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认为，不竞争，尤其是不能公平竞争，将是一潭死水；不公平竞争一定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效率，也会导致经济运行内在不稳定性。

作者：李晓丹

封图：受访者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洪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新年伊始，中国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震荡，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就下一步中国金融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经济观察网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徐洪才博士。徐洪才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特别是金融改革发展。徐洪才表示，“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营造良好金融生态。近期，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释放重要政策信号，完全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投资入股比例限制，欢迎境内外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资开展充分竞争，通过有序竞争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迈出了重大步伐。”

徐洪才认为，不竞争，尤其是不能公平竞争，将是一潭死水；不公平竞争一定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效率，也会导致经济运行内在不稳定性。

30多年来，徐洪才坚持“经世济民”的初衷，对现实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保持密切关注。1994年，他在《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成立国民投资基金，明晰国民在国有企业中持有产权，委托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以促进国有产权交易和流通。“我在1994年“万国证券杯”全国一等奖获奖论文《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中大胆提出一个观点：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率，关键是对国有资产实施证券化管理，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有资产市场化运作，就是让国有股权通过市场有序流通，同时培育机构投资者，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23年底，为了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的一年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对此徐洪才表示，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必须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大，中央一直都在强调发展直接融资、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2024年中国资本市场开局并不好，出现了非理性震荡，引起全球关注和热议。徐洪才认为，现在要做的不是放弃前期实行的全面注册制改革，而是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以更大力度提振中小投资者的信心，让资本市场活跃起来，支持企业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让国有资本更有效率，也让民间资本更加放心大胆地参与到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去。

徐洪才提出政策建议，通常都是基于他的市场调查和亲身实践，因此也更接地气。1996年7月，徐洪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毕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金融债权管理办公室工作。1998年至2010年，他先后担任广发证券上海总部负责人、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副总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2010年初，他进入国家高端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工作，先后担任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和副总经济师。作为经济学家，徐洪才可谓著作等身。30多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大抉择：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等专著；主编《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投资基金运作全书》《投资银行学》和《期货投资学》等著作。他发表了400余篇文章和研究报告，多篇内参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推动了国家相关重大战略决策。

徐洪才

以下为采访实录：

经济观察网：从中国石化助理工程师到担任广发证券上海总部负责人，再到风投公司副总裁、经济政策研究学者，您是如何走上经济研究之路的？

徐洪才：1977年，中国高考恢复，开启了一代人改变命运的大门，我运气好赶上了。1978年9月，我初中毕业，参加全省统一考试，取得了比省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还高出10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到安徽省化工学校就读，学的是有机高分子专业，那一年我14岁。当时我所在中学校长做我父母的工作，让我到省重点高中就读，我没去。因为那时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能够吃上商品粮。进工厂上班是我少年时的梦想，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娃来说，这意味着改变命运。

1981年7月中专毕业，我被分配到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工作，那一年我17岁。我的整个80年代都是在工厂度过的，工作之余也开始关注社会，思考一些人生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至。我在工厂里搞工程技术，有大量时间学习这些思潮，加深了对社会的认知。在工厂工作的九年时间里，我读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籍，自费参加中国语言文化自修大学、安徽大学哲学大专函授班和北京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生班学习，还参加全国英语大专自学考试。那时我也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比如《资本论》(1-3卷)，对很多理论似懂非懂，于是就有了继续深造的想法。当时参加任何考试都必须得到工作单位领导签字同意，我就和领导死磨硬泡，终于如愿以偿。1990年，我以同等学历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观察网：从安庆来到北京后，对您触动最大的是什么事情？

徐洪才：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我遇到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此时我就确立了进一步深造的目标，所以1993年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读博士，我是第一名考进去的，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汪海波教授。汪老师是国内研究工业经济效益和中国工业经济史领域的权威专家，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对我一生都有积极影响。

读博第一年压力最大，在完成必修专业课以外，我还参加了研究生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主办的英语课程学习，努力补上英语这块短板。每天做完作业都到了凌晨一点，早上六点起床，中午不睡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不容易。当时，樊纲邀请刚从欧美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余永定、张维迎、海闻等中青年学者，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我们系统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帮助我初步形成了从事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现在回想起来，都令我对樊纲的远见心存感激之情。

