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战术选择取得了回报。

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取得了个人的胜利，不仅赢下了所有摇摆州，还在几乎所有地区提高了自己的得票率。与2016年的胜利不同的是，这次他直接赢得了大多数普选票。

此外，他还带领共和党在参议院赢得了超出预期的多数席位，尽管许多众议院选区的结果尚未揭晓，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也有望扩大。这些成果并非微小的增量，实际上可能预示着美国政治的新时代。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将花费数年时间来分析这次选举的成因和意义。而我则关注更为直接的问题。尽管数据还不完全，但我会尝试初步回答两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2024年总统大选，而为什么卡玛拉·哈里斯未能获胜？

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他和他的竞选团队相信，可以在共和党中日益增强的白人劳工阶层的支持基础上，建立一个多族裔的劳工联盟。

他确实做到了：如果出口民调准确无误，他在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尤其是男性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将非裔男性选民的支持率从12%提高到了20%，并以9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拉丁裔男性选票，比例为54%对45%。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认为，他们可以提升在年轻选民中的表现，而他们确实做到了——从2020年的35%上升到今年的42%。据传，这一增长主要来自年轻男性群体的转向。特朗普频繁出现在像乔·罗根（Joe Rogan）这样的播客中，而这些播客的核心听众正是这个难以触及的群体。

在共和党初选结束后，胜出的特朗普阵营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信息，以吸引失望的尼基·黑利（Nikki Haley）的支持者，后者进行了传统的里根式保守派竞选；也可以继续全力吸引共和党基础选民，同时争取黑利的勉强支持。

他们选择了后者，并成功押注该党会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特朗普获得了94%的共和党选票，此外还将民主党在独立选民中的优势从2020年的9个百分点缩小至今年的5个百分点。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战术选择取得了回报，有三点尤为关键。

首先：特朗普团队坚信他与支持者之间强烈的个人联系会完成大部分动员工作，因此他们决定不在传统的投票动员组织上投入大量资源，而是将其外包给支持性组织。虽然哈里斯团队对其“地面战”的优势大肆宣传，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产生了实质影响。

第二：特朗普团队认为哈里斯在跨性别问题上的立场是2024年的“威利·霍顿事件”（Willie Horton），因此大量投入负面广告，在整个南部地区的媒体上密集播放。据传，这一广告攻势削弱了哈里斯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位具有常识的中左派候选人，而不是来自旧金山的激进代言人的努力。

第三：唐纳德·特朗普选择在堕胎问题上调整立场，早早宣布应由各州自行决定此事，并承诺否决全国性堕胎禁令。许多长期反对堕胎的选民对此感到失望，甚至愤怒。然而，特朗普并未因此付出代价，赢得了81%的白人福音派选民支持，与四年前几乎没有变化。

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之路一直充满挑战。她曾任副总统，但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在上任第一年中期大幅下降，之后未能恢复。在通胀和移民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的表现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而当乔·拜登放弃竞选连任时，这些负面评价也转移到了哈里斯身上。

拜登迟迟退出竞选的决定也对哈里斯不利。总统的晚期决定使得哈里斯失去了在初选中打磨自己观点的机会，并缩短了她向选民介绍自己的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尽力快速团结党内力量，并在拜登的竞选架构基础上继续推进，而不是从头开始构建，但始终未能完全克服因拜登决定延迟而产生的困境。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存在缺陷。她参考了2022年选举的例子，认为将生育权放在竞选议程的核心位置会动员大量愤怒的女性投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女性选民在总投票数中的比例相比2020年仅略有上升，而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未超过拜登2020年的水平。

虽然很难判断哈里斯在堕胎问题上的重视对她在男性选民中的低支持率有多大影响——只有43%，低于拜登在2020年的48%——但这并未能打动他们，让他们相信哈里斯政府会关注他们的关切。

