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作为南美唯一OECD成员国，2024年名义GDP达3302亿美元，人均GDP1.67万美元，已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制度层面，其经济自由度居拉美前列，清廉指数全球排名第32位，市场化体系与国际接轨，为投资提供稳定预期；但人口老龄化与收入分化构成长期挑战。经济增长依赖矿业支柱，资源产业占GDP比重约10.5%，出口占比超50%。

智利形成“铜锂主导+多元补充”的产业格局，铜储量占全球19%、产量全球第一，2024年达550.6万吨，锂资源以阿塔卡马盐沼为核心，2024年产量占全球23%。出口多元化战略成效初显，2025年非矿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49.2%，食品、机电产品成为重要增长极。矿业发展正向技术升级与绿色转型迈进，2024-2033年计划投资831.8亿美元，聚焦铜矿产能升级与锂DLE技术研发。

中智产业高度互补，中国连续14年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为2005年自贸协定实施前的8.6倍。贸易结构呈现“智利资源出口+中国制造出口”双赢格局，智利铜矿石、碳酸锂对华出口占比分别达66%、72%，中国机电产品、清洁能源设备为智利提供支撑。中资布局已涵盖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能源电力、工程承包、矿业、工程机械、汽车、建材、家电、物流、电子商务、通讯电子、金融等多个领域。

2025年智利政权右转后，锂业政策从“国家干预”回归市场化，预计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搁置“锂佩克”计划，利好中资参与资源开发与技术合作。传导路径方面，资源供给稳定性提升将缓解中国新能源产业链成本压力，中资在锂DLE技术、储能、数字基建等领域的优势有望进一步落地。

一、智利概况

智利（Chile）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位于南美洲西南部，国土面积756715平方公里，全国分为16个大区，首都为圣地亚哥。总人口1976万，主要为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

智利作为南美洲唯一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其地缘资源禀赋、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宏观经济稳定性构成三大核心投资优势，叠加与中国的高度产业互补性，成为中资布局拉美的核心枢纽。从核心经济指标看，2024年智利名义GDP达3,302亿美元，人均GDP为1.67万美元，购买力平价（PPP）口径下超25,000国际元，已迈入发达国家门槛，为资本流入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

（一）资源禀赋

智利地缘区位独特，安第斯山脉西麓的地质构造造就了全球领先的矿产资源储备，其中铜、锂资源的全球话语权尤为突出，是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关键资源供给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数据，智利已探明铜储量超2亿吨，占全球总储量的19%，2024年铜产量达550.6万吨，同比增长4.9%，预计2025年将增至580万吨，同比增长5.3%，储量、产量、出口量均居全球首位。锂资源方面，智利为全球第二大锂生产国，核心产区阿塔卡马盐沼资源量达1080万吨金属锂当量，且该盐湖锂离子浓度1840mg/L、镁锂比仅6.4，属全球最优质锂资源品类。此外，智利还是全球唯一天然硝石生产国、主要钼生产国，铁、煤、金、银等资源储备亦较为丰富，资源产业占GDP比重约10.5%、出口占比超50%，构成经济核心支柱。

（二）制度与经济

智利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效经济治理能力，跻身拉美经济自由度与制度透明度第一梯队。2025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智利全球排名第19位，获评“基本自由”等级；从长期趋势看，其经济自由度呈现“先升后降再企稳回升”特征，当前水平与历史高点仍有显著差距。自由度下滑核心驱动因素为政治转向与政策不确定性：2014-2018年及2022年至今的左翼执政周期内，政府通过强化社会支出、提高累进税率、加强监管干预等举措削弱市场主导地位，叠加2019年社会动荡后，为平息抗议推出的扩大财政支出、提高最低工资、加码监管等政策，直接对自由度指数形成冲击。

制度透明度层面，智利表现同样突出，透明国际“清廉指数”长期稳居全球高位，2025年位列第32名，南美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乌拉圭（76分）。清廉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化体系形成协同，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经营预期，也支撑其成为南美洲首个OECD成员国，市场准入、产权保护、金融监管等制度体系已实现与国际接轨。从市场活力看，2025年智利开展对外出口业务的8567家公司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53%，反映出市场化制度下的微观主体活力；空间集聚层面，首都圣地亚哥作为核心经济枢纽，集中了全国71%的大型企业、46家财团总部，贡献近50%的GDP、97%的证券交易与75%的科技项目，形成高效的产业与资本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增长动能。

自由市场改革曾驱动智利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其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均居拉美前列，但经济结构呈现显著的大宗商品依赖特征，导致增长韧性不足，增速波动幅度较大。2023年7月智利央行开启降息周期后，经济逐步显现回暖态势，2024年在矿业投资与出口增长、政府投资加码及消费复苏的协同拉动下，实际GDP同比增长2.6%，其中铜产业对GDP贡献超10%，凸显大宗商品对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作用。

2025年智利经济增长动能呈现阶段性分化：上半年受益于矿业与能源大项目启动带动投资增长，叠加工资上涨与利率下行的组合效应提振消费市场，同时铜价上行及非铜矿产出口增加，对冲了车厘子出口、旅游业拉动效应减弱的负面影响，一季度、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达2.3%和3.1%，显著超出市场预期；三季度以来，受7月铜矿事故引发的产量断崖式下跌拖累，出口表现疲软，经济增速回落至1.6%。展望2025全年，伴随后续铜矿产能修复、矿业扩产与能源转型投资加码，叠加内需回暖的支撑，预计经济仍将维持2%以上的增速水平。

中智两国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经济结构具备较强互补性，2024年核心宏观指标对比可清晰体现这一特征：（1）增长动能层面：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善的产业配套优势，GDP增速（5.00%）显著高于智利（2.60%）；但智利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人均GDP领先中国约3222美元。（2）财政与通胀管理层面：智利严格的财政规则支撑其债务率（41.70%）远低于中国（88.30%）；但中国通胀控制成效更优，通胀率（0.80%）显著低于智利（3.50%）。（3）开放型经济层面：智利自贸协定网络覆盖全球80%以上的GDP，贸易开放度优势明显；而中国凭借3.3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具备更强的外部风险抵御能力。

中智财政赤字率呈现显著分化，2024年中国财政赤字/GDP（4.00%）高于智利（2.50%），源于经济增长特征、财政收支结构、政策调控导向及风险抵御能力的系统性差异。收入端，中国庞大经济体量构建了以税收为核心的多元化收入体系，具备更强的收入稳定性与抗周期波动能力；智利财政收入高度依赖铜、锂等矿产资源，资源价格周期性波动易直接传导至财政收支，放大赤字弹性。支出端，中国失业率（5.10%）处于合理区间，民生保障刚性支出压力相对可控，财政支出更多向基建投资、产业扶持等领域倾斜；智利面临8.40%的高失业率，社保兜底支出压力较大，叠加应对通胀的物价补贴需求，进一步抬升财政支出刚性。政策层面，中国为支撑经济稳增长，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通过调入结转结余、盘活存量资产等手段平衡赤字与可持续性；智利受财政纪律约束及经济复苏放缓影响，对赤字规模管控相对严格，结构性支出压力则持续存在。外部层面，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为财政调控提供了广阔空间，无需依赖赤字扩张应对外部冲击；智利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外部环境波动对财政平衡的传导更为直接，客观上约束了赤字扩张空间。

