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了“侠”该做的事

9月14日晚上，我和夫人到浦东樱花路一家影城看了《里斯本丸沉没》。

这是一部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的纪实风格电影，反映的是1942年发生在浙江舟山东极岛附近的一个故事。

那年9月27日，一艘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关押着1800多名盟军战俘，从香港开往日本。日军违反国际公约，船上没有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10月1日凌晨，船行至东极岛海域时，被美军鱼雷击中。日军多艘船只赶到现场，但只是帮船上的日本官兵撤离。对战俘，则用木板、帆布将他们钉死在船舱里，以防逃跑。

当战俘们不顾一切破门逃生时，日军疯狂地对着他们扫射。“里斯本丸”被击中24小时后沉没，最终有800多名战俘长眠海底。

10月2日清晨，舟山的上百位渔民发现情况后，先后出动了木制的小渔船46艘65次，共救起384名盟军战俘，并在日军登岛搜捕时，帮助其中的3人隐蔽起来。

方励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导演，他出生于1953年，今年71岁。他是一位海洋物理学家，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技术装备的系统集成、研发者。他也是电影制片人，《里斯本丸沉没》就是他历时8年所完成。他说，这些侠义勇敢又低调淳朴的先辈，应该被记住。

9月15日凌晨2点多，我被复旦校友、果壳网创始人姬十三拉到一个名为“《里斯本丸沉没》全球救援打捞队”的微信群，里面都是对这部片子感兴趣、并尽己所能帮助推广的“自来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群友有473人。方励先生和联合导演范小昭女士也在其中。

｜里斯本丸的最后照片

姬十三称方励为“大侠”。按照墨子的说法，侠就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人（“士损己而益所为也”）。

不少人初识方励，是8年多前，2016年5月12日晚上，他作为著名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的义务宣传发行负责人，来到一家直播平台，希望影城能给《百鸟朝凤》更多排片机会。他双膝下跪说，“我今天这一跪，是希望大家能在微博、朋友圈上推荐一下《百鸟朝凤》……”

方励和吴天明素不相识，但崇敬吴天明，所以做了“侠”该做的事。

为拍《里斯本丸沉没》这一“非我不可的选题”，方励以侠之勇气，前后斥资数千万元，不惜变卖了在北京、成都的房子，最困难的时候卡上只剩下800块钱。他到英国花了200多万元打广告，找到了当年沉船的 380个家庭。不少90多岁的老人在拍摄后，于2020-2021年相继离世。因为他，这段历史被打捞起来，永不磨灭。

我写了一句话：“方导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别人也做不了、再不做就晚了的事情。”

方励的下一个目标，是寻找马航MH370。

“老方这10年是赚大了”

今年8月，在演讲平台“一席”上，方励讲述了他“白天做科技，晚上做电影”的人生。

他说：“我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年龄。一般人会说，当倒计时开始，你应该放缓脚步。我说，错了，正是因为时间不多了，就像一个景区要关门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尽情享受。……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折腾。既然我的生命已经很短了，更要折腾个够。”

过去10年，他白天做科技，做出了亚洲最快的柴油和电动双动力无人海洋测绘艇、75公斤起飞重量的无人直升机、中国第一个深海无人电动作业的机器人等；晚上做电影，做了8部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是他觉得“自己这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时间回溯到10年前，方励和韩寒合作《后会无期》时，在东极岛上听说了1942年的这段往事，从此和“里斯本丸”结下了不解之缘。2016年开始搜寻沉船，2017年确认是“里斯本丸”，2018年起开始寻访人证，接着是漫长的创作、制作过程，跳进又跳出过一个个的坑。

尤其是做动画，“花的投入，不管是人力、智力和资金，就跟看《流浪地球》和《变形金刚》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把它做成风格化的了，这个坑我爬了整整4年。”

“疫情期间又出现了种种困难，很多事情被搁置，我所有的公司都赔钱，资金链断了，我也把自己的钱都烧光了。没办法，在前两年把自己所有的房产卖光了，今天我是租房子住的。但是，我觉得钱拿来干吗，钱是个资源，资源只有消耗在有意义的事才有价值。……我们抢救到了所有的人证和物证。我完成了对2000多个家庭的承诺，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所以我就觉得这10年没白过，特别值得。”

方励演讲中让我最为共鸣的是下面的话——

激励创新

“做成一件事，胜过争论一万句。”这是我30多年前在广州工作时听到的一句话，自此铭记不忘。

人生苦短，究竟该做什么“事”？最近有了更多思考。

9月13日北京时间早上7点多，我在上海通过ZOOM视频采访了在西雅图的比尔·盖茨先生。采访的背景是盖茨基金会要发布一年一度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今年的主题是，面对全球变暖，各国政府和有识之士需要有针对性地增加健康投资，保护上亿名儿童免受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侵害。

