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现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被誉为经济学界南派宗师。

财经早餐特邀张军院长做客《名人早餐会》栏目，与财友们分享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全球热议的通胀、中美新基建底色、年轻人如何理解房地产市场、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实现突破的机会等话题。

财经早餐：有人说2019年是中国经济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时至今日您怎么看？

张军：2019年大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对经济未来发展和走向过于悲观。很不幸，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我们遭遇了新冠冲击。虽然这是突发事件，但对中国乃至全球都造成了较大影响，也许需要数年才能逐步恢复。

因此，2019年末的那句话不幸言中了，但更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大家之所以对当时的经济悲观，可能是不太理解中国经济调控以及结构性调整的力度。在过去六七年里，中国经济在国家层面上其实完全改变了一个思路：不再去讨论需要高增长，而是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

中国市场经济的逻辑不会改变，但时代改变了，我们需要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逻辑不变的情况下，做一些战略性的考虑。比如我们提出的双循环，尤其是内循环，以及强调科技的自强自立和数据安全。

现在很多海外声音提到“中国在放弃市场经济道路”。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需要对经济发展作出一定微调，增加几个安全装置。

这是企业家、投资者等市场参与主体，都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想明白了，就能大概理解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财经早餐：今年大宗商品的涨势，引发大家对于PPI向CPI加速传导的猜想。与国际通胀愈演愈烈相比，明年我国通胀会处于什么水平？

张军：现在欧美通胀压力较大。因为政府多发了货币，经济需求恢复得很快，但是疫情导致劳动力市场大量岗位面临无人上岗的窘地，很多供应链也断裂。所以需求很旺盛、供给不足，导致一定通胀压力。

目前，中国PPI相对高一些，CPI没有太大压力。中国的情况和国外相反，我们产能恢复快，复工复产从去年二季度就开始，但是需求没有跟上来，物价很难上涨。

任何价格的上涨都存在预期，这就需要政府抓预期。首先要澄清不存在供给短缺的问题。大宗商品涨价对CPI和PPI都是一件麻烦事。中国前阵子抓大宗商品的囤积居奇问题，同时也释放了大宗商品的存货信息。但从国际上来看，现在的风险还没有完全消除。

财经早餐：美国近期通过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中国也一直在发力“新基建”。从对经济拉动的效率方面，中美两国有何经验相互借鉴？

张军：存量的更新需要依赖投资，通常说的投资就是流量的概念，流量更新存量、改善存量。如果长期不更新已有的资本存量，资本的生产率就会逐渐下降。如今的美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拜登政府极力推动万亿美金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方案，原因是美国在近二十年中固定资产投资更新速度非常慢，换而言之就是存量过高。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劳动力之外，资本是最重要的。这里的资本不是货币的概念，而是生产能力的概念。比如高速公路、机场、厂房和设备都是资本。资本也不是当年所谓的“投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存量，积累的生产能力是难以统计的，需要对数据做一些处理。人也是一种资本。如果每个人的平均生产率保持增长，人口红利消失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会过大，至少不应该夸大它。

中国的新基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涵盖5G、云计算、数据中心等领域。然而，从全世界来看，中国的传统基建在有些领域过剩了。不过基础设施需要有一定的超前。

比如上海的第一条内环高架，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为什么高架只有单向双车道？当年为什么不建造六个车道？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当年无法预料在这些基础设施建成后，经济会有多大的增幅；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借钱，还本付息的压力反过来会影响后续的经济发展空间。

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超前，这对日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但也需要注意，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为了应对外部的某些冲击，我们的基建投资出手过猛，以至于今天还在消化债务。

财经早餐：有就业有收入就有消费。实践证明，市场主体多、发展好的地方，经济更有活力和韧性。这是否意味着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对消费的提振效果会更好？

张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家庭的收入或者个人的收入来自两个部分——市场和政府。

市场方面，与就业机会、从事的行业、个人能力有关。在中国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参照当地物价，上海的收入当然比中西部高。

如果收入仅仅来自市场，可以想象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有多大。此时需要来自政府的收入，比如补贴、减免、转移支付等，也就是国家为家庭提供的福利项目。

财经早餐：有没有办法让富人多消费，同时借助富人大量消费的时候让收入不高的人群收入得到提升。

张军：这就提到了三次分配，富人将钱通过社会慈善组织捐助给需要的人群和家庭。低收入家庭得到了这笔捐赠会有能力消费。这样的捐赠对富人而言不减少他们的消费，对于社会而言会提高整体消费。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富人通过慈善捐赠行为来支持社会的弱势群体，对我们中国来说也是需要鼓励的。政府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社会也要有配套的慈善机构。

