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老师入职三个月被举报 谁在监控我的微博小号？

新周刊

1周前

在教师的圈子里，遭遇类似不实或者不合理的举报，并非孙依独有。...一位学生报警，称个人财物被老师拿走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在课上玩手机而被没收。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极昼工作室
（ID：media-fox)
作者：蔡家欣
编辑：王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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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师的“罪与罚”
直到接到停课通知，28岁的孙依才知道自己被举报了。
这是发生在2022年年末的事。某个周三的傍晚，党委书记、副校长，再到教导主任，几个校级领导坐在会议室里，逐字念着那封针对孙依的匿名举报信。
“罪名”被一项一项罗列出来。首先是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证据是孙依的一个微博小号，就像是私人日记，她在上面记录生活，也吐槽工作。相应的“罪名”还有“看不起同事，不团结同事”、“辱骂学生”……没拿奖的运动会，也被扣上了“组织能力差”的帽子。
（图/pexels）
每一项“罪名”底下都会附上她的微博截图，“这就是人家的证据。”她无法认可，“我只是有这么一个臭毛病，爱在网上记录东西，但我私下的情绪从来不会带在办公的场合。”
学校直接给了孙依一个处分：停课，且没有说明期限。孙依试图辩解，但校方没有给她机会。那份人事决定已经被盖上红戳，“这是来通知我的，不是让我解释的。”
孙依是江苏某中学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入职不到三个月。就在被处分的半个小时前，她还主持着一堂校级戏剧选修课，给学生示范表演方法。被举报之前，她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不满的信号，不管发任何通知，班级群里家长都是一连串的大拇指和玫瑰花，“都很有礼貌，没有任何一个人表面上对你提出不满。”
在那间被审判的会议室里，孙依感受到了屈辱和难堪，“你就是透明人，所有的隐私都没了。”就连非工作时间抽烟也被称为“生活方面有问题”。
在教师的圈子里，遭遇类似不实或者不合理的举报，并非孙依独有。举报通常来得很突然，还带有随意性。在苏州的一所乡镇小学，多名老师被同时举报，理由是“学校伙食不好”，事后的调查中，学生坦承，自己的班主任之所以“逃过一劫”，只是因为班主任名字中带有生僻字，打不出来。
有些时候，举报的理由听起来荒诞、无厘头。一位学生报警，称个人财物被老师拿走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在课上玩手机而被没收。还有一位男生向学校举报，自己被女老师“摸了”，监控呈现的事实是，他在课上睡觉，老师把他拍醒了。
2010年以来，教师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被提到了一个重要位置，多个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2014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划出针对高校教师的“红七条”，2018年，相关的红线被扩充到“红十条”，包括不得损害国家、学校和学生的利益，不得违背党的政策方针路线、不得徇私舞弊、收受财物等。
相应的体系建构也在并行。比如，形成以“师德为先”为核心的教师考评制度，同时还有社会监督体系，不仅有多种形式的投诉和举报平台，还鼓励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参与。
作为一种监督手段，投诉和举报进入公众视野。班级层面，有家委会、校委会的渠道；学校有专门的举报电话、邮箱，以及处理举报的办公室，往上还有教育局、教育厅。此外，市长热线、以及12345投诉电话也能受理。举报者的身份从学生，到家长，有时甚至是一个邻居，“你有一个教师的身份 ，如果哪里做得不好，道德都会把你绑得高一点。”一位被举报的老师说。
（图/pixabay）
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这张监督的网正在收紧，甚至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针对教师群体的不实或者不合理的举报正在增多。一位教龄20多年的老师回忆，从2017年开始，针对教师的举报，特别是不实的、不合理的举报开始增多，以她所在学校30个班级为例，每两天大概就能收到一个举报。
根据公开报道，学生丢了橡皮，教师开车上班，甚至是吃一份外卖，都有可能成为举报的由头。2024年10月，《半月谈》杂志发表文章显示，2024年1月至8月，西南某教育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件，其中仅有7起属实。