智利在财政规则设计、资源收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具备借鉴价值，具体可从三方面切入：一是构建逆周期财政调节机制，参考智利“周期调整平衡”规则，引入独立机构评估经济趋势与资源长期价格，将周期性收入盈余纳入主权财富基金，平滑资源价格波动对财政的冲击；二是完善财政纪律与债务协同机制，借鉴智利财政责任法框架，明确结构性赤字目标与债务审慎水平的匹配关系，建立专业化财政监督机构，提升预算透明度与执行刚性；三是平衡财政扩张与风险防控，参考智利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对短期外债的审慎管理经验，在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同时，强化债务结构优化与风险预警，避免债务率过快上升。

（三）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变化对智利经济增长潜力与社会保障体系构成长期影响。据智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6月，全国人口约2020.6万，2023年人口增长率已降至0.1%的低位；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明显老龄化特征，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8%，老龄化速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预计2035年这一比例将升至18.9%。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67.8%，短期内仍能支撑经济增长，但长期老龄化将加剧社会保障支出压力。从人口分布看，华侨群体约3万人，90%集中于圣地亚哥，形成了稳定的中资商业社群基础。

二、智利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1971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达1020美元，首次突破“贫困陷阱”，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历经40年发展，2011年其人均国民收入升至12350美元，超越世界银行2009年设定的12196美元高收入国家下限，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智利进一步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国，“智利模式”也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对其成功经验的核心概括。跨入高收入行列后近10年，智利经济延续稳健增长态势，2018年人均国民收入达15925美元，显著高于其他拉美国家。

（一）坚持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是智利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核心围绕三大方向推进：一是经济模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初由国家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叠加20世纪80—90年代末全球经济增长周期，顺势实现经济腾飞；二是发展多元外向型贸易，摒弃拉美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实施亚太倾斜经贸政策，深化对华合作以降低欧美市场依赖，顺应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三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21世纪后重点从税收、投资体制及养老基金三大领域突破，有效提升国内储蓄率与资本市场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二）实施强约束财政调控

作为全球最大铜矿生产国，智利通过强约束财政政策有效规避“资源诅咒”。其核心举措是实施结构性平衡财政规则，推行“减震型”调控：矿产价格高涨时，将额外收入纳入稳定基金；价格低迷时，动用基金保障政府正常支出，实现财政支出与铜价波动的风险隔离。同时，基金实施透明化管理与严格监督机制，防范利益冲突与寻租腐败。稳定的财政盈余为资源型经济转型、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财力支撑，智利近年来制造业出口占比稳步提升，农产品出口趋向多元。

（三）推进平稳政治转型

受拉美地区环境及80年代初经济危机推动，智利分两阶段平稳推进政治转型：1983—1990年实现军事威权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型，1990—2005年通过宪法改革消除军队自主权，完成转型。其核心优势在于政策延续性——各届新政府均未改变既定经济改革方向，未出现拉美普遍的“钟摆现象”。这一稳定性源于政党联盟策略：1990年“还政于民”后，智利选择中间道路缩小政党意识形态分歧，通过两大政党联盟吸纳不同利益群体，推动政策共识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政治制度环境。

（四）深化民生领域改革

不同于拉美多国忽视社会公平的改革路径，智利1990年后的文人政府逐步将社会公平纳入发展核心，推进系列民生改革：艾尔文政府提出“增长而兼顾公平”，加大贫困阶层社会性支出，设立社会投资基金；弗雷政府聚焦贫困治理；拉戈斯政府推行“智利团结计划”，强化社会安全网与就业创造。同时，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公私混合医疗、统一失业保险等完整社会保障体系。民生改革有效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为经济发展筑牢社会基础。

（五）转型成效与长期挑战

经济、政治、社会协同转型是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障，但长期发展仍面临突出挑战，存在重回“陷阱”的潜在风险。2019年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引发的暴力冲突，本质是长期社会不公的集中爆发，核心问题是人均GDP掩盖下的“贫富分化陷阱”，即2007年最富5%家庭占有58%国民资产，2017年仍高达50%，且民生领域私有化导致福利资源向富人倾斜，形成“逆向分配”效应。经济层面，结构单一的出口导向模式使其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加剧发展不稳定性。

三、智利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到多元竞争力

（一）铜锂主导资源供给格局

智利经济以矿业为核心支柱，形成“资源禀赋驱动+政策引导优化”的出口体系，其中铜、锂产业凭借核心资源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为对冲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智利积极推进出口多元化战略，推动矿业与农业、制造业出口协同发展，2024年非矿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49.2%，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产业格局上，智利矿业呈现“巨头主导+国企参与”的二元特征：头部企业凭借技术、资金优势掌控核心资源开发权，国企通过股权参与深度介入产业环节，保障国家资源权益。政策导向层面，智利矿业发展已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升级与绿色转型，2024-2033年计划投资831.8亿美元，重点投向铜矿产能升级、锂DLE（直接提锂）技术研发及绿色矿山建设，持续巩固全球资源供给优势。

（1）铜产业：头部企业主导，区域集聚效应显著

铜产业领域，核心企业形成寡头垄断格局，主要包括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必和必拓（BHP）、英美资源（Anglo American）等。其中，CODELCO为全球最大铜生产商，2024年12月产量同比增长21.6%至17.27万吨，预计2025年全年产能达139.1万吨，较2024年增长5%；BHP旗下埃斯康迪达铜矿为全球最大露天铜矿，2024年12月产量同比大幅增长51%至13.36万吨，产能释放节奏显著加快。

区域分布上，智利铜产量高度集中于北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突出。安托法加斯塔大区为核心产区，2024年贡献全国54%的铜产量，聚集了埃斯康迪达、Los Pelambres等超大型铜矿；塔拉帕卡大区次之，产量占比18%，Collahuasi铜矿为该区域核心资产，年产铜规模超65万吨；阿塔卡马大区产量占比12%，以中小型铜矿为主，形成大中小产能互补的区域布局。