经济观察网：您在读博士期间参加了一次有奖征文，而且拿了全国唯一一等奖，当时您的论文关注什么问题？

徐洪才：博士期间，我对研究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感兴趣，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也出现了很多至今仍在被反复讨论的现象。1993年3月上证综指从1500点冲高回落，连续16个月低迷，至1994年7月底跌到325点。中国证券投资者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国资本市场何去何从？1994年7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中国证券报联合组织一个有奖征文活动，号召全国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设立一等奖一名，奖金两万元；二等奖两名，各一万元；鼓励奖十名，各五千元。我花了一个通宵撰写一篇文章《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一大早骑着单车赶到邮局用挂号信寄出。一个星期后，接到电话通知，我荣获全国唯一一等奖。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为主任评委，评委包括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陈彪如等著名经济学家。这笔奖金解决了我的生活困难，1994年7月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从此开始了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篇论文标志着我真正开启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研究的人生道路。

经济观察网：您为什么会选择国有资产运营模式这个研究题目？

徐洪才：我在《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对国有资产实行证券化管理，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基本思路是成立国民投资基金，作为国有企业投资和持股主体，依托资本市场高效运营国有资产。当时，中国投资基金产业刚刚起步，而发达资本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研究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做法，我也逐渐形成了对国有资产市场化运营的想法。1990年代末，中国证券基金业开始快速发展，并开始打造各种国有资本运营平台，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投资，推动国有股权交易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

在读博期间，我对资本市场有了较深的认识。在1994-1995年，我组织撰写《投资基金运作全书》，首次翻译《1940年美国投资公司法》，机构投资者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时代是以这部法律为标志的。这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有着巨大借鉴意义。我担任《投资基金运作全书》总策划、执行副主编，经过60多位专家学者两年的艰苦努力，这部26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终于问世，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倾情作序，1996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公开出版。1995年10月，我收到“全球新兴市场之父”马克·莫比乌斯（Mark Mobius）博士邀请，出席在洛杉矶召开的全球新兴市场基金投资大会，那是我首次出国发表英文演讲。同台演讲者还有时任中国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而我是尚未毕业的博士生。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投资基金与金融发展，是中国资本市场领域第一篇以投资基金为选题的博士论文。

1996年我考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全国金融债权管理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企业兼并破产和银行坏账核销。在实际工作中，我接触到大量棘手的经济案例，特别是解决国有企业改制问题，涉及下岗员工安置、银行坏账核销，情况很复杂，这与书本上所学相距甚远。在工作中，我逐渐对中央银行和金融体系运作有了具体认识，也深感机关工作有局限性。此时恰逢陈云贤博士致力于打造中国资本市场博士军团，我想亲身体验一下当时轰轰烈烈的资本市场，于是1998年我去了上海，开始了我在资本市场的职业生涯。

经济观察网：从市场操盘回归学术研究，您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是相同的？

徐洪才：从我个人经历来看，从资本市场实战转向学术研究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两者共同点都是来寻找经济和资本市场运行规律，前者是在市场摸爬滚打，后者则是通过调研和协调资源来推动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落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投资银行学》教科书，邀请刘鸿儒作序。2001年发生两件大事情，一件是中国加入WTO，另一件是美国“9·11事件”，都对中国和全球金融产生了深远影响。2001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我回到北京中关村做风险投资，当时PE和VC在中国刚刚被人们接受。2003年，我回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系担任教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又促使我主编出版了《期货投资学》教科书，开设金融风险管理课程。

2009年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在海内外广招人才，旨在打造中国高端智库，为国家高层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有2000多名博士、博士后报名，录取8人，我是第一名考进来的。此后，在此干了十个年头，从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再到担任副总经济师。2019年4月1日，我离开了。

我的学术研究经历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线，前后分为从微观到宏观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我重点研究微观金融问题，特别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我转向研究宏观金融经济和全球经济。国内上市公司我亲自跑了近400 家，调研过各行各业，目前在四家金融机构（两家为世界500强企业，两家为香港上市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金融业务，这对我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也有帮助。

