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贸然发动全面贸易战,搅得全球市场陷入乱局。中国目前已经在积极应对贸易战,未来则需要推出有助于打赢贸易战的各类经济方案。
贸易战对中国总需求的影响
贸易战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
首先是对出口需求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将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著减少。由于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出口的减少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影响整体经济表现。根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等人的估算,美国对华关税每加征10%,中国出口或下降2%-2.5%。
然后是对消费的影响,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普通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人们可能会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并增加储蓄以应对潜在的风险。 还有对于投资的影响,因为贸易战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信心受损,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 当然,也不必对于经济前景过于悲观,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出口产业仍具有很大的韧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18年接近4200亿美元、创历史峰值,2024年下降到了3000亿美元以下。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盟、东盟、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从而部分抵消了中美贸易额下降所造成的冲击。 我们相信,虽然贸易战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全新挑战和部分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倒逼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内循环。 中国经济全面过剩只缺孩子 支撑我们继续看好中国经济的底气之一,就因为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40%以上的品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具体到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方面来进一步分析:“衣”的部分,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和出口国。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额超3000亿美元,约占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食”的部分,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突破1.4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500公斤,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2024年度,全国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为28.1公斤,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人均猪肉消费量约为17公斤);“住”的部分,根据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近年来,全国商品房库存量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5327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10.6%,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长16.2%;“行”的部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2024年中国高速铁路的通车里程已经达到4.8万公里,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达到了19万公里,均居世界第一位。从国际海运来看,中国的船队规模和海运量都居世界首位。2024年中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3128.2万辆和3143.6万辆,总量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 可以发现,中国在以上各项数据统计方面都处于比较富足的状态,甚至已经出现了物质全面过剩的现象,导致解决“过剩”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新问题。但唯独在某一个重要领域内,中国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那就是孩子的数量。 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近年来更是进一步下降。2020年生育率降至1.3,2023年生育率进一步降至1.01,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中国出生人口在2016年还有1883万人,到2023年就减半到902万人,前后相隔仅7年时间。而在陷入严重超低生育率的日本,出生人口从1982年的150万,减半到2023年的75万则花了41年时间。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出生人口数量的下跌速率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 贸易战的根本还是科技战和人才战 贸易战的根本还是科技战和人才战,而人口众多则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当今,大学教育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前提。虽然美国的总人口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近年来已经出现逆转。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3中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4763万人,本科毕业生489.74万人,在学研究生达到388.29万人,毕业研究生101.48万人,均已超过美国。从科研人数来看,中国在2000年时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目前则已经超过美国。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6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023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为1022.54万人,居世界第一,而且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首位。 影响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人口数量越多,可以投入的研发人员也就更多。这种人口越多、创新力越强的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具有递增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不仅总体创新力会越强,而且人均创新力也会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 在科技竞争中,人口规模效应要比其它领域更为显著。比如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但边际成本却很低。人口大国往往能够仰仗其市场规模承受巨额投入的成本,并且依靠庞大人才资源形成产业和科技创新的集群,从而在新兴领域率先实现产业化,然后将商业模式迅速复制到其他国家。 现在中国的人口总数相当于美国的4倍,这是中国对美国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有信心打赢贸易战的重要基础。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非但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品分类的供应链,而且也能支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移动互联网。正因为人口众多,所以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可以养活各种业态的公司。比如单就移动打车这一个领域,就可以细分成专车、拼车、分享车、接送机、代驾等细分门类,丰富程度要超过美国,从而在每一个门类都有可能依靠创新孕育商机,进而带动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持续进步。 可惜长期来看,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最大劣势就是生育率远低于美国。2023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01,而美国的生育率则有1.62。如果中美两国生育率保持这种相对差距,未来每一代中国人的人口优势,相对于美国就会减少1/3左右。如果中国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将因此彻底失去人口优势。 人口年龄结构对创新力也有影响。