为准备这次访问，我事先看了几个他过去受访的视频。在2014年TED论坛上，主持人克里斯·安德森让他选择一张能够代表其工作内容的图片，他选择了1960年以来全球5岁前儿童死亡数量的折线图。

他说，“在我出生后不久的年份，这个数字还是每年2000万，如今下降到约600万，这主要应归功于疫苗。天花曾每年杀死几百万个孩子，现在，天花已被根除；麻疹曾每年杀死几百万人，现在下降到几十万人。……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让这个数字持续下降到100万以内。”

盖茨基金会所做的，是关系到天下儿童命运的事。

在追求全世界儿童疫苗平等的进程中，盖茨基金会推动并支持的“全球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基金会不仅整合了各种资源，还建立了一套市场激励机制——

“我们告诉各家制药公司，谁能成功开发出我们需要的特定品种的疫苗，我们就保证采购。我们对他们的研发投入给予了合理的回报。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因此政府部门也开始注资强化这种市场激励机制，一些制药公司也开始针对贫穷国家多发疾病开展药物研发。”

显然，盖茨基金会不是用道德捆绑的方式“逼迫”企业捐款，而是创造一种机制，让企业也有意愿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列之中。基金会官方介绍中说，基金会的工作方式就是“激励创新”。

这些创新中，有一个“厕所创新”。基金会发现，全球每年有近50万名儿童死于不良卫生状况导致的疾病，他们几乎都生活在低收入国家，那里缺乏能够安全处理人类排泄物的卫生设施。

2011年，盖茨基金会发起“厕所创新大赛”，征集新型厕所设计。设计需要能够在缺水、缺电、无下水道的环境下使用，同时确保经过处理的排泄物不含病原体，并且每人每天的使用成本不超过5美分（当时约合0.33元人民币）。大赛引发了热烈反响：基金会收到了世界各地的高校和科学家们提出的120多个方案。部分方案不仅能对排泄物进行处理，还能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如电力、生产化肥用的灰分和少量的蒸馏水。

2018年，基金会从中挑选了20个创新厕所设计在北京展出。之后，有多项设计陆续进入原型机和试点阶段，下一步则是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量产，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

慈善很重要，更重要的可能是这种创新之善。

贫困并不是内生的

今日中国，推动共同富裕已是普遍共识。但如何推动？如何高效、高质量地推动？无论捐款还是财政转移，都不能一劳永逸。把钱花好、花出效率，需要很强的能力，需要很多的创新。

这中间特别值得提醒的，是在必要的财务补贴之外，要努力提升受助者的自身能力，而不是形成“躺着等救助”的依赖。

2017年我采访过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他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最初在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当他在一场洪水饥荒后看到从农村逃荒到城市的母亲，在街边抱着婴儿坐着等死，深受触动，于是走向农村，创办了“穷人的银行”格莱珉，为穷人特别是贫困妇女提供服务。他把她们看作工作创造者（job-creator）而不是找工作的人（job-seeker）。

当时我问他如何看待农村的穷人这个群体，他说：“很多人从外表上看，就说穷人属于愚昧无道，要不就是缺乏基本技能，要不就是命里注定。当你真正接触穷人，你会发现完全不同，他们愿意努力改变生活，勤劳，愿意给他们孩子留下更好的生活。所以贫困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在驱使的。贫穷不是人造成的，而是体制造成的，穷人是体制的牺牲品，比如银行体制、政策体制等等对他们都是否定的。”

真正让穷人富起来的出路，是进行体制变革，为穷人创造成长和创业的条件。尤努斯说，“理想的社会体制，是要把现在的本质缺陷和缺陷性的设计，摘除出来，让社会释放更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今年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中，也举出了一些例子，说明受助者是如何改变命运的。

苏沙马·达斯，是印度奥迪沙邦阿斯塔兰加（Astaranga）的一位奶农，她分享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放在哪里，都有意义。