经济观察网：十年的智库工作，您亲历了哪些政策建议的推动？

徐洪才：在智库工作，会经常参与实地调研和撰写内参报告。十年来，经过我亲笔修改的内参报告有2000多份，其中也有我写的报告被高层认可采纳，推动了国家战略决策。

例如，2010年前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中国在加入WTO后，出现外贸顺差是因我们在原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有优势，企业将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央行购买美国国债，形成外汇储备。但是到了2010年，伴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新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工人披星戴月地工作，将价廉物美商品卖到美国，美国支付美元，我们又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财政平衡。我认为，这样循环不尽合理。问题在于，国内企业手里缺少美元，怎样才能走出去呢？当时我写了两份报告，建议把部分外汇储备委托贷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贷给工商企业，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

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被定位为商业银行，并照此方案转型。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会失灵，这时政府就应弥补市场功能缺失。如果政府和市场都失灵怎么办？这时还需要一个抓手，就是开发性金融。国家开发银行应该体现国家战略导向，弥补市场和政府缺陷。2013年，我向上呈交两份内参报告，建议把国开行重新归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报告得到高层领导批示。近年来，国开行已经重新归位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棚户区改造和基建投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等基建投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15年6月16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来访国经中心，我向他建议吸收中国投资入股EBRD，并让他转告欧盟主席容克，推动EBRD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合作、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我建议EBRD定向增发新股，中国拿外汇储备购买，成为EBRD股东，同时中国同意EBRD在上海设立分行，发行熊猫债券，跟亚投行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他也认为这是好主意，我建议他尽快回到伦敦与布鲁塞尔方面沟通。17日上午我完成报告，18日报告得到高层批示，责请相关部门领导抓紧研究。当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与EBRD签署合作备忘录；2015年底，EBRD董事会同意中国投资入股，开启了中欧金融合作新的历史。

以上是我在智库工作时撰写的部分报告和建议，得到高层领导采纳。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调研、每一份报告仍会让人心潮澎湃。

经济观察网：您认为过去40多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经历了哪些重要节点？

徐洪才：对于中国经济周期，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明确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是1992年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这次讲话进一步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上世纪80年代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到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这一争论的重要背景是，此前市场经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专利，而中国制度优势就是搞计划经济；但是传统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被历史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还有一个重要外交改变也让争论僵持不下，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与1979年1月中美建交在时间上是重叠的。三中全会一结束，马上就跟美国建交，当时就有观点认为要搞改革开放，那是对谁开放？所以，1992年南巡讲话就是对这一论调进行拨乱反正，要在思想上纠偏，形成广泛共识。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不要争论，要埋头苦干。从此，“白猫黑猫”论贯穿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激发了全民整体潜能，在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证券市场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资本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国有企业从原来政企合一的国营企业逐渐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改造后，解决了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问题。

第三个节点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终于可以全方位地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不断推进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开放，关税不断降低；同时，中国也开始学着遵循国际规则、经贸规则，加快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之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下基础。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四个节点是自十八大以来，也就是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重要特征是过去靠投资拉动外贸出口、拉动外延扩张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要走高质量发展、内涵发展、创新发展道路了。大家认识到经济走势呈现“L型”，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保持增长，“十三五”结束时中国GDP突破了200万亿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60条改革意见，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要发挥好政府作用。这个思路很清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公平竞争、尊重国际经贸规则，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现在进入第五个阶段，也就是后疫情时代。当前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国际环境出现深刻变化，包括全球价值链重构等，这些情况比疫情前要更加突出。

经济观察网：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如何寻找确定性？

徐洪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但我认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是上升的。

第一个确定性是，经过2023年的调整，世界经济内生动力正在积聚，积极因素正在增多。比如全球贸易2023年收缩5%，2024年可能增长3.3%；跨境投资去年负增长了20%，2024年可能实现正增长。

第二个确定性是，全球通胀压力明显减弱。2023年12月份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降到3.4%。2022年俄乌战争期间最高的时候超过10%，应该说美联储及主要经济体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还是明显的。所以，在去年底美联储停止加息，市场预期2024年可能有三次降息，这意味着人民币贬值压力下降，中央银行降准降息边际宽松政策空间正在打开。