一般来说,30岁左右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而且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普遍的阻挡效应,即由于老人在企业和社会中占据了太多重要的岗位和资源,势必影响年轻人晋升和锻炼的机会,从而削弱年轻人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在一个快速老化和萎缩的社会中,技术发展会更慢,并且最终陷入停滞和倒退。 对育儿家庭进行经济补贴 当我们意识到生育率下降会成为国家的竞争劣势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找出生育率降低的原因。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生孩子太“贵”了。 这里所说的“贵”,不仅包括家庭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直接付出的经济成本,还包括为此付出的大量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往往会在生育孩子后遇到所谓的“母职惩罚”。从收入方面来说,母职惩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就业率下降、有报酬工作时间减少和工资下降。 我们认为,生育和养育孩子也应被视为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现在多生多育几个健康的小孩,同样是在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其价值未必低于其原先从事的本职工作。所以,应该通过给这些育儿家庭发放经济补贴,以弥补其因为生育而在收入上蒙受的损失。比如在生育多个孩子之后,有些妈妈不得不放弃工作成为“全职主妇”。如果参照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目前的平均工资(2023年的最新统计数据为68340元),相当于整个家庭每月减少了5000元收入,需要政府对此进行弥补。 所以我们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给家庭发钱,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6岁或18岁。 二是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三是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的10万元现金补贴。毕竟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给育儿家庭大规模发钱,可以把中国强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转化为民众手中的真金白银,进而带来现实的美好生活。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可以让经济回归经世济民的初心。 财政赤字投资孩子是最好的投资 上述建议存在着经济学理论的支撑。给妈妈发工资以及给育儿家庭发钱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予以提供。对于有铸币权的主权国家来说,财政赤字可以向央行借债,操作实质上只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变化,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孩子就是最好的“投资项目”。目前中国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投资都已经接近饱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下行压力。在此局面下,中国庞大人口的内需理应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既可以消化巨大产能,也能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更为科学健康的人口观念,也就是真正认识到人在经济循环中不仅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只有充分发挥人在消费而不只是生产上的作用,让大量的人口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才能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全面地发展。 由于贸易战导致出口减少而对总需求形成的负面影响,其实可以通过刺激家庭消费来弥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有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刺激消费,我觉得其实发放现金更容易操作,而且不会偏向个别商品和行业。最有效的方案则是发钱给育儿家庭,因为这些家庭承受了为社会养育孩子的负担,这个方案非但很公平,而且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现在过低的生育率。 给育儿家庭孩子发钱,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提升投资信心。由于家庭获得生育补贴而多出生的小孩,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的需求,长期则会增加对电器、汽车、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额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和增加就业机会,更能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从回报上来讲,鼓励生育的资金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整体上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产生了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产生了正回报,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且随着这些孩子未来成为工作人口,将有利于缓解严重的养老负担,确保整个国家有能力负担因老龄化而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 财政赤字率不超过5%不用担心通胀 或许有人会担心,如此大规模地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对此给出结论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看产能是否有余力以及就业是否充分。现在中国恰好处于产能过剩、就业不充分的阶段,所以通过刺激消费,可以把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利用起来。中国现在面临的并非通胀而是物价负增长,正好需要赤字财政刺激。当然,赤字财政并不能成为一种长期使用的方案,在通胀周期中可以适当回调。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也没必要将赤字财政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其具体的可行性。 在经济萧条周期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在二战以后,凯恩斯理论已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于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的适用条件,则是在通缩背景下存在需求和就业的不足,这也恰好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局面。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支出会有明显的乘数效应,而且不会引发通胀担忧。因此,用财政赤字发育儿补贴,将具有明显的拉大经济效应,要比降息等其它刺激政策见效更快,长期来看还有利于保持创新活力。 目前中国经济要担心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物价下降会导致人们的消费意愿减弱。而且,物价下降实际上会增加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因为其持有资产的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的经济衰退,解决办法则是通过增发货币来避免通缩。2025年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财政赤字率提高至4%,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实际上,财政赤字率只要不是远远超过5%,就不用担心通胀。 结论: 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困境的实质,其实是有效需求不足和家庭消费水平偏低,根本原因则是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消费,也没有足够的钱养育孩子。同时,中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严重低生育率。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和人口问题,就要每年拿出几万亿来发钱给家庭(尤其是育儿家庭)。如果把钱发给了育儿家庭,既能扩大消费,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又能提高生育率,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振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贸易战只是短期问题,人口才是长期问题。通过大规模发钱来补贴家庭,能帮助中国短期打赢贸易战,长期打赢科技战。
2025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贸然发动全面贸易战,搅得全球市场陷入乱局。中国目前已经在积极应对贸易战,未来则需要推出有助于打赢贸易战的各类经济方案。
贸易战对中国总需求的影响
贸易战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
