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试图通过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来达成降息目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和高级研究员丽贝卡·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发文警告称，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的施压行为存在高风险且可能适得其反。
几个月来，特朗普一直呼吁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近期更是加码要求鲍威尔辞职。最近几天，白宫似乎又开辟了一条危险的新战线，而且在法律上可能尚属可行：尝试以美联储翻新工程超支为支点，为“有因罢免”美联储主席构建理由。
帕特森分析称，让央行被视为政治工具的风险显而易见，只需粗略回顾海外类似做法便可得出警示。她说，即使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韧性足以缓和美联储声誉受损的冲击，后果几乎也可以预见：家庭与企业长期借款成本上升，美元走软，从而推高通胀。
匈牙利和土耳其央行沦为政治工具的警示
帕特森摆出匈牙利和土耳其两个例子。这两国领导人在面对预算赤字、通胀压力和刺激增长的诉求时，都打破了制度规范并修改法律，以确保央行服务于政府的政治目标，结果通常是人为压低利率，意图加速经济增长。
首先是匈牙利。该国央行自1991年起独立运作，但过去约15年来，政府多次试图影响货币政策决策，通过增加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数量“改造”决策结构。2011年通过修改法律削弱央行独立性后，三大评级机构将匈牙利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导致借款成本攀升，该国货币福林贬值。
尽管如此，政府对央行的掌控并未停止，今年，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领导的青民盟（Fidesz）又提出立法，拟将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从9人扩充至11人，并新增由欧尔班直接任命的副行长。
不出意料，自2011年以来，匈牙利货币相较欧元持续走弱，幅度超过波兰、捷克等地区货币。这一贬值加剧了通胀，匈牙利的平均通胀率高于其邻国。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了该国的通胀问题，迫使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最终导致2023年经济陷入衰退，全年GDP增长仅0.6%。
帕特森指出，土耳其央行的政治化程度更甚，金融市场代价也更为惨烈。
2018年，在通胀超过15%（远高于该国5%的目标）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布法令，宣布其有权任命央行行长、副行长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并废除资历要求。此举导致标普和穆迪下调土耳其主权信用评级。
不到一年，埃尔多安便罢免坚持利用高利率抑制通胀的央行行长，另择亲信上任。此后几年，他多次更换央行高层。
低利率并未带来好处。自2018年大选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累计贬值88%，在同期新兴市场中仅次于阿根廷比索的惨烈表现。央行降息及货币贬值推升了消费物价通胀，2022年年内涨幅曾高达85%以上，迫使央行转而激进加息。
帕特森称，对比之下，美国二战以来最糟糕的通胀纪录仅为1946年的18.1%和1979年的13.3%。土耳其当前通胀仍高达约35%，央行基准利率已提升至46%。土耳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8年初的11%升至当前近30%。贬值里拉带来的少数“红利”就是外国游客受惠于低汇率。
特朗普政府为何还要效仿？
帕特森指出，从特朗普7月9日的社交媒体贴文看，其一大动因似乎是美国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融资成本。
特朗普不久前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将进一步推高赤字。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已超过国防开支。未来十年，彼得·G·彼得森基金会预计利息支出将累计达1.8万亿美元，超过同期医疗保险的预计支出。
帕特森称，美国政府还希望通过降息帮助扩大出口，因为美元走弱将提升出口竞争力。特朗普或许也盘算过，低利率可能支撑住房和股市表现。土耳其的例子显示，尽管央行政策、管理混乱，但其国内股市表现不错，特别是自2021年以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土耳其投资者将股票视为优于本地债券的财富储存工具。
帕特森说，这可能只是最乐观的情景，而且，即便特朗普换掉鲍威尔，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如愿降息。
特朗普提名的新任主席仍需获得参议院批准，且能否顺利罢免鲍威尔本身就可能引发一场棘手的法律战。此外，利率政策调整还需12名FOMC投票委员中的多数同意。
眼下，公开支持尽快降息的委员仅有两位，且均是特朗普时期任命的官员。
帕特森分析称，事实上，特朗普若真想达成低利率目标，唯一有保障的路径仍是通胀回落或就业市场疲软。目前，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仍接近3%，高于2%的目标。
即使美联储真的降息，这也不代表美国国债收益率会下降。匈牙利和土耳其的经验表明，在短期利率下降后，长期国债收益率反而上升，部分原因是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长期回报以补偿通胀和政治风险。
实际上，这样的投资者行为已体现在美国市场——美联储降息之际，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却在上涨，推高了住房按揭和汽车贷款等消费者融资的成本。
帕特森指出，美联储独立性继续削弱，还可能引发跨国担忧。特朗普可能会把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即美联储在压力时刻为海外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的安排，当作类似关税的谈判筹码。
近年来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都曾公开支持央行独立，这背后有深刻原因。
他们一致认同财政责任与法治，也清楚即使美联储偶有失误，政治独立仍有助于维护其公信力，而这正是吸引全球投资、让美国成为可靠投资目的地的关键。如果失去这种稳定性与可预期性，美国将面临丧失经济与金融市场特殊优势的风险。
