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据《新闻联播》报道，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此次座谈会的议题是，“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据悉，共有8名专家参与了本次座谈会，其中2人来自政府研究部门，3人来自高校，3人来自市场研究机构，具体分别是：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

•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袁海霞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海林

•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陆铭

•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

会上，8名专家畅所欲言，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如何做好经济工作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刘尚希专家观点

刘尚希：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观点一：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形势。经济出现下行的原因，背后有多重因素在叠加。首先，是疫情的“疤痕效应”，疫情持续时间比较长，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损伤比较大，连带影响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经营，实质上最终造成了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损伤。这是疫情在经济方面的“后遗症”，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其次，是房地产市场下滑带来的影响。房地产业的关联效应比较大，“房住不炒”是对的，但房地产业怎么转型还在探索中，转型过程没有完成，房地产进入了深度调整状态。产生的关联性影响就不仅仅体现在房地产业本身，对上下游都产生了连带影响，还对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等都产生了连锁反应。居民、资产负债表是深度受损的。第三个是外部环境，全球的需求也不足，因为全球经济都在衰退，都处于下行的态势。毫无疑问这对中国经济也是一个下拉的因素，例如对出口的影响，订单在减少。这些外部因素叠加国内经济复苏压力，进一步导致经济下行。第四，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涉及到监管不确定性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一些大的数字平台企业，还涉及到各个方面。前几年在监管方面的一些做法，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出台的，和市场的有效沟通是不足的。突然出台，都造成了一定的波澜，其影响现在依然存在。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但如何在法治的轨道上提升监管政策的确定性程度，也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是改善预期、稳定预期很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是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例如，从房地产业来看，尽管都受到影响，但民营房地产企业受到影响是非常大的，国企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小。为什么出现这种分化？说明民企的信心更加不足。在数字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处于领跑位置，现在出现了后劲不足的问题。从趋势上看，如果民营经济进一步收缩，国民经济可能会加快下行。以上这些因素，如果单个出现影响不会太大，但这些因素同时出现且互相叠加，会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导致预期难以改善，信心不足。尽管两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到现在看还没有真正缓解。因此，经济复苏非常艰难，就像车轮陷在泥地里，走出来会非常吃力。

观点二：目前捂住钱袋子的倾向仍很明显，存在经济再次收缩的风险。

观点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信号是清晰的。但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亟待体制政策创新。在现行体制下，地方财政紧运行可能与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要求相悖，即使扩大全国财政赤字，扩大地方债券规模，政策信号传导也会受到梗阻。此外，货币传导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一边大量增加货币供应，货币存量增长达到两位数，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另一边，存款比贷款增长更快，在宏观上贷款似乎出现了“空转”现象。

观点四：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看法。目前货币总量政策，效果已经越来越弱，对企业和居民“放水都很难放出去”。仅仅靠降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关键是如何增强对未来情景的信心，调动和激发企业的贷款意愿。应当建立一体化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新框架，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发挥好两大政策的合力。

观点五：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应该依靠中央政府加杠杆，而且中央加杠杆是有空间的，因为目前国债在GDP中的占比并不高。现在我国地方债规模超出了中央债规模，这种靠地方宏观调控的模式效果在下降，而风险在上升，应当归位，让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完全回归中央。

观点六：关于地方财政。首先就是不要再扩大地方债，再增发作用也不大了。此外，从大的趋势来看，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要防止“逆城市化”，从空间上要围绕城市群、都市群，围绕中心城市来布局投资项目，不能简单地把资金层层分配下去，让市、县甚至乡镇来报项目。现在把专项债资金落实到项目上，主要机制就是让地方层层上报。这是有问题的，不应该简单地让市县报项目，他们上报只能是作为参考，应该由省级统筹安排，根据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要求、根据当前人口流动趋势和产业要素集聚的态势，去布局投资项目，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益。这样即使没有短期经济效益，也能有社会效益。而现在不少投资项目，连社会效益都看不到，因为人口已经从当地流出了。项目投资出现了与人口流动和分布趋势相悖的问题，导致投资效果越来越差。另外，原来的专项债设计思路需要进行调整优化。从宏观上，地方专项债不应该再加码，剩下的指标转化为国债，由中央加杠杆、中央去实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瞄准经济社会的主体空间形态，布局的空间单元应从县乡上移到市域以上，人口净流出、且发展潜力小的地方，应当减少项目布局。

观点七：关于房地产市场。目前房地产市场需要多管齐下。房地产行业需要转型，而不是简单回到过去的老路。应该鼓励房地产企业建设租赁住房，享受政府补贴或者由政府来购买。针对低收入人群不同的收入水平，设计合理的租金体系和退出机制，在商业模式上实现可持续运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公租房、长租房等租赁市场，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取消限制性措施，高端的商品房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对刚需买房群体进行分类分层考虑，从地价、土地供应等方面统筹安排，不能简单一刀切。既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作用结合起来，“房住不炒”才能实现。通过简单地放开、刺激大家去买房，又走回了老路，这条路显然行不通。

观点八：关于当前政策。从当前来看，不确定性的监管政策首先需要调整，要释放出明确的负面清单信号，要给民营企业吃长效的“定心丸”。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等方面，要有一些真招，不能泛泛而谈，这对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中央政府加杠杆是很重要的，重点是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来做文章，围绕城市群、都市圈来布局投资项目。市场能干的交给市场去干，政府不要挤出市场投资，要带动社会投资，要去干市场不愿意干和干不了的项目。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投资空间相当大，既能扩大当前投资、扩大内需，也能促进市民化进程，带动乡村振兴。第三，要发挥大的龙头企业比如数字平台企业在解决就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小企业发展是不能脱离这些大的龙头企业的，在制造业中很多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进行配套。龙头首先要活起来，龙身和龙尾才能摆动。这些大企业有信心了、开始扩张了，自然就会带动很多中小微企业的扩张。要把大中小企业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看，不能单纯为了稳就业而去扶持中小企业。产业链安全，也需要依靠这些龙头企业来当“链主”，缺乏这些链主，产业链安全也得不到保障。除了救急政策，还应该有一些治本的政策。治本政策，就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罗志恒专家观点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注册会计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学博士。先后就职于建信基金、国泰君安证券、恒大研究院，恒大研究院原助理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财政理论与政策。

观点一：关于股权财政。“股权财政”是指政府凭借产权所有者人和出资人身份从国有资产使用中获得收入，对应的是“土地财政”，但股权财政短期内无法取代土地财政。所谓“股权财政”的本质在于推动经济转型，从以地引资的模式转向“基金招商”和“重塑税基”。在实践层面，财政通过股权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案例并不罕见，典型的如合肥模式、深圳模式和苏州模式，但大多数产业引导基金存在一些投不准、不敢投、效益低等问题，亟待破局。具体包括：一是募资困境，前期隐性担保问题遗留，资管新规后社会资本缺位；二是投资困境，投资限制较为严苛，实际执行可能流于形式；三是绩效评价困境，管理人不敢大胆投资，资金沉睡问题突出，偏离政策目标。如何破局：当前背景下，政策对于引导基金的监管从积极引导新基金设立转向盘活存量基金，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丰富资金来源解决社会资本募资不足的问题，修订返投比例、出资比例、准入门槛等诸多限制增加引导基金对优秀基金管理人的吸引力，完善容错机制和绩效评级体系激活基金管理人的主观能动性。

观点二：降息预期兑现，稳增长政策“箭在弦上”。2023年6月13日，央行进行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1.90%，此前为2.00%，降息幅度达到10个bp。央行之所以在此时点降息，主要源于以下四点考虑：1、经济基本面偏弱，迫切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增长。2、实际利率被动上升，掣肘有效需求。3、美联储可能6月停止加息，汇率等制约货币政策的外部因素减弱。4、市场利率持续低于政策利率，央行“顺势而为”。降息的影响：1、对银行体系而言，未来存款利率仍有降低空间。当前的OMO利率调降，或导致净息差再度缩窄，这也意味着未来存款利率还会再降。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存款的机会成本，或可加速储蓄向消费转换。但这一过程中，需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高度重视。2、对实体经济而言，信号意义更大，后续还需要更多稳增长政策配合。诚然，利率降低，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债务负担减弱，居民中背负房贷的中青年债务负担减弱，进而会对消费、投资形成拉动作用。但在收入预期并未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政策的拉动效应可能偏弱。因为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需要时间，政策传导具有滞后性。因而，本次降息更多是传递“逆周期调节”的信号，为提振有效需求，还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地产政策等配合。3、对资本市场而言，股、债均受益于降息。一是股票市场，短期内将会改善风险偏好，产生提振作用；长期内，降息及配合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将加速经济恢复速度，提高企业盈利。二是债券市场，利率降低带动债券收益率下行。

观点三：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未来财政体制改革面临新的政治经济形势：财税体制要服从和服务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家战略。

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逆全球化和脱钩断链等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二是国内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速将继续下台阶，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增速都将下行，财政收入高增速时代已远去。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将实现五大转变：从先富转向共富，从效率转向公平，从速度转向安全，从侧重资本到保护劳动，从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强国。这种发展逻辑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税基结构和支出结构都将产生重大变化。三是政策间的合成谬误对企业经营的冲击，迫使减税降费持续维持在较大规模，导致宏观税负持续下降，财政汲取能力下降。四是人口老龄化冲击社保并产生财政压力。五是人口流动对财政体制产生冲击。人口流动导致社保等公共服务提供必须从基于静态和户籍人口转向基于动态和以常住人口为主要依据，与之对应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六是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占比提高冲击工业经济时代的财税体制。当前的经济统计制度和财政制度更多是基于工业时代，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并将在未来成为主导，相应的财政体制要做出调整，税源、税基要做新的界定。七是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越来越高，对市场主体的冲击越来越大，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清晰的难度加大，统筹发展和安全对财政提出更高要求。当市场主体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并逐步演化为公共风险时，政府职能范围扩大、支出责任范围扩大，有演化为“无限责任”的趋势。但这可能过度透支财政空间。提高发展的安全性，统筹发展和安全，财政既要支持产业链安全、突破“卡脖子”领域，又要维持财政可持续性、化解债务风险，确保财政自身的安全。财政政策力度必须为以后的不确定性预留空间，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对财政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考验财政的统筹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