首先是对出口需求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将导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显著减少。由于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出口的减少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影响整体经济表现。根据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等人的估算,美国对华关税每加征10%,中国出口或下降2%-2.5%。
然后是对消费的影响,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普通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人们可能会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并增加储蓄以应对潜在的风险。 还有对于投资的影响,因为贸易战增加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信心受损,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 当然,也不必对于经济前景过于悲观,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的出口产业仍具有很大的韧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18年接近4200亿美元、创历史峰值,2024年下降到了3000亿美元以下。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盟、东盟、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从而部分抵消了中美贸易额下降所造成的冲击。 我们相信,虽然贸易战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全新挑战和部分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倒逼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内循环。 中国经济全面过剩只缺孩子 支撑我们继续看好中国经济的底气之一,就因为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40%以上的品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具体到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方面来进一步分析:“衣”的部分,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和出口国。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额超3000亿美元,约占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食”的部分,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突破1.4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500公斤,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2024年度,全国居民家庭人均猪肉消费量为28.1公斤,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人均猪肉消费量约为17公斤);“住”的部分,根据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近年来,全国商品房库存量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5327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长10.6%,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长16.2%;“行”的部分,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2024年中国高速铁路的通车里程已经达到4.8万公里,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达到了19万公里,均居世界第一位。从国际海运来看,中国的船队规模和海运量都居世界首位。2024年中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3128.2万辆和3143.6万辆,总量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 可以发现,中国在以上各项数据统计方面都处于比较富足的状态,甚至已经出现了物质全面过剩的现象,导致解决“过剩”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新问题。但唯独在某一个重要领域内,中国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那就是孩子的数量。 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近年来更是进一步下降。2020年生育率降至1.3,2023年生育率进一步降至1.01,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中国出生人口在2016年还有1883万人,到2023年就减半到902万人,前后相隔仅7年时间。而在陷入严重超低生育率的日本,出生人口从1982年的150万,减半到2023年的75万则花了41年时间。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出生人口数量的下跌速率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 贸易战的根本还是科技战和人才战 贸易战的根本还是科技战和人才战,而人口众多则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当今,大学教育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前提。虽然美国的总人口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近年来已经出现逆转。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3中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4763万人,本科毕业生489.74万人,在学研究生达到388.29万人,毕业研究生101.48万人,均已超过美国。从科研人数来看,中国在2000年时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目前则已经超过美国。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6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了欧盟国家平均水平。2023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为1022.54万人,居世界第一,而且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首位。 影响创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人口数量越多,可以投入的研发人员也就更多。这种人口越多、创新力越强的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具有递增效应。也就是说,人口越多,不仅总体创新力会越强,而且人均创新力也会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 在科技竞争中,人口规模效应要比其它领域更为显著。比如在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文化创意等新兴领域,需要巨大的研发投入,但边际成本却很低。人口大国往往能够仰仗其市场规模承受巨额投入的成本,并且依靠庞大人才资源形成产业和科技创新的集群,从而在新兴领域率先实现产业化,然后将商业模式迅速复制到其他国家。 现在中国的人口总数相当于美国的4倍,这是中国对美国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有信心打赢贸易战的重要基础。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非但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品分类的供应链,而且也能支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移动互联网。正因为人口众多,所以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可以养活各种业态的公司。比如单就移动打车这一个领域,就可以细分成专车、拼车、分享车、接送机、代驾等细分门类,丰富程度要超过美国,从而在每一个门类都有可能依靠创新孕育商机,进而带动科学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持续进步。 可惜长期来看,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最大劣势就是生育率远低于美国。2023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01,而美国的生育率则有1.62。如果中美两国生育率保持这种相对差距,未来每一代中国人的人口优势,相对于美国就会减少1/3左右。如果中国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两三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未来这些总数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将因此彻底失去人口优势。 人口年龄结构对创新力也有影响。一般来说,30岁左右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而且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普遍的阻挡效应,即由于老人在企业和社会中占据了太多重要的岗位和资源,势必影响年轻人晋升和锻炼的机会,从而削弱年轻人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在一个快速老化和萎缩的社会中,技术发展会更慢,并且最终陷入停滞和倒退。 