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何颖 金融投资报记者 吉雪娇
近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文章系统阐述了金融强国的主要特征与建设路径,为新时代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金融领域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如何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以筑牢金融根基,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如何推动科技金融以赋能高质量发展?成为关乎金融强国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
围绕上述议题,金融投资报记者日前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进行了专访。
杨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长期从事金融理论、政策与实务研究,曾获得中国社科院优秀决策信息对策研究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研究课题一等奖;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优秀论文等各类奖项。
金融投资报记者:强大的中央银行是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央银行在现代金融乃至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中央银行的“强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涛: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与“定海神针”,其作用不仅仅是发行与管理货币,而且还在于充当宏观经济的调节器、金融风险的稳定器与支付清算的大动脉。
所谓“强大”的中央银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能力:
首先,是科学稳健的宏观调控能力。强大的中央银行拥有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能够灵活运用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精准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实现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它具备卓越的“预期管理”能力,通过清晰的政策沟通引导市场行为,确保政策传导高效,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其次,是坚实可靠的金融风险防线。作为“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在银行体系面临流动性危机时能果断出手,阻断风险蔓延。强大的中央银行意味着拥有敏锐的风险识别能力和果断的处置机制,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最后,是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大的中央银行必须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拥有话语权。这体现在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管理外汇储备以及推动货币国际化等方面,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掌握战略主动权。
金融投资报记者:近年来,“宏观审慎”已成为中央银行的一大核心职能,高层也多次强调要构建全面覆盖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在当前形势下,为何宏观审慎管理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您如何理解“覆盖全面”这一要求的深刻内涵?就目前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职能而言,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杨涛:在当前金融体系复杂化、风险跨市场传导加剧的背景下,宏观审慎管理已成为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职能。其重要性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微观监管的局限,从系统性视角防范“金融风险共振”和“顺周期性”,有效应对金融风险的累积与扩散,避免因“大而不能倒”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尤其在经济周期波动与外部冲击叠加的形势下,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提前识别风险点,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
“覆盖全面”要求宏观审慎管理不遗漏任何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领域,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影子银行、金融科技平台等各类金融机构与业务活动;同时,覆盖信贷、房地产、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等关键风险领域,实现“机构+业务+市场”的全口径监管,消除监管空白与套利空间。
当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职能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和拓展:一是深入研究并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金融活动带来的潜在风险影响;二是健全跨部门、跨市场的风险监测与协调机制,强化政策协同;三是完善宏观审慎工具箱,增强逆周期调节的精准性与时效性,推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更加制度化、透明化,以更好地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四是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非法金融活动,尤其是与加密资产相关的非法活动。
金融投资报记者:在金融监管领域,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都很重要。您认为这两者之间应如何做好协调配合,以实现更有效的金融监管?
杨涛: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安全的“双支柱”,微观审慎监管聚焦个体稳健(如资本充足率等),宏观审慎管理着眼系统韧性(如抑制顺周期波动等)。两者若割裂运行,则容易产生“合成谬误”,需高效协同,构建“三位一体”机制:一是组织协同,依托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等机制,进一步明确“一行一局一会”等权责边界,建立常态化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破除监管碎片化;二是探索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附加要求等宏观参数,动态嵌入微观监管标准,实现“自上而下”风险校准与“自下而上”个体约束的联动;三是推动监管数据贯通,尝试搭建统一风险监测平台,穿透识别跨市场、跨业态风险传染路径,提升预警精准性与处置时效性。
金融投资报记者:科技金融是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双向促进的重要支撑。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位居首位,您如何理解科技金融的具体内涵?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科技金融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涛:迄今为止,政策层、学界、业界所讨论的科技金融,更多的还是指金融如何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科技金融,需要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和广义视角以及科技金融供给侧三个方面进行解读。科技金融需求侧是指基于科技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支持对象。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通常限于特定类型的科技创新企业及其创新活动。科技金融需求侧的广义视角可以涵盖所有科技创新主体或全部创新活动。科技金融供给侧是指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主体和形式。
