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一旦心梗在院外发生，抢救成功率不到1%。”
在2026年第15届胸痛中心大会上，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主任徐亚伟教授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透露了这一令人警醒的数据。他指出，在所有心肌梗死(心梗)导致的死亡中，超过95%的患者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他们甚至没有机会躺上急诊手术台，更谈不上接受支架植入或溶栓治疗。
过去十五年，中国胸痛中心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跨越。超过6000家胸痛中心遍布全国，院内急救的“门-球时间”(D2B)已普遍降至90分钟以内，部分中心甚至达到60多分钟，患者进入医院后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然而，徐亚伟教授指出：真正的“死穴”不在院内，而在院外。当患者倒在家中、办公室或公共场所时，再先进的导管室、再熟练的介入团队，都鞭长莫及。
瓶颈之变：
从“门-球时间”到
“发病到发现”的范式转移
胸痛中心建设十五年，院内急救流程已高度标准化、规范化。但徐亚伟教授认为，心梗救治的最大瓶颈已经转移：当前的关键不是“门-球时间”如何再缩短，而是如何在患者发病之前或发病瞬间实现预警和发现。
这意味着，心梗救治的瓶颈已经从“患者进门后”转移到了“患者发病前”。徐亚伟教授将这一问题拆解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公众认知层面。他注意到，近年来民众对心血管健康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主动到医院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运动评估、冠状动脉CTA检查的人越来越多。这种趋势反映了健康意识的进步，但徐亚伟指出，这些检查大多是在出现担忧或受到外界刺激后才进行的“补救式”筛查，而非常态化的主动监测。真正的预警，应该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等到恐慌时才想起去做。
其次是技术层面。院前预警之所以长期缺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便捷、可及、依从性好的监测工具。传统心电设备操作复杂、佩戴不适，无法让普通人长期使用。徐亚伟教授认为，技术突破的核心不是做出更精密的院内设备，而是做出让人愿意戴、戴得住、用得起的日常监测工具。
最后是政府与制度层面。徐亚伟教授将“发病到发现”这一环节定性为“公众问题、政府行为问题”。院前预警涉及设备支付、数据管理、医保衔接等，单靠医院或个体无法完成，需要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三个层次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国际镜鉴与本土挑战：
从弗莱明汉研究到年轻人心梗
心梗防治关口如何前移?徐亚伟教授首先回顾了国际经验。上世纪中叶，欧美国家心脑血管疾病肆虐，美国弗莱明汉心脏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结论：90%的心源性猝死可归因于8个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肥胖、缺乏运动、不良性格，以及后来补充的感染与免疫因素。这一发现将猝死从“不可预测”变为“可管理”。
在此基础上，英国发起了三大战役：高血压防控、全民戒烟、公共健康教育。随后又推出北曼哈顿计划，将胸痛中心建设与院前急救体系整合，最终实现了心脑血管死亡率的拐点。徐亚伟教授指出，这些国际经验证明，关口前移不是空话，而是有清晰路径可循的。
但中国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徐亚伟教授观察到，20多岁、30多岁的心肌梗死患者正频繁出现在急诊室。熬夜、过劳、竞争压力、体态肥胖、运动不足——这些现代生活方式正在将年轻人推向高危人群。传统的危险因素模型主要基于西方老年人群数据，难以准确反映中国年轻人的真实风险。徐亚伟教授认为，筛查体系必须与时俱进，把年轻人纳入常态化监测的视野。
技术破局：
“无感”如何成为可能——
护心甲的四代迭代与AI突破
筛查关口前移，离不开技术支撑。但徐亚伟教授指出，过去院外监测的最大障碍是依从性——传统电极贴在身上，几小时就过敏发痒，患者根本“戴不住”。