二是中央如何定调“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概要言之就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包括预算、税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预算方面，所有政府收入要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对支出标准和支出绩效的管理，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第一，政府凭借政治权力的税收收入和作为产权所有人的收入都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但是目前政府产权收入仅仅包括土地以及部分资源产生的收入，要进一步扩大到其他资源，避免国家所有的资源成为个别地方享有的资源。第二，在收入增速下行与支出刚性不减的环境下，预算管理要加强统筹财政资源。第三，财政支出要标准化，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政府收支尤其是支出体现国家战略和政策方向，要加强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确保国家重大战略落地。第四，进一步扩大预算公开的范围，提高公开的时效性和规范统一性，以促进纳税人更好地监督政府。当前省级政府预算公开有较大进步，但地市和区县级预算公开还存在公开不及时、公开范围不够、公开内容不规范统一等问题第五，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存量，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二）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近年来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但共同事权规模仍较大，部分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要进一步明确。（三）税制方面，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总体上，税制改革有以下相对确定的方向：第一，未雨绸缪考虑房地产相关税种和土地出让收入下行带来的财政收入冲击，因此房地产税的推出是大势所趋。　第二，个人所得税改革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彻底走向综合征收。其中，非劳动所得（财产转让、偶然所得等）逐步纳入综合所得；免征额不能再大幅提高，必须确保一定规模的纳税人群，否则纳税人群大幅减少的结果必然是直接税体系和纳税人意识难以真正建立；降低最高边际税率45%的税率，提高税收遵从度，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是未来方向。第三，改革消费税，将消费税征税范围从烟、酒、汽车为主拓展到高端服务业比如高端会所和酒店，征税环节从生产环节后移至消费环节，并逐步下划给地方，充实地方税源。第四，提高资源税、环境税税率，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导向。第五，探索数字经济和服务业经济时代下的税收问题。

三是如何化解财政困难、避免财政困境？短期要开源节流解决财政收支矛盾，中长期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走出财政困境。从长期看，必须深化改革，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简政放权、精兵简政裁撤冗员、深化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体制、社保制度改革。第一，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第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逐步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第三，建立匹配多元目标治理体系下的政绩考核激励约束制度和财政评估制度，避免中央对地方多元目标考核导致地方支出责任持续扩张。第四，建立政策出台前评估和实施效果的问责机制，避免各领域风险蔓延至财政，避免风险财政化透支财政空间。政策出台前后要同时考虑对财政收支的影响。第五，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长期过度依赖一般公共预算补贴。第六，尽快稳定宏观税负，减税降费要从追求数量转向效果，选择对普通居民影响不大，但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税种进行结构性加税。第七，优化债务区域结构，适度放宽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人口流入地区的举债额度，但强化绩效管理，负债与资产匹配、成本与收益匹配，在有优质现金流的资产项目上加杠杆，稳定杠杆率而非稳定杠杆绝对数。第八，优化债务性质结构，实事求是面对风险。提高国债和一般债比重，降低地方债和专项债比重，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第九，强化财政与金融配合。财政为主，货币金融环境从数量和价格支持财政，以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果，避免财政政策单打一。

田轩专家观点

田轩：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兼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和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

观点一：激励企业创新需要“宽容”的金融市场。一是对失败的高度容忍。存续期相对较短的风险投资基金，往往只能投发展比较稳定、商业模式比较清楚的中后期项目，通过包装帮助其上市。存续期较长的基金则能够投资早期项目，并慢慢培育扶植企业，允许其不断探索试错。二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以美国的退休基金、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例，其往往不在意下周或下个季度的回报，而是更多关心长期稳定的现金流。这种“耐心的资本”能够为创新创业的企业提供长钱，能够很好地监督企业发展。三是不特别频繁的信息披露。在确保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披露的大逻辑下，激励企业创新也意味着披露不能太过频繁。这样有可能给企业造成短期压力，带来管理层短视的问题。不特别频繁的披露能够给企业创造相对宽松环境，让他们专注长期创新，不受到短期业绩压力影响。四是更开放的资本市场。研究发现，当一国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开放以后，其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以及创新企业的数量都会大幅度提升。因为国外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大大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公司治理，帮助企业分担创新风险。因此，逐渐开放资本市场对于激励创新非常重要。五是更加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宏观政策的不确定、不稳定对企业创新有重要负面影响。田轩指出，当企业家不清楚政策方向时，就只能等待观望，做短期投资而放弃长期投资。因此，激励创新必须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针对性，不能变来变去。

观点二：“中国经济展望”。国内现在周期性问题要靠宏观政策来运行，结构性问题靠改革运行，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是我们国家体制改革的方向。从长期来说国家经济回到潜在增长率，很重要的点在于，短期要靠消费，长期要靠创新，但是自始至终贯穿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是民营经济。短期内要发展经济靠的是提振消费，但是并不是说消费可以短期内能够提振，消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提高收入，收入最终靠的是就业。提振就业靠什么？主要靠的是民营经济，一个国家税收50%以上靠民营经济，60%以上GDP，70%以上创新，80%的就业，甚至90%的企业的数量靠的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民营经济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不足，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长期靠创新，更多说的是科技创新。创新主体其实是企业，换句话说是民营企业家。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应该把规则订立好，比如说边界在哪里，红线在哪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核心作用，能够更好地保证创新主体有自由的探索空间。对于创新来说，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新是对未知路径的探索，有很多试错的过程，如果我们对失败不容忍，如果环境宽松度不足，很可能导致企业家们更多关注短期投资而非长期创新。搞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我们把它界定好，哪些我们要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哪些可以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创新的角度讲，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市场环境，我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鼓励民营企业家进行长期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从政策制定者角度讲，我们需要保证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对于现在企业确实具体怎么操作，就是做战投，做企业风险投资CVC。

黄先海专家观点

黄先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浙江大学党委常务委员、副校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现为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国际贸易学会会长。

观点一：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开创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又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提升传统消费，鼓励发展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畅通经济循环中的堵点、断点，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二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为各类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三是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吸引和集聚国际优质资源，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等制度，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平台能级，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融合发展。

观点二：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形成高标准市场制度体系。推动以统一、中性、透明、流动等为导向的市场基础规则变革升级，牵引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以标准、规则、规治等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承诺与国际规则，进一步优化负面清单体系，完善负面清单调整、执行、评估等配套制度，推进负面清单与国内市场延伸对接。二是推进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三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体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形成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体系。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快实现普惠型人力资本提升，促进发展机会、能力、条件均衡，推动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中促进高质量发展。

袁海霞专家观点

袁海霞：经济学博士，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首席宏观分析师、副院长。

观点一：对专项债创新的看法

为更好发挥专项债作用，专项债领域创新需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注新领域优质项目储备不足问题，加快建立项目储备长效机制。专项债未来向新领域拓宽时，需切实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加快构建项目储备长效机制，为专项债总量扩容与募投创新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在数量上，尽早开展前期调研，谨慎评估收益与成本匹配、现金流与期限匹配的合格项目数量，尽可能按专项债额度分配的3—4倍进行超前储备，并加强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循环。

二是关注新领域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可能性，加快构建投融资对接机制。目前专项债项目中市场化融资占比较少，市场化资金参与度整体偏低。未来进一步拓宽专项债募投领域时，尤其需关注因为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可能对投资撬动、政策效果显现带来的制约。建议进一步完善专项债项目投融资对接机制，尽可能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动力。加强政策引导及政府协调，并适当加大对新领域优质项目的宣传，努力提升金融机构主动融资意愿；发挥政府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投资引领作用；积极培育为基建投融资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减少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等社会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提升市场化融资支持力度。

观点二：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看法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不断上扬，结构性及区域性风险较突出。疫情三年地方债快速扩容推升显性债务规模，风险可控但压力不断上扬。“控增化存”推进下隐债增速波动下行，风险有所缓释但仍较突出在当前隐性债务严监管基调不改、“控增化存”加快推进的背景下，融资平台风险不断暴露，非标违约等信用事件进一步趋于常态化，且跨区域、跨行业传导的风险不断积聚，公募债市场的城投信仰也在逐步淡化。后续需重点关注融资平台风险演变，尤其需警惕弱区域、弱资质主体信用风险的加速释放，以及通过嵌套交错的融资渠道带来的风险蔓延。疫情扰动、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下区域债务风险进一步分化

观点三：地方政府“债务-资产”转化效率低、债务风险上扬的成因

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债务-投资”驱动模式推动地方债务快速扩张。中央近年来持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近9.8万亿元，规模为历年最大。转移支付有效弥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不足，但一定程度上也逐步加深了地方政府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容易造成地方预算约束的软化以及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不高。

经济下行叠加财政收入下滑导致债务承载能力弱化、推升债务风险，“六稳六保”等刚性支出大幅增加，可用于偿债、化债的财政资金受到了双重挤压，地方政府债务承载能力明显减弱、债务风险被推升。

成本与收益、现金流与期限错配等因素导致“债务-资产”转化效率低而加剧风险。对于城投企业而言，其主要参与的公用事业、城乡建设等基建项目前期投入金额大、投资回收周期较长，企业盈利能力整体偏弱、现金流较为紧张、“借短投长”现象普遍且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且更易面临债务集中到期压力，高度依赖再融资进行债务滚续，近年来非标违约事件频发、债务风险问题持续暴露。