系统“风暴”
在现如今的教育系统里，举报就像是那颗丢进湖面的石头，会引发一系列的震荡和涟漪。
27岁的晓糖是河北一所职业学校的班主任。2023年，这位从业不到三年的年轻教师，收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举报。“怎么办？都捅到教育局了。”晓糖还记得当时的慌张和恐惧。这通举报电话从市长热线层层往下，先到教育局、再到学校领导，最后来到晓糖的手上，举报理由是“侮辱学生”。
举报者曾是她班上的一名女学生，多次霸凌另一位失去母亲的同学。一个晚自习，晓糖把那个女学生喊到走廊谈话。晓糖描述，对方骂她，甚至还冲上来要打人。考虑到霸凌者以往的行为，以及借读、留级等因素，学校开除了这位女生。
即便如此，从流程上来说，晓糖还是必须接受调查。这也是处理举报的流程之一。目前，各个地区的教育部门不仅要求完善举报制度，而且都会要求“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
关于答复的材料，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只需老师说明原委即可，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学校出具老师的“现实表现材料”。
晓糖需要准备三份材料。首先是纸质说明材料，写明事件原委，双方言行，以及时间，具体到几点几分。其次，还要有七八个目击证人，有老师，也要有学生，每个人写一份证明材料，再签字摁手印。最后附上现场的监控材料，晓糖甚至有点感激学校那几乎没有死角的监控。
但举报并没有结束。“侮辱学生”的调查流程结束后，那位霸凌者又以勒索、非法拘禁等理由继续举报晓糖。每一次举报来临，晓糖都要配合调查，准备材料。久而久之，晓糖的生活陷入了自证的循环里。每一次澄清之后，事情不了了之，没有人跟她说一声道歉。没完没了的举报，学校也苦恼，领导埋怨晓糖，“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处理好分寸？”
后来，这位举报者冲进学校殴打其他同学，被送往派出所后，要求当面质问晓糖为什么开除她。半夜12点，学校领导让晓糖去派出所，“让我去解释，哄哄她，让她不要再举报了”。晓糖拒绝了，“我没办法服这个软！”
“投诉全凭一张嘴，然后我们就要去调查事实，有一些属实，有些纯属没有发生过，有些是夸大事实。”在东部沿海某省份学校做副校长的陈震说。
两年的任职经历里，每隔几天，陈震都会收到一份举报，不合理或者不符合事实的能占到一半。有老师因为作业被反复举报——先是作业过多，减少后又被举报太少，老师最后设置了“作业超市”，由学生和家长自行选择，还是被举报了，理由是“不负责任”，“区别对待”。
（图/pexels）
按照规定，陈震要对举报作出解释，同时提供解决方案。从学校的层面来说，最理想的方案是举报者撤回举报，“撤销等于没有记录嘛”。为了解决举报，学校通常要使出“十八般武艺”，比如反复家访，甚至求助派出所和社区协调、沟通。
有些时候，终结的开关，握在举报者的手上。以陈震的学校为例，形成调查报告以后，还要联系举报者，告知处理结果，只有当举报者选择“满意”或者“理解”，举报才能算解决，如果“不满意”了，学校就要重新调查，再次撰写报告。
如果举报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比如公开通报批评老师，让老师写保证书，为了息事宁人，学校甚至会各打一大板。一名举报者因为给班上女同学造黄谣，被班主任批评后，转头举报了老师。学校因为“造黄谣”给举报者以处分，另一头也希望这位女老师道歉，不再提及此事。
陈震坦言，这些情况都会让老师失去信心，甚至与学校产生隔阂，“答复（举报）理由对于学校来说是应当的，但答复要求一定要解决投诉，而无视投诉背后的原因就不对了。”
“捷径”
面对不实举报，大多数老师选择忍气吞声，一旦系统被启动，他们只能跟着链条转动。举报之所以给学校和老师带来压力，是因为它与教师的成长、学校的考核紧密挂钩。严重的，学校负责人连带会被约谈、写书面检讨，甚至是免去职务。陈震坦言，即便最后调查出举报不实，一旦举报次数增多，一所学校、一个老师的考核依然会受到影响。
绩效捆绑之下，一旦举报降临，系统的神经就会紧绷，而老师通常会成为“牺牲者”。
一位老师在班上批评了作业不合格的学生，被家长举报到教育局，学生也不去上课了。那段时间，学校领导带着一堆人上门道歉，这位老师的教学比赛、公开课都被停掉了，她要每天晚上给在家的学生发短信、发作业关心，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应付家校矛盾。一个学期后，这起举报终于解决——老师被调走了。
（图/pixabay）
跟大多数老师不一样，因为私人微博言论被举报的孙依，选择对抗。很长一段时间，那封举报信就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里。
被停课期间，她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整夜睡不着觉，“到底是谁（举报）？”为了弄清楚举报者，孙依开通可以看到访客记录的会员，创建了一个文档，里面记录着有“嫌疑”的访客信息，“有蛛丝马迹的我都会截图下来。”她还跑到教育局的官网反映自己的遭遇，在网络上直播曝光。
