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商场公共空间的“数字园林”
清晨，在北京海淀北太平庄的一个社区里，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棵老树旁聊天。树干上原本破损的树洞，不知何时被修复成一幅生动的环保彩绘，孩子们路过时总要伸手摸一摸，大人们也愿意在树边多站一会儿。两千公里外，广州天河体育中心，253根原本灰扑扑的老柱墩被彩绘点亮，岭南美食、广府花卉、全运会等主题彩绘让天河体育中心变身“城市万花筒”——公共艺术就这样悄然改变了人们的居住环境。
这些“小切口”的案例，正在不同城市里悄然发生。它们不宏大，不张扬，却切中了一个核心命题：当城市化进程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公共艺术能发挥哪些作用，又能为城市带来什么。
公共艺术的理念之变
“原来一提公共艺术，大家想到的都是城市雕塑，比较有纪念性的那种。”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汪建松回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各地成立雕塑机构，以城市雕塑为主体美化环境，“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着力点都在城市的重要空间，以主题雕塑的形式呈现，多数由政府主导。”如雕塑家潘鹤于1982年为珠海创作的《渔女》、1984年为深圳创作的《开荒牛》，设计师钟宝驹为汕头设计的《升腾》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
这种模式在进入新世纪后被逐步打破。汪建松表示：“随着城市国际化进程加快，大家的观念逐步发生改变。城市环境需要的不只是单体雕塑，艺术以更丰富的形式进入到城市各个空间场域中。”
2000年伊始，北京朝阳区的798厂房因租金低廉、空间开阔，吸引艺术家纷纷入驻。谁也没想到，这些原本要被拆除的工业遗存，会生长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街区。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也于2008年开始进行艺术化改造，通过历史建筑保护、艺术公共空间嵌入与生活圈的打造，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捷的生活体验和温暖的精神寄托。
对此，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焦兴涛从理论层面给出了精准的概括：“过去公共艺术往往被视为城市空间的装饰性元素，主要承担景观美化或文化符号表达的功能，而在今天的城市治理语境中，公共艺术正在从‘视觉景观’走向‘社会媒介’，从‘空间美化’走向‘情感连接’和‘社会调解’。”他说，它不只是改变城市的外观，更是在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
“现在从事公共艺术的并非都是专业艺术家，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也参与到公共艺术的项目中。”中国雕塑学会秘书长孙振华将公共艺术的变化趋势概括为五点：社会化、大众化、社区化、媒介多样化、生态化。他举例说，随着艺术和技术手段的发展，公共艺术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它甚至不再是永久性、具备实际物质载体的媒介和形式，像灯光艺术，以光影的形式在夜间显现，扩大了公共艺术的边界。“同时，公共艺术开始朝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注重用生态环保的材料，如建筑余料、废弃的房屋山体等进行艺术创作，变废为宝。”孙振华说。
日常空间的艺术觉醒
当公共艺术的理念发生转变，它关注的对象自然也就从城市广场、交通枢纽转向了社区、街道。
在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赵囡囡看来，环境艺术的融入，让公共艺术开始将整体环境作为创作对象，包括建筑、街道、过街天桥、城市设施等都变成了艺术提升的着力点。“小到公共汽车站、垃圾箱、指示牌、井盖，都应该用艺术化的形式去表达。”赵囡囡认为，公共艺术发展的潜力就在于让那些原本只有实用功能的城市设施变得美观起来。
孙振华举例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古巴的海滨城市北圣克鲁斯，那里房屋相对破旧，当地人把一条街的外墙都画上画，营造出一种人文氛围，成为这个城市必看的景点。而在摩洛哥舍夫沙万的“蓝色小镇”，镇上所有房屋都被涂成蓝色，成为世界级旅游打卡点。“很神奇，制造了一个视觉奇观，烘托了一个城市、一个街区的人文氛围。”孙振华说。
汪建松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共环境的艺术化”，而非“艺术作品的公共化”。他说，前者是真正民众所需要的，把艺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焦兴涛看来，公共艺术的核心在于“以美为治”，即通过艺术参与，激活社区内部的情感互动机制。“艺术在这里既是媒介，也是过程。居民在共同参与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形成新的情感纽带。”焦兴涛进一步说，在创作逻辑上，这意味着公共艺术不再只是艺术家的个人表达，而是一个“共创式”的社会过程。艺术家需要从“创作者”转变为身兼“创作者”“组织者”“策展人”数职的人，通过社区工作坊、共同创作、协作设计、组织评论等方式，让居民成为创作与评论的主体之一。
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参与的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公共艺术实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社区更新过程中，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团队以“社区规划师”的身份进入民主村，与居民、志愿者和学生共同开展社区艺术行动。他们并没有简单地把艺术作品放置在社区，而是通过招募居民志愿者、组织家庭参与活动、共同讨论社区空间使用方式等，让艺术成为一种协商与共建的过程。在社区规划的艺术节中，团队与30余名社区志愿者、25组家庭共同参与艺术装置与公共空间微改造，让社区公共空间成为居民交流、讨论和共创的场所。