其一,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看,科技金融是指致力于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一方面,科技创新企业通常是指技术应用程度较高、产品创新与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的企业。根据我国政府的相关政府政策,科技创新企业通常可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类型的科技企业的金融需求特征,金融机构既可以提供一般性的产品与服务,也可以定制出更多特色化的专项科技金融产品。
其二,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广义视角看,科技金融是指支持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通常可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与之相对应,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如既包括典型的“硬”技术创新,也包括“软”技术和模式创新;既包括基础性重大科技突破,也涵盖走向市场化的应用性技术创新;既包括支持纳入各类产业政策支持目录的科技企业,也关注传统企业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升级活动等。
其三,从科技金融供给侧视角看,科技金融可以包括面向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付结算、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核心金融功能,也包括支持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等核心金融要素,还可涵盖用于保障和服务科技创新的金融政策、金融制度、金融生态、金融基础设施等因素。尤其是从融资视角看,科技金融除了各方最关注的科技信贷外,还包括了其他众多直接融资、结构性融资产品。同时需要关注的是,随着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发展的持续深入,科技金融供给侧主体不仅限于持牌金融机构,还纳入了大量新兴科技企业、数据企业、平台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
科技金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引擎与核心支柱,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通过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破解科技创新“融资难、融资贵”瓶颈,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科技金融贯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与国际竞争力。通过推动金融体系从“大”到“强”跃升,科技金融既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筑牢国家金融安全、增强全球金融话语权的坚实根基。
金融投资报记者:科技型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大,且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而风险控制又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天然要求。您认为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在支持科技创新与有效控制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杨涛: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平衡,关键在于推动风控范式从“抵押依赖”向“价值发现”跃升。一是重塑评价逻辑,将研发投入强度、技术壁垒、团队素养等创新要素纳入风控模型,实现“看研发、看技术、看成长性”;二是创新服务工具,推广“贷款+认股权”“投贷联动”等股债结合模式,联动政府担保、科技保险构建多层次风险分担网络;三是强化数字赋能,运用大数据、AI提升全生命周期动态风控能力;四是优化内部治理,提高不良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与差异化考核,激发“耐心资本”内生动力;五是深化“政产学研金”生态共建,与创投、孵化器、科研院所形成风险共担、价值共创合力。
综合来看,金融机构只有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与专业能力建设,才能在服务科技自立自强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金融投资报记者:当前,科技金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现象,您认为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以提升科技金融产品的差异化和竞争力?
杨涛:破解科技金融产品同质化问题,金融机构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模仿创新转向价值深耕,从单点产品转向生态赋能,从静态风控转向动态适配。一是深化“垂直化+场景化”战略,立足区域产业禀赋,聚焦专精特新集群,提供“一链一策”定制方案;二是重构评估逻辑,开发“技术流”风控模型,将人才资质、专利质量、创新积分等无形资产量化纳入授信范围,推广“人才信用贷”“创新积分贷”等特色工具;三是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链,针对企业不同阶段灵活组合“投贷联动”“银政担”等模式,强化“商行+投行+生态”综合赋能;四是强化数智风控,对接高校、知识产权局等数据源,构建“产业链+供应链+股权链”三链图谱,实现风险动态预警;五是优化内部机制,设立科技金融专营组织,实施差异化考核与尽职免责,培育“懂科技、懂产业”专业团队。
金融投资报记者:除了上述问题,您认为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还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杨涛:我国科技金融发展迎来多重战略机遇。制度层面,“十五五”期间,各类政策规则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持续优化;技术层面,数字金融深度赋能,大数据、AI、区块链等推动风控更加精准化,信用评估更完善;市场需求层面,科技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群体不断壮大,融资需求持续释放;工具层面,创投基金、并购贷款、科创债、银行AIC等得到全方位创新与发展。科技金融正从服务新质生产力、支撑科技自立自强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同时,我国科技金融发展中还面临许多挑战与痛点:
一是重点领域的科技金融服务深度尚显不足,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高新技术企业贷款等相对绿色、普惠、涉农领域贷款还有所不足,对广义视角下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支持也存在缺失。
二是单一、局部的科技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但是能有效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仍存在许多不足。
三是直接融资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空间还未充分打开,尤其是与科技创新特点相匹配的风险投资,因各种制约还未发挥出应有作用。
四是作为支持方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还缺乏高效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评估能力不足,有竞争力的专业人才配置有限,对科技活动的风险理解和管控水平有待提升。
五是缺乏系统性、可信度高的科技企业信用评估模式和评级标准,使得“高人力成本、高研发投入、轻资产”的科技企业难以符合金融服务准入标准,相应的增信手段仍然不足。
六是基于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特征的综合性风险管理、分散机制仍然有限,现有的科技保险、担保等产品发展整体滞后,新型的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创新明显不足。
七是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业务不确定性较强,信息标准化、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都有待提高,自身也缺乏充分的金融“有效需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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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何颖 金融投资报记者 吉雪娇