财经早餐：您会不会鼓励您的学生多参加资本市场的股票投资，或者提前买房？

张军：理财投资方面，我们会在课堂上讨论，尤其会和研究生讨论，但实操能力还有待提升。

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说，不要老想着参加工作就很快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买房。从趋势上看，将来中国大都市自有住房的人群比重可能会小于租房的人群。住在政府或市场提供的只租不售的房子中也能过得很好，同时迁移也比较容易，在何处都能租到品质相同的房子。未来中国经济格局中，大城市的购房偏好会下降。

我有很多在海外的学生住在租的房子，房子品质都很好，配置也相对标准，可以租上很多年。

要解决房地产问题，政府需要在制度和监管上确保只租不售的住房品质水平，不能只提供简易住房。比如洗衣房、公共厨房、游泳池等都应该成为标配。北京、上海和深圳应该走这样的方式。

房地产市场和租赁市场需要有平衡点，不一定是全国平衡，在上海、北京等局部地区可以实现平衡。这样工作了三、五年的年轻人尽管买不起房，也可以在市场上保证居住水平。

这是两个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可以将它们看作是等价的市场，在条件允许时可以自由转换。条件允许的时候就持有房产，条件不允许就只租房。

中国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就是独木桥，一直都没有平衡点。

财经早餐：今年以来，一些地方是避免房价快速上涨，另一些地方则是避免房价快速下跌。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张军：这与土地的管制存在一定的关系。在房价限低的地区，供给往往是过量的。人口往外走，但房子的供给还在增长。但发达的地区正好相反，人口在流入，供给量远远不够，所以上涨的压力大。

土地开发指标按照行政区划管控，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向外流动，经济没有沿海地区发达，但依然有大量土地开发指标。为什么不能人口流出的地区把土地指标带走，带到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接纳了更多人口，那么可开发土地的指标就应该增加。这就是我国目前土地管制的问题。

虽然这一点我们目前做不到，但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思路。土地的管控确保了整体建设用地的规模，但人口是流动的，地区之间出现了错配。应该允许指标进行交易，形成类似于碳交易的交易市场。中西部地区没有必要去盖那么多房子，指标转让给发达地区后还可以获得发展红利。

财经早餐：中国楼市的体量和美国股市的体量接近，但中国股市体量远远低于楼市体量。将楼市资产逐步转移到股市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张军：中国需要房地产市场，更需要市场上的几个板块实现平衡，特别是年轻人流入多的大城市，解决有品质的、体面的租房房源，大规模供给的问题不能简单靠市场模式解决。

在日本，如果一栋适合出租的公寓以商品房的模式卖出，那么需要签一份承诺书，买下之后不允许出租，反之亦然。市场的效率就在于能够匹配不同的需求，而不是一刀切。

从个人投资或家庭投资角度而言，这其实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中国的财富管理不是简单退出房地产市场进入股市，要为这么大规模的资金寻找新的财富管理途径。即便进入股市，也不能以散户这种单一形式进入。

时代在变，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管控在加强，金融开放始终是越开放越大。中国目前的金融不够发达，无法为大规模的资金提供足够的渠道。

中国的养老基金是一个可以通过金融开放得到很好发展的巨大市场。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养老金也要成为将来的“压舱石”。这就需要中国在金融开放、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方面加快，做得更好。

财经早餐：您此前提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不一定总是优中选优的结果。如果这个奖不是在北欧创设，会有哪些不一样？

张军：北欧人的长处之一就是做事认真严谨，也不会大量宣传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从设立至今在科学领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奖项，各种预测、媒体眼球都被吸引来了。

所以我当时提出一个观点，如果这个奖项不是在北欧而是在其他国家，那不知道会颁发成什么样子，大家可能也不会感兴趣！要经营好一个奖项相当不容易，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诺贝尔奖货真价实。

财经早餐：未来中国诞生的经济学诺奖会不会是由能够全面系统解释中国经发展的人获得？

张军：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到现在，向来看重对经济学基础有原创性贡献的工作。即便是方法层面、技术层面的创新，但因为足够巧妙和原创也会得奖。

不见得获奖者必须要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也不是一生仅做一项研究，有的只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做过一个研究项目，有的甚至（在一个问题上）只发表了一两篇文章。

对中国经济研究方面，我需要纠正一下大家的看法。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不见得是因为研究中国问题。更可能是因为生活在中国的场景中并观察中国经济的崛起，启发中国的经济学家思考经济理论中被遗漏的部分。

为什么有观点表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主流经济学无法预测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分析中国，总是出现不符合的情况，说明经济理论中缺失了一些在西方无法看到的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长度。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成功崛起将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大量机会，在西方发展出的理论体系中未被涉及的部分做好研究，这会发展和改善现有的经济学，甚至是颠覆。

中国人未来获得诺奖，不是简单地因为研究了中国，而是基于中国的现象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出贡献。

张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现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被誉为经济学界南派宗师。