编辑：马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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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试图通过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来达成降息目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和高级研究员丽贝卡·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发文警告称，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的施压行为存在高风险且可能适得其反。
几个月来，特朗普一直呼吁美联储放宽货币政策，近期更是加码要求鲍威尔辞职。最近几天，白宫似乎又开辟了一条危险的新战线，而且在法律上可能尚属可行：尝试以美联储翻新工程超支为支点，为“有因罢免”美联储主席构建理由。
帕特森分析称，让央行被视为政治工具的风险显而易见，只需粗略回顾海外类似做法便可得出警示。她说，即使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韧性足以缓和美联储声誉受损的冲击，后果几乎也可以预见：家庭与企业长期借款成本上升，美元走软，从而推高通胀。
匈牙利和土耳其央行沦为政治工具的警示
帕特森摆出匈牙利和土耳其两个例子。这两国领导人在面对预算赤字、通胀压力和刺激增长的诉求时，都打破了制度规范并修改法律，以确保央行服务于政府的政治目标，结果通常是人为压低利率，意图加速经济增长。
首先是匈牙利。该国央行自1991年起独立运作，但过去约15年来，政府多次试图影响货币政策决策，通过增加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数量“改造”决策结构。2011年通过修改法律削弱央行独立性后，三大评级机构将匈牙利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导致借款成本攀升，该国货币福林贬值。
尽管如此，政府对央行的掌控并未停止，今年，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an）领导的青民盟（Fidesz）又提出立法，拟将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从9人扩充至11人，并新增由欧尔班直接任命的副行长。
不出意料，自2011年以来，匈牙利货币相较欧元持续走弱，幅度超过波兰、捷克等地区货币。这一贬值加剧了通胀，匈牙利的平均通胀率高于其邻国。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了该国的通胀问题，迫使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最终导致2023年经济陷入衰退，全年GDP增长仅0.6%。
帕特森指出，土耳其央行的政治化程度更甚，金融市场代价也更为惨烈。
2018年，在通胀超过15%（远高于该国5%的目标）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布法令，宣布其有权任命央行行长、副行长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并废除资历要求。此举导致标普和穆迪下调土耳其主权信用评级。
不到一年，埃尔多安便罢免坚持利用高利率抑制通胀的央行行长，另择亲信上任。此后几年，他多次更换央行高层。
低利率并未带来好处。自2018年大选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累计贬值88%，在同期新兴市场中仅次于阿根廷比索的惨烈表现。央行降息及货币贬值推升了消费物价通胀，2022年年内涨幅曾高达85%以上，迫使央行转而激进加息。
帕特森称，对比之下，美国二战以来最糟糕的通胀纪录仅为1946年的18.1%和1979年的13.3%。土耳其当前通胀仍高达约35%，央行基准利率已提升至46%。土耳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8年初的11%升至当前近30%。贬值里拉带来的少数“红利”就是外国游客受惠于低汇率。
特朗普政府为何还要效仿？
帕特森指出，从特朗普7月9日的社交媒体贴文看，其一大动因似乎是美国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融资成本。
特朗普不久前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将进一步推高赤字。在最近一个财政年度，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已超过国防开支。未来十年，彼得·G·彼得森基金会预计利息支出将累计达1.8万亿美元，超过同期医疗保险的预计支出。
帕特森称，美国政府还希望通过降息帮助扩大出口，因为美元走弱将提升出口竞争力。特朗普或许也盘算过，低利率可能支撑住房和股市表现。土耳其的例子显示，尽管央行政策、管理混乱，但其国内股市表现不错，特别是自2021年以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土耳其投资者将股票视为优于本地债券的财富储存工具。
帕特森说，这可能只是最乐观的情景，而且，即便特朗普换掉鲍威尔，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如愿降息。
特朗普提名的新任主席仍需获得参议院批准，且能否顺利罢免鲍威尔本身就可能引发一场棘手的法律战。此外，利率政策调整还需12名FOMC投票委员中的多数同意。
眼下，公开支持尽快降息的委员仅有两位，且均是特朗普时期任命的官员。
帕特森分析称，事实上，特朗普若真想达成低利率目标，唯一有保障的路径仍是通胀回落或就业市场疲软。目前，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仍接近3%，高于2%的目标。
即使美联储真的降息，这也不代表美国国债收益率会下降。匈牙利和土耳其的经验表明，在短期利率下降后，长期国债收益率反而上升，部分原因是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长期回报以补偿通胀和政治风险。
实际上，这样的投资者行为已体现在美国市场——美联储降息之际，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却在上涨，推高了住房按揭和汽车贷款等消费者融资的成本。
帕特森指出，美联储独立性继续削弱，还可能引发跨国担忧。特朗普可能会把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即美联储在压力时刻为海外央行提供美元流动性的安排，当作类似关税的谈判筹码。
近年来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都曾公开支持央行独立，这背后有深刻原因。
他们一致认同财政责任与法治，也清楚即使美联储偶有失误，政治独立仍有助于维护其公信力，而这正是吸引全球投资、让美国成为可靠投资目的地的关键。如果失去这种稳定性与可预期性，美国将面临丧失经济与金融市场特殊优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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