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刘世锦主任提出了10万亿元的刺激加改革的扩大内需方案，我认为这个融合了消费刺激、投资刺激和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既是当前经济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也比较符合当前的决策体制和决策观念，是一个相当有政治智慧、有很强的可接受性的政策建议。但是，从结构上，我建议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还是应集中在扩大居民消费方面，否则，如果在体制惯性下被各地方瓜分后大部分用于继续扩大投资支出，结果不但宏观乘数较低，而且还会形成新的供给过剩，不利于确保取得持续的经济繁荣效果。首先，当前经济的形势恐怕比2008年、2009年更严峻。面对2007年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带来的严峻挑战，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2008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是，由于彼时整个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国内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因而伴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和积极货币政策的持续扩张，2009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就开始逐步企稳回升。相对于2008年、2009年而言，我们这次面临的经济挑战不是外部冲击，而是结构性的内需不足——一方面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峰已过，投资已经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慢，居民消费不足。这种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表现主要包括，经济增速逐年下滑，物价低迷并有通货紧缩风险，房价持续下跌、房地产投资负增长，股市长期下跌，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财政支出缺口扩大，这些情况带来的挑战比2008年或2009年的外部冲击更严峻。受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影响，当前的有些指标如房价、股市指数、物价指数、失业率、地方财政赤字等有的还不及2020年。对于这些情况，决策部门越是认识深刻，企业家和投资者反而会越有信心，因为客观判断是科学决策的基础。因此，为了让年轻人有更好的就业和发展前景；为了提振消费、让经济能够畅通循环，让企业的产品能够更好地销售；为了化解房地产风险、提振股市信心，让家庭有更多财产性收入；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扭转企业盈利下滑甚至亏损的状况；为了改变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趋势，为了尽快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我们都应尽快推出大规模的扩大内需计划。从以上角度，我认为世锦主任提出的10万亿经济刺激加改革方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值得重视的是，我们之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一些重大项目的开工、设备更新改造、城市更新和家电以旧换新等，正在对内需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能够充分重视、系统规划，尽快出台一个10万亿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对于提振企业信心、繁荣消费、畅通内循环的效果，可能比挤牙膏式的扩大内需行动更好。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相当于当时GDP的10%到15%。根据我们现在将近130万亿元的GDP的规模。考虑到这次经济挑战比2008年更严峻，如果刺激计划达到GDP的10-15%左右，总规模应该达到15万亿元左右。从2020年各国疫情冲击下各国扩大需求的规模来看，大部分刺激计划也达到GDP的15%。以美国为例，疫情前后美国GDP大约21万亿美元，累计向美国居民和中小企业发放现金接近3万亿美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大幅降息和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从实施效果看，虽然承受了两年通货膨胀，但这些政策的确带来了消费和投资的旺盛需求，推动了股市、房地产等资产市场的持续繁荣，实现了美国历史上较高的就业水平。如果参照美国刺激需求的15%左右比例，我们的刺激计划规模也应该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总之按照以上两个方面的参照，10万亿刺激计划略显保守。当然，10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够不够，关键不仅仅是总规模，还要看用在什么方向，有没有货币政策配合，以及产生多大的宏观乘数效应。以货币政策配合为例，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欧洲，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都大幅降低利率，并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多国家都降息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如果经济史上有哪一次经济衰退期间还伴随着严重的货币紧缩，那就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虽然当时美联储实际上有能力改变货币紧缩的局面，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来是市场对此并未察觉和重视，二来是那时还没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个时代的宏观管理者对逆周期调控毫无经验。在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之后，一旦遭遇经济衰退，降息和宽松就成为各国宏观政策的标配，类似于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与货币紧缩同时出现的情况，就再没有在市场经济国家上演过。我们如果推出10万亿刺激计划，有没有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配合？这也是十分关键的。世锦主任说，“不能简单效仿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没必要简单排斥量化宽松政策，只要对中国经济繁荣有好处，任何国家的经验都可以学，当然具体还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有足够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并且有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抱有足够的信心，因为相对于几十年前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制造业能力，以及芯片、工业软件等从无到有的经济困难而言，现在的困难只不过是在之前没有的生产能力现在都有了之后，需要提振需求、畅通经济循环而已——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只要开启迈向需求繁荣的正向循环，将来必然是全球最大、最繁荣的消费市场。