近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文章系统阐述了金融强国的主要特征与建设路径,为新时代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金融领域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在此背景下,如何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以筑牢金融根基,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如何推动科技金融以赋能高质量发展?成为关乎金融强国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
围绕上述议题,金融投资报记者日前对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进行了专访。
杨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长期从事金融理论、政策与实务研究,曾获得中国社科院优秀决策信息对策研究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研究课题一等奖;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优秀论文等各类奖项。
金融投资报记者:强大的中央银行是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央银行在现代金融乃至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中央银行的“强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涛: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神经中枢”与“定海神针”,其作用不仅仅是发行与管理货币,而且还在于充当宏观经济的调节器、金融风险的稳定器与支付清算的大动脉。
所谓“强大”的中央银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能力:
首先,是科学稳健的宏观调控能力。强大的中央银行拥有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能够灵活运用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精准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实现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它具备卓越的“预期管理”能力,通过清晰的政策沟通引导市场行为,确保政策传导高效,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其次,是坚实可靠的金融风险防线。作为“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在银行体系面临流动性危机时能果断出手,阻断风险蔓延。强大的中央银行意味着拥有敏锐的风险识别能力和果断的处置机制,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最后,是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大的中央银行必须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拥有话语权。这体现在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管理外汇储备以及推动货币国际化等方面,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掌握战略主动权。
金融投资报记者:近年来,“宏观审慎”已成为中央银行的一大核心职能,高层也多次强调要构建全面覆盖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在当前形势下,为何宏观审慎管理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您如何理解“覆盖全面”这一要求的深刻内涵?就目前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职能而言,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杨涛:在当前金融体系复杂化、风险跨市场传导加剧的背景下,宏观审慎管理已成为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核心职能。其重要性在于,它超越了传统微观监管的局限,从系统性视角防范“金融风险共振”和“顺周期性”,有效应对金融风险的累积与扩散,避免因“大而不能倒”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尤其在经济周期波动与外部冲击叠加的形势下,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提前识别风险点,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
“覆盖全面”要求宏观审慎管理不遗漏任何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领域,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影子银行、金融科技平台等各类金融机构与业务活动;同时,覆盖信贷、房地产、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等关键风险领域,实现“机构+业务+市场”的全口径监管,消除监管空白与套利空间。
当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职能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和拓展:一是深入研究并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金融活动带来的潜在风险影响;二是健全跨部门、跨市场的风险监测与协调机制,强化政策协同;三是完善宏观审慎工具箱,增强逆周期调节的精准性与时效性,推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更加制度化、透明化,以更好地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四是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非法金融活动,尤其是与加密资产相关的非法活动。
金融投资报记者:在金融监管领域,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都很重要。您认为这两者之间应如何做好协调配合,以实现更有效的金融监管?
杨涛: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是金融安全的“双支柱”,微观审慎监管聚焦个体稳健(如资本充足率等),宏观审慎管理着眼系统韧性(如抑制顺周期波动等)。两者若割裂运行,则容易产生“合成谬误”,需高效协同,构建“三位一体”机制:一是组织协同,依托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等机制,进一步明确“一行一局一会”等权责边界,建立常态化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破除监管碎片化;二是探索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附加要求等宏观参数,动态嵌入微观监管标准,实现“自上而下”风险校准与“自下而上”个体约束的联动;三是推动监管数据贯通,尝试搭建统一风险监测平台,穿透识别跨市场、跨业态风险传染路径,提升预警精准性与处置时效性。
金融投资报记者:科技金融是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双向促进的重要支撑。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位居首位,您如何理解科技金融的具体内涵?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科技金融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杨涛:迄今为止,政策层、学界、业界所讨论的科技金融,更多的还是指金融如何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科技金融,需要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和广义视角以及科技金融供给侧三个方面进行解读。科技金融需求侧是指基于科技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支持对象。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通常限于特定类型的科技创新企业及其创新活动。科技金融需求侧的广义视角可以涵盖所有科技创新主体或全部创新活动。科技金融供给侧是指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主体和形式。