这种“参与式”的公共艺术实践，让居民在共同创作和协商中逐渐达成共识，也让公共空间从单纯的功能空间转变为具有情感连接的文化空间。正如焦兴涛所说：“公共艺术真正的价值不只是留下几件作品，而是通过审美与参与的过程，帮助社区重新建立情感连接与公共意识。”
艺术落地亟需顶层设计
理念转变之后，如何落地？专家不约而同谈到一个核心问题：机制。
汪建松提到澳大利亚的经验，如一些城市的交通部门在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时，会提前把艺术家请来共同策划。“这些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一旦建在城市里，就会对城市风貌产生深刻影响。”汪建松说，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参与城市建设已成常态，这一模式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焦兴涛主张推行“艺术顾问”制度，鼓励艺术工作者挂职城建部门、街道社区，为公共艺术的主题构思、创作表达、空间落地提供全流程专业指导。他说：“既保证艺术专业性与国际审美视野，又让作品契合城市空间肌理与本土文化特质。”
显然，我国的城市公共艺术还需要整体规划和引导。“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群有较好的基础，比较重视城市公共艺术发展，但是仍然缺乏关于公共艺术的顶层设计，没有健全公共艺术的发展机制。”孙振华提出，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它们普遍有城市公共艺术委员会，由这样的机构来确定、商议城市和地区公共艺术的事项。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内在推动公共艺术赋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一定矛盾与挑战：一方面，市级层面需要形成清晰的制度框架与资源统筹，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与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公共艺术实践往往依赖社区的在地经验与自主参与。如果过度标准化，容易削弱社区创造力；如果完全依赖自发行动，又难以形成持续影响。
针对这种张力，焦兴涛提出建立“有框架的弹性机制”。“政府层面通过设立公共艺术委员会、建立项目评审机制、设置专项基金等方式提供政策与资源框架，以‘试点社区’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基层社区通过微空间、微课堂、微赛事等小规模行动激活内生动力。”他介绍，四川美院师生连续七年开展的“虎溪计划”，就是在政府和街道的支持下，通过墙绘、社区展览、公共装置、美育课堂等项目，邀请居民参与空间改造，让普通生活空间逐渐转变为具有共同记忆的公共文化空间。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或许正是当前值得探索的可行路径。
公共艺术需引入评价机制
公共艺术项目做得好不好，谁来评价？用什么标准评价？
赵囡囡从实践角度强调了功能定位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空间的公共艺术项目有不同的需求。”他以自己2023年设计的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律动的妙想”动态海报展为例。这个项目采用橘色几何体在商场公共空间堆叠出高低错落的“数字园林”，观众可以走进去、坐下来，在屏幕上观看来自国际设计师的动态海报。作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量持续走高，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去打卡、拍照。赵囡囡表示，这个设计的初衷就是要激活商业空间的人气，让人愿意停留、愿意互动。
但同样的逻辑放到别处就需要调整。“比如在大城市地铁枢纽中落地公共艺术作品，就不能够影响乘客的高效通行，不能让人群滞留围观，而应以环境提升为主。”赵囡囡说，地铁的第一要务是效率，导视系统要清晰，空间氛围要舒适，但不需要作品本身成为景点，那反而会干扰通行。
而在社区、乡村，逻辑又有所不同。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连续三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开展“创意未来——装饰材料创作营”，学生们在无锡乡村地区生活、创作，在多个村庄落地了非永久性的艺术作品，受到当地居民普遍欢迎。赵囡囡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构建乡村美学场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村民们天天看着学生们动手搭建，从感到新鲜、好奇，到慢慢参与进来。“要让居民在创作过程中感受美、参与美。”赵囡囡说。
焦兴涛谈到了一个关键词：共识，并提出“软硬双指标综合框架”。硬指标包含公共艺术覆盖率、居民参与度等可量化数据；软指标则涵盖社区矛盾化解率、邻里交往频次、居民幸福感指数等维度。以此来检验公共艺术是否真正搭建起情感链接、凝聚起审美共识。
孙振华则把评价标准引向更深层的社会维度。他认为，公共艺术与整体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是高度关联的。“公共艺术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的、平安的、幸福的城市。因此，公共艺术需要公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需要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当城市中每个人都有归属感，爱自己的社区、爱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公共艺术才能扎根生长。”孙振华表示。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商场公共空间的“数字园林”