债务风险平滑和化解的效果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观点四：如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需把控好短期与中长期关系。中长期看，仍需从根本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并通过深层次机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完善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短期看，地方政府“开前门、堵后门”的管理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债务结构需进一步合理优化、专项债需进一步提高使用效率，并持续推进隐性债务“控增化存”、加大“以时间换空间”力度，逐步有效化解债务、缓释风险。

观点五：对当前债务风险变化趋势“红橙黄绿”的看法

2022年，在地方财政减收、地方债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叠加化债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各区域债务风险继续分化。从各省债务率“红橙黄绿”分档情况来看，显性债务口径下，全国各省债务风险整体可控，债务率分档基本位于黄绿两档，其中黄档省份占比超六成；在考虑隐性债务后，各省广义债务风险进一步抬升，近半数省份处于红档，债务分档颜色整体呈“南深北浅”特点，广义债务风险较为突出。

显性债务口径下黄档居多，仅10省为绿、多位于东部地区，广义债务口径下多位于“红橙”，整体呈“南深北浅”特点，处于橙档的省份中，安徽、北京、广东、河北4个东部省份经济财政实力较强，但广义债务规模较大、均超2万亿，，三重压力下积极财政持续发力，地方债大幅扩容下显性债务风险上扬。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35万亿元，各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持续增长，其中甘肃、广东、河南等省余额增速较高。从债务率看，福建、广东、河北、重庆显性债务率抬升超过30个百分点，显性债务压力有所上扬。

稳基建诉求及化债进度不一，广义债务风险区域分化延续。福建、浙江、广东、山东、河南城投有息债务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均超10%，其广义债务率也较上年抬升超50个百分点；其中山东、福建、河南、广东4省广义债务率分档颜色加深，山东、福建、河南由橙变红，广东由黄变橙。

2023年，经济修复背景下，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有望边际缓和，但在土地市场延续低迷、中央转移支付扩容有限等约束下仍然承压，区域风险分化将有所延续；同时，地方债新增限额仍保持较高水平，地方债到期高峰来临叠加隐性债务显性化持续推进下，地方债将持续扩容，需关注重点区域债务付息压力；此外，伴随隐性债务“控增化存”持续推进，部分区域债务滚动压力或增加，并且需关注区域国企间风险传导及“泛平台化”风险。

秦海林专家观点

秦海林，男 ，汉族，1977年11月出生，江西南昌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2007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4月入党。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赛迪集团总经理，兼赛迪顾问总裁

观点一：数据将推动经济社会多维复合式演进

可以构建以数字产业、数字消费、数字动力、数字渗透四个维度为核心的测算模型，来衡量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态势：

数字产业方面，一是衡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二是衡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相对比例，未来产业数字化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

　　数字消费方面，主要衡量人均数字消费支出占比，随着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广泛普及，其占比将持续提高。

　　数字动力方面，经济发展动力逐步由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主要衡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数字渗透方面，面向制造强国战略，主要观测制造业数字化率。

观点二：当前工业经济走势的看法

对很多行业企业而言，当前仍处在恢复生产运营的阶段。同时，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等指标上升，也反映企业生产能力和意愿的恢复。

要进一步发挥先进制造牵引作用，使之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着力点，培育壮大新动能。

陆铭专家观点

陆铭，男，汉族，1973年3月生，研究生，经济学博士，教授，民建会员。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观点一：推动从“大城”到“强城”

从“大城”到“强城”，背后是我国不断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直观体现。

对GDP和税收的激励侧重，是中国地方经济传统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传导至区域规划层面则体现为强调投资与土地城市化。这一方面有力推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导致部分地方过度追求城市扩张，甚至采取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等措施，导致债务压力过重等问题。

从“大城”到“强城”，背后是时代因素在推动，要理解“强城”，首先需要解释“大城”在发展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首先，是城市之“大”不同维度的失调问题。当前对城市之“大”的理解，可能包含人口多，城市面积大等维度，从这一视角出发，当前中国的情况是城市面积扩张得很快，但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未能跟上，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问题。其次，是城市之“大”的空间分布问题。当前大城市的扩张速率是齐步走还是存在差异化？我们认为出现了两类典型问题，一是可以更大的城市受到了限制，例如上海、北京、深圳；二是城市体量没有进一步扩张的潜力，但盲目进行新城建设，工业园区建设，超出了城市区位和自然条件决定的发展潜力。

建设统一大市场就要畅通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国家战略。在各个地方以税收、GDP为主要发展导向的背景下，当前城市发展存在每个地方“片面贪大”的情况，这一做法需要得到扭转。

“强城指数”的核心想法，是过去研究城市发展，主要是看经济体量、面积、人口这些大指标，当引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后，是否有一些其他的维度需要纳入，例如经济发展质量、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创新能力。这些指标不一定“大”，但它们代表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发展可持续性。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因为很多发展资源由政府控制，城市“做大”有多种途径可以实现，但盲目加大城市土地开发，搞借债投资建设的“大城”不一定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甚至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产生过度投资冲动，引起债务压力过重等一系列问题。“强城”的“强”代表了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城市周边的发展带动作用。结合这些研究与观察，我认为“强城”就是有竞争力，有带动力，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和当前强调的高质量发展相呼应。

需要指出的是，对城市之“强”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中国社会传统发展观念中会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对立的，重视其中一方就必然会忽视另一方面。但我的新认识是：生产即消费，消费品质的提升和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就有利于提高城市劳动生产力。

其一是家政、网约车、快递等基于消费的服务产业发展本身就有利于解放劳动生产率；其二是咖啡馆等第三空间消费极大促进了人们的交流和创新的产生；其三是城市消费环境、生活品质的优化能够吸引人才，为城市提供持续创新力；此外，受限于客观条件，部分城市可能在总量层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在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宜居度、生活质量等层面有独特优势。未来，我们也会将消费力、生活质量等维度纳入指标体系中。

观点二：构建新城市格局

城市与城市间存在长期的竞争合作关系。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经济规模不够强、产业链不够长时，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大于合作关系，低端产业的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城市间的竞争接近于零和博弈，互相挖产业是常态也难以避免；当现代化程度提高后，现代产业的规模经济延长了产业链，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就会体现为城市间的辐射、带动与联动作用。

城市群内部（或者说省域范围内）较外围的地区，需重点关注两个维度：一是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不宜贪大；二是自身的特色产业，要加强竞争力，从而与中心城市间构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梯度发展的功能格局。

财税层面，我认为有三方面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当前的经济发展已经以都市圈为单位，但财税依然以市和区为划分，这必然会导致市与市、区与区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其次，我国以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重生产而轻消费轻服务，这固然部分是因为服务业企业规模小、隐藏税收难度低、征税难，但也导致城市发展过于注重GDP和投资；而服务业往往带来大量外来从业人口，导致政府缺乏足够动力发展服务业，并为增长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

要解决以下这些问题：

一是在行政层面，要考虑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机制。在解决都市圈问题时，要改变现行的市级行政区划，形成新的都市圈行政架构。例如日本在发展东京都市圈时，建立了总理府下属、建设大臣领衔的首都整备委员会，实际就是用以协调东京与周边地方的行政关系。当前长三角地区设立了长三角一体化办公室，但上海和毗邻县级市的协调机制还有待建立。

二是在经济层面，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税制结构。合作模式方面，当前中国存在一些共同开发经济区、飞地经济的实践，都是依托都市圈集聚效应提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支持，而把实体生产放在周边地区；税制结构方面，要适当调整增值税与消费税、所得税、财产税比例。

三是在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层面，考核指标要逐步转向多元化。接下来基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功能要逐步弱化，尤其在一些人口流出地区，政府的考核指标要向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居民生活满意度、生态水平等方面转变，根据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发展可持续性进行设置。

观点三：对于城市发展的看法

陆铭提出了中国的“双重中心-外围模式”概念。所谓的双重中心，是以从沿海的核心大城市出发，比如上海、深圳、北京与天津，以内地到沿海的距离为第一重维度；以中心大城市为核心，包括郑州、武汉、重庆、成都、西安，以到这些中心城市的距离为第二维度。距离上述两重中心的距离越远，地方的经济总量发展动能就逐渐衰竭，构成了一种两重的中心-外围结构。

从地理层面来看，不同区域城市群的区位特征就能在这一结构中得到体现，例如同为内地城市群，武汉城市群较重庆和成都更接近沿海中心城市，因此在产业发展配置中就存在不同的特征。而同为制造业发达的沿海城市群，长三角与珠三角中，珠三角的新兴“黑科技”产业相对发展较快，而大飞机、航空航天等涉及国家职能的“重器”产业，则更多以上海为中心布局。

由此，地理层面的区位差异与所处城市群网络的产业链分布差异，都决定了特定城市群的发展优势所在，未来城市群之间的关系，也将呈现一种差异化发展格局。

观点四：对于房地产的看法

1、人口流出的城市建新城，房子卖不出去，基础、工业设施供给过剩，就出现地方债务危机。

2、在建设用地的配置当中，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省，而不是由中央来决定。

3、债务的约束机制，要打破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或者叫刚性兑付预期，“谁家孩子谁抱”。

4、我们的住房政策要更多做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需求侧。

5、为了把房价控制住，现在很多管需求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

6、目前全国的城镇化率是65%，城镇化发展远远没到“底”。

7、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既要造商品房，也要造公租房。

8、可以给企业发补贴，来给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

观点五：对中国式的新城建设要多管齐下

第一，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要考虑跟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在建设用地的配置当中，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省，而不是由中央来决定，省内应该有更多的权力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配置。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基于中国非常特殊的土地制度，建设用地指标由中央来配置短期内很难改变，但是市场机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比如一个地方少建设用地指标，另一个地方多建设用地指标，我们多年前就在提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的可交易，要加快建设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三，债务的约束机制。如果地方政府举债没有约束机制，地方官员任期三五年就走了。他借债的时候，花钱的时候，政绩是在我这一届，要还债的时候走了。