他带领团队花了大量精力解决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将电极材料迭代了四次：从普通电极到绒毛膜电极，再到生物性电极、点式电极，最终实现了“无感电极”。电路直接印刷在背心里，穿在身上像普通衣物一样舒适。患者想跑马拉松，就给他定制运动背心;想日常穿着，就做成贴身款式。依从性上去了，连续监测才有了可能。
除了可穿戴设备，徐亚伟教授团队还研发了手持式十二导心电图机。设备四面布满电极，双手一按测肢导，往胸口一贴测胸导，像测血压一样简单，普通人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次专业级心电图采集。
更关键的突破在人工智能(AI)层面。徐亚伟教授介绍，他们从海量的心电数据与噪音中，成功提取出心肌梗死的特征模式，发表了全球第一篇关于AI心电预警的论文，实现了对心梗的定性、定时、定量分析。这意味着，系统不仅能判断“是不是心梗”，还能预测“什么时候可能发生”。
从“可穿戴”到“可诊断”，再到“可预警”，徐亚伟教授团队的技术路径，正在把院外猝死从“防不胜防”变成“可防可控”。
最后的挑战：
支付、依从性与“生命环”的
未来图景
技术已经就位，但院前预警体系要真正落地，还差两个条件：有人买单，患者愿意戴。设备、数据平台、后续服务，这些成本目前尚未纳入医保。徐亚伟教授介绍了香港的机制：出院后12次、24次、36次的康复服务纳入保险支付，不按时参加则影响保费。支付与依从性绑在一起，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患者越坚持，保障越充分。
这套机制指向一个更大的框架。徐亚伟教授构想的“生命环”包含三个环节：院前预警的“护心甲”、院中救治的“生命岛”、院后康复的“康复岛”。院内救治经过十五年建设已相当成熟，真正的缺口在两端。而两端能否补齐，关键就在支付与依从性这道坎。香港的经验说明，当保险机制把院外服务纳入支付范围，患者的参与意愿会大幅提升;当患者愿意戴、坚持测，技术的价值才能真正释放。
随着传感技术、5G和人工智能持续迭代，护心甲走进普通百姓生活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剩下的，是制度设计和社会动员的问题。“你活着总归是有机会，你猝死了一切都没机会了。”把猝死的人拉回来，让预警成为日常——这句话既是目标，也是衡量一切努力的标准。
ldquo;一旦心梗在院外发生，抢救成功率不到1%。”
在2026年第15届胸痛中心大会上，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泛血管疾病管理中心主任徐亚伟教授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透露了这一令人警醒的数据。他指出，在所有心肌梗死(心梗)导致的死亡中，超过95%的患者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他们甚至没有机会躺上急诊手术台，更谈不上接受支架植入或溶栓治疗。
过去十五年，中国胸痛中心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跨越。超过6000家胸痛中心遍布全国，院内急救的“门-球时间”(D2B)已普遍降至90分钟以内，部分中心甚至达到60多分钟，患者进入医院后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然而，徐亚伟教授指出：真正的“死穴”不在院内，而在院外。当患者倒在家中、办公室或公共场所时，再先进的导管室、再熟练的介入团队，都鞭长莫及。
瓶颈之变：
从“门-球时间”到
“发病到发现”的范式转移
胸痛中心建设十五年，院内急救流程已高度标准化、规范化。但徐亚伟教授认为，心梗救治的最大瓶颈已经转移：当前的关键不是“门-球时间”如何再缩短，而是如何在患者发病之前或发病瞬间实现预警和发现。
这意味着，心梗救治的瓶颈已经从“患者进门后”转移到了“患者发病前”。徐亚伟教授将这一问题拆解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公众认知层面。他注意到，近年来民众对心血管健康的关注度明显提升，主动到医院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运动评估、冠状动脉CTA检查的人越来越多。这种趋势反映了健康意识的进步，但徐亚伟指出，这些检查大多是在出现担忧或受到外界刺激后才进行的“补救式”筛查，而非常态化的主动监测。真正的预警，应该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等到恐慌时才想起去做。