第三个确定性是，大国关系止跌起稳，尤其是中美关系。过去两年，西方世界推行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做法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会造成两败俱伤，都希望把经贸合作的压舱石找回来。

第四个确定性是，地缘政治冲突俄乌战争目前呈现胶着状态，但我相信迟早会以和平方式结束。过去两年，人类社会经受了考验，这场冲突并未演变成为世界大战，也没有出现核战争；哈以冲突也没有演变成中东战争，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管控战争风险能力上升了。

第五个确定性是，中共二十大确立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方针，特别是推进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以及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和先立后破的指导思想，先立后破意味着在结构调整、质量提升、改革创新方面将会出台更多新的政策举措。

经济观察网：您对新的一年中国经济有些什么看法？

徐洪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不在外面，而是取决于解决自身问题，包括房地产和潜在金融风险。房地产肯定回不到从前，而且调整还需两三年。短期内还找不到替代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方案。过去2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建筑、房地产业功不可没，这种模式现已结束。

中国实体经济问题是产能过剩。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强国，产能是在全球化格局中形成的，是为全球化服务的。但现在全球需求不振，加上存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脱钩断链”和“去风险”等情况，导致中国来自欧美日的进口订单急剧下滑，直到去年底中美旧金山峰会之后，中美贸易才有好转。稳住外贸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国内过剩产能自己消化不了，要依赖外部市场来解决40多万亿元的外贸进出口问题。这也是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

解决自身问题，须依靠改革开放和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金融工作会议都有系统部署。2023年中国经济实现5.2%的增长，对全球GDP贡献达到30%。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在4.8%左右，实际增长则取决于政策力度。中央财力有限，还要防控地方债务风险，不要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度期望过高。预期2024年中国经济继续平稳恢复，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中长期“L型”走势不会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巨大潜力。

经济观察网：您如何理解金融对经济的作用，如何理解金融监管？

徐洪才：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有别于实体经济，有其特殊运行规律，因为金融要和货币资金打交道、与风险相伴而行。这就要在促进货币资金在跨时间、跨空间的维度上进行有效配置。金融市场效率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率，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营造良好金融生态。近期，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释放重要政策信号，完全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投资入股比例限制，欢迎境内外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资开展充分竞争，通过有序竞争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迈出了重大步伐。不竞争，尤其是不能公平竞争，将是一潭死水；不公平竞争一定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效率，也会导致经济运行内在不稳定性。

同时，为什么说金融监管是必要的？因为市场有失灵的时候。要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控作用，宏观审慎跟微观审慎也要相结合。对微观金融机构主体审慎监管就是防止它胡作非为，宏观审慎也要防止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可能产生合成谬误。机构投资者本来应是市场的“稳定器”，结果成了市场波动源头，说明监管出了问题。任何市场主体都要在法律框架下规范运作，必须严惩违规金融机构，绝不能手软。

经济观察网：近期股票市场波动较大，造成波动的原因有哪些，如何稳定金融市场？

徐洪才：股市对经济信息反应是非常灵敏的，目前实体经济整体表现还比较弱。新年伊始，中国经济延续去年平稳恢复向好趋势，但基础还不牢靠。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也在逐渐显露：第一个是房地产行业调整还未结束；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债务，局部性潜在风险若隐若现；第三个是外部环境也还有不确定性，仍可能出现地缘政治“黑天鹅”事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近期股市波动，引发了否定前期注册制改革和是否取消做空机制的讨论。我认为，注册制本身没有问题，但需要完善相关制度；而做空本身是中性操作，有做多和做空才叫市场经济。要为股市创造法治化规范化的市场环境，让投资者做出理性选择。解决当前股市问题，需要标本兼治，除了优化相关制度以外，关键还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解决实体经济中的突出问题。

（徐洪才，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财经头条首席经济学家）

徐洪才认为，不竞争，尤其是不能公平竞争，将是一潭死水；不公平竞争一定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效率，也会导致经济运行内在不稳定性。

作者：李晓丹

封图：受访者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洪才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新年伊始，中国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震荡，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就下一步中国金融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经济观察网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徐洪才博士。徐洪才现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特别是金融改革发展。徐洪才表示，“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营造良好金融生态。近期，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释放重要政策信号，完全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投资入股比例限制，欢迎境内外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资开展充分竞争，通过有序竞争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迈出了重大步伐。”

