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而在最新一期节目里，那两只熏鸡的命运又有了新进展。在旅途中，三对夫妻分食两只熏鸡，本来还算和谐，但麦琳将吃剩的熏鸡（鸡架）直接倒入另一个还没动过的熏鸡盒子。当其他人对这种行为表示不适时，她说“饿了你们就吃了”，并提出要把剩下的鸡架带回民宿煲汤。最终，只有丈夫李行亮配着咸鸭蛋吃了那盒混杂的熏鸡。
图源：《再见爱人》
表面上，这只是一段关于资源分配的小插曲，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看到了现代婚姻关系中的经济学密码。今天我们就从经济学视角评析这一事件，来谈谈为什么有的“爱人”终究会说“再见”。
1
负外部性
但是在分食熏鸡的案例中，麦琳将鸡架倒入还没有动过的盒子里，显然构成了一个“负外部性”。对于麦琳自己而言，这是完成了一次“节约”的行为，避免食物浪费；但是因为还没动过的熏鸡是大家共有的食物，那么对于其他人而言，意味着自己的用餐体验被“污染”了，产生了负效用。
或许只是在参加节目短暂相处，所以一些嘉宾也就不说什么算了。但是在婚姻关系中，当一方的行为持续地对另一方造成负效用的时候，显然是在不断地以消耗感情为代价。这种负效用甚至不一定是“谁错了”。
例如，有人特别喜欢整洁的卫生间，而另一个人就总是随手放牙刷和牙膏，那么这种短期相处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长期的积累中往往也会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图源：《再见爱人》
2
信号理论
还是以熏鸡事件为例。另外两个男嘉宾杨子和刘爽面临“要不要发声制止”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博弈，即当麦琳表现出强势行为时，其他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及时沟通劝阻，要么沉默顺从。
从短期来看，选择沉默能够避免冲突，维持表面和谐，因为冲突会给所有人带来负效用；但是当沉默这个信号发出去之后，就发出了“这种程度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信号，而后续如果想要扳回来，就需要更加激烈的表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李行亮陷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的困境：他早期的妥协已经成为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信号，这让他在后续的互动中越来越难以表达自己的诉求。
在婚姻关系中，人们最担心的不是单次让步的成本，而是这个让步所传递的信号会带来的长期影响。这种顾虑会让相对容易妥协的一方不断地妥协，从而让问题积累下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其实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并不在于沟通，而在于沟通是无效的。破除这种困境的方法，有且只有“信任”。只有双方互相信任，才能够进行“非理性”的、可以暂时忽略信号效应的真诚沟通，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
而当夫妻之间已经进行了多次信号博弈，强势的一方会担心自己的优势受到削弱，弱势的一方积怨已久，这时候往往已经很难进行非常有效的沟通了——这也是很多人觉得“沟通不管用”的原因。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快速获得，而没有信任的沟通只能是经济学囚徒困境中的“便宜话”，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图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3
稀缺心态
在物质已经比较丰富的今天，仍执着于剩饭剩菜和骨头煲汤，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体现出一种经济焦虑，也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安全感的缺失。
节俭是一种对长期的规划，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传统是赞扬节俭的，所以即便是对于过度的、和收入与时代脱节的节俭行为，我们一般也都会以“会过日子”的模糊说法表示道德上的支持。
但这种“脱节”的节俭背后却是其风险倾向，也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较之常人会高出很多。而风险倾向高意味着缺乏安全感。所以这个细节，一方面反映许多像麦琳一样的女性希望树立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形象，另一方面恰恰放大了她们的底层焦虑：因家庭主妇这一低社会化的身份而怕被抛弃，极度缺乏安全感。
话说至此，可能很多人意识到问题所在了。安全感的缺失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到亲密关系中的另一方。
比如，因为缺乏安全感，可能就需要通过管理家庭的金钱来获得掌控感，像节目中麦琳坚持要管理节目组的资金就是一个绝好的注释。也是因为安全感的缺失，所以往往需要很高的掌控感来中和：就算我说“1+1=10”，你李行亮也要服从。
这句“名言”所反映的，正是安全感的极度缺失所带来的高控制欲望。
4
锚定效应
在行为经济学中，锚定效应描述的是人们在做决策时，会过分依赖最初获得的信息和经验，即便环境发生变化，也难以调整这一参考点。
像麦琳对食物的处理方式——坚持把剩下的鸡架混在一起，试图带回去煲汤，这些行为方式很可能源于她过去和李行亮之间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在她的认知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锚点”，定义了她对“正确行为”的理解。
即便身处完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这个锚点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她的决策。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锚定不仅影响了具体行为，还形成了一整套固化的思维模式。当其他人提出不同的处理方式时，她不仅无法接受，甚至认为别人“不懂节俭”，认为“晚上饿了你们就会吃了”。
这种锚定效应在婚姻关系中极具破坏性，它不仅影响个人行为，还会干扰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当一方深深锚定在自己的认知框架里，就很难真正理解和接纳伴侣的感受和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单的劝说往往无效——因为这些建议都会被已有的锚点过滤和扭曲。
5
爱人为何再见
当关系中的负外部性持续扩大，博弈陷入困境，维持婚姻的成本不断攀升，而双方又都受限于有限理性难以改变时，“再见”似乎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正如网友所说，“谁痛苦谁改变”的含金量在不断上升，因为在亲密关系中，改变他人远比改变自己更难。
图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亲密关系中保持理性、同理心和成长性的永恒课题。在当代社会，也许有时候需要思考：如何在维护自我的同时，不让属于彼此的“爱人”变成要“再见”的结局。
特约作者 | 司马懿|责任编辑 |徐涛