一位年长的老师劝她忍下来，什么都不要说，然后道歉，等风头过去。孙依拒绝了。“我为什么要认下来？如果我容忍，那他们会以为自己做对了，只会更猖狂。”
遗憾的是，像有一道铜墙铁壁，不管她朝哪里撞，都被弹了回来。她被那所民办学校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人事关系。“他们本来可能想把这个事压一压，结果发现我这个刺头压不了。”孙依报警自己被恶意举报，学校给民警的回复是，这属于内部人事决定。
就连父母也不理解她，“如果你没做错什么，别人为什么要举报你？”
从效果上看，举报作为一种教育监督手段，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生的权益。自2019年以来，教育部至少通报了93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包括学术不端、体罚学生、性骚扰学生，补课收费、收受礼金等行为。2022年辽宁大学一辅导员被实名举报骚扰女学生，查实后被免职、撤销教师资格。去年1月，华中农大一名教授被11名学生联名举报学术造假，调查核实后也被停止了职务和工作。
与此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在显现。举报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许多教师公开表示，已经影响到日常教学，令他们深陷自证的泥潭中。
被不实举报以后，一位老师记得自己在教育局第一反应是“委屈到哭”。想到平日里的付出，为了鼓励学生，甚至会自掏腰包买礼品，“这种子虚乌有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我很委屈。”她搜索过维权路径，但没有，“我只能自证清白，然后调节自己，没有任何渠道去维权，为自己做什么，这是我最伤心的事情。”
互联网上，很多人提到，不实举报泛滥的根源在于举报匿名以及没有规定举报者举证的义务。仅有少数高校提出“若存在捏造事实、诬告陷害”，“应当承担责任”。但更多学校，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对举报者几乎未有明确的约束。
没有义务的束缚，举报一旦进入私人领域，很容易会变成报复或者是谋利的工具。作为副校长，陈震曾在校门口听到家长的对话：“你投诉呀，打电话，我们上次投诉以后当天下午就弄好了。”轻飘飘的语气，令陈震不是滋味。举报脱离了监督的范畴，变成“家长达成目的的黄金手段”，或者说，“人民满意的教育被解读为一个人的满意吧。” 
在陈震的学校，一位老师曾被举报“师风师德有问题”。监控画面显示，课堂上这位老师批评学生字写得不好，作业本恰好放在桌角，老师转身时碰到地上，举报者将此描述为“甩作业本”。

（图/pexels）

在所有的举报当中，对“师风师德”的指控最为严重。师风师德贯穿教师管理的全过程，包括资格认定、招聘、职称评审、年度考核、推优评先等，一旦被认定为师德失范，在评优评先中都会被“一票否决”。关于其内涵，教育部曾印发相关通知，比如中小学教师要遵守的十项准则，包括坚定政治方向、爱国守法、传播优秀文化，坚持言行雅正等。
但在实际操作中，相关界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边界的模糊，通常会使调查变得被动。在陈震看来，“甩作业本”就属于“不合理”的举报，但举报者不依不饶——必须更换老师，否则孩子会有心理问题，对语文会有厌学情绪。“当一个人对学校或者老师有意见时，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被放大”。
一个举报者的素描
举报扩大化的背后，那些隐藏的面孔究竟如何？他们是否知道，随手发起的一个举报，有可能改变他人的人生轨迹？
互联网上尽是教师的怨声，20岁的小悦是第一个愿意向我们讲述的匿名举报者。
她是湖南一所大专学校空乘专业的学生，2023年，在阳光教育平台上举报了自己的任课老师，理由是“侮辱学生”。
冲突起源于一次“加课”。在小悦的描述中，为了能选上课拿学分，自己曾在课堂上多次举手示意，“老师，我要加课。”但都没有得到回应。直到她在讲台下大喊，“我说要加课，你没听到吗？”
（图/pexels）
任课老师把小悦叫上讲台，看到签到记录后，拒绝了小悦的加课，“上次没来上课的同学就不要加了。”争执由此产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位老师批评了她，“不想上课你就出去，你来学校干嘛？想挂就挂了吧。”
小悦回忆当时的场景，“声音非常大”，她只想逃离现场，“没有考虑一个学生的自尊，那么多人在上课，就批评你一个人”，“我人都要死掉了”。
离开教室后，小悦决定举报，“恨不得她马上从学校消失”，“（她要是）丢了工作我会很开心”。在那通举报电话里，小悦隐藏了自己的名字，“之后不给我补考怎么办？”
来到这所学校这个专业，小悦说是为了完成家里给她的任务——拿到大专文凭，“我就是混日子，不是真心实意想读书的。”其他同学也经常性逃课，“为什么只针对我一个？”