2020-2025年铜价呈现“先涨后跌再企稳回升”的走势：2020-2021年，受益于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供应链紧张叠加新能源需求增长，铜价从3.52美元/磅攀升至5.16美元/磅的历史高位；2023年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美联储加息周期影响，铜价回落至4.05美元/磅区间；2024年四季度，智利铜矿产能释放不及预期叠加中国新能源需求回暖，铜价回升至4.25美元/磅；进入2025年，铜矿供应端持续短缺与全球电气化刚性需求形成共振，铜价进一步上涨至4.51美元/磅，后续仍存上涨空间。

短期来看，智利供给端扰动是铜价波动的核心变量。2025年以来，矿山事故、罢工、停电等突发事件频发，导致铜产量阶段性下滑：全球最大地下铜矿之一的El Teniente因地震引发矿井局部坍塌停产，北部大规模停电亦冲击埃斯康迪达铜矿生产，引发市场对供应紧张的担忧，直接助推铜价上行。2026年1月，智利Capstone铜业旗下曼托维德矿因劳资谈判破裂爆发罢工，该矿年产铜2.9-3.2万吨，此次罢工导致生产大幅削减，预计将进一步收紧全球铜供应。

长期来看，需求端是铜价的核心驱动逻辑。2024年全球铜需求达2523万吨，伴随新能源、算力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全球电力需求长期增长，支撑铜需求保持韧性。具体来看，一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单辆电动汽车含铜量为传统内燃机汽车的3-4倍，叠加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持续扩张，直接拉动铜需求增长；二是算力领域，AI训练与服务需求激增带动数据中心建设提速，2024年数据中心占全球电力消耗的1.5%（415TWH），电力系统用铜需求将长期稳定增长。整体而言，新基建需求增长将驱动全球铜需求持续提升，美国、中国将成为主要增长区域。

（2）锂产业：盐沼主导，公私合营推动产能扩张

锂产业领域，阿塔卡马盐沼为核心产区，贡献智利全国90%以上的锂产量，2024年产量达29.7万吨碳酸锂当量（LCE），占全球锂产量约23%，资源禀赋优势显著。市场主体方面，形成“头部企业主导+公私合营突破”的格局：SQM（智利矿业化工）为全球最大碳酸锂生产商之一，坐拥阿塔卡马盐沼优质资源，产能持续扩张，预计2025年锂盐总产能达26.5万吨，并积极在中国四川、澳大利亚奎纳纳布局氢氧化锂产能；Albemarle（雅保）作为全球锂业巨头，资源覆盖盐湖、澳大利亚锂辉石，2024年碳酸锂产能11.5万吨，计划2030年将锂产能提升至50万吨。

新兴力量方面，2025年组建的“Nova Andino Litio SpA”公私合营企业（智利政府持股51%、SQM持股49%）成为产能扩张核心抓手，计划2025-2030年投资50亿美元新增30万吨LCE产能，2031年实现28-30万吨稳定产量，投产后将跻身全球第三大锂生产商。政策端同步发力，智利将锂DLE技术研发与绿色矿山建设作为重点方向，纳入2024-2033年矿业发展规划，推动锂产业从传统开采向高效、低碳转型，巩固全球供给优势。

2020-2025年中国碳酸锂价格经历“快速上涨-大幅回落-底部磨底”的剧烈波动：2020-2022年，受益于新能源产业强势崛起，锂作为战略性资源需求激增，价格从10万元/吨飙升至55万元/吨；2023年起，锂产业供需结构发生根本性反转，上游资金密集涌入推动产能加速释放，但下游需求未同步增长，导致锂电产业链陷入产能过剩，行业内卷加剧，锂价大幅回落至10-12万元/吨区间；随着价格持续下行至边际成本线附近，行业进入底部磨底阶段，多个项目陆续停产检修，过剩产能逐步出清，扰动供给预期。

进入2025年，需求端边际改善支撑锂价企稳：动力电池领域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商用与乘用市场同步快速增长，储能市场延续供需两旺格局，共同为碳酸锂消费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碳酸锂价格走势核心取决于实际需求增速与供应增长的博弈：短期市场波动不确定性较高，长期趋势仍由供需基本面主导。

（二）出口多元化成效初显

受宏观周期与政策引导影响，智利出口格局从单一资源依赖向“矿业主导+非矿补充”转型，2025年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至1070.04亿美元，贸易顺差143.42亿美元，多元化战略成效初显。2025年矿业出口占比59.1%，非矿出口中食品出口额达136.1亿美元，其中樱桃出口33.8亿美元，成为农产品出口标杆品类；制造业出口占比提升至22%，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出口增速超15%。政策层面，智利通过举办全球出口对接会、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展会等举措，助力中小微企业拓展海外市场，2024年8567家出口企业中53%为中小微企业。

多边合作则为出口多元化提供了市场空间，智利与中国、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2026年FORM F关税减让表更新后，电气设备、电子元件等商品税率进一步下调，降低了贸易成本。从风险对冲逻辑看，出口多元化有效降低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冲击，2025年全球铜价上涨18%的同时，食品出口增速达22%，形成“资源品+消费品”的双轮驱动格局，增强了外贸韧性与经济稳定性。

四、中智经贸关系：优势产业高度互补

中智经贸合作以“资源-制造”互补为核心，形成“自贸协定赋能+产业链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中国连续14年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目的地与进口来源国，双边合作已从传统贸易向投资协同深化，同时面临政策与地缘环境变化的潜在风险。

（一）资源与制造的高效协同

中智贸易结构呈现高度互补性，智利资源出口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助力智利基础设施升级，形成双赢格局。2024年中智贸易额达616亿美元，是2005年自贸协定实施前的8.6倍，远超中国对全球贸易整体增幅。出口端，智利对华出口以资源品与农产品为主，2024年铜矿石对华出口占比66%（金额301亿美元），精炼铜占比28%（173亿美元），碳酸锂对华出口占比72%（20.2亿美元）；据智利驻华商务处数据，2025/26产季智利车厘子产量预计达到创纪录的65.5万吨，其中超过90%将出口至中国。进口端，中国对智出口以机电产品、纺织品、钢材为主，2024年荣耀手机在智市场份额增长60%，小米、华为分别以15%、3%的份额位居第三、第五，中国手机占智市场总量的42%，成为机电产品出口标杆。

从产业链协同看，智利铜、锂资源直接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链的原材料供给，中国机电产品则为智利矿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装备支持，如比亚迪电动巴士、国家电网输电设备等，形成“资源-制造-应用”的跨洋协同链条。自贸协定的升级（2023年中智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生效）进一步降低了贸易成本，关税减免范围扩大至98%的商品，推动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二）从资源获取到全产业链渗透

中资对智投资从早期资源勘探逐步转向全产业链布局，覆盖矿业、能源、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形成“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的全链条布局。矿业领域，天齐锂业持有SQM 23.77%股权，间接参与阿塔卡马盐湖开发；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收购智利输电资产，实际控制逾半数配电网络，保障资源运输与能源供应。制造业领域，东方雨虹收购智利建材零售龙头Construmart 100%股权，完善拉美分销网络；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储能领域深度布局，成为智市场核心参与者。基础设施领域，中资参与圣地亚哥地铁、港口扩建等项目，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升级。