清晨，在北京海淀北太平庄的一个社区里，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棵老树旁聊天。树干上原本破损的树洞，不知何时被修复成一幅生动的环保彩绘，孩子们路过时总要伸手摸一摸，大人们也愿意在树边多站一会儿。两千公里外，广州天河体育中心，253根原本灰扑扑的老柱墩被彩绘点亮，岭南美食、广府花卉、全运会等主题彩绘让天河体育中心变身“城市万花筒”——公共艺术就这样悄然改变了人们的居住环境。
这些“小切口”的案例，正在不同城市里悄然发生。它们不宏大，不张扬，却切中了一个核心命题：当城市化进程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公共艺术能发挥哪些作用，又能为城市带来什么。
公共艺术的理念之变
“原来一提公共艺术，大家想到的都是城市雕塑，比较有纪念性的那种。”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青岛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汪建松回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各地成立雕塑机构，以城市雕塑为主体美化环境，“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着力点都在城市的重要空间，以主题雕塑的形式呈现，多数由政府主导。”如雕塑家潘鹤于1982年为珠海创作的《渔女》、1984年为深圳创作的《开荒牛》，设计师钟宝驹为汕头设计的《升腾》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
这种模式在进入新世纪后被逐步打破。汪建松表示：“随着城市国际化进程加快，大家的观念逐步发生改变。城市环境需要的不只是单体雕塑，艺术以更丰富的形式进入到城市各个空间场域中。”
2000年伊始，北京朝阳区的798厂房因租金低廉、空间开阔，吸引艺术家纷纷入驻。谁也没想到，这些原本要被拆除的工业遗存，会生长成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街区。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也于2008年开始进行艺术化改造，通过历史建筑保护、艺术公共空间嵌入与生活圈的打造，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便捷的生活体验和温暖的精神寄托。
对此，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焦兴涛从理论层面给出了精准的概括：“过去公共艺术往往被视为城市空间的装饰性元素，主要承担景观美化或文化符号表达的功能，而在今天的城市治理语境中，公共艺术正在从‘视觉景观’走向‘社会媒介’，从‘空间美化’走向‘情感连接’和‘社会调解’。”他说，它不只是改变城市的外观，更是在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
“现在从事公共艺术的并非都是专业艺术家，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也参与到公共艺术的项目中。”中国雕塑学会秘书长孙振华将公共艺术的变化趋势概括为五点：社会化、大众化、社区化、媒介多样化、生态化。他举例说，随着艺术和技术手段的发展，公共艺术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它甚至不再是永久性、具备实际物质载体的媒介和形式，像灯光艺术，以光影的形式在夜间显现，扩大了公共艺术的边界。“同时，公共艺术开始朝着生态化的方向发展，注重用生态环保的材料，如建筑余料、废弃的房屋山体等进行艺术创作，变废为宝。”孙振华说。
日常空间的艺术觉醒
当公共艺术的理念发生转变，它关注的对象自然也就从城市广场、交通枢纽转向了社区、街道。
在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赵囡囡看来，环境艺术的融入，让公共艺术开始将整体环境作为创作对象，包括建筑、街道、过街天桥、城市设施等都变成了艺术提升的着力点。“小到公共汽车站、垃圾箱、指示牌、井盖，都应该用艺术化的形式去表达。”赵囡囡认为，公共艺术发展的潜力就在于让那些原本只有实用功能的城市设施变得美观起来。
孙振华举例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古巴的海滨城市北圣克鲁斯，那里房屋相对破旧，当地人把一条街的外墙都画上画，营造出一种人文氛围，成为这个城市必看的景点。而在摩洛哥舍夫沙万的“蓝色小镇”，镇上所有房屋都被涂成蓝色，成为世界级旅游打卡点。“很神奇，制造了一个视觉奇观，烘托了一个城市、一个街区的人文氛围。”孙振华说。
汪建松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公共环境的艺术化”，而非“艺术作品的公共化”。他说，前者是真正民众所需要的，把艺术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焦兴涛看来，公共艺术的核心在于“以美为治”，即通过艺术参与，激活社区内部的情感互动机制。“艺术在这里既是媒介，也是过程。居民在共同参与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形成新的情感纽带。”焦兴涛进一步说，在创作逻辑上，这意味着公共艺术不再只是艺术家的个人表达，而是一个“共创式”的社会过程。艺术家需要从“创作者”转变为身兼“创作者”“组织者”“策展人”数职的人，通过社区工作坊、共同创作、协作设计、组织评论等方式，让居民成为创作与评论的主体之一。
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参与的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公共艺术实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社区更新过程中，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团队以“社区规划师”的身份进入民主村，与居民、志愿者和学生共同开展社区艺术行动。他们并没有简单地把艺术作品放置在社区，而是通过招募居民志愿者、组织家庭参与活动、共同讨论社区空间使用方式等，让艺术成为一种协商与共建的过程。在社区规划的艺术节中，团队与30余名社区志愿者、25组家庭共同参与艺术装置与公共空间微改造，让社区公共空间成为居民交流、讨论和共创的场所。
