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指出，自由化、国际化的本币，以及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形成，是金融强国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他强调，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

吴晓求指出，市场化是金融强国形成的历史起点。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市场供需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化手段，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主体的活力。

法治化是金融强国形成的制度基石。构建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健全法律监管机制，确保市场规则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为金融强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国际化是实现金融强国的核心路径。增强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自由化、国际化的本币，以及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形成，是金融强国两个最重要的标志。要鼓励本土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逐步放宽外资准入，打造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交易中心和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吴晓求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并重的“双峰监管模式”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改革重点。双峰监管体制基于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双目标，从监管框架的结构设计入手，力求避免监管冲突。

他认为，未来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健全宏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完善行为监管、强化透明度监管、创新政策流动性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在会上建议，扩大机构投资，支持长期资金入市。在具体方向上，可考虑加大养老金对股市的投资，扩大保险资金对权益类产品的投资的比例，进一步发挥信托公司的投资功能。

戴相龙表示，在保持较强的赔付能力前提下，可考虑提高保险资金对权益类产品的投资比例。要为保险资金扩大对权益类产品的投资比例创造条件，建议有关部门改进对保险资金投资效益的考核办法，把按年度考㧡改为按3年考核，以适应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特点。此外，可进一步发挥信托公司的投资功能。

戴相龙指出，去年人民银行公布了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对稳定股市发挥了积极影响。中央银行通常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汇率，影响股市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在股市出现非正常大幅波动时，人民银行及时公布和实施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符合有关法律，也是中央银行的职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在会上指出，发展耐心资本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序扩大制度性开放，完善基础制度，统筹协调政策体系，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耐心资本，要做到科研团队有耐心、企业创始人有耐心、出资人有耐心、政策有耐心。”

肖钢指出，要持续改进政府引导基金的功能。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加大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看到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在投资方向和运作模式上存在着同质化的现象。由于过多强调投资项目注册地的要求和返投比例，容易形成资源配置的地域壁垒，增大了跨区域资源整合的难度，加上现在强调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仅限于投资风险比较小的投资收益预期明确的少数企业，偏离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初衷。

他认为，要明晰政府引导基金的宗旨。政府设立引导基金主要是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增加全社会创新创业资本的供给，着力解决创投市场失灵的问题，加大对早期项目、科技前沿的“无人区”项目的支持力度。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容错机制。要增加风险容忍度，擦亮风险投资、长期投资的底色，要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重视孵化新技术、新企业，促进“产学研用”融合，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竞争力。

中证金融研究院院长毛寒松在会上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的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他认为，下一阶段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需要把握四个重点方面。

一是强化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机制。夯实高质量上市公司这个基石，在融资结构、公司治理、专业服务、监管执法等方面协同发力，引导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落实市值管理责任，更好发挥并购重组作用，助力上市公司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方面，要探索杠杆资金的逆周期调节机制，避免过度的追涨杀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指出，自由化、国际化的本币，以及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形成，是金融强国两个最重要的标志。他强调，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

吴晓求指出，市场化是金融强国形成的历史起点。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市场供需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化手段，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主体的活力。

法治化是金融强国形成的制度基石。构建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健全法律监管机制，确保市场规则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为金融强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国际化是实现金融强国的核心路径。增强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力，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自由化、国际化的本币，以及高度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形成，是金融强国两个最重要的标志。要鼓励本土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逐步放宽外资准入，打造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交易中心和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吴晓求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并重的“双峰监管模式”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各主要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改革重点。双峰监管体制基于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双目标，从监管框架的结构设计入手，力求避免监管冲突。

他认为，未来金融监管模式改革和发展方向应该是健全宏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完善行为监管、强化透明度监管、创新政策流动性支持。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在会上建议，扩大机构投资，支持长期资金入市。在具体方向上，可考虑加大养老金对股市的投资，扩大保险资金对权益类产品的投资的比例，进一步发挥信托公司的投资功能。

戴相龙表示，在保持较强的赔付能力前提下，可考虑提高保险资金对权益类产品的投资比例。要为保险资金扩大对权益类产品的投资比例创造条件，建议有关部门改进对保险资金投资效益的考核办法，把按年度考㧡改为按3年考核，以适应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特点。此外，可进一步发挥信托公司的投资功能。

戴相龙指出，去年人民银行公布了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对稳定股市发挥了积极影响。中央银行通常是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汇率，影响股市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在股市出现非正常大幅波动时，人民银行及时公布和实施两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符合有关法律，也是中央银行的职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在会上指出，发展耐心资本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序扩大制度性开放，完善基础制度，统筹协调政策体系，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耐心资本，要做到科研团队有耐心、企业创始人有耐心、出资人有耐心、政策有耐心。”

肖钢指出，要持续改进政府引导基金的功能。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加大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看到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在投资方向和运作模式上存在着同质化的现象。由于过多强调投资项目注册地的要求和返投比例，容易形成资源配置的地域壁垒，增大了跨区域资源整合的难度，加上现在强调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仅限于投资风险比较小的投资收益预期明确的少数企业，偏离了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初衷。

他认为，要明晰政府引导基金的宗旨。政府设立引导基金主要是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增加全社会创新创业资本的供给，着力解决创投市场失灵的问题，加大对早期项目、科技前沿的“无人区”项目的支持力度。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容错机制。要增加风险容忍度，擦亮风险投资、长期投资的底色，要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重视孵化新技术、新企业，促进“产学研用”融合，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竞争力。

中证金融研究院院长毛寒松在会上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的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资本市场改革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他认为，下一阶段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需要把握四个重点方面。

一是强化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机制。夯实高质量上市公司这个基石，在融资结构、公司治理、专业服务、监管执法等方面协同发力，引导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回购，落实市值管理责任，更好发挥并购重组作用，助力上市公司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在完善市场基础制度方面，要探索杠杆资金的逆周期调节机制，避免过度的追涨杀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