风险与机遇并存，智利政治环境稳定、法律体系健全，为投资提供了基础保障，但2021年以来的矿业政策调整（如锂矿国有化倾向、特许权费率上调）对中资企业收益构成影响。从可持续性看，中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不断深化，智利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实施进一步降低了投资风险，为中资布局提供了制度保障。

五、中资企业在智布局及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保持扩张趋势，截至2024年末，中国对智利的直接投资达16.36亿美元。同时，中资企业在智利的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从传统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向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业转型。中资企业在智利的投资已涵盖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能源电力、工程承包、矿业、工程机械、汽车、建材、家电、物流、电子商务、通讯电子、金融等多个领域。

能源与基建领域，中资企业已成为智利能源转型与互联互通的核心驱动力。能源方面，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通过收购CGE及参与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深度介入智利骨干电网运营与技术升级；发电与储能端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家电投、三峡集团持续扩大资产规模，宁德时代、阳光电源、阿特斯、天合储能及科陆电子等企业在2024年至2025年间密集斩获大型储能订单，比亚迪更将其电动化优势延伸至公共交通领域，向圣地亚哥交付大规模电动公交车队。基建方面，中资企业实现了从传统施工向高端特许经营（PPP）的跨越，中国港湾运营佩托尔卡水资源PPP项目，中铁隧道局、中国铁建与中国交建相继中标圣地亚哥地铁延长线、巴图科铁路及萨帕亚水库等国家级重点工程，显著提升了当地交通与水利设施水平。

矿业与制造业领域，中资企业正通过资本运作与装备出海强化产业链协同。上游资源端，天齐锂业通过持有SQM股权确立了在全球锂资源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且SQM正与智利铜业公司推进公私合营开发；开采端，徐工集团重型设备成功进驻百年铜矿丘基卡马塔，实现高端矿业装备的市场突破。制造业与建材领域，东方雨虹通过全资收购Construmart创下建材领域最大并购案，迅速铺开零售网络。汽车市场方面，中国品牌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长城、长安、奇瑞等品牌助推中国汽车在智市场份额攀升至31%，东风汽车通过建立旗舰店与完善销售网络，加速深耕当地市场。

科技通讯与大消费领域，数字化赋能与品牌本土化成效显著。华为与中兴通讯不仅巩固了通信设施地位，更向垂直行业纵深发展，华为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合作探索AI矿山解决方案，中兴则依托区域供应链中心大幅压缩物流周期；中国移动国际智利公司的成立进一步丰富了“AI+”行业解决方案。消费电子与电商方面，小米稳居智利智能手机销量第二，速卖通（AliExpress）更是以78%的跨境订单占比超越欧美竞对，主导跨境电商市场；美的冰箱等家电产品亦长期占据市场份额榜首，展现出强大的终端消费影响力。

农业、物流与金融领域，完善的配套体系为中智经贸闭环提供了坚实支撑。农业食品方面，佳沃食品、张裕及洋河股份通过收购澳新食品、魔狮及VSPT等本土龙头，掌控了优质三文鱼与葡萄酒资源，实现了从产地到中国餐桌的垂直整合。物流端，中远海运投入新一代极限型船舶并开通“樱桃快航”，格林福德成功承运地铁盾构机等超重设备，保障了供应链的高效流转。金融服务方面，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依托人民币清算行优势，在支持SQM等巨头的人民币结算、各类跨境投融资及人民币国际化推广中发挥了关键枢纽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则持续为拉美地区提供巨额投融资支持，构筑了稳健的金融护城河。

六、政治更替下的锂业方向与中资机遇

智利2025年总统选举后政权右转，核心政策导向从“国家干预”回归“市场至上”，锂、铜产业政策调整将直接影响全球资源供应链，通过“资源供给-产业链成本-资本市场标的”路径传导至中国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中资企业需把握政策机遇与地缘风险。

（一）政权更替带动锂业市场化回归

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当选总统后，矿业政策将出现显著转向，核心是摒弃前左翼政府的“国家主导”路线，回归市场化配置资源。此前博里奇政府推动锂产业国有化，要求新项目由国有公司控股，推动CODELCO与SQM组建合资公司，引发外资不确定性；卡斯特政府秉持自由市场理念，大概率将放宽国家控股限制，鼓励私人与外资进入锂、铜产业，以提升开发效率、弥补财政缺口（2025年智利财政赤字率3.2%）。但需注意，国会中左翼席位占比仍达45%，可能制约政策推进力度，预计政策调整将呈现“渐进式市场化”特征。

区域合作层面，博里奇政府推动的“锂佩克”计划大概率搁置，卡斯特政府更倾向通过双边谈判开展资源合作，这将改变拉美锂产业合作生态。对全球供应链而言，智利锂、铜产量占比高，政策放松有望提升全球资源供给能力，缓解新能源产业链原材料短缺压力；但若政策向美欧资本倾斜，可能导致资源供应链区域化，影响全球资源价格波动。

（二）对中资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传导路径

智利矿业政策调整通过三条路径传导至中国：一是资源供给端，若政策放松，天齐锂业、比亚迪等中资企业有望获得更多投资与合作机会，智利铜、锂对华出口稳定性提升，缓解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原材料成本压力；二是地缘风险端，卡斯特政府外交向美靠拢，可能推动智利资源纳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对中资企业设置隐性壁垒（如审批周期延长、准入门槛提高），影响中资在智布局效率；三是产业链协同端，中资在智“矿产-能源-加工”全链条布局（国家电网控制50%配电网络、天齐锂业参股核心锂资源），政策调整将直接影响产业链协同效率，进而影响相关企业盈利。

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传导路径清晰：一是资源类标的，智利铜、锂供给增加可能缓解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利好国内铜加工、动力电池企业盈利改善；二是海外布局中资标的，天齐锂业、东方雨虹、比亚迪等企业的智利业务收益预期将随政策调整波动，影响其股价表现；三是宏观经济层面，铜、锂等资源进口成本下降，有助于降低输入性通胀压力，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

（三）未来展望

市场化政策导向为中资企业提供了更多参与智利矿业开发与新能源产业的机会，尤其是锂产业DLE技术升级与绿色矿山建设领域，中资企业在技术与资金上具有优势，有望深化合作。同时，中智贸易互补性强，自贸协定框架下双边贸易仍将保持稳定增长，农产品与机电产品贸易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展。

智利作为南美唯一OECD成员国，2024年名义GDP达3302亿美元，人均GDP1.67万美元，已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制度层面，其经济自由度居拉美前列，清廉指数全球排名第32位，市场化体系与国际接轨，为投资提供稳定预期；但人口老龄化与收入分化构成长期挑战。经济增长依赖矿业支柱，资源产业占GDP比重约10.5%，出口占比超50%。