委屈感或者觉得被针对，是举报者普遍存在的情绪。一个学生因为期中作业有问题被挂科，计划举报老师。在他看来，任课老师在群里催促别人交作业，也反馈过别人的作业问题，却直接将他挂科，这属于老师的教学责任。一个正在寻找举报途径的学生，成绩被打不及格，老师拒绝加微信，不沟通，他认定这是“恶意”和“区别对待”。
在一位班主任的观察中，很多时候，学生举报或者报警，都只是为了发泄当下的情绪。曾有一举报者在课上与人打架，被英语老师拉开后，这位学生直接报警，称老师打人骂人。英语老师还在为报警的事而奔走、说明情况时，举报者照样上课、打闹，“可能觉得跟在家里一样，耍一顿脾气，爸妈还会跟没事人一样。”
举报老师以后，小悦直接放弃了那门课。她形容自己“被打倒了”，“那个阴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父母指责她，要求她去上课时，她只有委屈和愤怒，“每次都把老师的话当圣旨，我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好，从来不问原因。”好朋友劝她，在学校老师就是权威，给老师带一杯奶茶。
（图/pexels）
小悦反思，自己是不是错了？但又放不下面子，“我觉得自己像在讨好她一样。”
那个学期末，这起举报风波有了尾声。被举报的老师找到小悦“摊牌”，“尊重是互相的”，提到小悦平时迟到、提前溜走的表现。小悦不知道匿名举报后为何会被发现身份，而在她看来，老师的解释，是指责和教训，为自己开脱。而她需要的是一个真诚的道歉。
她并不满意这个结果，在学年的评价里，她给这位老师打了0分。
如今，距离举报过去一年，小悦已经在一家企业里实习了。回过头看，她觉得当时不上课的决定“太幼稚了”，她也不再希望这个老师被开除，“没有必要”，“我也不想她没了工作”。但被当众批评的阴影还没有褪去，痛苦依然真切，“她毕竟伤害了一个女孩的自尊，这种东西说廉价也廉价，说贵也贵。”
边界
被霸凌者反复举报后，职校老师晓糖选择离开这个行业。
离职前的三个月，每天早上醒来，晓糖都能感受到心脏“突突”地跳。举报的事情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课堂上，晓糖纠正纪律或者学生的行为，底下的学生就会起哄，“你等着，我把你举报到教育局去。”
她也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中。当时，邯郸一位小孩被霸凌至死的新闻备受关注。晓糖认为，霸凌需要被正视。“如果我打骂学生，你可以说是我的工作失误。但她霸凌别人，我批评她，最后我被举报，这个工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她多次向学校领导求助，对方的回复是，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别做。她决定离职。“我宁愿不干，也不想再这么尴尬下去。”
更多的教师则对职业的边界感到困惑。一位年轻的教师因为学生打盹，让全班站着晨读而被举报体罚学生。她说，再也不敢管了，“怕又被举报”。
（图/pixabay）
一些老师互相调侃，放下助人情结。一位曾被举报过的老师表示，在工作中会时刻提醒自己，“太有责任心的老师没有好下场。”对于违纪的学生，她如今只是告知，不再试图去纠正。担心被“诬告”，她甚至不敢跟学生发生任何肢体碰触。
作为一名校园管理者，陈震认为，不应该否定举报这种监督手段，问题在于要“有余地”，也就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投诉，就一定要投诉者满意”。更应当重视的是“集体性投诉”，因为“一定有它的问题所在”。
在制度上，许多人认为应该考虑举报者的责任，主张教师的权益。在2023年香港教育局更新的《学校投诉处理指引》中，校方被赋予了退出权利。比如，投诉者需要提供姓名、地址、电邮或者电话，以提供充分的（证明）资料，如若拒绝，校方均可不受理投诉。如果学校遇到不合理的持续投诉，也有权利限制或停止与投诉者的接触，也可以发出《重复投诉覆函》，重申校方将不再回复或联络。
2023年11月，关于恶意举报的问题，教育部也曾公开表示，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行业性的探讨之外，一些影响更为幽微而个体。
（图/pexels）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微博言论而被举报的孙依，似乎停在了原地。“对我打击确实很大，没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都不想往前走。”无处维权，孙依选择直播，在网上曝光自己的经历。那段时间，她读得最多的就是鲁迅的《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有些人会因此不说，但是我不，我就要战斗，不会因为他们而退却。”
2023年底，孙依考上一所985高校的文学博士。尽管已经开始新生活，但她还在寻找那个举报者。她说，“情绪上已经走出来了，但理性上还是想知道是谁，这成了我的人生问题。”
在QQ 空间访客里，她发现了一位男性频繁访问的记录。那是原来学校的物理老师，四十多岁，多年前也曾经被举报过，在图书馆工作一年之后才返回教职，“他可能想看看，这个跟他有同样经历的小女孩咋样了。”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读完点个【在看】?
