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风
新一轮产业大转移，来了。
日前，国家层面印发文件，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加大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政策倾斜，促进区域间就业均衡发展。
这些政策，置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题之下，意在通过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在国内打造更多就业集聚区和增长极。
事实上，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转移，着眼的不只是就业，而是有着更全方位更深层次的考量。
去年底以来，多个重要会议和重磅文件强调，“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这意味着，继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之后，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期。
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是第一次。
最远的一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基于国防安全考虑。
当时，大量来自东部沿海、东北地区的工厂、设备、高校和技术人员迁往中西部，为其后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机械工业、成都电子工业、西安国防工业的壮大，多数得益于此。攀枝花、十堰、六盘水、金昌等新工业城市的诞生，也是脱胎于此。
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东北，正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转移支付的最大贡献者，“老大哥”之说并不夸张。
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东部迁往中西部，一直持续至今。
我在新书《中国城市大变局》中，将“产业西移”、“陆权复兴”作为改变中西部城市格局的重要因素，一众强省会的脱颖而出，与此无不关系。
早在2010年，国家层面印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产业转移要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节能环保、深化改革的原则，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
受制于土地、人力等资源成本的约束，一些附加值较高且对交通成本相对不敏感的产业，开始广泛向中西部地区布局，成都、重庆、郑州、西安、贵阳等地成了最大受益者。
成渝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河南的手机制造、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正是借助产业西移，加上西部大开发、天量转移支付、大投资大基建等政策带来的助力，中西部地区一众省市后来居上。
西南经济赶超东北，成都、重庆跃居TOP10城市，郑州、西安等地晋级万亿城市，无不受益于此。
新一轮中西部产业大转移，有何不同之处？
这一轮产业大转移，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让“国内大循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了重点。
如果说过去20多年的产业西移，更是还是市场因素驱动，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密切配合，背后不乏区域协调发展的的考虑。
那么新一轮产业转移，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布局，对应的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持续不断的大国博弈和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超预期事件。
因此，在全国层面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就成了重中之重。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这里的“重大生产力”，指的是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中起支柱作用、在“强链补链延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生产力。
而“关键产业备份”，指向的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要求是“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这意味着，新一轮中西部产业转移，不再局限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向高科技产业乃至大国重器等层面扩展。
换言之，中西部内陆地区，不再是简单的产业承接地，而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一定引领作用。
所以，这几年，国家在布局北京、上海、大湾区三大科创“双中心”之外，将成都、重庆、西安、武汉等地升格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周边地区发展。
同样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先后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国家层面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
那么，中西部哪些地区，能够担起“国家战略腹地”的重任？
腹地，相当于中心城市和前沿地区而言，有经济腹地、人口腹地、产业腹地和国防腹地之说。
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沿海沿边地区，都可视为腹地，广大中西部地区都在其列，但不是所有腹地都能称得上战略腹地。
要想担起战略腹地的重任，必须在经济、产业、区位、能源、人口等方面有着关键的一席之地，要么资源丰富，要么人口众多，要么产业基础一流，能作为重大生产力的承载地。
在这方面，经济实力较强、工业体系相对完善、创新要素聚集、交通区位一流且拥有超大规模优势的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等地，更具优势。
中西部地区产业大转移，面临着全球产业大转移的直接竞争。
这一次产业转移，最大的变局在于国际层面，全球产业大转移的势头有增无减，是到中西部还是向东南亚国家迁移，就成了博弈的关键。
在新书《中国城市大变局》中，我用“河南的敌人是越南”、“中西部的对手是印度”来形容这种新的竞争格局。
任何产业迁移，都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但究竟是市场因素还是非市场的政治、地缘等因素，结果大相径庭。
可以看到，这一轮产业转移，一方面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抬升带来的影响，这是正常的市场因素，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各具优势，
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格局、大国经贸博弈带来的影响，充斥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产业链安全成了首要考量因素。
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主动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不具强势竞争性的地区，形成近岸制造、友岸制造的新格局，越南、印度、墨西哥成了最大受益者。
越南、印度等地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在产业转移上，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
劳动力众多、资源丰富、基建发达、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这也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向中西部广泛布局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随着大基建大投资不断推进，中西部地区多个省份实现“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剑指“市市有机场”，区位优势得到全面重塑。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推进，在航空物流、中欧班列的助力之下，中西部地区一改内陆腹地的传统局面，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与之对比，越南、印度等国家人口同样众多，且劳动力成本更低，而且利用新一轮地缘大变局，享受“左右逢源”的红利。
越南尤其典型。越南一边向中国靠拢，力图吸引中国产业出海，主动提出打造“中越高铁”等跨国铁路，可参阅《又一条跨国高铁，呼之欲出》。
一边又与欧美签订自贸协定，与美国、欧盟、东盟乃至东亚国家之间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自由贸易体系。
当然，越南GDP总量才刚超过广西，出口总额仅与深圳相当，综合竞争力相对有限。
而印度虽然经济总量更高、人口更多，但识字率在主要国家中垫底，基建存在明显短板，短期尚不足为虑。
但是，在产业转移方面，越南、印度都是不容忽视的对手，中西部地区要想更胜一筹，除了国家战略的支持之外，更要强身健体、强练内功。
国家战略倾斜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能否抓住这一机遇，考验着每一个中西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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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凯风