智利形成“铜锂主导+多元补充”的产业格局，铜储量占全球19%、产量全球第一，2024年达550.6万吨，锂资源以阿塔卡马盐沼为核心，2024年产量占全球23%。出口多元化战略成效初显，2025年非矿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49.2%，食品、机电产品成为重要增长极。矿业发展正向技术升级与绿色转型迈进，2024-2033年计划投资831.8亿美元，聚焦铜矿产能升级与锂DLE技术研发。

中智产业高度互补，中国连续14年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为2005年自贸协定实施前的8.6倍。贸易结构呈现“智利资源出口+中国制造出口”双赢格局，智利铜矿石、碳酸锂对华出口占比分别达66%、72%，中国机电产品、清洁能源设备为智利提供支撑。中资布局已涵盖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能源电力、工程承包、矿业、工程机械、汽车、建材、家电、物流、电子商务、通讯电子、金融等多个领域。

2025年智利政权右转后，锂业政策从“国家干预”回归市场化，预计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搁置“锂佩克”计划，利好中资参与资源开发与技术合作。传导路径方面，资源供给稳定性提升将缓解中国新能源产业链成本压力，中资在锂DLE技术、储能、数字基建等领域的优势有望进一步落地。

一、智利概况

智利（Chile）是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位于南美洲西南部，国土面积756715平方公里，全国分为16个大区，首都为圣地亚哥。总人口1976万，主要为白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

智利作为南美洲唯一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其地缘资源禀赋、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与宏观经济稳定性构成三大核心投资优势，叠加与中国的高度产业互补性，成为中资布局拉美的核心枢纽。从核心经济指标看，2024年智利名义GDP达3,302亿美元，人均GDP为1.67万美元，购买力平价（PPP）口径下超25,000国际元，已迈入发达国家门槛，为资本流入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

（一）资源禀赋

智利地缘区位独特，安第斯山脉西麓的地质构造造就了全球领先的矿产资源储备，其中铜、锂资源的全球话语权尤为突出，是全球新能源产业链的关键资源供给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数据，智利已探明铜储量超2亿吨，占全球总储量的19%，2024年铜产量达550.6万吨，同比增长4.9%，预计2025年将增至580万吨，同比增长5.3%，储量、产量、出口量均居全球首位。锂资源方面，智利为全球第二大锂生产国，核心产区阿塔卡马盐沼资源量达1080万吨金属锂当量，且该盐湖锂离子浓度1840mg/L、镁锂比仅6.4，属全球最优质锂资源品类。此外，智利还是全球唯一天然硝石生产国、主要钼生产国，铁、煤、金、银等资源储备亦较为丰富，资源产业占GDP比重约10.5%、出口占比超50%，构成经济核心支柱。

（二）制度与经济

智利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与高效经济治理能力，跻身拉美经济自由度与制度透明度第一梯队。2025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智利全球排名第19位，获评“基本自由”等级；从长期趋势看，其经济自由度呈现“先升后降再企稳回升”特征，当前水平与历史高点仍有显著差距。自由度下滑核心驱动因素为政治转向与政策不确定性：2014-2018年及2022年至今的左翼执政周期内，政府通过强化社会支出、提高累进税率、加强监管干预等举措削弱市场主导地位，叠加2019年社会动荡后，为平息抗议推出的扩大财政支出、提高最低工资、加码监管等政策，直接对自由度指数形成冲击。

制度透明度层面，智利表现同样突出，透明国际“清廉指数”长期稳居全球高位，2025年位列第32名，南美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乌拉圭（76分）。清廉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化体系形成协同，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经营预期，也支撑其成为南美洲首个OECD成员国，市场准入、产权保护、金融监管等制度体系已实现与国际接轨。从市场活力看，2025年智利开展对外出口业务的8567家公司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53%，反映出市场化制度下的微观主体活力；空间集聚层面，首都圣地亚哥作为核心经济枢纽，集中了全国71%的大型企业、46家财团总部，贡献近50%的GDP、97%的证券交易与75%的科技项目，形成高效的产业与资本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增长动能。

自由市场改革曾驱动智利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其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均居拉美前列，但经济结构呈现显著的大宗商品依赖特征，导致增长韧性不足，增速波动幅度较大。2023年7月智利央行开启降息周期后，经济逐步显现回暖态势，2024年在矿业投资与出口增长、政府投资加码及消费复苏的协同拉动下，实际GDP同比增长2.6%，其中铜产业对GDP贡献超10%，凸显大宗商品对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作用。

2025年智利经济增长动能呈现阶段性分化：上半年受益于矿业与能源大项目启动带动投资增长，叠加工资上涨与利率下行的组合效应提振消费市场，同时铜价上行及非铜矿产出口增加，对冲了车厘子出口、旅游业拉动效应减弱的负面影响，一季度、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达2.3%和3.1%，显著超出市场预期；三季度以来，受7月铜矿事故引发的产量断崖式下跌拖累，出口表现疲软，经济增速回落至1.6%。展望2025全年，伴随后续铜矿产能修复、矿业扩产与能源转型投资加码，叠加内需回暖的支撑，预计经济仍将维持2%以上的增速水平。

中智两国发展阶段差异显著，经济结构具备较强互补性，2024年核心宏观指标对比可清晰体现这一特征：（1）增长动能层面：中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善的产业配套优势，GDP增速（5.00%）显著高于智利（2.60%）；但智利已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人均GDP领先中国约3222美元。（2）财政与通胀管理层面：智利严格的财政规则支撑其债务率（41.70%）远低于中国（88.30%）；但中国通胀控制成效更优，通胀率（0.80%）显著低于智利（3.50%）。（3）开放型经济层面：智利自贸协定网络覆盖全球80%以上的GDP，贸易开放度优势明显；而中国凭借3.3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具备更强的外部风险抵御能力。

中智财政赤字率呈现显著分化，2024年中国财政赤字/GDP（4.00%）高于智利（2.50%），源于经济增长特征、财政收支结构、政策调控导向及风险抵御能力的系统性差异。收入端，中国庞大经济体量构建了以税收为核心的多元化收入体系，具备更强的收入稳定性与抗周期波动能力；智利财政收入高度依赖铜、锂等矿产资源，资源价格周期性波动易直接传导至财政收支，放大赤字弹性。支出端，中国失业率（5.10%）处于合理区间，民生保障刚性支出压力相对可控，财政支出更多向基建投资、产业扶持等领域倾斜；智利面临8.40%的高失业率，社保兜底支出压力较大，叠加应对通胀的物价补贴需求，进一步抬升财政支出刚性。政策层面，中国为支撑经济稳增长，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通过调入结转结余、盘活存量资产等手段平衡赤字与可持续性；智利受财政纪律约束及经济复苏放缓影响，对赤字规模管控相对严格，结构性支出压力则持续存在。外部层面，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为财政调控提供了广阔空间，无需依赖赤字扩张应对外部冲击；智利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外部环境波动对财政平衡的传导更为直接，客观上约束了赤字扩张空间。