徐洪才认为，不竞争，尤其是不能公平竞争，将是一潭死水；不公平竞争一定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效率，也会导致经济运行内在不稳定性。

30多年来，徐洪才坚持“经世济民”的初衷，对现实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保持密切关注。1994年，他在《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成立国民投资基金，明晰国民在国有企业中持有产权，委托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以促进国有产权交易和流通。“我在1994年“万国证券杯”全国一等奖获奖论文《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中大胆提出一个观点：提高国有资产经营效率，关键是对国有资产实施证券化管理，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有资产市场化运作，就是让国有股权通过市场有序流通，同时培育机构投资者，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2023年底，为了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经济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的一年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对此徐洪才表示，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必须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大，中央一直都在强调发展直接融资、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2024年中国资本市场开局并不好，出现了非理性震荡，引起全球关注和热议。徐洪才认为，现在要做的不是放弃前期实行的全面注册制改革，而是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以更大力度提振中小投资者的信心，让资本市场活跃起来，支持企业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让国有资本更有效率，也让民间资本更加放心大胆地参与到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去。

徐洪才提出政策建议，通常都是基于他的市场调查和亲身实践，因此也更接地气。1996年7月，徐洪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毕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全国金融债权管理办公室工作。1998年至2010年，他先后担任广发证券上海总部负责人、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副总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2010年初，他进入国家高端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工作，先后担任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和副总经济师。作为经济学家，徐洪才可谓著作等身。30多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大抉择：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转型：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变革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大国金融方略：中国金融强国的战略和方向》等专著；主编《工资、汇率与顺差：中国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投资基金运作全书》《投资银行学》和《期货投资学》等著作。他发表了400余篇文章和研究报告，多篇内参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推动了国家相关重大战略决策。

徐洪才

以下为采访实录：

经济观察网：从中国石化助理工程师到担任广发证券上海总部负责人，再到风投公司副总裁、经济政策研究学者，您是如何走上经济研究之路的？

徐洪才：1977年，中国高考恢复，开启了一代人改变命运的大门，我运气好赶上了。1978年9月，我初中毕业，参加全省统一考试，取得了比省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还高出10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到安徽省化工学校就读，学的是有机高分子专业，那一年我14岁。当时我所在中学校长做我父母的工作，让我到省重点高中就读，我没去。因为那时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能够吃上商品粮。进工厂上班是我少年时的梦想，对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娃来说，这意味着改变命运。

1981年7月中专毕业，我被分配到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工作，那一年我17岁。我的整个80年代都是在工厂度过的，工作之余也开始关注社会，思考一些人生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各种西方思潮蜂拥而至。我在工厂里搞工程技术，有大量时间学习这些思潮，加深了对社会的认知。在工厂工作的九年时间里，我读了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书籍，自费参加中国语言文化自修大学、安徽大学哲学大专函授班和北京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生班学习，还参加全国英语大专自学考试。那时我也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比如《资本论》(1-3卷)，对很多理论似懂非懂，于是就有了继续深造的想法。当时参加任何考试都必须得到工作单位领导签字同意，我就和领导死磨硬泡，终于如愿以偿。1990年，我以同等学历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观察网：从安庆来到北京后，对您触动最大的是什么事情？

徐洪才：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我遇到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此时我就确立了进一步深造的目标，所以1993年我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读博士，我是第一名考进去的，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汪海波教授。汪老师是国内研究工业经济效益和中国工业经济史领域的权威专家，他的严谨治学态度对我一生都有积极影响。

读博第一年压力最大，在完成必修专业课以外，我还参加了研究生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主办的英语课程学习，努力补上英语这块短板。每天做完作业都到了凌晨一点，早上六点起床，中午不睡觉，现在回想起来还真的不容易。当时，樊纲邀请刚从欧美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余永定、张维迎、海闻等中青年学者，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我们系统讲授《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帮助我初步形成了从事经济研究的理论框架。现在回想起来，都令我对樊纲的远见心存感激之情。