所以，债务的约束机制就强调：

（1）谁借的一定要追责，哪怕已经离开了。

（2）金融市场约束，金融市场要去看你的投资回报。如果投资回报不高的话，要你付更高的利率。

（3）要打破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或者叫刚性兑付预期，“谁家孩子谁抱”。

第四就是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约束机制，如果一个地方人口在流出，那么就要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如果当地欠了一身债，最后还不成，老百姓就不愿帮你还债，用脚投票就走了。

观点六：如何评价城投公司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定要分地区、分类别来看，包括我们在评价城投公司作用的时候，不能笼统讲它起到的是一个积极作用，还是一个消极的作用。经济发展早期，基础设施的开发不够，需要搞建设，这个时候地方政府融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当投资过度，基础设施引进了很多，尤其在人口流出地建新城，本来就比较偏远，还建得特别大，这时候就另当别论。

观点七：对我国城镇住宅供求关系是否达到平衡的看法

陆铭：没有，远远没有。

有需求的地方出现供给不足，有供给的地方出现需求不足。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并不是人口流入地人口太多了，而是人口和建设用地（住房）的空间错配。

我们要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要让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载体，要让优势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来增加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承载力。

观点八：对房地产反复调控但行业感觉收效甚微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住房政策要更多的做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需求侧。有观点认为，房价高是需求侧的问题，是带着炒作，针对需求侧的判断那就是管制需求。

但如果需求是真实的，管制需求导致的结果就是：第一，有可能误伤刚需；第二，把一手房价格给管住了，就管不住二手房。管住了二手房价格，市场就没有活力，大家就不去投资。

甚至有可能管住二手房，会出现很多地下市场。比如说把装修费算到房价里，把家里的字画算到房价里，甚至出现假离婚、假结婚，层出不穷。

如果管需求是为了防止财富的不均等，那么按照家庭购房的数量进行一定管制是有道理的，但不是为了管房价。

为了把房价控制住，现在很多管需求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限制一手房的价格，一手房和二手房倒挂，买到就赚到。而低收入者永远在房价面前望楼兴叹。

特别是大城市房子短缺，房价管制了，需求增加了，那么卖房人就要求你有资产证明，甚至要求进场费，有时提高首付比例，有时还要求全款付，这些都是有利于高收入者去获得买房的权利，再借助二手房来变现，这样变成对富人补贴了。

如果不管商品房价，有钱人想买房子，你让他们买——但可以同时限制家庭的购买数量——买完以后再把税征过来，这个钱可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最后变成公租房和廉租房的建设资金。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观点九：对房地产税的看法

逻辑上推，从立法的层面，为了避免以后修法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一个比较严格的房产税征收办法。但如果要把冲击控制在一个可控制范围之内，不会一步到位地去收。离开一个具体的征收办法去讨论房地产税，这个讨论是没有必要的。

观点十：对房地产未来机会的看法

房地产绝对有机会。

第一，空间错配的问题要解决。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存在大量短缺，既要造商品房，也要造公租房。

第二，中心区位。在服务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不管是为了就业，还是出于服务消费，人口会往中心城区来，从外围重新回到市中心。

第三，居住品质。大量老破小要改造升级，还有适老化社区，以及针对年轻人需求的青年公寓。

结构化的需求还有很多新的增长空间，居住品质跟周边的服务、生活配套越来越紧密结合，这里会有大量的空间爆发出来。

观点十一：对ChatGPT影响的看法

大量可以被编码的工作，其中包括制造业的工人。现在AI都可以作词、作曲、唱歌了，前段时间是不是还有AI孙燕姿？还有一些法庭判例，让AI律师去读卷宗。以及医院里面看片子的一些医生岗位，也可以被取代。服务业为主的社会，需要人和人交往的岗位不容易被取代，社会交往技能会越来越重要。

国金证券赵伟观点

观点一：对当前行情和投资方向的看法

在复苏初期，宏微观背离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当前，短周期经济修复比较健康，稳增长政策效果仍在加速显现，疫后修复中，就业到消费正反馈刚刚开始，地产链条“积极信号”也在积累，经济渐入佳境。

疫情政策调整，放大了“春节效应”带来的经济波动，多数高频指标在报复性反弹之后出现走弱的迹象。其中，偏消费端的经济活动多在2月底之后出现走弱，偏生产端略晚一点，这导致宏观数据屡超预期的同时，市场信心反其道而行之。

宏微观体现的背离，是导致当前金融市场缺乏信心的更重要因素。一季度，仅中游装备制造和线下活动相关的少数行业实现利润正增长，多数行业利润表现一般。年报有分析师预测的2598家上市公司中，72.6%业绩不及预期；ROE较去年4季度修复明显的行业，修复程度和可选标的都比较有限。

两者背离产生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经济新一轮下台阶的不确定性。先导型经济体转型过程中，都会经历增速由高速到中高速，再到低速的过程，整个过程一般要在20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完成；中国2011年进入转型，眼下处于攻坚阶段。两波“婴儿潮”的经济影响，2022年前后形成共振，或意味着潜在增速新一轮下台阶开始。疫情冲击，掩盖了底层逻辑的变化。

而在目前，赵伟表示，从目前经济形势来看，短周期经济修复是比较健康的。短周期分析中，有效的信用派生是经济领先信号，一般领先经济2个季度左右；2022年8月以来，有效社融增速自持续抬升近3个百分点至11%以上，信用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互动加强仍在进行。

“因而，有部分投资者将2023年对标2019年，认为经济报复性反弹之后的回落，是经济重回衰退的开始。”赵伟认为，当前与2019年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信用周期所处阶段不同，当下处于信用扩张周期初期；其二，政治周期所处阶段不同，政策重心向经济建设倾斜的迹象非常明显。

虽然2023年与2013年的宏观环境有些相似之处，前期市场走势的节奏又有些可比之处，由此引发对年中出现系统性回调的担忧。但是，“事实上，低利率环境下基本面持续修复，有利资金风险偏好的持续抬升；持续温和复苏的背景下，市场节奏更易受预期差驱动而非经济趋势；传统板块与主题策略相得益彰。”

而在交易情绪上，赵伟认为，当前与2016年交易情绪上有相近之处，经济修复过程中市场反应滞缓。不过，他指出，两者有两处不同：彼时是全球经济周期共振复苏，当下不是；彼时已经历较大规模债务置换，微观活力再现、叠加棚改货币化等加力，当下不是。

因此，赵伟判断，这会导致本轮市场节奏更难把握，行情更为极致、调整时亦是如此。“经验显示，经济下行阶段，景气稀缺、货币宽松，利好长久期资产，成长类股票抱团现象往往会较为突出。”

而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赵伟指出，成长板块的持仓集中度会阶段性下降，投资行为向“均衡状态”适度回归。

观点二：对当前经济和扩大消费的看法

一季度经济数据整体超预期，但二季度经济恢复放缓。当下的经济修复驱动，主要来自于场景恢复拉动的消费、服务业、及制造业尤其是新兴产业。LPR下调、准财政工具、政策性金融工具等稳增长政策或可加码。当前财政稳增长承压下，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基建补短板等或可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但其发行与落地用时较长，或难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中长期来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要在着眼提高居民收入、民生保障的同时，加大新型和高质量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

特别国债或在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他认为，当前财政稳增长承压下，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基建补短板等或可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使财政更加积极有为。然而，特别国债也受流程、时长等限制，2020年的一万亿元特别国债发行由3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经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地方申报项目、财政部下达额度等环节，于6月下旬开始发行、7月底发行完毕，并在之后转贷地方，从提出到发行完毕用时近4月，相比“准财政”政策，其发行与落地用时较长，或难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

该如何扩大投资与消费？投资方面，赵伟认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是减少民间投资准入限制，提升国有资本引导能力。一方面，放宽民间投资行业准入限制，取消和减少民间投资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的附加条件，推动社会事业向社会产业转变，扩大民间投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增强国有投资的协同引导效应。发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牵引作用，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参与交通、市政、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实现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同行。二是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拓展企业融资资源。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促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发展模式，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融资支持，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企业融资的综合成本。三是落实支持民间投资政策，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便捷企业营商流程，建立与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破除行业隐形壁垒，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建立促进民间投资的长效政策机制，提高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等。

消费方面，他表示，中长期要在着眼提高居民收入、民生保障的同时，加大新型和高质量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一是拉动居民收入增长，让居民“有钱花”。长期来看，拉动消费关键还是要增加居民收入。年初经济修复分化下，青年人就业承压，居民收入修复放缓或是制约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6月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农民工以工代赈、保市场主体等稳就业政策频出，推动相关政策落地或可部分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居民收入修复，持续提振消费。二是扩大新型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让居民兜里的钱“有地方花”。新型消费对保障民生、释放消费潜力、稳定就业和稳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要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促进共享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发展等。三是做实民生保障，让居民“敢花钱”。完善民生保障或可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发消费和投资活力。针对性地缓解民生领域，包括教育、住房、养老、医疗对于民众的压力，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体系。

在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据《新闻联播》报道，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

此次座谈会的议题是，“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据悉，共有8名专家参与了本次座谈会，其中2人来自政府研究部门，3人来自高校，3人来自市场研究机构，具体分别是：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

•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

•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

•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袁海霞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秦海林

•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陆铭

•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

会上，8名专家畅所欲言，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如何做好经济工作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刘尚希专家观点