智利在财政规则设计、资源收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具备借鉴价值，具体可从三方面切入：一是构建逆周期财政调节机制，参考智利“周期调整平衡”规则，引入独立机构评估经济趋势与资源长期价格，将周期性收入盈余纳入主权财富基金，平滑资源价格波动对财政的冲击；二是完善财政纪律与债务协同机制，借鉴智利财政责任法框架，明确结构性赤字目标与债务审慎水平的匹配关系，建立专业化财政监督机构，提升预算透明度与执行刚性；三是平衡财政扩张与风险防控，参考智利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对短期外债的审慎管理经验，在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的同时，强化债务结构优化与风险预警，避免债务率过快上升。

（三）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变化对智利经济增长潜力与社会保障体系构成长期影响。据智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5年6月，全国人口约2020.6万，2023年人口增长率已降至0.1%的低位；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明显老龄化特征，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3.8%，老龄化速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预计2035年这一比例将升至18.9%。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67.8%，短期内仍能支撑经济增长，但长期老龄化将加剧社会保障支出压力。从人口分布看，华侨群体约3万人，90%集中于圣地亚哥，形成了稳定的中资商业社群基础。

二、智利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1971年，智利人均国民收入达1020美元，首次突破“贫困陷阱”，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历经40年发展，2011年其人均国民收入升至12350美元，超越世界银行2009年设定的12196美元高收入国家下限，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智利进一步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国，“智利模式”也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对其成功经验的核心概括。跨入高收入行列后近10年，智利经济延续稳健增长态势，2018年人均国民收入达15925美元，显著高于其他拉美国家。

（一）坚持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是智利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核心围绕三大方向推进：一是经济模式转型，20世纪70年代初由国家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叠加20世纪80—90年代末全球经济增长周期，顺势实现经济腾飞；二是发展多元外向型贸易，摒弃拉美普遍的贸易保护主义，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实施亚太倾斜经贸政策，深化对华合作以降低欧美市场依赖，顺应全球经济增长中心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三是深化资本市场改革，21世纪后重点从税收、投资体制及养老基金三大领域突破，有效提升国内储蓄率与资本市场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二）实施强约束财政调控

作为全球最大铜矿生产国，智利通过强约束财政政策有效规避“资源诅咒”。其核心举措是实施结构性平衡财政规则，推行“减震型”调控：矿产价格高涨时，将额外收入纳入稳定基金；价格低迷时，动用基金保障政府正常支出，实现财政支出与铜价波动的风险隔离。同时，基金实施透明化管理与严格监督机制，防范利益冲突与寻租腐败。稳定的财政盈余为资源型经济转型、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财力支撑，智利近年来制造业出口占比稳步提升，农产品出口趋向多元。

（三）推进平稳政治转型

受拉美地区环境及80年代初经济危机推动，智利分两阶段平稳推进政治转型：1983—1990年实现军事威权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型，1990—2005年通过宪法改革消除军队自主权，完成转型。其核心优势在于政策延续性——各届新政府均未改变既定经济改革方向，未出现拉美普遍的“钟摆现象”。这一稳定性源于政党联盟策略：1990年“还政于民”后，智利选择中间道路缩小政党意识形态分歧，通过两大政党联盟吸纳不同利益群体，推动政策共识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政治制度环境。

（四）深化民生领域改革

不同于拉美多国忽视社会公平的改革路径，智利1990年后的文人政府逐步将社会公平纳入发展核心，推进系列民生改革：艾尔文政府提出“增长而兼顾公平”，加大贫困阶层社会性支出，设立社会投资基金；弗雷政府聚焦贫困治理；拉戈斯政府推行“智利团结计划”，强化社会安全网与就业创造。同时，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公私混合医疗、统一失业保险等完整社会保障体系。民生改革有效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为经济发展筑牢社会基础。

（五）转型成效与长期挑战

经济、政治、社会协同转型是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障，但长期发展仍面临突出挑战，存在重回“陷阱”的潜在风险。2019年圣地亚哥地铁票价上涨引发的暴力冲突，本质是长期社会不公的集中爆发，核心问题是人均GDP掩盖下的“贫富分化陷阱”，即2007年最富5%家庭占有58%国民资产，2017年仍高达50%，且民生领域私有化导致福利资源向富人倾斜，形成“逆向分配”效应。经济层面，结构单一的出口导向模式使其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加剧发展不稳定性。

三、智利产业结构：从资源依赖到多元竞争力

（一）铜锂主导资源供给格局

智利经济以矿业为核心支柱，形成“资源禀赋驱动+政策引导优化”的出口体系，其中铜、锂产业凭借核心资源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为对冲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智利积极推进出口多元化战略，推动矿业与农业、制造业出口协同发展，2024年非矿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49.2%，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产业格局上，智利矿业呈现“巨头主导+国企参与”的二元特征：头部企业凭借技术、资金优势掌控核心资源开发权，国企通过股权参与深度介入产业环节，保障国家资源权益。政策导向层面，智利矿业发展已从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升级与绿色转型，2024-2033年计划投资831.8亿美元，重点投向铜矿产能升级、锂DLE（直接提锂）技术研发及绿色矿山建设，持续巩固全球资源供给优势。

（1）铜产业：头部企业主导，区域集聚效应显著

铜产业领域，核心企业形成寡头垄断格局，主要包括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必和必拓（BHP）、英美资源（Anglo American）等。其中，CODELCO为全球最大铜生产商，2024年12月产量同比增长21.6%至17.27万吨，预计2025年全年产能达139.1万吨，较2024年增长5%；BHP旗下埃斯康迪达铜矿为全球最大露天铜矿，2024年12月产量同比大幅增长51%至13.36万吨，产能释放节奏显著加快。

区域分布上，智利铜产量高度集中于北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突出。安托法加斯塔大区为核心产区，2024年贡献全国54%的铜产量，聚集了埃斯康迪达、Los Pelambres等超大型铜矿；塔拉帕卡大区次之，产量占比18%，Collahuasi铜矿为该区域核心资产，年产铜规模超65万吨；阿塔卡马大区产量占比12%，以中小型铜矿为主，形成大中小产能互补的区域布局。

