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巴菲特最近大举减持了苹果(AAPL.US)和美国银行(BAC.US)的股票。自7月中旬以来，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BRK.A.US)通过一系列交易，总共减持了近13%的美国银行股份，累计收益达到54亿美元。此外，巴菲特在第二季度出售了超过3.89亿股苹果公司股票。

对于那些持仓规模庞大的投资大佬来说，出售重要持仓股的大量头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的税收，这些税收将从资本中永久扣除。

那么，既然大规模抛售重仓股是成本高昂的行动，巴菲特又为何大举减仓呢?

美国资本利得税率或上升

首先要从税收说起。资本税收成本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出售苹果与美国银行股票来说原本就是阻力。例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出售股票的税收成本为将所售股票部分(通常是成本基础最高的股票)的嵌入上限收益乘以当前公司税率(与21%公司普通盈利税率相同)。

巴菲特持有的苹果股票大部分是在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之间买入的，在这段时间里，苹果的股价从每股24美元左右涨到了每股46美元左右;这两个数字的平均值表明，每股成本基础约为35美元，这一数字与伯克希尔年度报告中的成本基础数据一致。然后，合理地假设，巴菲特在过去两个季度卖出了苹果股票，价格介于每股169美元和216美元之间，他的长期资本收益占净收益的80-85%，这意味着伯克希尔将不得不向美国国税局缴纳16-17%的资本收益，这是永久性的资本亏损。

这16-17%的资本收益上交了上限利得税，当然不会影响资产负债表，因为账面上的苹果股票估值已经折现了，但以现金计算，这意味着巴菲特只能保留80% -85%的现金。如果他想用出售苹果获得的现金进行投资，那么他的投资金额将只有伯克希尔年报中当前价值的80-85%(请注意，在过去的两年里，伯克希尔没有提供这个数字)。

再者，犹如可口可乐在过去20年里几乎没有增长，但仍为伯克希尔带来了可观的股息(目前的收益率为2.78%)。在2000年可口可乐达到顶峰的几年后，巴菲特不经意地说，他也许应该在可口可乐达到顶峰的时候卖掉它，但人们猜测，考虑到35%的资本收益必须向美国国税局(IRS)上缴，他推迟了行动。

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这些股票可以获得大量的长期资本收益，资本利得税是反对抛售重大持仓股票的基本理由。那么巴菲特大举出售持仓股，说明只有强烈的卖出动机才有可能促使他扣动扳机。

最明显的动机是未来美国企业资本利得税率可能会更高。近年来的美国财政巨额赤字——表面上是美国政府支出抵消新冠疫情对经济拖累的结果——迟早需要得到处理，而可能会从提高企业税率开始。

大多数投资者并不太关心公司的高税率，而《华尔街日报》8月2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最近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者经常将公司领导人称为“寡头”和“公司垄断者”，从而为反公司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美国副总统、2024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提出的另一个想法是，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其效果是，当前仅仅是账面记录的未来资本利得可能会变成当期应缴的现金税。虽然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考虑到制定细节的复杂性，但美国推出针对投资所得的复杂法规已有前车之鉴。

制定会计准则的美国机构此前已经就资本利得发布了新规《2016-1会计准则更新》(Accounting Standards Update 2016-1)——要求将投资价值的变化纳入定期季度收益报告。巴菲特对ASU 2016-1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在没有明显价值的情况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他可能也注意到，这距离对未实现收益征税只有一步之遥。

综上所述，所有可能的不利税收变化表明，精明的投资者可能会选择现在卖出一些有大量隐含资本收益的头寸。

那么，这仅仅是一个税收问题吗?