在教师的圈子里，遭遇类似不实或者不合理的举报，并非孙依独有。...一位学生报警，称个人财物被老师拿走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在课上玩手机而被没收。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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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media-fox)
作者：蔡家欣
编辑：王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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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师的“罪与罚”
直到接到停课通知，28岁的孙依才知道自己被举报了。
这是发生在2022年年末的事。某个周三的傍晚，党委书记、副校长，再到教导主任，几个校级领导坐在会议室里，逐字念着那封针对孙依的匿名举报信。
“罪名”被一项一项罗列出来。首先是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证据是孙依的一个微博小号，就像是私人日记，她在上面记录生活，也吐槽工作。相应的“罪名”还有“看不起同事，不团结同事”、“辱骂学生”……没拿奖的运动会，也被扣上了“组织能力差”的帽子。
（图/pexels）
每一项“罪名”底下都会附上她的微博截图，“这就是人家的证据。”她无法认可，“我只是有这么一个臭毛病，爱在网上记录东西，但我私下的情绪从来不会带在办公的场合。”
学校直接给了孙依一个处分：停课，且没有说明期限。孙依试图辩解，但校方没有给她机会。那份人事决定已经被盖上红戳，“这是来通知我的，不是让我解释的。”
孙依是江苏某中学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入职不到三个月。就在被处分的半个小时前，她还主持着一堂校级戏剧选修课，给学生示范表演方法。被举报之前，她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不满的信号，不管发任何通知，班级群里家长都是一连串的大拇指和玫瑰花，“都很有礼貌，没有任何一个人表面上对你提出不满。”
在那间被审判的会议室里，孙依感受到了屈辱和难堪，“你就是透明人，所有的隐私都没了。”就连非工作时间抽烟也被称为“生活方面有问题”。
在教师的圈子里，遭遇类似不实或者不合理的举报，并非孙依独有。举报通常来得很突然，还带有随意性。在苏州的一所乡镇小学，多名老师被同时举报，理由是“学校伙食不好”，事后的调查中，学生坦承，自己的班主任之所以“逃过一劫”，只是因为班主任名字中带有生僻字，打不出来。
有些时候，举报的理由听起来荒诞、无厘头。一位学生报警，称个人财物被老师拿走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在课上玩手机而被没收。还有一位男生向学校举报，自己被女老师“摸了”，监控呈现的事实是，他在课上睡觉，老师把他拍醒了。
2010年以来，教师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被提到了一个重要位置，多个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2014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划出针对高校教师的“红七条”，2018年，相关的红线被扩充到“红十条”，包括不得损害国家、学校和学生的利益，不得违背党的政策方针路线、不得徇私舞弊、收受财物等。
相应的体系建构也在并行。比如，形成以“师德为先”为核心的教师考评制度，同时还有社会监督体系，不仅有多种形式的投诉和举报平台，还鼓励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参与。
作为一种监督手段，投诉和举报进入公众视野。班级层面，有家委会、校委会的渠道；学校有专门的举报电话、邮箱，以及处理举报的办公室，往上还有教育局、教育厅。此外，市长热线、以及12345投诉电话也能受理。举报者的身份从学生，到家长，有时甚至是一个邻居，“你有一个教师的身份 ，如果哪里做得不好，道德都会把你绑得高一点。”一位被举报的老师说。
（图/pixabay）
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这张监督的网正在收紧，甚至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针对教师群体的不实或者不合理的举报正在增多。一位教龄20多年的老师回忆，从2017年开始，针对教师的举报，特别是不实的、不合理的举报开始增多，以她所在学校30个班级为例，每两天大概就能收到一个举报。
根据公开报道，学生丢了橡皮，教师开车上班，甚至是吃一份外卖，都有可能成为举报的由头。2024年10月，《半月谈》杂志发表文章显示，2024年1月至8月，西南某教育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件，其中仅有7起属实。