2020-2025年铜价呈现“先涨后跌再企稳回升”的走势：2020-2021年，受益于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供应链紧张叠加新能源需求增长，铜价从3.52美元/磅攀升至5.16美元/磅的历史高位；2023年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美联储加息周期影响，铜价回落至4.05美元/磅区间；2024年四季度，智利铜矿产能释放不及预期叠加中国新能源需求回暖，铜价回升至4.25美元/磅；进入2025年，铜矿供应端持续短缺与全球电气化刚性需求形成共振，铜价进一步上涨至4.51美元/磅，后续仍存上涨空间。

短期来看，智利供给端扰动是铜价波动的核心变量。2025年以来，矿山事故、罢工、停电等突发事件频发，导致铜产量阶段性下滑：全球最大地下铜矿之一的El Teniente因地震引发矿井局部坍塌停产，北部大规模停电亦冲击埃斯康迪达铜矿生产，引发市场对供应紧张的担忧，直接助推铜价上行。2026年1月，智利Capstone铜业旗下曼托维德矿因劳资谈判破裂爆发罢工，该矿年产铜2.9-3.2万吨，此次罢工导致生产大幅削减，预计将进一步收紧全球铜供应。

长期来看，需求端是铜价的核心驱动逻辑。2024年全球铜需求达2523万吨，伴随新能源、算力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全球电力需求长期增长，支撑铜需求保持韧性。具体来看，一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单辆电动汽车含铜量为传统内燃机汽车的3-4倍，叠加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持续扩张，直接拉动铜需求增长；二是算力领域，AI训练与服务需求激增带动数据中心建设提速，2024年数据中心占全球电力消耗的1.5%（415TWH），电力系统用铜需求将长期稳定增长。整体而言，新基建需求增长将驱动全球铜需求持续提升，美国、中国将成为主要增长区域。

（2）锂产业：盐沼主导，公私合营推动产能扩张

锂产业领域，阿塔卡马盐沼为核心产区，贡献智利全国90%以上的锂产量，2024年产量达29.7万吨碳酸锂当量（LCE），占全球锂产量约23%，资源禀赋优势显著。市场主体方面，形成“头部企业主导+公私合营突破”的格局：SQM（智利矿业化工）为全球最大碳酸锂生产商之一，坐拥阿塔卡马盐沼优质资源，产能持续扩张，预计2025年锂盐总产能达26.5万吨，并积极在中国四川、澳大利亚奎纳纳布局氢氧化锂产能；Albemarle（雅保）作为全球锂业巨头，资源覆盖盐湖、澳大利亚锂辉石，2024年碳酸锂产能11.5万吨，计划2030年将锂产能提升至50万吨。

新兴力量方面，2025年组建的“Nova Andino Litio SpA”公私合营企业（智利政府持股51%、SQM持股49%）成为产能扩张核心抓手，计划2025-2030年投资50亿美元新增30万吨LCE产能，2031年实现28-30万吨稳定产量，投产后将跻身全球第三大锂生产商。政策端同步发力，智利将锂DLE技术研发与绿色矿山建设作为重点方向，纳入2024-2033年矿业发展规划，推动锂产业从传统开采向高效、低碳转型，巩固全球供给优势。

2020-2025年中国碳酸锂价格经历“快速上涨-大幅回落-底部磨底”的剧烈波动：2020-2022年，受益于新能源产业强势崛起，锂作为战略性资源需求激增，价格从10万元/吨飙升至55万元/吨；2023年起，锂产业供需结构发生根本性反转，上游资金密集涌入推动产能加速释放，但下游需求未同步增长，导致锂电产业链陷入产能过剩，行业内卷加剧，锂价大幅回落至10-12万元/吨区间；随着价格持续下行至边际成本线附近，行业进入底部磨底阶段，多个项目陆续停产检修，过剩产能逐步出清，扰动供给预期。

进入2025年，需求端边际改善支撑锂价企稳：动力电池领域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商用与乘用市场同步快速增长，储能市场延续供需两旺格局，共同为碳酸锂消费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碳酸锂价格走势核心取决于实际需求增速与供应增长的博弈：短期市场波动不确定性较高，长期趋势仍由供需基本面主导。

（二）出口多元化成效初显

受宏观周期与政策引导影响，智利出口格局从单一资源依赖向“矿业主导+非矿补充”转型，2025年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至1070.04亿美元，贸易顺差143.42亿美元，多元化战略成效初显。2025年矿业出口占比59.1%，非矿出口中食品出口额达136.1亿美元，其中樱桃出口33.8亿美元，成为农产品出口标杆品类；制造业出口占比提升至22%，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出口增速超15%。政策层面，智利通过举办全球出口对接会、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展会等举措，助力中小微企业拓展海外市场，2024年8567家出口企业中53%为中小微企业。

多边合作则为出口多元化提供了市场空间，智利与中国、欧盟、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2026年FORM F关税减让表更新后，电气设备、电子元件等商品税率进一步下调，降低了贸易成本。从风险对冲逻辑看，出口多元化有效降低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冲击，2025年全球铜价上涨18%的同时，食品出口增速达22%，形成“资源品+消费品”的双轮驱动格局，增强了外贸韧性与经济稳定性。

四、中智经贸关系：优势产业高度互补

中智经贸合作以“资源-制造”互补为核心，形成“自贸协定赋能+产业链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中国连续14年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目的地与进口来源国，双边合作已从传统贸易向投资协同深化，同时面临政策与地缘环境变化的潜在风险。

（一）资源与制造的高效协同

中智贸易结构呈现高度互补性，智利资源出口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助力智利基础设施升级，形成双赢格局。2024年中智贸易额达616亿美元，是2005年自贸协定实施前的8.6倍，远超中国对全球贸易整体增幅。出口端，智利对华出口以资源品与农产品为主，2024年铜矿石对华出口占比66%（金额301亿美元），精炼铜占比28%（173亿美元），碳酸锂对华出口占比72%（20.2亿美元）；据智利驻华商务处数据，2025/26产季智利车厘子产量预计达到创纪录的65.5万吨，其中超过90%将出口至中国。进口端，中国对智出口以机电产品、纺织品、钢材为主，2024年荣耀手机在智市场份额增长60%，小米、华为分别以15%、3%的份额位居第三、第五，中国手机占智市场总量的42%，成为机电产品出口标杆。

从产业链协同看，智利铜、锂资源直接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链的原材料供给，中国机电产品则为智利矿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装备支持，如比亚迪电动巴士、国家电网输电设备等，形成“资源-制造-应用”的跨洋协同链条。自贸协定的升级（2023年中智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生效）进一步降低了贸易成本，关税减免范围扩大至98%的商品，推动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二）从资源获取到全产业链渗透

中资对智投资从早期资源勘探逐步转向全产业链布局，覆盖矿业、能源、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形成“资源端-生产端-消费端”的全链条布局。矿业领域，天齐锂业持有SQM 23.77%股权，间接参与阿塔卡马盐湖开发；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收购智利输电资产，实际控制逾半数配电网络，保障资源运输与能源供应。制造业领域，东方雨虹收购智利建材零售龙头Construmart 100%股权，完善拉美分销网络；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储能领域深度布局，成为智市场核心参与者。基础设施领域，中资参与圣地亚哥地铁、港口扩建等项目，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升级。

