏。讨论形成的诊疗方案还需要有专人跟踪执行进度，确保决策能够落实到患者的实际治疗中。这些条件无法仅靠医生的个体意愿来满足，需要由管理部门将其纳入常规工作安排。
DT诊疗模式已经纳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曹国春教授表示，这是推动基层MDT落地的重要契机，当它从医生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制度化的常规流程，这一模式才有可能在更多医院真正运转起来。
免疫治疗之后，
后线还有哪些策略?
规范化治疗和MDT解决的是“当前最好的治疗怎么给到患者”的问题，但对于已经进入晚期的食管癌患者，现有治疗手段的边界仍然清晰。曹国春教授指出，免疫联合化疗已经成为一线标准方案，但一线治疗失败以后，后续的挽救治疗目前尚缺乏标准方案。
现有研究表明，双抗ADC类药物有望填补这一缺口。针对免疫联合含铂两药化疗失败的患者，ADC药物可在耐药人群中产生不同于传统治疗的响应。曹国春教授指出，与单靶点药物相比，ADC类药物兼具抗体靶向性和细胞毒性载荷的杀伤效应，这种“双重机制”在耐药场景下的价值更加值得关注。
围绕EGFR靶点的多种新型抗体药物同样处于临床探索阶段，如EGFR双特异性抗体、EGFR/c-Met双特异性抗体，以及EGFR/TGF-β融合蛋白等方向。曹国春教授解释，与传统EGFR小分子抑制剂不同，双特异性抗体和融合蛋白能够同时作用于多个信号通路，在免疫治疗耐药后的后线治疗中可能具备更大的潜力。
他表示，新的靶点发现和新的治疗方法相互融合，会为晚期患者的挽救治疗带来实质性帮助。双抗、ADC、融合蛋白，这些技术路径本质上都是在现有靶点基础上做结构和机制的叠加。对于食管鳞癌这样一种异质性较强的肿瘤，单一路径的阻断往往难以维持持久的疗效，多重机制的协同可能是突破耐药的关键。
结语
食管癌在中国的高发，让这个癌种天然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全球近半数病例集中于此，中国医生面对的不仅是一组发病数据，更是一个无法从国际指南中直接抄取的答案。
回到SANO研究本身。这项试验在西方开启了保器官的新可能，但它的患者队列以腺癌为主，而中国的疾病谱是鳞癌占绝对多数。这一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当西方研究提供的证据和中国患者的疾病特征之间存在根本性错位时，照搬从来都不是选项，中国临床肿瘤界必须从自己的数据中寻找答案。
专家介绍
曹国春 教授
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肿瘤医院内科病区主任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食管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头颈部肿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食管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肿瘤质量控制中心食管癌质控专家组委员
国家肿瘤质量控制中心鼻咽癌质控专家组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鼻咽癌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头颈部肿瘤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食管癌学组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临床研究专委会委员
视频链接：曹国春教授：从SANO研究的“东”“西”之别，谈食管癌防治的“中国逻辑”
作者提示：健康医疗分享，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