刘尚希：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观点一：如何看待上半年经济形势。经济出现下行的原因，背后有多重因素在叠加。首先，是疫情的“疤痕效应”，疫情持续时间比较长，对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损伤比较大，连带影响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经营，实质上最终造成了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损伤。这是疫情在经济方面的“后遗症”，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其次，是房地产市场下滑带来的影响。房地产业的关联效应比较大，“房住不炒”是对的，但房地产业怎么转型还在探索中，转型过程没有完成，房地产进入了深度调整状态。产生的关联性影响就不仅仅体现在房地产业本身，对上下游都产生了连带影响，还对金融部门和居民部门等都产生了连锁反应。居民、资产负债表是深度受损的。第三个是外部环境，全球的需求也不足，因为全球经济都在衰退，都处于下行的态势。毫无疑问这对中国经济也是一个下拉的因素，例如对出口的影响，订单在减少。这些外部因素叠加国内经济复苏压力，进一步导致经济下行。第四，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涉及到监管不确定性问题。这不仅关系到一些大的数字平台企业，还涉及到各个方面。前几年在监管方面的一些做法，是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出台的，和市场的有效沟通是不足的。突然出台，都造成了一定的波澜，其影响现在依然存在。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但如何在法治的轨道上提升监管政策的确定性程度，也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是改善预期、稳定预期很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因素是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例如，从房地产业来看，尽管都受到影响，但民营房地产企业受到影响是非常大的，国企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小。为什么出现这种分化？说明民企的信心更加不足。在数字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处于领跑位置，现在出现了后劲不足的问题。从趋势上看，如果民营经济进一步收缩，国民经济可能会加快下行。以上这些因素，如果单个出现影响不会太大，但这些因素同时出现且互相叠加，会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导致预期难以改善，信心不足。尽管两年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到现在看还没有真正缓解。因此，经济复苏非常艰难，就像车轮陷在泥地里，走出来会非常吃力。

观点二：目前捂住钱袋子的倾向仍很明显，存在经济再次收缩的风险。

观点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信号是清晰的。但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亟待体制政策创新。在现行体制下，地方财政紧运行可能与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要求相悖，即使扩大全国财政赤字，扩大地方债券规模，政策信号传导也会受到梗阻。此外，货币传导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一边大量增加货币供应，货币存量增长达到两位数，远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另一边，存款比贷款增长更快，在宏观上贷款似乎出现了“空转”现象。

观点四：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看法。目前货币总量政策，效果已经越来越弱，对企业和居民“放水都很难放出去”。仅仅靠降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关键是如何增强对未来情景的信心，调动和激发企业的贷款意愿。应当建立一体化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新框架，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发挥好两大政策的合力。

观点五：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应该依靠中央政府加杠杆，而且中央加杠杆是有空间的，因为目前国债在GDP中的占比并不高。现在我国地方债规模超出了中央债规模，这种靠地方宏观调控的模式效果在下降，而风险在上升，应当归位，让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完全回归中央。

观点六：关于地方财政。首先就是不要再扩大地方债，再增发作用也不大了。此外，从大的趋势来看，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要防止“逆城市化”，从空间上要围绕城市群、都市群，围绕中心城市来布局投资项目，不能简单地把资金层层分配下去，让市、县甚至乡镇来报项目。现在把专项债资金落实到项目上，主要机制就是让地方层层上报。这是有问题的，不应该简单地让市县报项目，他们上报只能是作为参考，应该由省级统筹安排，根据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要求、根据当前人口流动趋势和产业要素集聚的态势，去布局投资项目，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益。这样即使没有短期经济效益，也能有社会效益。而现在不少投资项目，连社会效益都看不到，因为人口已经从当地流出了。项目投资出现了与人口流动和分布趋势相悖的问题，导致投资效果越来越差。另外，原来的专项债设计思路需要进行调整优化。从宏观上，地方专项债不应该再加码，剩下的指标转化为国债，由中央加杠杆、中央去实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瞄准经济社会的主体空间形态，布局的空间单元应从县乡上移到市域以上，人口净流出、且发展潜力小的地方，应当减少项目布局。

观点七：关于房地产市场。目前房地产市场需要多管齐下。房地产行业需要转型，而不是简单回到过去的老路。应该鼓励房地产企业建设租赁住房，享受政府补贴或者由政府来购买。针对低收入人群不同的收入水平，设计合理的租金体系和退出机制，在商业模式上实现可持续运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公租房、长租房等租赁市场，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取消限制性措施，高端的商品房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对刚需买房群体进行分类分层考虑，从地价、土地供应等方面统筹安排，不能简单一刀切。既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发挥市场的作用，两者作用结合起来，“房住不炒”才能实现。通过简单地放开、刺激大家去买房，又走回了老路，这条路显然行不通。

观点八：关于当前政策。从当前来看，不确定性的监管政策首先需要调整，要释放出明确的负面清单信号，要给民营企业吃长效的“定心丸”。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等方面，要有一些真招，不能泛泛而谈，这对稳定预期、增强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中央政府加杠杆是很重要的，重点是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来做文章，围绕城市群、都市圈来布局投资项目。市场能干的交给市场去干，政府不要挤出市场投资，要带动社会投资，要去干市场不愿意干和干不了的项目。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投资空间相当大，既能扩大当前投资、扩大内需，也能促进市民化进程，带动乡村振兴。第三，要发挥大的龙头企业比如数字平台企业在解决就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小企业发展是不能脱离这些大的龙头企业的，在制造业中很多中小企业是为大企业进行配套。龙头首先要活起来，龙身和龙尾才能摆动。这些大企业有信心了、开始扩张了，自然就会带动很多中小微企业的扩张。要把大中小企业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看，不能单纯为了稳就业而去扶持中小企业。产业链安全，也需要依靠这些龙头企业来当“链主”，缺乏这些链主，产业链安全也得不到保障。除了救急政策，还应该有一些治本的政策。治本政策，就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罗志恒专家观点

罗志恒：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注册会计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学博士。先后就职于建信基金、国泰君安证券、恒大研究院，恒大研究院原助理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财政理论与政策。

观点一：关于股权财政。“股权财政”是指政府凭借产权所有者人和出资人身份从国有资产使用中获得收入，对应的是“土地财政”，但股权财政短期内无法取代土地财政。所谓“股权财政”的本质在于推动经济转型，从以地引资的模式转向“基金招商”和“重塑税基”。在实践层面，财政通过股权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案例并不罕见，典型的如合肥模式、深圳模式和苏州模式，但大多数产业引导基金存在一些投不准、不敢投、效益低等问题，亟待破局。具体包括：一是募资困境，前期隐性担保问题遗留，资管新规后社会资本缺位；二是投资困境，投资限制较为严苛，实际执行可能流于形式；三是绩效评价困境，管理人不敢大胆投资，资金沉睡问题突出，偏离政策目标。如何破局：当前背景下，政策对于引导基金的监管从积极引导新基金设立转向盘活存量基金，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丰富资金来源解决社会资本募资不足的问题，修订返投比例、出资比例、准入门槛等诸多限制增加引导基金对优秀基金管理人的吸引力，完善容错机制和绩效评级体系激活基金管理人的主观能动性。

观点二：降息预期兑现，稳增长政策“箭在弦上”。2023年6月13日，央行进行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1.90%，此前为2.00%，降息幅度达到10个bp。央行之所以在此时点降息，主要源于以下四点考虑：1、经济基本面偏弱，迫切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增长。2、实际利率被动上升，掣肘有效需求。3、美联储可能6月停止加息，汇率等制约货币政策的外部因素减弱。4、市场利率持续低于政策利率，央行“顺势而为”。降息的影响：1、对银行体系而言，未来存款利率仍有降低空间。当前的OMO利率调降，或导致净息差再度缩窄，这也意味着未来存款利率还会再降。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存款的机会成本，或可加速储蓄向消费转换。但这一过程中，需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高度重视。2、对实体经济而言，信号意义更大，后续还需要更多稳增长政策配合。诚然，利率降低，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债务负担减弱，居民中背负房贷的中青年债务负担减弱，进而会对消费、投资形成拉动作用。但在收入预期并未根本好转的情况下，政策的拉动效应可能偏弱。因为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需要时间，政策传导具有滞后性。因而，本次降息更多是传递“逆周期调节”的信号，为提振有效需求，还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地产政策等配合。3、对资本市场而言，股、债均受益于降息。一是股票市场，短期内将会改善风险偏好，产生提振作用；长期内，降息及配合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将加速经济恢复速度，提高企业盈利。二是债券市场，利率降低带动债券收益率下行。

观点三：关于财政体制改革。未来财政体制改革面临新的政治经济形势：财税体制要服从和服务于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家战略。

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原因，逆全球化和脱钩断链等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二是国内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增速将继续下台阶，税收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增速都将下行，财政收入高增速时代已远去。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将实现五大转变：从先富转向共富，从效率转向公平，从速度转向安全，从侧重资本到保护劳动，从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强国。这种发展逻辑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税基结构和支出结构都将产生重大变化。三是政策间的合成谬误对企业经营的冲击，迫使减税降费持续维持在较大规模，导致宏观税负持续下降，财政汲取能力下降。四是人口老龄化冲击社保并产生财政压力。五是人口流动对财政体制产生冲击。人口流动导致社保等公共服务提供必须从基于静态和户籍人口转向基于动态和以常住人口为主要依据，与之对应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六是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占比提高冲击工业经济时代的财税体制。当前的经济统计制度和财政制度更多是基于工业时代，数字经济占比逐步提高并将在未来成为主导，相应的财政体制要做出调整，税源、税基要做新的界定。七是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越来越高，对市场主体的冲击越来越大，政府与市场边界划分清晰的难度加大，统筹发展和安全对财政提出更高要求。当市场主体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并逐步演化为公共风险时，政府职能范围扩大、支出责任范围扩大，有演化为“无限责任”的趋势。但这可能过度透支财政空间。提高发展的安全性，统筹发展和安全，财政既要支持产业链安全、突破“卡脖子”领域，又要维持财政可持续性、化解债务风险，确保财政自身的安全。财政政策力度必须为以后的不确定性预留空间，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对财政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考验财政的统筹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