考虑到扩大内需的迫切性，以及结构性内需不足的实际情况，10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再扩大投资，而是应该主要以各种方式向居民发放消费补贴。首先，向居民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其效果并非像某些学者讲的那样是一次性的或不可持续的，恰恰相反，在消费不足、经济循环不畅的情况下，发现金补贴或消费券不但带来3倍以上的宏观需求乘数，而且是繁荣市场、促进企业消费的最重要切入点，一旦经济循环畅通了，其繁荣经济的效果是长期持续的。其次，消费既是生产、流通的目的和终点，也是经济循环的新起点，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十九大提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怎么实现？就是通过居民消费来实现。所以，消费不是浪费，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不是“打水漂”，而是真正消化过剩产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当然，任何经济发展继续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就如同世锦主任所说，“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然而，毕竟不同发展阶段，投资和消费还是要有个合适的比例，比如中国长期每年五、六十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高达43%左右的投资率，每年比全球其他国家高20个百分点，连续这么多年是不是太高了？当然，任何阶段都需要基础设施、新基建、厂房设备和房地产投资，那按照各国正常水平比如25%的投资率，中国每年三、四十万亿元投资是不是就够了？每年多出了的十几万亿低效投、无效投资，如果能够转化为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是不是更好？如果10万亿元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不是通过压缩低效、无效投资节省出来，而是通过发长期国债的方式所筹集的扩大内需的资金，那这些钱是主要花在扩大基建投资上，还是花在增加居民收入、补贴居民消费上，效果会有天壤之别。当然，企业自担风险的投资，该投的还是可以投，地方政府如果能找到深中通道这样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也可以自筹资金投资，但是如果中央安排10万亿扩大内需资金，那就必须确保把钢用到刀刃上，确保扩大内需的效果，确保能够提振信心、畅通经济循环、形成持续的经济繁荣局面。从经济发展史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前后都要经历从短缺经济，到供需两旺，再到需求不足的转型——与这个转型相匹配的，就是财政政策从建设财政到民生财政的转型，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色转换。在短缺经济阶段政府，用财政资金搞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拉动的作用是最大的；在供需两旺的阶段，扩大基建投资对经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而在后工业化、后城镇化、后基建时代，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阶段，如果继续搞不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反而加剧总需求不足。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前的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搞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也有几次经济衰退，彼时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向就更多在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1990年代以后，当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连社会保障支出也相对比较稳定之后，再遇到经济危机就只能是货币政策唱主角了——在2000年、2008年、2020年等经济衰退年份，冲在前面的都是格林斯潘、伯南克、鲍威尔们，美国财政部虽然也发挥积极作用，比如发钱，但是其救济和发放现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美联储认购国债，本质上也可以视为宽松货币政策的一部分。结合经济史和各国扩大内需的历史，为什么说我们继续扩大基建投资可能饮鸩止渴呢？回顾下2020年我们面对疫情所采取的重生产、扩大投资政策效果，当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90%，而消费贡献为负，虽然短期看投资拉动了内需，但过一两年后这些投资就形成新增供给，形成了更严重的供给过剩——虽然在2021年、2022年，这些过剩供给恰好被旺盛的欧美需求所吸收，矛盾被掩盖，但是2023年下半年以后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这样的循环，还要再重复一轮吗？从扩大内需的总体效果来看，扩大投资是少数项目、少数地区，少部分相关人受益；而发消费补贴或消费券则更直接，更公平，更快捷，受益范围更广，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循环的效果更佳。至于有人说大家都发钱就相当于不发钱，担心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观点，其观念显然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短缺经济年代，而且对中国供给过剩、居民需求不足的情况理解不够深刻。短缺经济防通胀，过剩经济防通缩，因为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更难战胜，伤害更大。假设以向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长期国债或循环发短期国债的方式筹集到10万亿扩大内需的资金，如果从收入端入手，给居民发放消费补贴，宏观乘数效应是3倍以上，长期可以衍生出30万亿元以上的总需求，自然可以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反之，如果用这些资金继续以各种理由扩大投资，宏观乘数效应大约为1左右，不但不能畅通经济循环、换来中国经济繁荣，而且这些投资长期还会变成新的供给过剩，未来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总需求不足的矛盾——10万元亿刺激计划，是按照体制惯性、决策习惯，顺应相关利益部门的诉求继续搞基建投资，陷入“过度投资陷阱”？还是彻底转变观念、排除利益部门干扰、惠民生、真正化解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之痛？这才是10万亿元计划能否确保换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最关键、最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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