风险与机遇并存，智利政治环境稳定、法律体系健全，为投资提供了基础保障，但2021年以来的矿业政策调整（如锂矿国有化倾向、特许权费率上调）对中资企业收益构成影响。从可持续性看，中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不断深化，智利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实施进一步降低了投资风险，为中资布局提供了制度保障。

五、中资企业在智布局及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保持扩张趋势，截至2024年末，中国对智利的直接投资达16.36亿美元。同时，中资企业在智利的投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从传统的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向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业转型。中资企业在智利的投资已涵盖农业和食品加工业、能源电力、工程承包、矿业、工程机械、汽车、建材、家电、物流、电子商务、通讯电子、金融等多个领域。

能源与基建领域，中资企业已成为智利能源转型与互联互通的核心驱动力。能源方面，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通过收购CGE及参与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深度介入智利骨干电网运营与技术升级；发电与储能端呈现爆发式增长，国家电投、三峡集团持续扩大资产规模，宁德时代、阳光电源、阿特斯、天合储能及科陆电子等企业在2024年至2025年间密集斩获大型储能订单，比亚迪更将其电动化优势延伸至公共交通领域，向圣地亚哥交付大规模电动公交车队。基建方面，中资企业实现了从传统施工向高端特许经营（PPP）的跨越，中国港湾运营佩托尔卡水资源PPP项目，中铁隧道局、中国铁建与中国交建相继中标圣地亚哥地铁延长线、巴图科铁路及萨帕亚水库等国家级重点工程，显著提升了当地交通与水利设施水平。

矿业与制造业领域，中资企业正通过资本运作与装备出海强化产业链协同。上游资源端，天齐锂业通过持有SQM股权确立了在全球锂资源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且SQM正与智利铜业公司推进公私合营开发；开采端，徐工集团重型设备成功进驻百年铜矿丘基卡马塔，实现高端矿业装备的市场突破。制造业与建材领域，东方雨虹通过全资收购Construmart创下建材领域最大并购案，迅速铺开零售网络。汽车市场方面，中国品牌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长城、长安、奇瑞等品牌助推中国汽车在智市场份额攀升至31%，东风汽车通过建立旗舰店与完善销售网络，加速深耕当地市场。

科技通讯与大消费领域，数字化赋能与品牌本土化成效显著。华为与中兴通讯不仅巩固了通信设施地位，更向垂直行业纵深发展，华为与智利国家铜业公司（Codelco）合作探索AI矿山解决方案，中兴则依托区域供应链中心大幅压缩物流周期；中国移动国际智利公司的成立进一步丰富了“AI+”行业解决方案。消费电子与电商方面，小米稳居智利智能手机销量第二，速卖通（AliExpress）更是以78%的跨境订单占比超越欧美竞对，主导跨境电商市场；美的冰箱等家电产品亦长期占据市场份额榜首，展现出强大的终端消费影响力。

农业、物流与金融领域，完善的配套体系为中智经贸闭环提供了坚实支撑。农业食品方面，佳沃食品、张裕及洋河股份通过收购澳新食品、魔狮及VSPT等本土龙头，掌控了优质三文鱼与葡萄酒资源，实现了从产地到中国餐桌的垂直整合。物流端，中远海运投入新一代极限型船舶并开通“樱桃快航”，格林福德成功承运地铁盾构机等超重设备，保障了供应链的高效流转。金融服务方面，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依托人民币清算行优势，在支持SQM等巨头的人民币结算、各类跨境投融资及人民币国际化推广中发挥了关键枢纽作用，国家开发银行则持续为拉美地区提供巨额投融资支持，构筑了稳健的金融护城河。

六、政治更替下的锂业方向与中资机遇

智利2025年总统选举后政权右转，核心政策导向从“国家干预”回归“市场至上”，锂、铜产业政策调整将直接影响全球资源供应链，通过“资源供给-产业链成本-资本市场标的”路径传导至中国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中资企业需把握政策机遇与地缘风险。

（一）政权更替带动锂业市场化回归

极右翼候选人卡斯特当选总统后，矿业政策将出现显著转向，核心是摒弃前左翼政府的“国家主导”路线，回归市场化配置资源。此前博里奇政府推动锂产业国有化，要求新项目由国有公司控股，推动CODELCO与SQM组建合资公司，引发外资不确定性；卡斯特政府秉持自由市场理念，大概率将放宽国家控股限制，鼓励私人与外资进入锂、铜产业，以提升开发效率、弥补财政缺口（2025年智利财政赤字率3.2%）。但需注意，国会中左翼席位占比仍达45%，可能制约政策推进力度，预计政策调整将呈现“渐进式市场化”特征。

区域合作层面，博里奇政府推动的“锂佩克”计划大概率搁置，卡斯特政府更倾向通过双边谈判开展资源合作，这将改变拉美锂产业合作生态。对全球供应链而言，智利锂、铜产量占比高，政策放松有望提升全球资源供给能力，缓解新能源产业链原材料短缺压力；但若政策向美欧资本倾斜，可能导致资源供应链区域化，影响全球资源价格波动。

（二）对中资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的传导路径

智利矿业政策调整通过三条路径传导至中国：一是资源供给端，若政策放松，天齐锂业、比亚迪等中资企业有望获得更多投资与合作机会，智利铜、锂对华出口稳定性提升，缓解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原材料成本压力；二是地缘风险端，卡斯特政府外交向美靠拢，可能推动智利资源纳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对中资企业设置隐性壁垒（如审批周期延长、准入门槛提高），影响中资在智布局效率；三是产业链协同端，中资在智“矿产-能源-加工”全链条布局（国家电网控制50%配电网络、天齐锂业参股核心锂资源），政策调整将直接影响产业链协同效率，进而影响相关企业盈利。

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传导路径清晰：一是资源类标的，智利铜、锂供给增加可能缓解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利好国内铜加工、动力电池企业盈利改善；二是海外布局中资标的，天齐锂业、东方雨虹、比亚迪等企业的智利业务收益预期将随政策调整波动，影响其股价表现；三是宏观经济层面，铜、锂等资源进口成本下降，有助于降低输入性通胀压力，提升宏观经济稳定性。

（三）未来展望

市场化政策导向为中资企业提供了更多参与智利矿业开发与新能源产业的机会，尤其是锂产业DLE技术升级与绿色矿山建设领域，中资企业在技术与资金上具有优势，有望深化合作。同时，中智贸易互补性强，自贸协定框架下双边贸易仍将保持稳定增长，农产品与机电产品贸易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