二是中央如何定调“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改革？概要言之就是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包括预算、税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三个方面的内容。（一）预算方面，所有政府收入要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对支出标准和支出绩效的管理，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第一，政府凭借政治权力的税收收入和作为产权所有人的收入都应当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但是目前政府产权收入仅仅包括土地以及部分资源产生的收入，要进一步扩大到其他资源，避免国家所有的资源成为个别地方享有的资源。第二，在收入增速下行与支出刚性不减的环境下，预算管理要加强统筹财政资源。第三，财政支出要标准化，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政府收支尤其是支出体现国家战略和政策方向，要加强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确保国家重大战略落地。第四，进一步扩大预算公开的范围，提高公开的时效性和规范统一性，以促进纳税人更好地监督政府。当前省级政府预算公开有较大进步，但地市和区县级预算公开还存在公开不及时、公开范围不够、公开内容不规范统一等问题第五，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化解存量，健全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二）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近年来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但共同事权规模仍较大，部分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要进一步明确。（三）税制方面，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总体上，税制改革有以下相对确定的方向：第一，未雨绸缪考虑房地产相关税种和土地出让收入下行带来的财政收入冲击，因此房地产税的推出是大势所趋。　第二，个人所得税改革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彻底走向综合征收。其中，非劳动所得（财产转让、偶然所得等）逐步纳入综合所得；免征额不能再大幅提高，必须确保一定规模的纳税人群，否则纳税人群大幅减少的结果必然是直接税体系和纳税人意识难以真正建立；降低最高边际税率45%的税率，提高税收遵从度，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是未来方向。第三，改革消费税，将消费税征税范围从烟、酒、汽车为主拓展到高端服务业比如高端会所和酒店，征税环节从生产环节后移至消费环节，并逐步下划给地方，充实地方税源。第四，提高资源税、环境税税率，体现绿色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导向。第五，探索数字经济和服务业经济时代下的税收问题。

三是如何化解财政困难、避免财政困境？短期要开源节流解决财政收支矛盾，中长期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走出财政困境。从长期看，必须深化改革，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简政放权、精兵简政裁撤冗员、深化行政体制、财政税收体制、社保制度改革。第一，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第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逐步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第三，建立匹配多元目标治理体系下的政绩考核激励约束制度和财政评估制度，避免中央对地方多元目标考核导致地方支出责任持续扩张。第四，建立政策出台前评估和实施效果的问责机制，避免各领域风险蔓延至财政，避免风险财政化透支财政空间。政策出台前后要同时考虑对财政收支的影响。第五，深化社保制度改革，避免社保长期过度依赖一般公共预算补贴。第六，尽快稳定宏观税负，减税降费要从追求数量转向效果，选择对普通居民影响不大，但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和缩小贫富差距的税种进行结构性加税。第七，优化债务区域结构，适度放宽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人口流入地区的举债额度，但强化绩效管理，负债与资产匹配、成本与收益匹配，在有优质现金流的资产项目上加杠杆，稳定杠杆率而非稳定杠杆绝对数。第八，优化债务性质结构，实事求是面对风险。提高国债和一般债比重，降低地方债和专项债比重，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第九，强化财政与金融配合。财政为主，货币金融环境从数量和价格支持财政，以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果，避免财政政策单打一。

田轩专家观点

田轩：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兼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和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公司金融、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

观点一：激励企业创新需要“宽容”的金融市场。一是对失败的高度容忍。存续期相对较短的风险投资基金，往往只能投发展比较稳定、商业模式比较清楚的中后期项目，通过包装帮助其上市。存续期较长的基金则能够投资早期项目，并慢慢培育扶植企业，允许其不断探索试错。二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以美国的退休基金、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为例，其往往不在意下周或下个季度的回报，而是更多关心长期稳定的现金流。这种“耐心的资本”能够为创新创业的企业提供长钱，能够很好地监督企业发展。三是不特别频繁的信息披露。在确保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披露的大逻辑下，激励企业创新也意味着披露不能太过频繁。这样有可能给企业造成短期压力，带来管理层短视的问题。不特别频繁的披露能够给企业创造相对宽松环境，让他们专注长期创新，不受到短期业绩压力影响。四是更开放的资本市场。研究发现，当一国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开放以后，其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以及创新企业的数量都会大幅度提升。因为国外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大大降低融资成本，提升公司治理，帮助企业分担创新风险。因此，逐渐开放资本市场对于激励创新非常重要。五是更加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宏观政策的不确定、不稳定对企业创新有重要负面影响。田轩指出，当企业家不清楚政策方向时，就只能等待观望，做短期投资而放弃长期投资。因此，激励创新必须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针对性，不能变来变去。

观点二：“中国经济展望”。国内现在周期性问题要靠宏观政策来运行，结构性问题靠改革运行，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是我们国家体制改革的方向。从长期来说国家经济回到潜在增长率，很重要的点在于，短期要靠消费，长期要靠创新，但是自始至终贯穿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是民营经济。短期内要发展经济靠的是提振消费，但是并不是说消费可以短期内能够提振，消费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提高收入，收入最终靠的是就业。提振就业靠什么？主要靠的是民营经济，一个国家税收50%以上靠民营经济，60%以上GDP，70%以上创新，80%的就业，甚至90%的企业的数量靠的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民营经济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不足，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长期靠创新，更多说的是科技创新。创新主体其实是企业，换句话说是民营企业家。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应该把规则订立好，比如说边界在哪里，红线在哪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核心作用，能够更好地保证创新主体有自由的探索空间。对于创新来说，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创新是对未知路径的探索，有很多试错的过程，如果我们对失败不容忍，如果环境宽松度不足，很可能导致企业家们更多关注短期投资而非长期创新。搞好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我们把它界定好，哪些我们要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哪些可以让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创新的角度讲，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市场环境，我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鼓励民营企业家进行长期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从政策制定者角度讲，我们需要保证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对于现在企业确实具体怎么操作，就是做战投，做企业风险投资CVC。

黄先海专家观点

黄先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浙江大学党委常务委员、副校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现为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国际贸易学会会长。

观点一：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开创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又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提升传统消费，鼓励发展消费新模式新业态。畅通经济循环中的堵点、断点，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二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为各类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三是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吸引和集聚国际优质资源，支持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高质量引进来，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等制度，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现高水平走出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平台能级，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网络融合发展。

观点二：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形成高标准市场制度体系。推动以统一、中性、透明、流动等为导向的市场基础规则变革升级，牵引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以标准、规则、规治等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承诺与国际规则，进一步优化负面清单体系，完善负面清单调整、执行、评估等配套制度，推进负面清单与国内市场延伸对接。二是推进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三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体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形成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体系。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快实现普惠型人力资本提升，促进发展机会、能力、条件均衡，推动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中促进高质量发展。

袁海霞专家观点

袁海霞：经济学博士，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首席宏观分析师、副院长。

观点一：对专项债创新的看法

为更好发挥专项债作用，专项债领域创新需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注新领域优质项目储备不足问题，加快建立项目储备长效机制。专项债未来向新领域拓宽时，需切实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加快构建项目储备长效机制，为专项债总量扩容与募投创新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在数量上，尽早开展前期调研，谨慎评估收益与成本匹配、现金流与期限匹配的合格项目数量，尽可能按专项债额度分配的3—4倍进行超前储备，并加强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循环。

二是关注新领域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足可能性，加快构建投融资对接机制。目前专项债项目中市场化融资占比较少，市场化资金参与度整体偏低。未来进一步拓宽专项债募投领域时，尤其需关注因为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可能对投资撬动、政策效果显现带来的制约。建议进一步完善专项债项目投融资对接机制，尽可能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动力。加强政策引导及政府协调，并适当加大对新领域优质项目的宣传，努力提升金融机构主动融资意愿；发挥政府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投资引领作用；积极培育为基建投融资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减少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等社会参与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提升市场化融资支持力度。

观点二：对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看法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不断上扬，结构性及区域性风险较突出。疫情三年地方债快速扩容推升显性债务规模，风险可控但压力不断上扬。“控增化存”推进下隐债增速波动下行，风险有所缓释但仍较突出在当前隐性债务严监管基调不改、“控增化存”加快推进的背景下，融资平台风险不断暴露，非标违约等信用事件进一步趋于常态化，且跨区域、跨行业传导的风险不断积聚，公募债市场的城投信仰也在逐步淡化。后续需重点关注融资平台风险演变，尤其需警惕弱区域、弱资质主体信用风险的加速释放，以及通过嵌套交错的融资渠道带来的风险蔓延。疫情扰动、房地产行业深度调整下区域债务风险进一步分化

观点三：地方政府“债务-资产”转化效率低、债务风险上扬的成因

纵向财政失衡下的“债务-投资”驱动模式推动地方债务快速扩张。中央近年来持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近9.8万亿元，规模为历年最大。转移支付有效弥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不足，但一定程度上也逐步加深了地方政府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容易造成地方预算约束的软化以及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不高。

经济下行叠加财政收入下滑导致债务承载能力弱化、推升债务风险，“六稳六保”等刚性支出大幅增加，可用于偿债、化债的财政资金受到了双重挤压，地方政府债务承载能力明显减弱、债务风险被推升。

成本与收益、现金流与期限错配等因素导致“债务-资产”转化效率低而加剧风险。对于城投企业而言，其主要参与的公用事业、城乡建设等基建项目前期投入金额大、投资回收周期较长，企业盈利能力整体偏弱、现金流较为紧张、“借短投长”现象普遍且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且更易面临债务集中到期压力，高度依赖再融资进行债务滚续，近年来非标违约事件频发、债务风险问题持续暴露。