哈里斯的收官演讲——强调特朗普对民主构成直接威胁——效果也不佳。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共和党人和独立选民认为哈里斯和民主党才是真正威胁民主的力量，此外这一指控并未提供足够的新信息去影响那些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唐纳德·特朗普可能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候选人，因此改变选民对他的看法极其困难。

哈里斯的战术选择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首先，她放弃了塑造更明确政治形象的机会。尽管拜登的不受欢迎对她的竞选造成了拖累，她却拒绝以任何让可说服选民感受到她与拜登区别的方式脱离他。

同样地，由于未能解释为何放弃对犯罪、移民、医疗和气候变化的进步立场，她模糊了公众对她的看法，也让特朗普阵营得以攻击她是“隐藏的激进派”。

回顾1992年比尔·克林顿成功的竞选活动，一些民主党人曾希望哈里斯也能有“修女索尔贾时刻”（Sister Souljah moment），通过打破党内正统观念展现她的独立性，但这并未发生。

其次，哈里斯在竞选前半段回避媒体采访，给人留下了她依赖讲稿、不敢随机应变的印象。回答棘手问题有助于提升候选人的能力和品格声誉，而哈里斯和她的竞选团队似乎长期未意识到这一潜在的积极效果。

民主党人早已预料到这次选举会异常激烈，但失败的程度可能会引发一波指责，随后则是长时间的反思。正如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败选后的情形一样，民主党将被迫深入探讨失败的原因，未来一场漫长而激烈的初选将决定前进的道路。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将面临履行竞选期间许下的广泛承诺的挑战。他是否能在不增加普通家庭开支、不引发新一轮通胀的情况下实施大规模关税政策，仍有待观察。能否如他所承诺的那样迅速平息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同时减少美国的全球承诺，也是不确定的。

此外，他试图驱逐数百万美国境内移民的计划可能会带来反噬效果，导致国内动荡，并引发在此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拉丁裔选民的反弹。如果他未能实现所激发的希望，尤其是那些为其赢得多数选票的新支持者的期待，他和他的党派可能会在2026年及其后付出代价。（Brookings）

导语：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战术选择取得了回报。

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取得了个人的胜利，不仅赢下了所有摇摆州，还在几乎所有地区提高了自己的得票率。与2016年的胜利不同的是，这次他直接赢得了大多数普选票。

此外，他还带领共和党在参议院赢得了超出预期的多数席位，尽管许多众议院选区的结果尚未揭晓，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也有望扩大。这些成果并非微小的增量，实际上可能预示着美国政治的新时代。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将花费数年时间来分析这次选举的成因和意义。而我则关注更为直接的问题。尽管数据还不完全，但我会尝试初步回答两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什么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2024年总统大选，而为什么卡玛拉·哈里斯未能获胜？

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策略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他和他的竞选团队相信，可以在共和党中日益增强的白人劳工阶层的支持基础上，建立一个多族裔的劳工联盟。

他确实做到了：如果出口民调准确无误，他在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尤其是男性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将非裔男性选民的支持率从12%提高到了20%，并以9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拉丁裔男性选票，比例为54%对45%。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还认为，他们可以提升在年轻选民中的表现，而他们确实做到了——从2020年的35%上升到今年的42%。据传，这一增长主要来自年轻男性群体的转向。特朗普频繁出现在像乔·罗根（Joe Rogan）这样的播客中，而这些播客的核心听众正是这个难以触及的群体。

在共和党初选结束后，胜出的特朗普阵营面临着一个选择：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信息，以吸引失望的尼基·黑利（Nikki Haley）的支持者，后者进行了传统的里根式保守派竞选；也可以继续全力吸引共和党基础选民，同时争取黑利的勉强支持。

他们选择了后者，并成功押注该党会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特朗普获得了94%的共和党选票，此外还将民主党在独立选民中的优势从2020年的9个百分点缩小至今年的5个百分点。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战术选择取得了回报，有三点尤为关键。

首先：特朗普团队坚信他与支持者之间强烈的个人联系会完成大部分动员工作，因此他们决定不在传统的投票动员组织上投入大量资源，而是将其外包给支持性组织。虽然哈里斯团队对其“地面战”的优势大肆宣传，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产生了实质影响。