经济观察网：您在读博士期间参加了一次有奖征文，而且拿了全国唯一一等奖，当时您的论文关注什么问题？

徐洪才：博士期间，我对研究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感兴趣，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也出现了很多至今仍在被反复讨论的现象。1993年3月上证综指从1500点冲高回落，连续16个月低迷，至1994年7月底跌到325点。中国证券投资者经历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国资本市场何去何从？1994年7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中国证券报联合组织一个有奖征文活动，号召全国有识之士讨论这个问题：设立一等奖一名，奖金两万元；二等奖两名，各一万元；鼓励奖十名，各五千元。我花了一个通宵撰写一篇文章《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一大早骑着单车赶到邮局用挂号信寄出。一个星期后，接到电话通知，我荣获全国唯一一等奖。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为主任评委，评委包括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陈彪如等著名经济学家。这笔奖金解决了我的生活困难，1994年7月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从此开始了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篇论文标志着我真正开启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研究的人生道路。

经济观察网：您为什么会选择国有资产运营模式这个研究题目？

徐洪才：我在《国有资产经营模式比较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对国有资产实行证券化管理，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基本思路是成立国民投资基金，作为国有企业投资和持股主体，依托资本市场高效运营国有资产。当时，中国投资基金产业刚刚起步，而发达资本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研究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做法，我也逐渐形成了对国有资产市场化运营的想法。1990年代末，中国证券基金业开始快速发展，并开始打造各种国有资本运营平台，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投资，推动国有股权交易和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

在读博期间，我对资本市场有了较深的认识。在1994-1995年，我组织撰写《投资基金运作全书》，首次翻译《1940年美国投资公司法》，机构投资者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时代是以这部法律为标志的。这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有着巨大借鉴意义。我担任《投资基金运作全书》总策划、执行副主编，经过60多位专家学者两年的艰苦努力，这部260余万字的鸿篇巨著终于问世，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倾情作序，1996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公开出版。1995年10月，我收到“全球新兴市场之父”马克·莫比乌斯（Mark Mobius）博士邀请，出席在洛杉矶召开的全球新兴市场基金投资大会，那是我首次出国发表英文演讲。同台演讲者还有时任中国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而我是尚未毕业的博士生。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投资基金与金融发展，是中国资本市场领域第一篇以投资基金为选题的博士论文。

1996年我考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全国金融债权管理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企业兼并破产和银行坏账核销。在实际工作中，我接触到大量棘手的经济案例，特别是解决国有企业改制问题，涉及下岗员工安置、银行坏账核销，情况很复杂，这与书本上所学相距甚远。在工作中，我逐渐对中央银行和金融体系运作有了具体认识，也深感机关工作有局限性。此时恰逢陈云贤博士致力于打造中国资本市场博士军团，我想亲身体验一下当时轰轰烈烈的资本市场，于是1998年我去了上海，开始了我在资本市场的职业生涯。

经济观察网：从市场操盘回归学术研究，您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是相同的？

徐洪才：从我个人经历来看，从资本市场实战转向学术研究是一个顺势而为的过程，两者共同点都是来寻找经济和资本市场运行规律，前者是在市场摸爬滚打，后者则是通过调研和协调资源来推动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落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投资银行学》教科书，邀请刘鸿儒作序。2001年发生两件大事情，一件是中国加入WTO，另一件是美国“9·11事件”，都对中国和全球金融产生了深远影响。2001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我回到北京中关村做风险投资，当时PE和VC在中国刚刚被人们接受。2003年，我回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系担任教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又促使我主编出版了《期货投资学》教科书，开设金融风险管理课程。

2009年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在海内外广招人才，旨在打造中国高端智库，为国家高层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有2000多名博士、博士后报名，录取8人，我是第一名考进来的。此后，在此干了十个年头，从信息部部长、经济研究部部长，再到担任副总经济师。2019年4月1日，我离开了。

我的学术研究经历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线，前后分为从微观到宏观两个阶段。2008年之前，我重点研究微观金融问题，特别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问题。金融危机之后，我转向研究宏观金融经济和全球经济。国内上市公司我亲自跑了近400 家，调研过各行各业，目前在四家金融机构（两家为世界500强企业，两家为香港上市公司）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金融业务，这对我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也有帮助。