｜科莱塔·肯博伊在肯尼亚埃尔多雷特市的市场上卖牛奶

愿我们都对得起自己的每一个决定

方励正在全国路演他的电影，每站路演开头，他都说，我做了一次成功的搬运工，把触动我们的人性光辉和动人的亲情故事，搬上了大银幕。

联合导演范小昭则在朋友圈中写道，“我们有能力制造巨大的善，我们也有能力制造巨大的恶。从长远的角度，善会推动善，复制善，直到有一天被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歌颂。这是为什么在看到中国舟山渔民在枪林弹雨之中仍然义无反顾地冲向海洋，救起英国战俘时，很多人会眼中一热的原因。因为善意永远是最大的power，在艰难的罪恶与死亡恐惧中开出的朴素的善意尤其珍贵。”

“愿我们都对得起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对得起时光。”她说。

尤努斯正作为首席顾问，领导孟加拉国临时政府的工作。他是今年8月8日晚宣誓就职的。“请避免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暴力是我们的敌人，请不要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保持冷静，准备好建设国家。”这是他声明中的话。

比尔·盖茨则在《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指出，“我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即便在一个挑战重重、各国政府不得不紧缩预算的世界里，我们仍然可以开启新一轮全球健康的大潮，……证明人类依然有能力、有勇气面对最严峻的挑战。”

在善与人性之光彰显的另一面，暴力和恶的黑洞也在扩大。面对现实中的一些反人道的恶性事件，有时我们甚至会疑惑，暴力和恶的扩张，要到什么样的边界、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停下来？谁能让它停下来？

人生是事事的集合，事事背后，则是一道道选择题。三联生活周刊有过一篇文章《生命起源的艰难探索》，文中说，生命和非生命之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比如，非生命的砂石只会顺坡往下滚或者被风吹着走，只有生命才会对抗自然的力量顶风逆行，似乎有某种自发的目的性在控制着生命的行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决定了，人，所欲者何，所为者何。

在我看来，人要向善，择善而固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实体维度上，就是最大化自己对外部、对他人的建设性作用，多创造利他的价值；在关系维度上，就是不去伤害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小的伤害，可能是逞一时之口舌，伤及他人情面；中的伤害，是以恶意，损人利己；大的伤害，是危及他人生命。无论赋予怎样的名义，伤害就是伤害。

微软CEO纳德拉去年在一次采访中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身边没有善意的人，我们谁也活不下去。”

事在人为，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事要人为，强调的是人人，时时，有着主动的为善之念的做法。

以此，和朋友们共勉。

/// END /// 

No.598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读者群 tougao99999｜图片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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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了“侠”该做的事

9月14日晚上，我和夫人到浦东樱花路一家影城看了《里斯本丸沉没》。

这是一部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的纪实风格电影，反映的是1942年发生在浙江舟山东极岛附近的一个故事。

那年9月27日，一艘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关押着1800多名盟军战俘，从香港开往日本。日军违反国际公约，船上没有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10月1日凌晨，船行至东极岛海域时，被美军鱼雷击中。日军多艘船只赶到现场，但只是帮船上的日本官兵撤离。对战俘，则用木板、帆布将他们钉死在船舱里，以防逃跑。

当战俘们不顾一切破门逃生时，日军疯狂地对着他们扫射。“里斯本丸”被击中24小时后沉没，最终有800多名战俘长眠海底。

10月2日清晨，舟山的上百位渔民发现情况后，先后出动了木制的小渔船46艘65次，共救起384名盟军战俘，并在日军登岛搜捕时，帮助其中的3人隐蔽起来。

方励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导演，他出生于1953年，今年71岁。他是一位海洋物理学家，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技术装备的系统集成、研发者。他也是电影制片人，《里斯本丸沉没》就是他历时8年所完成。他说，这些侠义勇敢又低调淳朴的先辈，应该被记住。

9月15日凌晨2点多，我被复旦校友、果壳网创始人姬十三拉到一个名为“《里斯本丸沉没》全球救援打捞队”的微信群，里面都是对这部片子感兴趣、并尽己所能帮助推广的“自来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群友有473人。方励先生和联合导演范小昭女士也在其中。

｜里斯本丸的最后照片

姬十三称方励为“大侠”。按照墨子的说法，侠就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人（“士损己而益所为也”）。

不少人初识方励，是8年多前，2016年5月12日晚上，他作为著名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的义务宣传发行负责人，来到一家直播平台，希望影城能给《百鸟朝凤》更多排片机会。他双膝下跪说，“我今天这一跪，是希望大家能在微博、朋友圈上推荐一下《百鸟朝凤》……”

方励和吴天明素不相识，但崇敬吴天明，所以做了“侠”该做的事。

为拍《里斯本丸沉没》这一“非我不可的选题”，方励以侠之勇气，前后斥资数千万元，不惜变卖了在北京、成都的房子，最困难的时候卡上只剩下800块钱。他到英国花了200多万元打广告，找到了当年沉船的 380个家庭。不少90多岁的老人在拍摄后，于2020-2021年相继离世。因为他，这段历史被打捞起来，永不磨灭。