并非如此。

苹果自身的威胁和阻力

当巴菲特开始买入苹果股票时，其市盈率还不到15倍。他最初购买苹果股票的时候，苹果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2018年初，巴菲特停止买入。截止至去年的五年来，他一直持有股票，而苹果的每股价格持续上涨，但增长有所放缓，苹果定期派发小额股息，并进行更大规模的回购。

这一策略与他对可口可乐采取的策略类似。可口可乐在2000年遭遇增长放缓的拖累，市盈率从荒唐的高点回落，但仍设法继续提高股息。最终，可口可乐的业绩改善，巴菲特认为无论如何持有都比出售和减少他的资本要好——出售将支付高额的资本利得税。他继续持有可口可乐，因为它支付股息，目前较成本价的收益率约为50%。

至于苹果公司，尽管其股价在2016年至2018年间翻了一番，但其市盈率仍远低于目前的34倍。巴菲特肯定意识到，与苹果近年来非常温和的盈利增长相比，34倍的市盈率显得相当昂贵。在过去的五年里，苹果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毫无疑问，巴菲特借鉴了他一生的经验，对下一步做了一些计算，在这5年并没有增持苹果股票。而苹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与可口可乐相同的消费者品牌力量的保护。快速发展的科技行业伴随着更高的风险。苹果一直是一家增长不稳定的公司，在重塑新业务或改进业务的过程中，不时陷入停滞，然后才会实现飞跃。

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于，对于苹果的下一阶段，市场没有达成共识。更有问题的是，结论几乎是二元的，一些人说苹果将在人工智能和产品升级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而另一些人则说小心，苹果有大问题，巴菲特抛售它是正确的。一些人指出，苹果股票目前价格昂贵，而另一些人则表示，苹果股票即将迎来井喷式增长，这将解决市盈率过高的问题。

巴菲特的长处在于权衡明显问题的可能后果，巴菲特目前对苹果公司的抛售反应介于两者情况之间。如果他继续卖出并最终退出伯克希尔持有的全部苹果股票，大概率将说明，苹果增长放缓、风险上升和估值过高，已经让他彻底卖出苹果股票。到目前为止，他的抛售虽然数额巨大，但还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巴菲特出售苹果股票确实说明苹果的股票目前相对昂贵，尤其是考虑到它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苹果公司不仅股价昂贵，而且市值高达3.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公司，占到大盘指数很大比例。也许苹果公司配得上这样的市值，但这样的规模使得它需要一个巨大的飞跃才能“改变”它的价值。巴菲特尤其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苹果的持仓规模而难以跑赢标普500指数。

苹果的规模也使其难以与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保持平衡。如果不能恢复快速增长，苹果的市盈率很可能会下降50%甚至更多，才能回到2016年的水平。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拿这笔钱冒险太大了。他肯定觉得，在目前的不确定性下，苹果不应该占伯克希尔持仓市值的20%或更多，而苹果有时会占到20%或更高。

过去几年，94岁的巴菲特的一个主要主题是，趁他还有时间，把他的投资整理好。苹果这个问题需要他自己的长期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来解决，他不希望把这个问题扔给他的继任者。

最乐观的猜测是，当巴菲特卖掉苹果后，它仍将是伯克希尔的主要持股，可能在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中排名第一。它可能确实会从人工智能和新产品中获得巨大飞跃。如果事实证明是这样，巴菲特就不会犯错误。他考虑到风险和绝对的不确定性，并将伯克希尔的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美国银行面临的监管风险

巴菲特抛售美国银行当然与苹果一样具有更高资本利得税率风险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银行的政治风险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公司都要大。在美国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大银行面临着巨大监管压力，如果民主党再次获胜，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民主党对大银行的仇恨的确切来源可以追溯到金融危机，当时银行的宽松政策在高风险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压力测试和对银行股息和回购的限制仍然是重要的持续惩罚，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与银行首席执行官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指导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来创造更多的资本。笼罩在各大银行头上的一个更大的担忧是，担心许多银行批评人士希望将银行国有化，把它们变成股东回报有限的公用事业公司。如果民主党大获全胜，可能会把反对银行的政客引向这个方向。

如果美联储进行一系列降息举措提振经济，美国银行可能也会受益。尽管美国银行的市盈率(约12倍)远低于苹果公司，股息收益率是苹果公司的两倍多，但其政治风险并不像苹果公司那样具有特定的内部风险。

结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巴菲特对于整个市场的预测已经非常准确，他对整个市场的看法可能推动了他大举减仓，但这不太可能是他大量抛售的最主要因素。巴菲特非常相信基本面，他希望减少这些头寸的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未来更高税收以及政治风险，个别公司的特定风险也左右了其决定，尤其是苹果的情况。

沃伦·巴菲特最近大举减持了苹果(AAPL.US)和美国银行(BAC.US)的股票。自7月中旬以来，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BRK.A.US)通过一系列交易，总共减持了近13%的美国银行股份，累计收益达到54亿美元。此外，巴菲特在第二季度出售了超过3.89亿股苹果公司股票。

对于那些持仓规模庞大的投资大佬来说，出售重要持仓股的大量头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还会带来大量的税收，这些税收将从资本中永久扣除。

那么，既然大规模抛售重仓股是成本高昂的行动，巴菲特又为何大举减仓呢?