系统“风暴”
在现如今的教育系统里，举报就像是那颗丢进湖面的石头，会引发一系列的震荡和涟漪。
27岁的晓糖是河北一所职业学校的班主任。2023年，这位从业不到三年的年轻教师，收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举报。“怎么办？都捅到教育局了。”晓糖还记得当时的慌张和恐惧。这通举报电话从市长热线层层往下，先到教育局、再到学校领导，最后来到晓糖的手上，举报理由是“侮辱学生”。
举报者曾是她班上的一名女学生，多次霸凌另一位失去母亲的同学。一个晚自习，晓糖把那个女学生喊到走廊谈话。晓糖描述，对方骂她，甚至还冲上来要打人。考虑到霸凌者以往的行为，以及借读、留级等因素，学校开除了这位女生。
即便如此，从流程上来说，晓糖还是必须接受调查。这也是处理举报的流程之一。目前，各个地区的教育部门不仅要求完善举报制度，而且都会要求“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
关于答复的材料，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只需老师说明原委即可，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学校出具老师的“现实表现材料”。
晓糖需要准备三份材料。首先是纸质说明材料，写明事件原委，双方言行，以及时间，具体到几点几分。其次，还要有七八个目击证人，有老师，也要有学生，每个人写一份证明材料，再签字摁手印。最后附上现场的监控材料，晓糖甚至有点感激学校那几乎没有死角的监控。
但举报并没有结束。“侮辱学生”的调查流程结束后，那位霸凌者又以勒索、非法拘禁等理由继续举报晓糖。每一次举报来临，晓糖都要配合调查，准备材料。久而久之，晓糖的生活陷入了自证的循环里。每一次澄清之后，事情不了了之，没有人跟她说一声道歉。没完没了的举报，学校也苦恼，领导埋怨晓糖，“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处理好分寸？”
后来，这位举报者冲进学校殴打其他同学，被送往派出所后，要求当面质问晓糖为什么开除她。半夜12点，学校领导让晓糖去派出所，“让我去解释，哄哄她，让她不要再举报了”。晓糖拒绝了，“我没办法服这个软！”
“投诉全凭一张嘴，然后我们就要去调查事实，有一些属实，有些纯属没有发生过，有些是夸大事实。”在东部沿海某省份学校做副校长的陈震说。
两年的任职经历里，每隔几天，陈震都会收到一份举报，不合理或者不符合事实的能占到一半。有老师因为作业被反复举报——先是作业过多，减少后又被举报太少，老师最后设置了“作业超市”，由学生和家长自行选择，还是被举报了，理由是“不负责任”，“区别对待”。
（图/pexels）
按照规定，陈震要对举报作出解释，同时提供解决方案。从学校的层面来说，最理想的方案是举报者撤回举报，“撤销等于没有记录嘛”。为了解决举报，学校通常要使出“十八般武艺”，比如反复家访，甚至求助派出所和社区协调、沟通。
有些时候，终结的开关，握在举报者的手上。以陈震的学校为例，形成调查报告以后，还要联系举报者，告知处理结果，只有当举报者选择“满意”或者“理解”，举报才能算解决，如果“不满意”了，学校就要重新调查，再次撰写报告。
如果举报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比如公开通报批评老师，让老师写保证书，为了息事宁人，学校甚至会各打一大板。一名举报者因为给班上女同学造黄谣，被班主任批评后，转头举报了老师。学校因为“造黄谣”给举报者以处分，另一头也希望这位女老师道歉，不再提及此事。
陈震坦言，这些情况都会让老师失去信心，甚至与学校产生隔阂，“答复（举报）理由对于学校来说是应当的，但答复要求一定要解决投诉，而无视投诉背后的原因就不对了。”
“捷径”
面对不实举报，大多数老师选择忍气吞声，一旦系统被启动，他们只能跟着链条转动。举报之所以给学校和老师带来压力，是因为它与教师的成长、学校的考核紧密挂钩。严重的，学校负责人连带会被约谈、写书面检讨，甚至是免去职务。陈震坦言，即便最后调查出举报不实，一旦举报次数增多，一所学校、一个老师的考核依然会受到影响。
绩效捆绑之下，一旦举报降临，系统的神经就会紧绷，而老师通常会成为“牺牲者”。
一位老师在班上批评了作业不合格的学生，被家长举报到教育局，学生也不去上课了。那段时间，学校领导带着一堆人上门道歉，这位老师的教学比赛、公开课都被停掉了，她要每天晚上给在家的学生发短信、发作业关心，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应付家校矛盾。一个学期后，这起举报终于解决——老师被调走了。
（图/pixabay）
跟大多数老师不一样，因为私人微博言论被举报的孙依，选择对抗。很长一段时间，那封举报信就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里。
被停课期间，她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整夜睡不着觉，“到底是谁（举报）？”为了弄清楚举报者，孙依开通可以看到访客记录的会员，创建了一个文档，里面记录着有“嫌疑”的访客信息，“有蛛丝马迹的我都会截图下来。”她还跑到教育局的官网反映自己的遭遇，在网络上直播曝光。