新一轮产业大转移，来了。
日前，国家层面印发文件，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加大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政策倾斜，促进区域间就业均衡发展。
这些政策，置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题之下，意在通过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在国内打造更多就业集聚区和增长极。
事实上，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转移，着眼的不只是就业，而是有着更全方位更深层次的考量。
去年底以来，多个重要会议和重磅文件强调，“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
这意味着，继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之后，中西部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期。
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是第一次。
最远的一次，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基于国防安全考虑。
当时，大量来自东部沿海、东北地区的工厂、设备、高校和技术人员迁往中西部，为其后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重庆机械工业、成都电子工业、西安国防工业的壮大，多数得益于此。攀枝花、十堰、六盘水、金昌等新工业城市的诞生，也是脱胎于此。
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东北，正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转移支付的最大贡献者，“老大哥”之说并不夸张。
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东部迁往中西部，一直持续至今。
我在新书《中国城市大变局》中，将“产业西移”、“陆权复兴”作为改变中西部城市格局的重要因素，一众强省会的脱颖而出，与此无不关系。
早在2010年，国家层面印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产业转移要坚持市场导向、因地制宜、节能环保、深化改革的原则，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
受制于土地、人力等资源成本的约束，一些附加值较高且对交通成本相对不敏感的产业，开始广泛向中西部地区布局，成都、重庆、郑州、西安、贵阳等地成了最大受益者。
成渝地区的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河南的手机制造、贵阳的大数据产业，均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正是借助产业西移，加上西部大开发、天量转移支付、大投资大基建等政策带来的助力，中西部地区一众省市后来居上。
西南经济赶超东北，成都、重庆跃居TOP10城市，郑州、西安等地晋级万亿城市，无不受益于此。
新一轮中西部产业大转移，有何不同之处？
这一轮产业大转移，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让“国内大循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成了重点。
如果说过去20多年的产业西移，更是还是市场因素驱动，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密切配合，背后不乏区域协调发展的的考虑。
那么新一轮产业转移，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布局，对应的是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持续不断的大国博弈和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超预期事件。
因此，在全国层面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就成了重中之重。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这里的“重大生产力”，指的是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中起支柱作用、在“强链补链延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生产力。
而“关键产业备份”，指向的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要求是“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
这意味着，新一轮中西部产业转移，不再局限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向高科技产业乃至大国重器等层面扩展。
换言之，中西部内陆地区，不再是简单的产业承接地，而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一定引领作用。
所以，这几年，国家在布局北京、上海、大湾区三大科创“双中心”之外，将成都、重庆、西安、武汉等地升格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引领周边地区发展。
同样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先后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国家层面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布局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高校、高职学校。
那么，中西部哪些地区，能够担起“国家战略腹地”的重任？
腹地，相当于中心城市和前沿地区而言，有经济腹地、人口腹地、产业腹地和国防腹地之说。
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沿海沿边地区，都可视为腹地，广大中西部地区都在其列，但不是所有腹地都能称得上战略腹地。
要想担起战略腹地的重任，必须在经济、产业、区位、能源、人口等方面有着关键的一席之地，要么资源丰富，要么人口众多，要么产业基础一流，能作为重大生产力的承载地。
在这方面，经济实力较强、工业体系相对完善、创新要素聚集、交通区位一流且拥有超大规模优势的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等地，更具优势。
中西部地区产业大转移，面临着全球产业大转移的直接竞争。
这一次产业转移，最大的变局在于国际层面，全球产业大转移的势头有增无减，是到中西部还是向东南亚国家迁移，就成了博弈的关键。
在新书《中国城市大变局》中，我用“河南的敌人是越南”、“中西部的对手是印度”来形容这种新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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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这一轮产业转移，一方面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抬升带来的影响，这是正常的市场因素，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各具优势，
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地缘格局、大国经贸博弈带来的影响，充斥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产业链安全成了首要考量因素。
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主动将部分产业转移到不具强势竞争性的地区，形成近岸制造、友岸制造的新格局，越南、印度、墨西哥成了最大受益者。
越南、印度等地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在产业转移上，与中西部地区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
劳动力众多、资源丰富、基建发达、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这也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向中西部广泛布局的原因所在。
近年来，随着大基建大投资不断推进，中西部地区多个省份实现“县县通高速”、“市市通高铁”，剑指“市市有机场”，区位优势得到全面重塑。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推进，在航空物流、中欧班列的助力之下，中西部地区一改内陆腹地的传统局面，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与之对比，越南、印度等国家人口同样众多，且劳动力成本更低，而且利用新一轮地缘大变局，享受“左右逢源”的红利。
越南尤其典型。越南一边向中国靠拢，力图吸引中国产业出海，主动提出打造“中越高铁”等跨国铁路，可参阅《又一条跨国高铁，呼之欲出》。
一边又与欧美签订自贸协定，与美国、欧盟、东盟乃至东亚国家之间都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自由贸易体系。
当然，越南GDP总量才刚超过广西，出口总额仅与深圳相当，综合竞争力相对有限。
而印度虽然经济总量更高、人口更多，但识字率在主要国家中垫底，基建存在明显短板，短期尚不足为虑。
但是，在产业转移方面，越南、印度都是不容忽视的对手，中西部地区要想更胜一筹，除了国家战略的支持之外，更要强身健体、强练内功。
国家战略倾斜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但能否抓住这一机遇，考验着每一个中西部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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