经济观察网：十年的智库工作，您亲历了哪些政策建议的推动？

徐洪才：在智库工作，会经常参与实地调研和撰写内参报告。十年来，经过我亲笔修改的内参报告有2000多份，其中也有我写的报告被高层认可采纳，推动了国家战略决策。

例如，2010年前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中国在加入WTO后，出现外贸顺差是因我们在原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有优势，企业将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将外汇卖给中央银行，央行购买美国国债，形成外汇储备。但是到了2010年，伴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新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工人披星戴月地工作，将价廉物美商品卖到美国，美国支付美元，我们又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财政平衡。我认为，这样循环不尽合理。问题在于，国内企业手里缺少美元，怎样才能走出去呢？当时我写了两份报告，建议把部分外汇储备委托贷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贷给工商企业，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

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被定位为商业银行，并照此方案转型。我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会失灵，这时政府就应弥补市场功能缺失。如果政府和市场都失灵怎么办？这时还需要一个抓手，就是开发性金融。国家开发银行应该体现国家战略导向，弥补市场和政府缺陷。2013年，我向上呈交两份内参报告，建议把国开行重新归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报告得到高层领导批示。近年来，国开行已经重新归位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棚户区改造和基建投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港口码头机场公路铁路等基建投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15年6月16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首席经济学家来访国经中心，我向他建议吸收中国投资入股EBRD，并让他转告欧盟主席容克，推动EBRD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合作、容克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我建议EBRD定向增发新股，中国拿外汇储备购买，成为EBRD股东，同时中国同意EBRD在上海设立分行，发行熊猫债券，跟亚投行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他也认为这是好主意，我建议他尽快回到伦敦与布鲁塞尔方面沟通。17日上午我完成报告，18日报告得到高层批示，责请相关部门领导抓紧研究。当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与EBRD签署合作备忘录；2015年底，EBRD董事会同意中国投资入股，开启了中欧金融合作新的历史。

以上是我在智库工作时撰写的部分报告和建议，得到高层领导采纳。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调研、每一份报告仍会让人心潮澎湃。

经济观察网：您认为过去40多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经历了哪些重要节点？

徐洪才：对于中国经济周期，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明确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是1992年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这次讲话进一步确立了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上世纪80年代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到底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起这一争论的重要背景是，此前市场经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专利，而中国制度优势就是搞计划经济；但是传统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被历史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还有一个重要外交改变也让争论僵持不下，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与1979年1月中美建交在时间上是重叠的。三中全会一结束，马上就跟美国建交，当时就有观点认为要搞改革开放，那是对谁开放？所以，1992年南巡讲话就是对这一论调进行拨乱反正，要在思想上纠偏，形成广泛共识。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不要争论，要埋头苦干。从此，“白猫黑猫”论贯穿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激发了全民整体潜能，在乡镇企业、特区、私营经济、证券市场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资本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起步，国有企业从原来政企合一的国营企业逐渐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改造后，解决了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问题。

第三个节点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终于可以全方位地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不断推进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开放，关税不断降低；同时，中国也开始学着遵循国际规则、经贸规则，加快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之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下基础。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四个节点是自十八大以来，也就是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重要特征是过去靠投资拉动外贸出口、拉动外延扩张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要走高质量发展、内涵发展、创新发展道路了。大家认识到经济走势呈现“L型”，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但是经济总量保持增长，“十三五”结束时中国GDP突破了200万亿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60条改革意见，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要发挥好政府作用。这个思路很清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公平竞争、尊重国际经贸规则，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现在进入第五个阶段，也就是后疫情时代。当前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国际环境出现深刻变化，包括全球价值链重构等，这些情况比疫情前要更加突出。

经济观察网：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如何寻找确定性？

徐洪才：中国经济面临诸多新的挑战，但我认为外部环境的确定性是上升的。

第一个确定性是，经过2023年的调整，世界经济内生动力正在积聚，积极因素正在增多。比如全球贸易2023年收缩5%，2024年可能增长3.3%；跨境投资去年负增长了20%，2024年可能实现正增长。