债务风险平滑和化解的效果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观点四：如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需把控好短期与中长期关系。中长期看，仍需从根本上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并通过深层次机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完善债务管理长效机制；短期看，地方政府“开前门、堵后门”的管理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债务结构需进一步合理优化、专项债需进一步提高使用效率，并持续推进隐性债务“控增化存”、加大“以时间换空间”力度，逐步有效化解债务、缓释风险。

观点五：对当前债务风险变化趋势“红橙黄绿”的看法

2022年，在地方财政减收、地方债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叠加化债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各区域债务风险继续分化。从各省债务率“红橙黄绿”分档情况来看，显性债务口径下，全国各省债务风险整体可控，债务率分档基本位于黄绿两档，其中黄档省份占比超六成；在考虑隐性债务后，各省广义债务风险进一步抬升，近半数省份处于红档，债务分档颜色整体呈“南深北浅”特点，广义债务风险较为突出。

显性债务口径下黄档居多，仅10省为绿、多位于东部地区，广义债务口径下多位于“红橙”，整体呈“南深北浅”特点，处于橙档的省份中，安徽、北京、广东、河北4个东部省份经济财政实力较强，但广义债务规模较大、均超2万亿，，三重压力下积极财政持续发力，地方债大幅扩容下显性债务风险上扬。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35万亿元，各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持续增长，其中甘肃、广东、河南等省余额增速较高。从债务率看，福建、广东、河北、重庆显性债务率抬升超过30个百分点，显性债务压力有所上扬。

稳基建诉求及化债进度不一，广义债务风险区域分化延续。福建、浙江、广东、山东、河南城投有息债务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均超10%，其广义债务率也较上年抬升超50个百分点；其中山东、福建、河南、广东4省广义债务率分档颜色加深，山东、福建、河南由橙变红，广东由黄变橙。

2023年，经济修复背景下，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有望边际缓和，但在土地市场延续低迷、中央转移支付扩容有限等约束下仍然承压，区域风险分化将有所延续；同时，地方债新增限额仍保持较高水平，地方债到期高峰来临叠加隐性债务显性化持续推进下，地方债将持续扩容，需关注重点区域债务付息压力；此外，伴随隐性债务“控增化存”持续推进，部分区域债务滚动压力或增加，并且需关注区域国企间风险传导及“泛平台化”风险。

秦海林专家观点

秦海林，男 ，汉族，1977年11月出生，江西南昌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2007年7月参加工作，2000年4月入党。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赛迪集团总经理，兼赛迪顾问总裁

观点一：数据将推动经济社会多维复合式演进

可以构建以数字产业、数字消费、数字动力、数字渗透四个维度为核心的测算模型，来衡量一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态势：

数字产业方面，一是衡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二是衡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相对比例，未来产业数字化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

　　数字消费方面，主要衡量人均数字消费支出占比，随着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广泛普及，其占比将持续提高。

　　数字动力方面，经济发展动力逐步由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主要衡量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数字渗透方面，面向制造强国战略，主要观测制造业数字化率。

观点二：当前工业经济走势的看法

对很多行业企业而言，当前仍处在恢复生产运营的阶段。同时，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等指标上升，也反映企业生产能力和意愿的恢复。

要进一步发挥先进制造牵引作用，使之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着力点，培育壮大新动能。

陆铭专家观点

陆铭，男，汉族，1973年3月生，研究生，经济学博士，教授，民建会员。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观点一：推动从“大城”到“强城”

从“大城”到“强城”，背后是我国不断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直观体现。

对GDP和税收的激励侧重，是中国地方经济传统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传导至区域规划层面则体现为强调投资与土地城市化。这一方面有力推动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导致部分地方过度追求城市扩张，甚至采取市场分割、重复建设等措施，导致债务压力过重等问题。

从“大城”到“强城”，背后是时代因素在推动，要理解“强城”，首先需要解释“大城”在发展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首先，是城市之“大”不同维度的失调问题。当前对城市之“大”的理解，可能包含人口多，城市面积大等维度，从这一视角出发，当前中国的情况是城市面积扩张得很快，但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未能跟上，也就是所谓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问题。其次，是城市之“大”的空间分布问题。当前大城市的扩张速率是齐步走还是存在差异化？我们认为出现了两类典型问题，一是可以更大的城市受到了限制，例如上海、北京、深圳；二是城市体量没有进一步扩张的潜力，但盲目进行新城建设，工业园区建设，超出了城市区位和自然条件决定的发展潜力。

建设统一大市场就要畅通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国家战略。在各个地方以税收、GDP为主要发展导向的背景下，当前城市发展存在每个地方“片面贪大”的情况，这一做法需要得到扭转。

“强城指数”的核心想法，是过去研究城市发展，主要是看经济体量、面积、人口这些大指标，当引入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后，是否有一些其他的维度需要纳入，例如经济发展质量、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创新能力。这些指标不一定“大”，但它们代表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发展可持续性。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因为很多发展资源由政府控制，城市“做大”有多种途径可以实现，但盲目加大城市土地开发，搞借债投资建设的“大城”不一定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甚至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产生过度投资冲动，引起债务压力过重等一系列问题。“强城”的“强”代表了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对城市周边的发展带动作用。结合这些研究与观察，我认为“强城”就是有竞争力，有带动力，有可持续性的城市，和当前强调的高质量发展相呼应。

需要指出的是，对城市之“强”的理解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例如中国社会传统发展观念中会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对立的，重视其中一方就必然会忽视另一方面。但我的新认识是：生产即消费，消费品质的提升和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本身就有利于提高城市劳动生产力。

其一是家政、网约车、快递等基于消费的服务产业发展本身就有利于解放劳动生产率；其二是咖啡馆等第三空间消费极大促进了人们的交流和创新的产生；其三是城市消费环境、生活品质的优化能够吸引人才，为城市提供持续创新力；此外，受限于客观条件，部分城市可能在总量层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在有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宜居度、生活质量等层面有独特优势。未来，我们也会将消费力、生活质量等维度纳入指标体系中。

观点二：构建新城市格局

城市与城市间存在长期的竞争合作关系。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经济规模不够强、产业链不够长时，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大于合作关系，低端产业的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城市间的竞争接近于零和博弈，互相挖产业是常态也难以避免；当现代化程度提高后，现代产业的规模经济延长了产业链，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就会体现为城市间的辐射、带动与联动作用。

城市群内部（或者说省域范围内）较外围的地区，需重点关注两个维度：一是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不宜贪大；二是自身的特色产业，要加强竞争力，从而与中心城市间构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梯度发展的功能格局。

财税层面，我认为有三方面问题需要解决。首先，当前的经济发展已经以都市圈为单位，但财税依然以市和区为划分，这必然会导致市与市、区与区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其次，我国以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重生产而轻消费轻服务，这固然部分是因为服务业企业规模小、隐藏税收难度低、征税难，但也导致城市发展过于注重GDP和投资；而服务业往往带来大量外来从业人口，导致政府缺乏足够动力发展服务业，并为增长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

要解决以下这些问题：

一是在行政层面，要考虑建立跨行政区的协调机制。在解决都市圈问题时，要改变现行的市级行政区划，形成新的都市圈行政架构。例如日本在发展东京都市圈时，建立了总理府下属、建设大臣领衔的首都整备委员会，实际就是用以协调东京与周边地方的行政关系。当前长三角地区设立了长三角一体化办公室，但上海和毗邻县级市的协调机制还有待建立。

二是在经济层面，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税制结构。合作模式方面，当前中国存在一些共同开发经济区、飞地经济的实践，都是依托都市圈集聚效应提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支持，而把实体生产放在周边地区；税制结构方面，要适当调整增值税与消费税、所得税、财产税比例。

三是在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层面，考核指标要逐步转向多元化。接下来基层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功能要逐步弱化，尤其在一些人口流出地区，政府的考核指标要向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居民生活满意度、生态水平等方面转变，根据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发展可持续性进行设置。

观点三：对于城市发展的看法

陆铭提出了中国的“双重中心-外围模式”概念。所谓的双重中心，是以从沿海的核心大城市出发，比如上海、深圳、北京与天津，以内地到沿海的距离为第一重维度；以中心大城市为核心，包括郑州、武汉、重庆、成都、西安，以到这些中心城市的距离为第二维度。距离上述两重中心的距离越远，地方的经济总量发展动能就逐渐衰竭，构成了一种两重的中心-外围结构。

从地理层面来看，不同区域城市群的区位特征就能在这一结构中得到体现，例如同为内地城市群，武汉城市群较重庆和成都更接近沿海中心城市，因此在产业发展配置中就存在不同的特征。而同为制造业发达的沿海城市群，长三角与珠三角中，珠三角的新兴“黑科技”产业相对发展较快，而大飞机、航空航天等涉及国家职能的“重器”产业，则更多以上海为中心布局。

由此，地理层面的区位差异与所处城市群网络的产业链分布差异，都决定了特定城市群的发展优势所在，未来城市群之间的关系，也将呈现一种差异化发展格局。

观点四：对于房地产的看法

1、人口流出的城市建新城，房子卖不出去，基础、工业设施供给过剩，就出现地方债务危机。

2、在建设用地的配置当中，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省，而不是由中央来决定。

3、债务的约束机制，要打破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或者叫刚性兑付预期，“谁家孩子谁抱”。

4、我们的住房政策要更多做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需求侧。

5、为了把房价控制住，现在很多管需求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

6、目前全国的城镇化率是65%，城镇化发展远远没到“底”。

7、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既要造商品房，也要造公租房。

8、可以给企业发补贴，来给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

观点五：对中国式的新城建设要多管齐下

第一，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要考虑跟人口流动方向一致。在建设用地的配置当中，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省，而不是由中央来决定，省内应该有更多的权力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配置。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基于中国非常特殊的土地制度，建设用地指标由中央来配置短期内很难改变，但是市场机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比如一个地方少建设用地指标，另一个地方多建设用地指标，我们多年前就在提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的可交易，要加快建设建设用地指标和补充耕地指标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三，债务的约束机制。如果地方政府举债没有约束机制，地方官员任期三五年就走了。他借债的时候，花钱的时候，政绩是在我这一届，要还债的时候走了。