其次是技术层面。院前预警之所以长期缺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便捷、可及、依从性好的监测工具。传统心电设备操作复杂、佩戴不适，无法让普通人长期使用。徐亚伟教授认为，技术突破的核心不是做出更精密的院内设备，而是做出让人愿意戴、戴得住、用得起的日常监测工具。
最后是政府与制度层面。徐亚伟教授将“发病到发现”这一环节定性为“公众问题、政府行为问题”。院前预警涉及设备支付、数据管理、医保衔接等，单靠医院或个体无法完成，需要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三个层次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国际镜鉴与本土挑战：
从弗莱明汉研究到年轻人心梗
心梗防治关口如何前移?徐亚伟教授首先回顾了国际经验。上世纪中叶，欧美国家心脑血管疾病肆虐，美国弗莱明汉心脏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结论：90%的心源性猝死可归因于8个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肥胖、缺乏运动、不良性格，以及后来补充的感染与免疫因素。这一发现将猝死从“不可预测”变为“可管理”。
在此基础上，英国发起了三大战役：高血压防控、全民戒烟、公共健康教育。随后又推出北曼哈顿计划，将胸痛中心建设与院前急救体系整合，最终实现了心脑血管死亡率的拐点。徐亚伟教授指出，这些国际经验证明，关口前移不是空话，而是有清晰路径可循的。
但中国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徐亚伟教授观察到，20多岁、30多岁的心肌梗死患者正频繁出现在急诊室。熬夜、过劳、竞争压力、体态肥胖、运动不足——这些现代生活方式正在将年轻人推向高危人群。传统的危险因素模型主要基于西方老年人群数据，难以准确反映中国年轻人的真实风险。徐亚伟教授认为，筛查体系必须与时俱进，把年轻人纳入常态化监测的视野。
技术破局：
“无感”如何成为可能——
护心甲的四代迭代与AI突破
筛查关口前移，离不开技术支撑。但徐亚伟教授指出，过去院外监测的最大障碍是依从性——传统电极贴在身上，几小时就过敏发痒，患者根本“戴不住”。
他带领团队花了大量精力解决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问题，将电极材料迭代了四次：从普通电极到绒毛膜电极，再到生物性电极、点式电极，最终实现了“无感电极”。电路直接印刷在背心里，穿在身上像普通衣物一样舒适。患者想跑马拉松，就给他定制运动背心;想日常穿着，就做成贴身款式。依从性上去了，连续监测才有了可能。
除了可穿戴设备，徐亚伟教授团队还研发了手持式十二导心电图机。设备四面布满电极，双手一按测肢导，往胸口一贴测胸导，像测血压一样简单，普通人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次专业级心电图采集。
更关键的突破在人工智能(AI)层面。徐亚伟教授介绍，他们从海量的心电数据与噪音中，成功提取出心肌梗死的特征模式，发表了全球第一篇关于AI心电预警的论文，实现了对心梗的定性、定时、定量分析。这意味着，系统不仅能判断“是不是心梗”，还能预测“什么时候可能发生”。
从“可穿戴”到“可诊断”，再到“可预警”，徐亚伟教授团队的技术路径，正在把院外猝死从“防不胜防”变成“可防可控”。
最后的挑战：
支付、依从性与“生命环”的
未来图景
技术已经就位，但院前预警体系要真正落地，还差两个条件：有人买单，患者愿意戴。设备、数据平台、后续服务，这些成本目前尚未纳入医保。徐亚伟教授介绍了香港的机制：出院后12次、24次、36次的康复服务纳入保险支付，不按时参加则影响保费。支付与依从性绑在一起，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患者越坚持，保障越充分。
这套机制指向一个更大的框架。徐亚伟教授构想的“生命环”包含三个环节：院前预警的“护心甲”、院中救治的“生命岛”、院后康复的“康复岛”。院内救治经过十五年建设已相当成熟，真正的缺口在两端。而两端能否补齐，关键就在支付与依从性这道坎。香港的经验说明，当保险机制把院外服务纳入支付范围，患者的参与意愿会大幅提升;当患者愿意戴、坚持测，技术的价值才能真正释放。
随着传感技术、5G和人工智能持续迭代，护心甲走进普通百姓生活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剩下的，是制度设计和社会动员的问题。“你活着总归是有机会，你猝死了一切都没机会了。”把猝死的人拉回来，让预警成为日常——这句话既是目标，也是衡量一切努力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