这种“参与式”的公共艺术实践，让居民在共同创作和协商中逐渐达成共识，也让公共空间从单纯的功能空间转变为具有情感连接的文化空间。正如焦兴涛所说：“公共艺术真正的价值不只是留下几件作品，而是通过审美与参与的过程，帮助社区重新建立情感连接与公共意识。”
艺术落地亟需顶层设计
理念转变之后，如何落地？专家不约而同谈到一个核心问题：机制。
汪建松提到澳大利亚的经验，如一些城市的交通部门在建设过街天桥、地下通道时，会提前把艺术家请来共同策划。“这些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一旦建在城市里，就会对城市风貌产生深刻影响。”汪建松说，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参与城市建设已成常态，这一模式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焦兴涛主张推行“艺术顾问”制度，鼓励艺术工作者挂职城建部门、街道社区，为公共艺术的主题构思、创作表达、空间落地提供全流程专业指导。他说：“既保证艺术专业性与国际审美视野，又让作品契合城市空间肌理与本土文化特质。”
显然，我国的城市公共艺术还需要整体规划和引导。“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群有较好的基础，比较重视城市公共艺术发展，但是仍然缺乏关于公共艺术的顶层设计，没有健全公共艺术的发展机制。”孙振华提出，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它们普遍有城市公共艺术委员会，由这样的机构来确定、商议城市和地区公共艺术的事项。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内在推动公共艺术赋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也会面临一定矛盾与挑战：一方面，市级层面需要形成清晰的制度框架与资源统筹，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与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公共艺术实践往往依赖社区的在地经验与自主参与。如果过度标准化，容易削弱社区创造力；如果完全依赖自发行动，又难以形成持续影响。
针对这种张力，焦兴涛提出建立“有框架的弹性机制”。“政府层面通过设立公共艺术委员会、建立项目评审机制、设置专项基金等方式提供政策与资源框架，以‘试点社区’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基层社区通过微空间、微课堂、微赛事等小规模行动激活内生动力。”他介绍，四川美院师生连续七年开展的“虎溪计划”，就是在政府和街道的支持下，通过墙绘、社区展览、公共装置、美育课堂等项目，邀请居民参与空间改造，让普通生活空间逐渐转变为具有共同记忆的公共文化空间。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或许正是当前值得探索的可行路径。
公共艺术需引入评价机制
公共艺术项目做得好不好，谁来评价？用什么标准评价？
赵囡囡从实践角度强调了功能定位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空间的公共艺术项目有不同的需求。”他以自己2023年设计的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律动的妙想”动态海报展为例。这个项目采用橘色几何体在商场公共空间堆叠出高低错落的“数字园林”，观众可以走进去、坐下来，在屏幕上观看来自国际设计师的动态海报。作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量持续走高，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前去打卡、拍照。赵囡囡表示，这个设计的初衷就是要激活商业空间的人气，让人愿意停留、愿意互动。
但同样的逻辑放到别处就需要调整。“比如在大城市地铁枢纽中落地公共艺术作品，就不能够影响乘客的高效通行，不能让人群滞留围观，而应以环境提升为主。”赵囡囡说，地铁的第一要务是效率，导视系统要清晰，空间氛围要舒适，但不需要作品本身成为景点，那反而会干扰通行。
而在社区、乡村，逻辑又有所不同。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连续三年在江苏省无锡市开展“创意未来——装饰材料创作营”，学生们在无锡乡村地区生活、创作，在多个村庄落地了非永久性的艺术作品，受到当地居民普遍欢迎。赵囡囡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构建乡村美学场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村民们天天看着学生们动手搭建，从感到新鲜、好奇，到慢慢参与进来。“要让居民在创作过程中感受美、参与美。”赵囡囡说。
焦兴涛谈到了一个关键词：共识，并提出“软硬双指标综合框架”。硬指标包含公共艺术覆盖率、居民参与度等可量化数据；软指标则涵盖社区矛盾化解率、邻里交往频次、居民幸福感指数等维度。以此来检验公共艺术是否真正搭建起情感链接、凝聚起审美共识。
孙振华则把评价标准引向更深层的社会维度。他认为，公共艺术与整体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是高度关联的。“公共艺术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的、平安的、幸福的城市。因此，公共艺术需要公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需要公众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当城市中每个人都有归属感，爱自己的社区、爱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公共艺术才能扎根生长。”孙振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