第二个确定性是，全球通胀压力明显减弱。2023年12月份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降到3.4%。2022年俄乌战争期间最高的时候超过10%，应该说美联储及主要经济体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还是明显的。所以，在去年底美联储停止加息，市场预期2024年可能有三次降息，这意味着人民币贬值压力下降，中央银行降准降息边际宽松政策空间正在打开。

第三个确定性是，大国关系止跌起稳，尤其是中美关系。过去两年，西方世界推行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做法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会造成两败俱伤，都希望把经贸合作的压舱石找回来。

第四个确定性是，地缘政治冲突俄乌战争目前呈现胶着状态，但我相信迟早会以和平方式结束。过去两年，人类社会经受了考验，这场冲突并未演变成为世界大战，也没有出现核战争；哈以冲突也没有演变成中东战争，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管控战争风险能力上升了。

第五个确定性是，中共二十大确立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方针，特别是推进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以及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和先立后破的指导思想，先立后破意味着在结构调整、质量提升、改革创新方面将会出台更多新的政策举措。

经济观察网：您对新的一年中国经济有些什么看法？

徐洪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不在外面，而是取决于解决自身问题，包括房地产和潜在金融风险。房地产肯定回不到从前，而且调整还需两三年。短期内还找不到替代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方案。过去2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建筑、房地产业功不可没，这种模式现已结束。

中国实体经济问题是产能过剩。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强国，产能是在全球化格局中形成的，是为全球化服务的。但现在全球需求不振，加上存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脱钩断链”和“去风险”等情况，导致中国来自欧美日的进口订单急剧下滑，直到去年底中美旧金山峰会之后，中美贸易才有好转。稳住外贸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国内过剩产能自己消化不了，要依赖外部市场来解决40多万亿元的外贸进出口问题。这也是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

解决自身问题，须依靠改革开放和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金融工作会议都有系统部署。2023年中国经济实现5.2%的增长，对全球GDP贡献达到30%。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在4.8%左右，实际增长则取决于政策力度。中央财力有限，还要防控地方债务风险，不要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度期望过高。预期2024年中国经济继续平稳恢复，经济增速会有所下降，中长期“L型”走势不会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巨大潜力。

经济观察网：您如何理解金融对经济的作用，如何理解金融监管？

徐洪才：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有别于实体经济，有其特殊运行规律，因为金融要和货币资金打交道、与风险相伴而行。这就要在促进货币资金在跨时间、跨空间的维度上进行有效配置。金融市场效率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率，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营造良好金融生态。近期，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释放重要政策信号，完全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对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投资入股比例限制，欢迎境内外各类市场主体，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资开展充分竞争，通过有序竞争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迈出了重大步伐。不竞争，尤其是不能公平竞争，将是一潭死水；不公平竞争一定会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效率，也会导致经济运行内在不稳定性。

同时，为什么说金融监管是必要的？因为市场有失灵的时候。要发挥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控作用，宏观审慎跟微观审慎也要相结合。对微观金融机构主体审慎监管就是防止它胡作非为，宏观审慎也要防止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可能产生合成谬误。机构投资者本来应是市场的“稳定器”，结果成了市场波动源头，说明监管出了问题。任何市场主体都要在法律框架下规范运作，必须严惩违规金融机构，绝不能手软。

经济观察网：近期股票市场波动较大，造成波动的原因有哪些，如何稳定金融市场？

徐洪才：股市对经济信息反应是非常灵敏的，目前实体经济整体表现还比较弱。新年伊始，中国经济延续去年平稳恢复向好趋势，但基础还不牢靠。一些领域的潜在风险也在逐渐显露：第一个是房地产行业调整还未结束；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债务，局部性潜在风险若隐若现；第三个是外部环境也还有不确定性，仍可能出现地缘政治“黑天鹅”事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近期股市波动，引发了否定前期注册制改革和是否取消做空机制的讨论。我认为，注册制本身没有问题，但需要完善相关制度；而做空本身是中性操作，有做多和做空才叫市场经济。要为股市创造法治化规范化的市场环境，让投资者做出理性选择。解决当前股市问题，需要标本兼治，除了优化相关制度以外，关键还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解决实体经济中的突出问题。

（徐洪才，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财经头条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