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一直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参与者，在金融体系下投放了数万亿美元的安全网，提供近十年的超廉价资金，在新冠疫情期间“越过红线”（鲍威尔的说法，指无底线印钞），并深入研究财富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领域。
但在美联储广泛的作用中，现在引人注目的是一份简洁的政策声明，一场关于利率的实质性辩论，以及债券储备的减少等。而鲍威尔之所以越来越有可能被人们记住，是因为他既让美国度过了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也让美联储的工作回归平淡。
前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曾是政策制定团队的一员，他见证了美联储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作用扩大，目睹了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的影响力再度迅速崛起，并见证了它如今回归到更正常的状态。
布拉德说，近年来，“我们不得不回到那种沉重的抗通胀斗争中，这让人想起了过去，那时你不用担心利率零下限，也不担心资产负债表政策。”
布拉德现任普渡大学米奇丹尼尔斯商学院（Mitch Daniels School of Business at Purdue University）院长，他将于周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开幕词，主题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及其实现促进价格稳定和最大就业使命的战略。
尽管特朗普在11月5日大选中的胜利给美联储带来了争议——例如，有迹象表明，这位候任总统可能会试图解雇或削弱鲍威尔，从而重新点燃他与鲍威尔在第一任期内的矛盾——但美联储即将进行的框架审查强调了另一种可能性：随着通胀得到控制，经济增长， 以及利率处于长期历史区间，美联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退居幕后，其对通胀的持续关注现在是下届政府承担的重要事情。
超低利率不再被需要
特朗普最初为他的经济团队挑选的方案更加传统。周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由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组织，美联储理事沃勒将发表主题演讲。他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任命的。与美联储理事鲍曼一样，沃勒将在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任期于2026年5月届满时为新的领导层提供内部选择。
在鲍威尔的领导下，沃勒一直是对抗通胀的主导力量，并引导美联储系统远离气候变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在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范围内，并加剧了美联储与国会一些共和党人的紧张关系。
沃勒在改革美联储当前的政策框架方面也可能有很强的发言权，该框架在2020年通过时将美联储带入了许多人现在认为与当前经济环境格格不入的新领域。
那一年疫情的暴发导致了广泛的失业，并使拯救劳动力市场成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他们决心不看到2007-2009年危机后缓慢的就业复苏重演，许多人认为这场危机导致了失去的十年，给一代工人留下了伤痕。长期疲软的通胀和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也引发了对经济停滞的担忧。
美联储2020年的框政策架试图通过对促进就业“广泛而全面”反弹的新承诺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人们预计利率将保持低位并最终“比过去更频繁”地接近零水平。
然而，利率“零下限”成为美联储埋下的祸根：一旦利率降至零，进一步支持经济的选择就只剩下糟糕且政治上困难的选项了。比如，可以将利率降至负值，这实际上是对人们的储蓄征税；也可以采取其他非常规措施，如大规模购买债券以抑制长期利率，并承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
2020年美联储的解决方案是承诺高通胀时期以抵消价格增长疲软的时期，政策制定者希望这将使通胀率平均保持在2%的目标。
但由于各种原因，随之而来的是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这促使美联储在2022年和2023年大幅加息。不管这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前景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已经使整个经济摆脱了停滞，并使财政和其他政策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经济和股票市场根本不需要超低利率，”TradeStation全球市场战略主管David Russell说。“未来的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重要。”
先发制人是“必要的”
美联储官员现在认为，通胀压力仍然比疫情前更大，利率远高于零，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和降低利率来实现目标，就像17年前“大衰退”引发非常规手段之前美联储所做的那样。
这些工具仍然近在咫尺，如果出现足够大的冲击，它们可能会再度被派上用场。
例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通过关税提高进口价格，通过降低税收刺激支出，并通过限制移民来限制可用工人的数量，可能会动摇美联储认为目前既健康又平衡的经济。
但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即美联储目前的政策框架过于适应2007-2009年危机后十年和疫情时代的情况和风险，如今需要在通胀问题上回归更为谨慎的立场。
美联储工作人员的研究表明，这种立场无论如何都能给就业市场带来更好的结果，而回归在通胀站稳脚跟之前抑制通胀的老派理念已经重新获得青睐。
“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行动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经济学家Christina Romer和David Romer在9月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会议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写道。他们写道，美联储“不应该刻意寻求一个炙手可热的劳动力市场”，因为生硬的货币政策工具“无法减少贫困或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鲍威尔似乎已经预料到未来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并非不受欢迎，因其表明美国已经摆脱了对美联储特别支持的需求，而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头几年对此并不完全满意。
在疫情期间将美联储的权力推向极限后，他可能会让继任者接受一个更加专注的机构。
“在我们制定当前政策框架的一年零四个月后，维持20年的低通胀结束了，”鲍威尔上个月在达拉斯表示，他谈到了回归更“传统”的风格。“我们难道不应该改变框架以反映现在更高的利率吗，这样我们所做的一些改变就不应该再是基本情况。”