财经早餐特邀张军院长做客《名人早餐会》栏目，与财友们分享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全球热议的通胀、中美新基建底色、年轻人如何理解房地产市场、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实现突破的机会等话题。

财经早餐：有人说2019年是中国经济过去10年最差的一年，也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时至今日您怎么看？

张军：2019年大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对经济未来发展和走向过于悲观。很不幸，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我们遭遇了新冠冲击。虽然这是突发事件，但对中国乃至全球都造成了较大影响，也许需要数年才能逐步恢复。

因此，2019年末的那句话不幸言中了，但更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大家之所以对当时的经济悲观，可能是不太理解中国经济调控以及结构性调整的力度。在过去六七年里，中国经济在国家层面上其实完全改变了一个思路：不再去讨论需要高增长，而是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

中国市场经济的逻辑不会改变，但时代改变了，我们需要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逻辑不变的情况下，做一些战略性的考虑。比如我们提出的双循环，尤其是内循环，以及强调科技的自强自立和数据安全。

现在很多海外声音提到“中国在放弃市场经济道路”。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本身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需要对经济发展作出一定微调，增加几个安全装置。

这是企业家、投资者等市场参与主体，都要去思考的问题。如果想明白了，就能大概理解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

财经早餐：今年大宗商品的涨势，引发大家对于PPI向CPI加速传导的猜想。与国际通胀愈演愈烈相比，明年我国通胀会处于什么水平？

张军：现在欧美通胀压力较大。因为政府多发了货币，经济需求恢复得很快，但是疫情导致劳动力市场大量岗位面临无人上岗的窘地，很多供应链也断裂。所以需求很旺盛、供给不足，导致一定通胀压力。

目前，中国PPI相对高一些，CPI没有太大压力。中国的情况和国外相反，我们产能恢复快，复工复产从去年二季度就开始，但是需求没有跟上来，物价很难上涨。

任何价格的上涨都存在预期，这就需要政府抓预期。首先要澄清不存在供给短缺的问题。大宗商品涨价对CPI和PPI都是一件麻烦事。中国前阵子抓大宗商品的囤积居奇问题，同时也释放了大宗商品的存货信息。但从国际上来看，现在的风险还没有完全消除。

财经早餐：美国近期通过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中国也一直在发力“新基建”。从对经济拉动的效率方面，中美两国有何经验相互借鉴？

张军：存量的更新需要依赖投资，通常说的投资就是流量的概念，流量更新存量、改善存量。如果长期不更新已有的资本存量，资本的生产率就会逐渐下降。如今的美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拜登政府极力推动万亿美金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方案，原因是美国在近二十年中固定资产投资更新速度非常慢，换而言之就是存量过高。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劳动力之外，资本是最重要的。这里的资本不是货币的概念，而是生产能力的概念。比如高速公路、机场、厂房和设备都是资本。资本也不是当年所谓的“投资”，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存量，积累的生产能力是难以统计的，需要对数据做一些处理。人也是一种资本。如果每个人的平均生产率保持增长，人口红利消失所产生的影响就不会过大，至少不应该夸大它。

中国的新基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涵盖5G、云计算、数据中心等领域。然而，从全世界来看，中国的传统基建在有些领域过剩了。不过基础设施需要有一定的超前。

比如上海的第一条内环高架，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为什么高架只有单向双车道？当年为什么不建造六个车道？主要两个原因：第一，当年无法预料在这些基础设施建成后，经济会有多大的增幅；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借钱，还本付息的压力反过来会影响后续的经济发展空间。

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总体上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超前，这对日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但也需要注意，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为了应对外部的某些冲击，我们的基建投资出手过猛，以至于今天还在消化债务。

财经早餐：有就业有收入就有消费。实践证明，市场主体多、发展好的地方，经济更有活力和韧性。这是否意味着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对消费的提振效果会更好？

张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家庭的收入或者个人的收入来自两个部分——市场和政府。

市场方面，与就业机会、从事的行业、个人能力有关。在中国还存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参照当地物价，上海的收入当然比中西部高。

如果收入仅仅来自市场，可以想象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有多大。此时需要来自政府的收入，比如补贴、减免、转移支付等，也就是国家为家庭提供的福利项目。

财经早餐：有没有办法让富人多消费，同时借助富人大量消费的时候让收入不高的人群收入得到提升。

张军：这就提到了三次分配，富人将钱通过社会慈善组织捐助给需要的人群和家庭。低收入家庭得到了这笔捐赠会有能力消费。这样的捐赠对富人而言不减少他们的消费，对于社会而言会提高整体消费。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富人通过慈善捐赠行为来支持社会的弱势群体，对我们中国来说也是需要鼓励的。政府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社会也要有配套的慈善机构。