一位年长的老师劝她忍下来，什么都不要说，然后道歉，等风头过去。孙依拒绝了。“我为什么要认下来？如果我容忍，那他们会以为自己做对了，只会更猖狂。”
遗憾的是，像有一道铜墙铁壁，不管她朝哪里撞，都被弹了回来。她被那所民办学校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了人事关系。“他们本来可能想把这个事压一压，结果发现我这个刺头压不了。”孙依报警自己被恶意举报，学校给民警的回复是，这属于内部人事决定。
就连父母也不理解她，“如果你没做错什么，别人为什么要举报你？”
从效果上看，举报作为一种教育监督手段，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生的权益。自2019年以来，教育部至少通报了93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包括学术不端、体罚学生、性骚扰学生，补课收费、收受礼金等行为。2022年辽宁大学一辅导员被实名举报骚扰女学生，查实后被免职、撤销教师资格。去年1月，华中农大一名教授被11名学生联名举报学术造假，调查核实后也被停止了职务和工作。
与此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在显现。举报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许多教师公开表示，已经影响到日常教学，令他们深陷自证的泥潭中。
被不实举报以后，一位老师记得自己在教育局第一反应是“委屈到哭”。想到平日里的付出，为了鼓励学生，甚至会自掏腰包买礼品，“这种子虚乌有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我很委屈。”她搜索过维权路径，但没有，“我只能自证清白，然后调节自己，没有任何渠道去维权，为自己做什么，这是我最伤心的事情。”
互联网上，很多人提到，不实举报泛滥的根源在于举报匿名以及没有规定举报者举证的义务。仅有少数高校提出“若存在捏造事实、诬告陷害”，“应当承担责任”。但更多学校，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对举报者几乎未有明确的约束。
没有义务的束缚，举报一旦进入私人领域，很容易会变成报复或者是谋利的工具。作为副校长，陈震曾在校门口听到家长的对话：“你投诉呀，打电话，我们上次投诉以后当天下午就弄好了。”轻飘飘的语气，令陈震不是滋味。举报脱离了监督的范畴，变成“家长达成目的的黄金手段”，或者说，“人民满意的教育被解读为一个人的满意吧。” 
在陈震的学校，一位老师曾被举报“师风师德有问题”。监控画面显示，课堂上这位老师批评学生字写得不好，作业本恰好放在桌角，老师转身时碰到地上，举报者将此描述为“甩作业本”。

（图/pexels）

在所有的举报当中，对“师风师德”的指控最为严重。师风师德贯穿教师管理的全过程，包括资格认定、招聘、职称评审、年度考核、推优评先等，一旦被认定为师德失范，在评优评先中都会被“一票否决”。关于其内涵，教育部曾印发相关通知，比如中小学教师要遵守的十项准则，包括坚定政治方向、爱国守法、传播优秀文化，坚持言行雅正等。
但在实际操作中，相关界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边界的模糊，通常会使调查变得被动。在陈震看来，“甩作业本”就属于“不合理”的举报，但举报者不依不饶——必须更换老师，否则孩子会有心理问题，对语文会有厌学情绪。“当一个人对学校或者老师有意见时，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被放大”。
一个举报者的素描
举报扩大化的背后，那些隐藏的面孔究竟如何？他们是否知道，随手发起的一个举报，有可能改变他人的人生轨迹？
互联网上尽是教师的怨声，20岁的小悦是第一个愿意向我们讲述的匿名举报者。
她是湖南一所大专学校空乘专业的学生，2023年，在阳光教育平台上举报了自己的任课老师，理由是“侮辱学生”。
冲突起源于一次“加课”。在小悦的描述中，为了能选上课拿学分，自己曾在课堂上多次举手示意，“老师，我要加课。”但都没有得到回应。直到她在讲台下大喊，“我说要加课，你没听到吗？”
（图/pexels）
任课老师把小悦叫上讲台，看到签到记录后，拒绝了小悦的加课，“上次没来上课的同学就不要加了。”争执由此产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位老师批评了她，“不想上课你就出去，你来学校干嘛？想挂就挂了吧。”
小悦回忆当时的场景，“声音非常大”，她只想逃离现场，“没有考虑一个学生的自尊，那么多人在上课，就批评你一个人”，“我人都要死掉了”。
离开教室后，小悦决定举报，“恨不得她马上从学校消失”，“（她要是）丢了工作我会很开心”。在那通举报电话里，小悦隐藏了自己的名字，“之后不给我补考怎么办？”
来到这所学校这个专业，小悦说是为了完成家里给她的任务——拿到大专文凭，“我就是混日子，不是真心实意想读书的。”其他同学也经常性逃课，“为什么只针对我一个？”