编辑：马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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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联储一直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参与者，在金融体系下投放了数万亿美元的安全网，提供近十年的超廉价资金，在新冠疫情期间“越过红线”（鲍威尔的说法，指无底线印钞），并深入研究财富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领域。
但在美联储广泛的作用中，现在引人注目的是一份简洁的政策声明，一场关于利率的实质性辩论，以及债券储备的减少等。而鲍威尔之所以越来越有可能被人们记住，是因为他既让美国度过了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也让美联储的工作回归平淡。
前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曾是政策制定团队的一员，他见证了美联储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作用扩大，目睹了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的影响力再度迅速崛起，并见证了它如今回归到更正常的状态。
布拉德说，近年来，“我们不得不回到那种沉重的抗通胀斗争中，这让人想起了过去，那时你不用担心利率零下限，也不担心资产负债表政策。”
布拉德现任普渡大学米奇丹尼尔斯商学院（Mitch Daniels School of Business at Purdue University）院长，他将于周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开幕词，主题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及其实现促进价格稳定和最大就业使命的战略。
尽管特朗普在11月5日大选中的胜利给美联储带来了争议——例如，有迹象表明，这位候任总统可能会试图解雇或削弱鲍威尔，从而重新点燃他与鲍威尔在第一任期内的矛盾——但美联储即将进行的框架审查强调了另一种可能性：随着通胀得到控制，经济增长， 以及利率处于长期历史区间，美联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退居幕后，其对通胀的持续关注现在是下届政府承担的重要事情。
超低利率不再被需要
特朗普最初为他的经济团队挑选的方案更加传统。周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由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组织，美联储理事沃勒将发表主题演讲。他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任命的。与美联储理事鲍曼一样，沃勒将在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任期于2026年5月届满时为新的领导层提供内部选择。
在鲍威尔的领导下，沃勒一直是对抗通胀的主导力量，并引导美联储系统远离气候变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在货币政策的直接影响范围内，并加剧了美联储与国会一些共和党人的紧张关系。
沃勒在改革美联储当前的政策框架方面也可能有很强的发言权，该框架在2020年通过时将美联储带入了许多人现在认为与当前经济环境格格不入的新领域。
那一年疫情的暴发导致了广泛的失业，并使拯救劳动力市场成为美联储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他们决心不看到2007-2009年危机后缓慢的就业复苏重演，许多人认为这场危机导致了失去的十年，给一代工人留下了伤痕。长期疲软的通胀和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也引发了对经济停滞的担忧。
美联储2020年的框政策架试图通过对促进就业“广泛而全面”反弹的新承诺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人们预计利率将保持低位并最终“比过去更频繁”地接近零水平。
然而，利率“零下限”成为美联储埋下的祸根：一旦利率降至零，进一步支持经济的选择就只剩下糟糕且政治上困难的选项了。比如，可以将利率降至负值，这实际上是对人们的储蓄征税；也可以采取其他非常规措施，如大规模购买债券以抑制长期利率，并承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利率。
2020年美联储的解决方案是承诺高通胀时期以抵消价格增长疲软的时期，政策制定者希望这将使通胀率平均保持在2%的目标。
但由于各种原因，随之而来的是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这促使美联储在2022年和2023年大幅加息。不管这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前景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已经使整个经济摆脱了停滞，并使财政和其他政策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经济和股票市场根本不需要超低利率，”TradeStation全球市场战略主管David Russell说。“未来的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比货币政策更重要。”
先发制人是“必要的”
美联储官员现在认为，通胀压力仍然比疫情前更大，利率远高于零，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和降低利率来实现目标，就像17年前“大衰退”引发非常规手段之前美联储所做的那样。
这些工具仍然近在咫尺，如果出现足够大的冲击，它们可能会再度被派上用场。
例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通过关税提高进口价格，通过降低税收刺激支出，并通过限制移民来限制可用工人的数量，可能会动摇美联储认为目前既健康又平衡的经济。
但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即美联储目前的政策框架过于适应2007-2009年危机后十年和疫情时代的情况和风险，如今需要在通胀问题上回归更为谨慎的立场。
美联储工作人员的研究表明，这种立场无论如何都能给就业市场带来更好的结果，而回归在通胀站稳脚跟之前抑制通胀的老派理念已经重新获得青睐。
“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行动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要的，”经济学家Christina Romer和David Romer在9月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会议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写道。他们写道，美联储“不应该刻意寻求一个炙手可热的劳动力市场”，因为生硬的货币政策工具“无法减少贫困或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鲍威尔似乎已经预料到未来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并非不受欢迎，因其表明美国已经摆脱了对美联储特别支持的需求，而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头几年对此并不完全满意。
在疫情期间将美联储的权力推向极限后，他可能会让继任者接受一个更加专注的机构。
“在我们制定当前政策框架的一年零四个月后，维持20年的低通胀结束了，”鲍威尔上个月在达拉斯表示，他谈到了回归更“传统”的风格。“我们难道不应该改变框架以反映现在更高的利率吗，这样我们所做的一些改变就不应该再是基本情况。”
编辑：马萌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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