对育儿家庭进行经济补贴 当我们意识到生育率下降会成为国家的竞争劣势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找出生育率降低的原因。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不生孩子或者少生孩子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生孩子太“贵”了。 这里所说的“贵”,不仅包括家庭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直接付出的经济成本,还包括为此付出的大量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往往会在生育孩子后遇到所谓的“母职惩罚”。从收入方面来说,母职惩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就业率下降、有报酬工作时间减少和工资下降。 我们认为,生育和养育孩子也应被视为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现在多生多育几个健康的小孩,同样是在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其价值未必低于其原先从事的本职工作。所以,应该通过给这些育儿家庭发放经济补贴,以弥补其因为生育而在收入上蒙受的损失。比如在生育多个孩子之后,有些妈妈不得不放弃工作成为“全职主妇”。如果参照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目前的平均工资(2023年的最新统计数据为68340元),相当于整个家庭每月减少了5000元收入,需要政府对此进行弥补。 所以我们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给家庭发钱,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是现金补贴:给予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补贴2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补贴3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6岁或18岁。 二是个税和社保减免:对于二孩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以上家庭个人的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三是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进行补贴。比如说补贴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的10万元现金补贴。毕竟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给育儿家庭大规模发钱,可以把中国强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转化为民众手中的真金白银,进而带来现实的美好生活。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可以让经济回归经世济民的初心。 财政赤字投资孩子是最好的投资 上述建议存在着经济学理论的支撑。给妈妈发工资以及给育儿家庭发钱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予以提供。对于有铸币权的主权国家来说,财政赤字可以向央行借债,操作实质上只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变化,也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孩子就是最好的“投资项目”。目前中国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投资都已经接近饱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下行压力。在此局面下,中国庞大人口的内需理应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既可以消化巨大产能,也能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更为科学健康的人口观念,也就是真正认识到人在经济循环中不仅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只有充分发挥人在消费而不只是生产上的作用,让大量的人口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才能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全面地发展。 由于贸易战导致出口减少而对总需求形成的负面影响,其实可以通过刺激家庭消费来弥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逐步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有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刺激消费,我觉得其实发放现金更容易操作,而且不会偏向个别商品和行业。最有效的方案则是发钱给育儿家庭,因为这些家庭承受了为社会养育孩子的负担,这个方案非但很公平,而且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现在过低的生育率。 给育儿家庭孩子发钱,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提升投资信心。由于家庭获得生育补贴而多出生的小孩,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的需求,长期则会增加对电器、汽车、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额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和增加就业机会,更能提升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从回报上来讲,鼓励生育的资金从财政转移支付给了家庭,整体上并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如果鼓励生育产生了效果,也就是说家庭因此多生了个孩子,那么只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对社会的贡献大于鼓励生育的钱,就是产生了正回报,额外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且随着这些孩子未来成为工作人口,将有利于缓解严重的养老负担,确保整个国家有能力负担因老龄化而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 财政赤字率不超过5%不用担心通胀 或许有人会担心,如此大规模地给家庭发钱,会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呢?对此给出结论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看产能是否有余力以及就业是否充分。现在中国恰好处于产能过剩、就业不充分的阶段,所以通过刺激消费,可以把闲置的产能和劳动力利用起来。中国现在面临的并非通胀而是物价负增长,正好需要赤字财政刺激。当然,赤字财政并不能成为一种长期使用的方案,在通胀周期中可以适当回调。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也没必要将赤字财政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要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其具体的可行性。 在经济萧条周期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实际上就是著名的凯恩斯理论,在二战以后,凯恩斯理论已是得到普遍认可的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于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的适用条件,则是在通缩背景下存在需求和就业的不足,这也恰好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局面。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赤字支出会有明显的乘数效应,而且不会引发通胀担忧。因此,用财政赤字发育儿补贴,将具有明显的拉大经济效应,要比降息等其它刺激政策见效更快,长期来看还有利于保持创新活力。 目前中国经济要担心的是通缩而不是通胀,物价下降会导致人们的消费意愿减弱。而且,物价下降实际上会增加个人和企业的负债,因为其持有资产的实际价值缩水了,而对银行的抵押贷款却没有减少。这就是经济学中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的经济衰退,解决办法则是通过增发货币来避免通缩。2025年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财政赤字率提高至4%,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实际上,财政赤字率只要不是远远超过5%,就不用担心通胀。 结论: 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种种困境的实质,其实是有效需求不足和家庭消费水平偏低,根本原因则是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消费,也没有足够的钱养育孩子。同时,中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严重低生育率。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和人口问题,就要每年拿出几万亿来发钱给家庭(尤其是育儿家庭)。如果把钱发给了育儿家庭,既能扩大消费,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又能提高生育率,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提振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贸易战只是短期问题,人口才是长期问题。通过大规模发钱来补贴家庭,能帮助中国短期打赢贸易战,长期打赢科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