第二：特朗普团队认为哈里斯在跨性别问题上的立场是2024年的“威利·霍顿事件”（Willie Horton），因此大量投入负面广告，在整个南部地区的媒体上密集播放。据传，这一广告攻势削弱了哈里斯试图将自己塑造为一位具有常识的中左派候选人，而不是来自旧金山的激进代言人的努力。

第三：唐纳德·特朗普选择在堕胎问题上调整立场，早早宣布应由各州自行决定此事，并承诺否决全国性堕胎禁令。许多长期反对堕胎的选民对此感到失望，甚至愤怒。然而，特朗普并未因此付出代价，赢得了81%的白人福音派选民支持，与四年前几乎没有变化。

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之路一直充满挑战。她曾任副总统，但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在上任第一年中期大幅下降，之后未能恢复。在通胀和移民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的表现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而当乔·拜登放弃竞选连任时，这些负面评价也转移到了哈里斯身上。

拜登迟迟退出竞选的决定也对哈里斯不利。总统的晚期决定使得哈里斯失去了在初选中打磨自己观点的机会，并缩短了她向选民介绍自己的时间。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尽力快速团结党内力量，并在拜登的竞选架构基础上继续推进，而不是从头开始构建，但始终未能完全克服因拜登决定延迟而产生的困境。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存在缺陷。她参考了2022年选举的例子，认为将生育权放在竞选议程的核心位置会动员大量愤怒的女性投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女性选民在总投票数中的比例相比2020年仅略有上升，而哈里斯在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未超过拜登2020年的水平。

虽然很难判断哈里斯在堕胎问题上的重视对她在男性选民中的低支持率有多大影响——只有43%，低于拜登在2020年的48%——但这并未能打动他们，让他们相信哈里斯政府会关注他们的关切。

哈里斯的收官演讲——强调特朗普对民主构成直接威胁——效果也不佳。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共和党人和独立选民认为哈里斯和民主党才是真正威胁民主的力量，此外这一指控并未提供足够的新信息去影响那些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唐纳德·特朗普可能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候选人，因此改变选民对他的看法极其困难。

哈里斯的战术选择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首先，她放弃了塑造更明确政治形象的机会。尽管拜登的不受欢迎对她的竞选造成了拖累，她却拒绝以任何让可说服选民感受到她与拜登区别的方式脱离他。

同样地，由于未能解释为何放弃对犯罪、移民、医疗和气候变化的进步立场，她模糊了公众对她的看法，也让特朗普阵营得以攻击她是“隐藏的激进派”。

回顾1992年比尔·克林顿成功的竞选活动，一些民主党人曾希望哈里斯也能有“修女索尔贾时刻”（Sister Souljah moment），通过打破党内正统观念展现她的独立性，但这并未发生。

其次，哈里斯在竞选前半段回避媒体采访，给人留下了她依赖讲稿、不敢随机应变的印象。回答棘手问题有助于提升候选人的能力和品格声誉，而哈里斯和她的竞选团队似乎长期未意识到这一潜在的积极效果。

民主党人早已预料到这次选举会异常激烈，但失败的程度可能会引发一波指责，随后则是长时间的反思。正如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败选后的情形一样，民主党将被迫深入探讨失败的原因，未来一场漫长而激烈的初选将决定前进的道路。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将面临履行竞选期间许下的广泛承诺的挑战。他是否能在不增加普通家庭开支、不引发新一轮通胀的情况下实施大规模关税政策，仍有待观察。能否如他所承诺的那样迅速平息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同时减少美国的全球承诺，也是不确定的。

此外，他试图驱逐数百万美国境内移民的计划可能会带来反噬效果，导致国内动荡，并引发在此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拉丁裔选民的反弹。如果他未能实现所激发的希望，尤其是那些为其赢得多数选票的新支持者的期待，他和他的党派可能会在2026年及其后付出代价。（Brook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