财经早餐：您会不会鼓励您的学生多参加资本市场的股票投资，或者提前买房？

张军：理财投资方面，我们会在课堂上讨论，尤其会和研究生讨论，但实操能力还有待提升。

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说，不要老想着参加工作就很快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买房。从趋势上看，将来中国大都市自有住房的人群比重可能会小于租房的人群。住在政府或市场提供的只租不售的房子中也能过得很好，同时迁移也比较容易，在何处都能租到品质相同的房子。未来中国经济格局中，大城市的购房偏好会下降。

我有很多在海外的学生住在租的房子，房子品质都很好，配置也相对标准，可以租上很多年。

要解决房地产问题，政府需要在制度和监管上确保只租不售的住房品质水平，不能只提供简易住房。比如洗衣房、公共厨房、游泳池等都应该成为标配。北京、上海和深圳应该走这样的方式。

房地产市场和租赁市场需要有平衡点，不一定是全国平衡，在上海、北京等局部地区可以实现平衡。这样工作了三、五年的年轻人尽管买不起房，也可以在市场上保证居住水平。

这是两个完全可以自由选择的市场，可以将它们看作是等价的市场，在条件允许时可以自由转换。条件允许的时候就持有房产，条件不允许就只租房。

中国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就是独木桥，一直都没有平衡点。

财经早餐：今年以来，一些地方是避免房价快速上涨，另一些地方则是避免房价快速下跌。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张军：这与土地的管制存在一定的关系。在房价限低的地区，供给往往是过量的。人口往外走，但房子的供给还在增长。但发达的地区正好相反，人口在流入，供给量远远不够，所以上涨的压力大。

土地开发指标按照行政区划管控，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向外流动，经济没有沿海地区发达，但依然有大量土地开发指标。为什么不能人口流出的地区把土地指标带走，带到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接纳了更多人口，那么可开发土地的指标就应该增加。这就是我国目前土地管制的问题。

虽然这一点我们目前做不到，但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思路。土地的管控确保了整体建设用地的规模，但人口是流动的，地区之间出现了错配。应该允许指标进行交易，形成类似于碳交易的交易市场。中西部地区没有必要去盖那么多房子，指标转让给发达地区后还可以获得发展红利。

财经早餐：中国楼市的体量和美国股市的体量接近，但中国股市体量远远低于楼市体量。将楼市资产逐步转移到股市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张军：中国需要房地产市场，更需要市场上的几个板块实现平衡，特别是年轻人流入多的大城市，解决有品质的、体面的租房房源，大规模供给的问题不能简单靠市场模式解决。

在日本，如果一栋适合出租的公寓以商品房的模式卖出，那么需要签一份承诺书，买下之后不允许出租，反之亦然。市场的效率就在于能够匹配不同的需求，而不是一刀切。

从个人投资或家庭投资角度而言，这其实对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中国的财富管理不是简单退出房地产市场进入股市，要为这么大规模的资金寻找新的财富管理途径。即便进入股市，也不能以散户这种单一形式进入。

时代在变，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管控在加强，金融开放始终是越开放越大。中国目前的金融不够发达，无法为大规模的资金提供足够的渠道。

中国的养老基金是一个可以通过金融开放得到很好发展的巨大市场。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养老金也要成为将来的“压舱石”。这就需要中国在金融开放、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方面加快，做得更好。

财经早餐：您此前提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不一定总是优中选优的结果。如果这个奖不是在北欧创设，会有哪些不一样？

张军：北欧人的长处之一就是做事认真严谨，也不会大量宣传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从设立至今在科学领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其他奖项，各种预测、媒体眼球都被吸引来了。

所以我当时提出一个观点，如果这个奖项不是在北欧而是在其他国家，那不知道会颁发成什么样子，大家可能也不会感兴趣！要经营好一个奖项相当不容易，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诺贝尔奖货真价实。

财经早餐：未来中国诞生的经济学诺奖会不会是由能够全面系统解释中国经发展的人获得？

张军：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到现在，向来看重对经济学基础有原创性贡献的工作。即便是方法层面、技术层面的创新，但因为足够巧妙和原创也会得奖。

不见得获奖者必须要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也不是一生仅做一项研究，有的只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做过一个研究项目，有的甚至（在一个问题上）只发表了一两篇文章。

对中国经济研究方面，我需要纠正一下大家的看法。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不见得是因为研究中国问题。更可能是因为生活在中国的场景中并观察中国经济的崛起，启发中国的经济学家思考经济理论中被遗漏的部分。

为什么有观点表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主流经济学无法预测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分析中国，总是出现不符合的情况，说明经济理论中缺失了一些在西方无法看到的内容。

中国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长度。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成功崛起将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大量机会，在西方发展出的理论体系中未被涉及的部分做好研究，这会发展和改善现有的经济学，甚至是颠覆。

中国人未来获得诺奖，不是简单地因为研究了中国，而是基于中国的现象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