主编 |何梦飞|图源|VCG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而在最新一期节目里，那两只熏鸡的命运又有了新进展。在旅途中，三对夫妻分食两只熏鸡，本来还算和谐，但麦琳将吃剩的熏鸡（鸡架）直接倒入另一个还没动过的熏鸡盒子。当其他人对这种行为表示不适时，她说“饿了你们就吃了”，并提出要把剩下的鸡架带回民宿煲汤。最终，只有丈夫李行亮配着咸鸭蛋吃了那盒混杂的熏鸡。
图源：《再见爱人》
表面上，这只是一段关于资源分配的小插曲，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看到了现代婚姻关系中的经济学密码。今天我们就从经济学视角评析这一事件，来谈谈为什么有的“爱人”终究会说“再见”。
1
负外部性
但是在分食熏鸡的案例中，麦琳将鸡架倒入还没有动过的盒子里，显然构成了一个“负外部性”。对于麦琳自己而言，这是完成了一次“节约”的行为，避免食物浪费；但是因为还没动过的熏鸡是大家共有的食物，那么对于其他人而言，意味着自己的用餐体验被“污染”了，产生了负效用。
或许只是在参加节目短暂相处，所以一些嘉宾也就不说什么算了。但是在婚姻关系中，当一方的行为持续地对另一方造成负效用的时候，显然是在不断地以消耗感情为代价。这种负效用甚至不一定是“谁错了”。
例如，有人特别喜欢整洁的卫生间，而另一个人就总是随手放牙刷和牙膏，那么这种短期相处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长期的积累中往往也会成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图源：《再见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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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理论
还是以熏鸡事件为例。另外两个男嘉宾杨子和刘爽面临“要不要发声制止”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博弈，即当麦琳表现出强势行为时，其他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及时沟通劝阻，要么沉默顺从。
从短期来看，选择沉默能够避免冲突，维持表面和谐，因为冲突会给所有人带来负效用；但是当沉默这个信号发出去之后，就发出了“这种程度的妥协是可以接受的”信号，而后续如果想要扳回来，就需要更加激烈的表现。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李行亮陷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的困境：他早期的妥协已经成为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信号，这让他在后续的互动中越来越难以表达自己的诉求。
在婚姻关系中，人们最担心的不是单次让步的成本，而是这个让步所传递的信号会带来的长期影响。这种顾虑会让相对容易妥协的一方不断地妥协，从而让问题积累下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其实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并不在于沟通，而在于沟通是无效的。破除这种困境的方法，有且只有“信任”。只有双方互相信任，才能够进行“非理性”的、可以暂时忽略信号效应的真诚沟通，从而有效地解决问题。
而当夫妻之间已经进行了多次信号博弈，强势的一方会担心自己的优势受到削弱，弱势的一方积怨已久，这时候往往已经很难进行非常有效的沟通了——这也是很多人觉得“沟通不管用”的原因。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快速获得，而没有信任的沟通只能是经济学囚徒困境中的“便宜话”，不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图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3
稀缺心态
在物质已经比较丰富的今天，仍执着于剩饭剩菜和骨头煲汤，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体现出一种经济焦虑，也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安全感的缺失。
节俭是一种对长期的规划，尤其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传统是赞扬节俭的，所以即便是对于过度的、和收入与时代脱节的节俭行为，我们一般也都会以“会过日子”的模糊说法表示道德上的支持。
但这种“脱节”的节俭背后却是其风险倾向，也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较之常人会高出很多。而风险倾向高意味着缺乏安全感。所以这个细节，一方面反映许多像麦琳一样的女性希望树立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形象，另一方面恰恰放大了她们的底层焦虑：因家庭主妇这一低社会化的身份而怕被抛弃，极度缺乏安全感。
话说至此，可能很多人意识到问题所在了。安全感的缺失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会在很多方面影响到亲密关系中的另一方。
比如，因为缺乏安全感，可能就需要通过管理家庭的金钱来获得掌控感，像节目中麦琳坚持要管理节目组的资金就是一个绝好的注释。也是因为安全感的缺失，所以往往需要很高的掌控感来中和：就算我说“1+1=10”，你李行亮也要服从。
这句“名言”所反映的，正是安全感的极度缺失所带来的高控制欲望。
4
锚定效应
在行为经济学中，锚定效应描述的是人们在做决策时，会过分依赖最初获得的信息和经验，即便环境发生变化，也难以调整这一参考点。
像麦琳对食物的处理方式——坚持把剩下的鸡架混在一起，试图带回去煲汤，这些行为方式很可能源于她过去和李行亮之间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在她的认知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锚点”，定义了她对“正确行为”的理解。
即便身处完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这个锚点仍然强烈地影响着她的决策。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锚定不仅影响了具体行为，还形成了一整套固化的思维模式。当其他人提出不同的处理方式时，她不仅无法接受，甚至认为别人“不懂节俭”，认为“晚上饿了你们就会吃了”。
这种锚定效应在婚姻关系中极具破坏性，它不仅影响个人行为，还会干扰双方的沟通和理解。当一方深深锚定在自己的认知框架里，就很难真正理解和接纳伴侣的感受和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单的劝说往往无效——因为这些建议都会被已有的锚点过滤和扭曲。
5
爱人为何再见
当关系中的负外部性持续扩大，博弈陷入困境，维持婚姻的成本不断攀升，而双方又都受限于有限理性难以改变时，“再见”似乎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正如网友所说，“谁痛苦谁改变”的含金量在不断上升，因为在亲密关系中，改变他人远比改变自己更难。
图源：网络（配图与内容无关）
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亲密关系中保持理性、同理心和成长性的永恒课题。在当代社会，也许有时候需要思考：如何在维护自我的同时，不让属于彼此的“爱人”变成要“再见”的结局。
特约作者 | 司马懿|责任编辑 |徐涛
主编 |何梦飞|图源|VC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