委屈感或者觉得被针对，是举报者普遍存在的情绪。一个学生因为期中作业有问题被挂科，计划举报老师。在他看来，任课老师在群里催促别人交作业，也反馈过别人的作业问题，却直接将他挂科，这属于老师的教学责任。一个正在寻找举报途径的学生，成绩被打不及格，老师拒绝加微信，不沟通，他认定这是“恶意”和“区别对待”。
在一位班主任的观察中，很多时候，学生举报或者报警，都只是为了发泄当下的情绪。曾有一举报者在课上与人打架，被英语老师拉开后，这位学生直接报警，称老师打人骂人。英语老师还在为报警的事而奔走、说明情况时，举报者照样上课、打闹，“可能觉得跟在家里一样，耍一顿脾气，爸妈还会跟没事人一样。”
举报老师以后，小悦直接放弃了那门课。她形容自己“被打倒了”，“那个阴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父母指责她，要求她去上课时，她只有委屈和愤怒，“每次都把老师的话当圣旨，我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好，从来不问原因。”好朋友劝她，在学校老师就是权威，给老师带一杯奶茶。
（图/pexels）
小悦反思，自己是不是错了？但又放不下面子，“我觉得自己像在讨好她一样。”
那个学期末，这起举报风波有了尾声。被举报的老师找到小悦“摊牌”，“尊重是互相的”，提到小悦平时迟到、提前溜走的表现。小悦不知道匿名举报后为何会被发现身份，而在她看来，老师的解释，是指责和教训，为自己开脱。而她需要的是一个真诚的道歉。
她并不满意这个结果，在学年的评价里，她给这位老师打了0分。
如今，距离举报过去一年，小悦已经在一家企业里实习了。回过头看，她觉得当时不上课的决定“太幼稚了”，她也不再希望这个老师被开除，“没有必要”，“我也不想她没了工作”。但被当众批评的阴影还没有褪去，痛苦依然真切，“她毕竟伤害了一个女孩的自尊，这种东西说廉价也廉价，说贵也贵。”
边界
被霸凌者反复举报后，职校老师晓糖选择离开这个行业。
离职前的三个月，每天早上醒来，晓糖都能感受到心脏“突突”地跳。举报的事情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课堂上，晓糖纠正纪律或者学生的行为，底下的学生就会起哄，“你等着，我把你举报到教育局去。”
她也陷入自我怀疑的漩涡中。当时，邯郸一位小孩被霸凌至死的新闻备受关注。晓糖认为，霸凌需要被正视。“如果我打骂学生，你可以说是我的工作失误。但她霸凌别人，我批评她，最后我被举报，这个工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她多次向学校领导求助，对方的回复是，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别做。她决定离职。“我宁愿不干，也不想再这么尴尬下去。”
更多的教师则对职业的边界感到困惑。一位年轻的教师因为学生打盹，让全班站着晨读而被举报体罚学生。她说，再也不敢管了，“怕又被举报”。
（图/pixabay）
一些老师互相调侃，放下助人情结。一位曾被举报过的老师表示，在工作中会时刻提醒自己，“太有责任心的老师没有好下场。”对于违纪的学生，她如今只是告知，不再试图去纠正。担心被“诬告”，她甚至不敢跟学生发生任何肢体碰触。
作为一名校园管理者，陈震认为，不应该否定举报这种监督手段，问题在于要“有余地”，也就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投诉，就一定要投诉者满意”。更应当重视的是“集体性投诉”，因为“一定有它的问题所在”。
在制度上，许多人认为应该考虑举报者的责任，主张教师的权益。在2023年香港教育局更新的《学校投诉处理指引》中，校方被赋予了退出权利。比如，投诉者需要提供姓名、地址、电邮或者电话，以提供充分的（证明）资料，如若拒绝，校方均可不受理投诉。如果学校遇到不合理的持续投诉，也有权利限制或停止与投诉者的接触，也可以发出《重复投诉覆函》，重申校方将不再回复或联络。
2023年11月，关于恶意举报的问题，教育部也曾公开表示，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行业性的探讨之外，一些影响更为幽微而个体。
（图/pexels）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微博言论而被举报的孙依，似乎停在了原地。“对我打击确实很大，没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都不想往前走。”无处维权，孙依选择直播，在网上曝光自己的经历。那段时间，她读得最多的就是鲁迅的《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有些人会因此不说，但是我不，我就要战斗，不会因为他们而退却。”
2023年底，孙依考上一所985高校的文学博士。尽管已经开始新生活，但她还在寻找那个举报者。她说，“情绪上已经走出来了，但理性上还是想知道是谁，这成了我的人生问题。”
在QQ 空间访客里，她发现了一位男性频繁访问的记录。那是原来学校的物理老师，四十多岁，多年前也曾经被举报过，在图书馆工作一年之后才返回教职，“他可能想看看，这个跟他有同样经历的小女孩咋样了。”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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