我写了一句话：“方导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别人也做不了、再不做就晚了的事情。”

方励的下一个目标，是寻找马航MH370。

“老方这10年是赚大了”

今年8月，在演讲平台“一席”上，方励讲述了他“白天做科技，晚上做电影”的人生。

他说：“我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年龄。一般人会说，当倒计时开始，你应该放缓脚步。我说，错了，正是因为时间不多了，就像一个景区要关门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尽情享受。……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折腾。既然我的生命已经很短了，更要折腾个够。”

过去10年，他白天做科技，做出了亚洲最快的柴油和电动双动力无人海洋测绘艇、75公斤起飞重量的无人直升机、中国第一个深海无人电动作业的机器人等；晚上做电影，做了8部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是他觉得“自己这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时间回溯到10年前，方励和韩寒合作《后会无期》时，在东极岛上听说了1942年的这段往事，从此和“里斯本丸”结下了不解之缘。2016年开始搜寻沉船，2017年确认是“里斯本丸”，2018年起开始寻访人证，接着是漫长的创作、制作过程，跳进又跳出过一个个的坑。

尤其是做动画，“花的投入，不管是人力、智力和资金，就跟看《流浪地球》和《变形金刚》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把它做成风格化的了，这个坑我爬了整整4年。”

“疫情期间又出现了种种困难，很多事情被搁置，我所有的公司都赔钱，资金链断了，我也把自己的钱都烧光了。没办法，在前两年把自己所有的房产卖光了，今天我是租房子住的。但是，我觉得钱拿来干吗，钱是个资源，资源只有消耗在有意义的事才有价值。……我们抢救到了所有的人证和物证。我完成了对2000多个家庭的承诺，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所以我就觉得这10年没白过，特别值得。”

方励演讲中让我最为共鸣的是下面的话——

激励创新

“做成一件事，胜过争论一万句。”这是我30多年前在广州工作时听到的一句话，自此铭记不忘。

人生苦短，究竟该做什么“事”？最近有了更多思考。

9月13日北京时间早上7点多，我在上海通过ZOOM视频采访了在西雅图的比尔·盖茨先生。采访的背景是盖茨基金会要发布一年一度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今年的主题是，面对全球变暖，各国政府和有识之士需要有针对性地增加健康投资，保护上亿名儿童免受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侵害。

为准备这次访问，我事先看了几个他过去受访的视频。在2014年TED论坛上，主持人克里斯·安德森让他选择一张能够代表其工作内容的图片，他选择了1960年以来全球5岁前儿童死亡数量的折线图。

他说，“在我出生后不久的年份，这个数字还是每年2000万，如今下降到约600万，这主要应归功于疫苗。天花曾每年杀死几百万个孩子，现在，天花已被根除；麻疹曾每年杀死几百万人，现在下降到几十万人。……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让这个数字持续下降到100万以内。”

盖茨基金会所做的，是关系到天下儿童命运的事。

在追求全世界儿童疫苗平等的进程中，盖茨基金会推动并支持的“全球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基金会不仅整合了各种资源，还建立了一套市场激励机制——

“我们告诉各家制药公司，谁能成功开发出我们需要的特定品种的疫苗，我们就保证采购。我们对他们的研发投入给予了合理的回报。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因此政府部门也开始注资强化这种市场激励机制，一些制药公司也开始针对贫穷国家多发疾病开展药物研发。”

显然，盖茨基金会不是用道德捆绑的方式“逼迫”企业捐款，而是创造一种机制，让企业也有意愿参与到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列之中。基金会官方介绍中说，基金会的工作方式就是“激励创新”。

这些创新中，有一个“厕所创新”。基金会发现，全球每年有近50万名儿童死于不良卫生状况导致的疾病，他们几乎都生活在低收入国家，那里缺乏能够安全处理人类排泄物的卫生设施。

2011年，盖茨基金会发起“厕所创新大赛”，征集新型厕所设计。设计需要能够在缺水、缺电、无下水道的环境下使用，同时确保经过处理的排泄物不含病原体，并且每人每天的使用成本不超过5美分（当时约合0.33元人民币）。大赛引发了热烈反响：基金会收到了世界各地的高校和科学家们提出的120多个方案。部分方案不仅能对排泄物进行处理，还能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如电力、生产化肥用的灰分和少量的蒸馏水。