其一,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看,科技金融是指致力于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一方面,科技创新企业通常是指技术应用程度较高、产品创新与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的企业。根据我国政府的相关政府政策,科技创新企业通常可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类型的科技企业的金融需求特征,金融机构既可以提供一般性的产品与服务,也可以定制出更多特色化的专项科技金融产品。
其二,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广义视角看,科技金融是指支持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通常可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与之相对应,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如既包括典型的“硬”技术创新,也包括“软”技术和模式创新;既包括基础性重大科技突破,也涵盖走向市场化的应用性技术创新;既包括支持纳入各类产业政策支持目录的科技企业,也关注传统企业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升级活动等。
其三,从科技金融供给侧视角看,科技金融可以包括面向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付结算、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核心金融功能,也包括支持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等核心金融要素,还可涵盖用于保障和服务科技创新的金融政策、金融制度、金融生态、金融基础设施等因素。尤其是从融资视角看,科技金融除了各方最关注的科技信贷外,还包括了其他众多直接融资、结构性融资产品。同时需要关注的是,随着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发展的持续深入,科技金融供给侧主体不仅限于持牌金融机构,还纳入了大量新兴科技企业、数据企业、平台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
科技金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引擎与核心支柱,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通过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破解科技创新“融资难、融资贵”瓶颈,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科技金融贯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与国际竞争力。通过推动金融体系从“大”到“强”跃升,科技金融既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筑牢国家金融安全、增强全球金融话语权的坚实根基。
金融投资报记者:科技型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大,且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而风险控制又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天然要求。您认为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在支持科技创新与有效控制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杨涛: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平衡,关键在于推动风控范式从“抵押依赖”向“价值发现”跃升。一是重塑评价逻辑,将研发投入强度、技术壁垒、团队素养等创新要素纳入风控模型,实现“看研发、看技术、看成长性”;二是创新服务工具,推广“贷款+认股权”“投贷联动”等股债结合模式,联动政府担保、科技保险构建多层次风险分担网络;三是强化数字赋能,运用大数据、AI提升全生命周期动态风控能力;四是优化内部治理,提高不良容忍度,落实尽职免责与差异化考核,激发“耐心资本”内生动力;五是深化“政产学研金”生态共建,与创投、孵化器、科研院所形成风险共担、价值共创合力。
综合来看,金融机构只有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与专业能力建设,才能在服务科技自立自强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金融投资报记者:当前,科技金融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现象,您认为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以提升科技金融产品的差异化和竞争力?
杨涛:破解科技金融产品同质化问题,金融机构需要实现“三个转变”:从模仿创新转向价值深耕,从单点产品转向生态赋能,从静态风控转向动态适配。一是深化“垂直化+场景化”战略,立足区域产业禀赋,聚焦专精特新集群,提供“一链一策”定制方案;二是重构评估逻辑,开发“技术流”风控模型,将人才资质、专利质量、创新积分等无形资产量化纳入授信范围,推广“人才信用贷”“创新积分贷”等特色工具;三是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链,针对企业不同阶段灵活组合“投贷联动”“银政担”等模式,强化“商行+投行+生态”综合赋能;四是强化数智风控,对接高校、知识产权局等数据源,构建“产业链+供应链+股权链”三链图谱,实现风险动态预警;五是优化内部机制,设立科技金融专营组织,实施差异化考核与尽职免责,培育“懂科技、懂产业”专业团队。
金融投资报记者:除了上述问题,您认为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还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杨涛:我国科技金融发展迎来多重战略机遇。制度层面,“十五五”期间,各类政策规则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持续优化;技术层面,数字金融深度赋能,大数据、AI、区块链等推动风控更加精准化,信用评估更完善;市场需求层面,科技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群体不断壮大,融资需求持续释放;工具层面,创投基金、并购贷款、科创债、银行AIC等得到全方位创新与发展。科技金融正从服务新质生产力、支撑科技自立自强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同时,我国科技金融发展中还面临许多挑战与痛点:
一是重点领域的科技金融服务深度尚显不足,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高新技术企业贷款等相对绿色、普惠、涉农领域贷款还有所不足,对广义视角下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支持也存在缺失。
二是单一、局部的科技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但是能有效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仍存在许多不足。
三是直接融资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空间还未充分打开,尤其是与科技创新特点相匹配的风险投资,因各种制约还未发挥出应有作用。
四是作为支持方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还缺乏高效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评估能力不足,有竞争力的专业人才配置有限,对科技活动的风险理解和管控水平有待提升。
五是缺乏系统性、可信度高的科技企业信用评估模式和评级标准,使得“高人力成本、高研发投入、轻资产”的科技企业难以符合金融服务准入标准,相应的增信手段仍然不足。
六是基于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特征的综合性风险管理、分散机制仍然有限,现有的科技保险、担保等产品发展整体滞后,新型的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创新明显不足。
七是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业务不确定性较强,信息标准化、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都有待提高,自身也缺乏充分的金融“有效需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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