美国资本利得税率或上升

首先要从税收说起。资本税收成本对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出售苹果与美国银行股票来说原本就是阻力。例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出售股票的税收成本为将所售股票部分(通常是成本基础最高的股票)的嵌入上限收益乘以当前公司税率(与21%公司普通盈利税率相同)。

巴菲特持有的苹果股票大部分是在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之间买入的，在这段时间里，苹果的股价从每股24美元左右涨到了每股46美元左右;这两个数字的平均值表明，每股成本基础约为35美元，这一数字与伯克希尔年度报告中的成本基础数据一致。然后，合理地假设，巴菲特在过去两个季度卖出了苹果股票，价格介于每股169美元和216美元之间，他的长期资本收益占净收益的80-85%，这意味着伯克希尔将不得不向美国国税局缴纳16-17%的资本收益，这是永久性的资本亏损。

这16-17%的资本收益上交了上限利得税，当然不会影响资产负债表，因为账面上的苹果股票估值已经折现了，但以现金计算，这意味着巴菲特只能保留80% -85%的现金。如果他想用出售苹果获得的现金进行投资，那么他的投资金额将只有伯克希尔年报中当前价值的80-85%(请注意，在过去的两年里，伯克希尔没有提供这个数字)。

再者，犹如可口可乐在过去20年里几乎没有增长，但仍为伯克希尔带来了可观的股息(目前的收益率为2.78%)。在2000年可口可乐达到顶峰的几年后，巴菲特不经意地说，他也许应该在可口可乐达到顶峰的时候卖掉它，但人们猜测，考虑到35%的资本收益必须向美国国税局(IRS)上缴，他推迟了行动。

伯克希尔哈撒韦持有这些股票可以获得大量的长期资本收益，资本利得税是反对抛售重大持仓股票的基本理由。那么巴菲特大举出售持仓股，说明只有强烈的卖出动机才有可能促使他扣动扳机。

最明显的动机是未来美国企业资本利得税率可能会更高。近年来的美国财政巨额赤字——表面上是美国政府支出抵消新冠疫情对经济拖累的结果——迟早需要得到处理，而可能会从提高企业税率开始。

大多数投资者并不太关心公司的高税率，而《华尔街日报》8月2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最近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者经常将公司领导人称为“寡头”和“公司垄断者”，从而为反公司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美国副总统、2024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提出的另一个想法是，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征税，其效果是，当前仅仅是账面记录的未来资本利得可能会变成当期应缴的现金税。虽然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考虑到制定细节的复杂性，但美国推出针对投资所得的复杂法规已有前车之鉴。

制定会计准则的美国机构此前已经就资本利得发布了新规《2016-1会计准则更新》(Accounting Standards Update 2016-1)——要求将投资价值的变化纳入定期季度收益报告。巴菲特对ASU 2016-1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它在没有明显价值的情况下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他可能也注意到，这距离对未实现收益征税只有一步之遥。

综上所述，所有可能的不利税收变化表明，精明的投资者可能会选择现在卖出一些有大量隐含资本收益的头寸。

那么，这仅仅是一个税收问题吗?