2018年，基金会从中挑选了20个创新厕所设计在北京展出。之后，有多项设计陆续进入原型机和试点阶段，下一步则是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量产，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

慈善很重要，更重要的可能是这种创新之善。

贫困并不是内生的

今日中国，推动共同富裕已是普遍共识。但如何推动？如何高效、高质量地推动？无论捐款还是财政转移，都不能一劳永逸。把钱花好、花出效率，需要很强的能力，需要很多的创新。

这中间特别值得提醒的，是在必要的财务补贴之外，要努力提升受助者的自身能力，而不是形成“躺着等救助”的依赖。

2017年我采访过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他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最初在大学当经济学教授，当他在一场洪水饥荒后看到从农村逃荒到城市的母亲，在街边抱着婴儿坐着等死，深受触动，于是走向农村，创办了“穷人的银行”格莱珉，为穷人特别是贫困妇女提供服务。他把她们看作工作创造者（job-creator）而不是找工作的人（job-seeker）。

当时我问他如何看待农村的穷人这个群体，他说：“很多人从外表上看，就说穷人属于愚昧无道，要不就是缺乏基本技能，要不就是命里注定。当你真正接触穷人，你会发现完全不同，他们愿意努力改变生活，勤劳，愿意给他们孩子留下更好的生活。所以贫困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在驱使的。贫穷不是人造成的，而是体制造成的，穷人是体制的牺牲品，比如银行体制、政策体制等等对他们都是否定的。”

真正让穷人富起来的出路，是进行体制变革，为穷人创造成长和创业的条件。尤努斯说，“理想的社会体制，是要把现在的本质缺陷和缺陷性的设计，摘除出来，让社会释放更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

今年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中，也举出了一些例子，说明受助者是如何改变命运的。

苏沙马·达斯，是印度奥迪沙邦阿斯塔兰加（Astaranga）的一位奶农，她分享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放在哪里，都有意义。

｜科莱塔·肯博伊在肯尼亚埃尔多雷特市的市场上卖牛奶

愿我们都对得起自己的每一个决定

方励正在全国路演他的电影，每站路演开头，他都说，我做了一次成功的搬运工，把触动我们的人性光辉和动人的亲情故事，搬上了大银幕。

联合导演范小昭则在朋友圈中写道，“我们有能力制造巨大的善，我们也有能力制造巨大的恶。从长远的角度，善会推动善，复制善，直到有一天被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歌颂。这是为什么在看到中国舟山渔民在枪林弹雨之中仍然义无反顾地冲向海洋，救起英国战俘时，很多人会眼中一热的原因。因为善意永远是最大的power，在艰难的罪恶与死亡恐惧中开出的朴素的善意尤其珍贵。”

“愿我们都对得起自己的每一个决定，对得起时光。”她说。

尤努斯正作为首席顾问，领导孟加拉国临时政府的工作。他是今年8月8日晚宣誓就职的。“请避免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暴力是我们的敌人，请不要再树立更多的敌人。保持冷静，准备好建设国家。”这是他声明中的话。

比尔·盖茨则在《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指出，“我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即便在一个挑战重重、各国政府不得不紧缩预算的世界里，我们仍然可以开启新一轮全球健康的大潮，……证明人类依然有能力、有勇气面对最严峻的挑战。”

在善与人性之光彰显的另一面，暴力和恶的黑洞也在扩大。面对现实中的一些反人道的恶性事件，有时我们甚至会疑惑，暴力和恶的扩张，要到什么样的边界、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停下来？谁能让它停下来？

人生是事事的集合，事事背后，则是一道道选择题。三联生活周刊有过一篇文章《生命起源的艰难探索》，文中说，生命和非生命之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比如，非生命的砂石只会顺坡往下滚或者被风吹着走，只有生命才会对抗自然的力量顶风逆行，似乎有某种自发的目的性在控制着生命的行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决定了，人，所欲者何，所为者何。

在我看来，人要向善，择善而固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实体维度上，就是最大化自己对外部、对他人的建设性作用，多创造利他的价值；在关系维度上，就是不去伤害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小的伤害，可能是逞一时之口舌，伤及他人情面；中的伤害，是以恶意，损人利己；大的伤害，是危及他人生命。无论赋予怎样的名义，伤害就是伤害。

微软CEO纳德拉去年在一次采访中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身边没有善意的人，我们谁也活不下去。”

事在人为，是一种普遍的说法。事要人为，强调的是人人，时时，有着主动的为善之念的做法。

以此，和朋友们共勉。

/// END /// 

No.598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读者群 tougao99999｜图片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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