所以，债务的约束机制就强调：

（1）谁借的一定要追责，哪怕已经离开了。

（2）金融市场约束，金融市场要去看你的投资回报。如果投资回报不高的话，要你付更高的利率。

（3）要打破中央政府的隐形担保，或者叫刚性兑付预期，“谁家孩子谁抱”。

第四就是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约束机制，如果一个地方人口在流出，那么就要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如果当地欠了一身债，最后还不成，老百姓就不愿帮你还债，用脚投票就走了。

观点六：如何评价城投公司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定要分地区、分类别来看，包括我们在评价城投公司作用的时候，不能笼统讲它起到的是一个积极作用，还是一个消极的作用。经济发展早期，基础设施的开发不够，需要搞建设，这个时候地方政府融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当投资过度，基础设施引进了很多，尤其在人口流出地建新城，本来就比较偏远，还建得特别大，这时候就另当别论。

观点七：对我国城镇住宅供求关系是否达到平衡的看法

陆铭：没有，远远没有。

有需求的地方出现供给不足，有供给的地方出现需求不足。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并不是人口流入地人口太多了，而是人口和建设用地（住房）的空间错配。

我们要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要让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的空间载体，要让优势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来增加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承载力。

观点八：对房地产反复调控但行业感觉收效甚微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住房政策要更多的做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需求侧。有观点认为，房价高是需求侧的问题，是带着炒作，针对需求侧的判断那就是管制需求。

但如果需求是真实的，管制需求导致的结果就是：第一，有可能误伤刚需；第二，把一手房价格给管住了，就管不住二手房。管住了二手房价格，市场就没有活力，大家就不去投资。

甚至有可能管住二手房，会出现很多地下市场。比如说把装修费算到房价里，把家里的字画算到房价里，甚至出现假离婚、假结婚，层出不穷。

如果管需求是为了防止财富的不均等，那么按照家庭购房的数量进行一定管制是有道理的，但不是为了管房价。

为了把房价控制住，现在很多管需求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限制一手房的价格，一手房和二手房倒挂，买到就赚到。而低收入者永远在房价面前望楼兴叹。

特别是大城市房子短缺，房价管制了，需求增加了，那么卖房人就要求你有资产证明，甚至要求进场费，有时提高首付比例，有时还要求全款付，这些都是有利于高收入者去获得买房的权利，再借助二手房来变现，这样变成对富人补贴了。

如果不管商品房价，有钱人想买房子，你让他们买——但可以同时限制家庭的购买数量——买完以后再把税征过来，这个钱可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最后变成公租房和廉租房的建设资金。这是一种良性循环。

观点九：对房地产税的看法

逻辑上推，从立法的层面，为了避免以后修法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一个比较严格的房产税征收办法。但如果要把冲击控制在一个可控制范围之内，不会一步到位地去收。离开一个具体的征收办法去讨论房地产税，这个讨论是没有必要的。

观点十：对房地产未来机会的看法

房地产绝对有机会。

第一，空间错配的问题要解决。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地方，存在大量短缺，既要造商品房，也要造公租房。

第二，中心区位。在服务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不管是为了就业，还是出于服务消费，人口会往中心城区来，从外围重新回到市中心。

第三，居住品质。大量老破小要改造升级，还有适老化社区，以及针对年轻人需求的青年公寓。

结构化的需求还有很多新的增长空间，居住品质跟周边的服务、生活配套越来越紧密结合，这里会有大量的空间爆发出来。

观点十一：对ChatGPT影响的看法

大量可以被编码的工作，其中包括制造业的工人。现在AI都可以作词、作曲、唱歌了，前段时间是不是还有AI孙燕姿？还有一些法庭判例，让AI律师去读卷宗。以及医院里面看片子的一些医生岗位，也可以被取代。服务业为主的社会，需要人和人交往的岗位不容易被取代，社会交往技能会越来越重要。

国金证券赵伟观点

观点一：对当前行情和投资方向的看法

在复苏初期，宏微观背离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当前，短周期经济修复比较健康，稳增长政策效果仍在加速显现，疫后修复中，就业到消费正反馈刚刚开始，地产链条“积极信号”也在积累，经济渐入佳境。

疫情政策调整，放大了“春节效应”带来的经济波动，多数高频指标在报复性反弹之后出现走弱的迹象。其中，偏消费端的经济活动多在2月底之后出现走弱，偏生产端略晚一点，这导致宏观数据屡超预期的同时，市场信心反其道而行之。

宏微观体现的背离，是导致当前金融市场缺乏信心的更重要因素。一季度，仅中游装备制造和线下活动相关的少数行业实现利润正增长，多数行业利润表现一般。年报有分析师预测的2598家上市公司中，72.6%业绩不及预期；ROE较去年4季度修复明显的行业，修复程度和可选标的都比较有限。

两者背离产生更深层次的因素在于经济新一轮下台阶的不确定性。先导型经济体转型过程中，都会经历增速由高速到中高速，再到低速的过程，整个过程一般要在20年左右甚至更长时间完成；中国2011年进入转型，眼下处于攻坚阶段。两波“婴儿潮”的经济影响，2022年前后形成共振，或意味着潜在增速新一轮下台阶开始。疫情冲击，掩盖了底层逻辑的变化。

而在目前，赵伟表示，从目前经济形势来看，短周期经济修复是比较健康的。短周期分析中，有效的信用派生是经济领先信号，一般领先经济2个季度左右；2022年8月以来，有效社融增速自持续抬升近3个百分点至11%以上，信用行为与经济行为的互动加强仍在进行。

“因而，有部分投资者将2023年对标2019年，认为经济报复性反弹之后的回落，是经济重回衰退的开始。”赵伟认为，当前与2019年至少有两点不同。其一，信用周期所处阶段不同，当下处于信用扩张周期初期；其二，政治周期所处阶段不同，政策重心向经济建设倾斜的迹象非常明显。

虽然2023年与2013年的宏观环境有些相似之处，前期市场走势的节奏又有些可比之处，由此引发对年中出现系统性回调的担忧。但是，“事实上，低利率环境下基本面持续修复，有利资金风险偏好的持续抬升；持续温和复苏的背景下，市场节奏更易受预期差驱动而非经济趋势；传统板块与主题策略相得益彰。”

而在交易情绪上，赵伟认为，当前与2016年交易情绪上有相近之处，经济修复过程中市场反应滞缓。不过，他指出，两者有两处不同：彼时是全球经济周期共振复苏，当下不是；彼时已经历较大规模债务置换，微观活力再现、叠加棚改货币化等加力，当下不是。

因此，赵伟判断，这会导致本轮市场节奏更难把握，行情更为极致、调整时亦是如此。“经验显示，经济下行阶段，景气稀缺、货币宽松，利好长久期资产，成长类股票抱团现象往往会较为突出。”

而在经济修复过程中，赵伟指出，成长板块的持仓集中度会阶段性下降，投资行为向“均衡状态”适度回归。

观点二：对当前经济和扩大消费的看法

一季度经济数据整体超预期，但二季度经济恢复放缓。当下的经济修复驱动，主要来自于场景恢复拉动的消费、服务业、及制造业尤其是新兴产业。LPR下调、准财政工具、政策性金融工具等稳增长政策或可加码。当前财政稳增长承压下，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基建补短板等或可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但其发行与落地用时较长，或难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中长期来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要在着眼提高居民收入、民生保障的同时，加大新型和高质量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

特别国债或在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他认为，当前财政稳增长承压下，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基建补短板等或可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使财政更加积极有为。然而，特别国债也受流程、时长等限制，2020年的一万亿元特别国债发行由3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经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地方申报项目、财政部下达额度等环节，于6月下旬开始发行、7月底发行完毕，并在之后转贷地方，从提出到发行完毕用时近4月，相比“准财政”政策，其发行与落地用时较长，或难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

该如何扩大投资与消费？投资方面，赵伟认为，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是减少民间投资准入限制，提升国有资本引导能力。一方面，放宽民间投资行业准入限制，取消和减少民间投资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的附加条件，推动社会事业向社会产业转变，扩大民间投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增强国有投资的协同引导效应。发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牵引作用，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参与交通、市政、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实现国有投资与民间投资同行。二是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拓展企业融资资源。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促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发展模式，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融资支持，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降低企业融资的综合成本。三是落实支持民间投资政策，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便捷企业营商流程，建立与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常态化沟通机制，不断破除行业隐形壁垒，降低民间投资准入门槛。建立促进民间投资的长效政策机制，提高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等。

消费方面，他表示，中长期要在着眼提高居民收入、民生保障的同时，加大新型和高质量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一是拉动居民收入增长，让居民“有钱花”。长期来看，拉动消费关键还是要增加居民收入。年初经济修复分化下，青年人就业承压，居民收入修复放缓或是制约居民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6月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农民工以工代赈、保市场主体等稳就业政策频出，推动相关政策落地或可部分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居民收入修复，持续提振消费。二是扩大新型服务消费供给，扩展消费空间，让居民兜里的钱“有地方花”。新型消费对保障民生、释放消费潜力、稳定就业和稳定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要支持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发展，培育“互联网+社会服务”新模式，促进共享经济等消费新业态发展等。三是做实民生保障，让居民“敢花钱”。完善民生保障或可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和能力，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激发消费和投资活力。针对性地缓解民生领域，包括教育、住房、养老、医疗对于民众的压力，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