并非如此。

苹果自身的威胁和阻力

当巴菲特开始买入苹果股票时，其市盈率还不到15倍。他最初购买苹果股票的时候，苹果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2018年初，巴菲特停止买入。截止至去年的五年来，他一直持有股票，而苹果的每股价格持续上涨，但增长有所放缓，苹果定期派发小额股息，并进行更大规模的回购。

这一策略与他对可口可乐采取的策略类似。可口可乐在2000年遭遇增长放缓的拖累，市盈率从荒唐的高点回落，但仍设法继续提高股息。最终，可口可乐的业绩改善，巴菲特认为无论如何持有都比出售和减少他的资本要好——出售将支付高额的资本利得税。他继续持有可口可乐，因为它支付股息，目前较成本价的收益率约为50%。

至于苹果公司，尽管其股价在2016年至2018年间翻了一番，但其市盈率仍远低于目前的34倍。巴菲特肯定意识到，与苹果近年来非常温和的盈利增长相比，34倍的市盈率显得相当昂贵。在过去的五年里，苹果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毫无疑问，巴菲特借鉴了他一生的经验，对下一步做了一些计算，在这5年并没有增持苹果股票。而苹果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与可口可乐相同的消费者品牌力量的保护。快速发展的科技行业伴随着更高的风险。苹果一直是一家增长不稳定的公司，在重塑新业务或改进业务的过程中，不时陷入停滞，然后才会实现飞跃。

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于，对于苹果的下一阶段，市场没有达成共识。更有问题的是，结论几乎是二元的，一些人说苹果将在人工智能和产品升级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而另一些人则说小心，苹果有大问题，巴菲特抛售它是正确的。一些人指出，苹果股票目前价格昂贵，而另一些人则表示，苹果股票即将迎来井喷式增长，这将解决市盈率过高的问题。

巴菲特的长处在于权衡明显问题的可能后果，巴菲特目前对苹果公司的抛售反应介于两者情况之间。如果他继续卖出并最终退出伯克希尔持有的全部苹果股票，大概率将说明，苹果增长放缓、风险上升和估值过高，已经让他彻底卖出苹果股票。到目前为止，他的抛售虽然数额巨大，但还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巴菲特出售苹果股票确实说明苹果的股票目前相对昂贵，尤其是考虑到它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苹果公司不仅股价昂贵，而且市值高达3.5万亿美元，是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公司，占到大盘指数很大比例。也许苹果公司配得上这样的市值，但这样的规模使得它需要一个巨大的飞跃才能“改变”它的价值。巴菲特尤其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苹果的持仓规模而难以跑赢标普500指数。

苹果的规模也使其难以与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保持平衡。如果不能恢复快速增长，苹果的市盈率很可能会下降50%甚至更多，才能回到2016年的水平。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拿这笔钱冒险太大了。他肯定觉得，在目前的不确定性下，苹果不应该占伯克希尔持仓市值的20%或更多，而苹果有时会占到20%或更高。

过去几年，94岁的巴菲特的一个主要主题是，趁他还有时间，把他的投资整理好。苹果这个问题需要他自己的长期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来解决，他不希望把这个问题扔给他的继任者。

最乐观的猜测是，当巴菲特卖掉苹果后，它仍将是伯克希尔的主要持股，可能在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中排名第一。它可能确实会从人工智能和新产品中获得巨大飞跃。如果事实证明是这样，巴菲特就不会犯错误。他考虑到风险和绝对的不确定性，并将伯克希尔的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

美国银行面临的监管风险

巴菲特抛售美国银行当然与苹果一样具有更高资本利得税率风险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银行的政治风险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公司都要大。在美国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大银行面临着巨大监管压力，如果民主党再次获胜，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民主党对大银行的仇恨的确切来源可以追溯到金融危机，当时银行的宽松政策在高风险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压力测试和对银行股息和回购的限制仍然是重要的持续惩罚，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与银行首席执行官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指导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来创造更多的资本。笼罩在各大银行头上的一个更大的担忧是，担心许多银行批评人士希望将银行国有化，把它们变成股东回报有限的公用事业公司。如果民主党大获全胜，可能会把反对银行的政客引向这个方向。

如果美联储进行一系列降息举措提振经济，美国银行可能也会受益。尽管美国银行的市盈率(约12倍)远低于苹果公司，股息收益率是苹果公司的两倍多，但其政治风险并不像苹果公司那样具有特定的内部风险。

结论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巴菲特对于整个市场的预测已经非常准确，他对整个市场的看法可能推动了他大举减仓，但这不太可能是他大量抛售的最主要因素。巴菲特非常相信基本面，他希望减少这些头寸的更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未来更高税收以及政治风险，个别公司的特定风险也左右了其决定，尤其是苹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