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不会缺席——人贩子余华英被判死刑

新华社客户端

1周前

25日上午,法庭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死刑时,杨妞花的泪水夺眶而出,庭审现场的受害人及家属泣不成声。...杨妞花在庭审后说:“正义不会缺席,这是余华英应该受到的处罚。

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判处余华英死刑。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名受害人及家属、律师和办案人员,起底拐卖贵州、重庆等地12个家庭17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

图为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庭审现场。(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拐卖12个家庭17名儿童

61岁的余华英户籍重庆大足,小学文化。她的犯罪是从贩卖亲生骨肉开始的。

1984年,余华英结识重庆大足籍男子王某文,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余华英在重庆一家面馆打工时认识龚显良,在未与王某文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龚显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由于关系不合法,余华英和龚显良便将男婴卖掉,从此开始了疯狂的犯罪之途。

1993年正月初七,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喜氛围中。在贵州省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余华英拐走6岁男孩蔡小平(化名),使其与家人骨肉分离30年。

1995年,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阳市南明区将5岁的杨妞花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经人介绍,以3500元卖给一户聋哑人家庭。在“新家”里,杨妞花被取名为李素燕。

1996年7月,贵州省都匀市西园村小河边,8岁的小兰、6岁的小北(均为化名)被余华英、龚显良拐卖。

这一年,两人先后拐卖4名儿童。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均审理查明:除拐卖小兰、小北,余华英还于同年10月在贵阳市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将5岁的小龙(化名)拐走,以12500元卖至邯郸;随后,两人回到重庆大足将5岁的小友(化名)拐走,以12000元卖至邯郸。

2022年,寻亲成功的杨妞花在贵州报案,警方将余华英抓获。

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法院经审理查明,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余华英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州省高院认为,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2024年10月11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公开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涉新的拐卖儿童案件,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

12个家庭、17名儿童,原本幸福的生活都中止在余华英的黑手伸出的那一刻。

孩子如何被拐走?

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余华英往往早有预谋。她物色有儿童的家庭,通过租房成为其邻居,关系熟络后再通过买糖、买玩具的手法拐走儿童。

蔡小平便是被余华英“跟我一起走,买糖给你吃”的说法骗走的。

在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6岁男孩蔡小平和哥哥一起捡酒瓶。这时,余华英带着一个小女孩出现。在毫无防备的蔡小平面前,余华英使出惯用伎俩。

“(我)在火车站附近到处寻找目标,看他在捡酒瓶子,我过去骗他说带他去买糖,然后就带上了火车,直接坐车到河北邯郸。有一家要买去做孙子,当时大概卖了4000元。”余华英供述。

同年8月,遵义市发生另一起案件,两名男孩被余华英和同伙拐卖至邯郸。

“我们租房后发现有一家,两个男娃娃,大的5岁多,小的3岁左右。有一天,孩子妈妈出门去扫马路,我就和龚显良带孩子跑了。这一次和之前一样,我们连衣服和行李都没带。”余华英供述。

1996年7月,小兰、小北也被余华英以类似方法拐卖。

小兰的陈述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有一个小女孩来我们家,叫我和弟弟一起去她家玩,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在家,拿零食给我们吃,吃完之后我和弟弟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在车上……

姐弟俩失踪后,他们的母亲一直在“丢孩子”的地方苦守,希望孩子能回到身边。27年后,她已头发花白。孩子被拐后,一家人四处寻找,广东、福建、湖南、云南、四川……但令人失落的是,两个孩子始终杳无音讯。直到2023年6月,侦查机关利用图像比对技术侦破案件,小兰、小北这才有了下落。

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农村的杨妞花,也有类似遭遇。

杨妞花5岁来到贵阳,和进城务工的父母一起在租住的房中生活。这一年,早有预谋、租住在隔壁的邻居余华英,以“带着去买织毛衣的签子(即棒针)”为“诱饵”,将杨妞花带上火车,之后辗转被卖到邯郸一个农村家庭。

2021年,杨妞花凭儿时记忆通过网络寻亲找到姐姐,却得知亲生父母已离世多年。“无论她如何忏悔和道歉,都不可能得到原谅!”面对余华英,34岁的杨妞花有着难以言说的愤恨。

慰藉受伤心灵 彰显法治力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5日上午,法庭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死刑时,杨妞花的泪水夺眶而出,庭审现场的受害人及家属泣不成声。杨妞花在庭审后说:“正义不会缺席,这是余华英应该受到的处罚。”

杨妞花的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广表示,随着几次庭审的进行,余华英的犯罪事实越来越清晰。“维持死刑判决意义非常重大,既给受害人和家属心灵以抚慰,也对人贩子起到巨大震慑作用。”

庄严判决惩治犯罪。同时,修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安排。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分析,被拐卖的儿童在重新回到原生家庭后,通常会有心理创伤。他们在被拐卖期间可能遭受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也失去了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这些家庭需要稳定、可靠的支持系统,帮助其重建生活秩序。

专家也呼吁依法从严、从重打击贩卖儿童行为,铲除犯罪土壤,从根本上预防贩卖儿童犯罪。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表示,保护孩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社会、学校、家庭应联防联动,防止此类悲剧发生。(记者胡星、汪军)

25日上午,法庭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死刑时,杨妞花的泪水夺眶而出,庭审现场的受害人及家属泣不成声。...杨妞花在庭审后说:“正义不会缺席,这是余华英应该受到的处罚。

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宣判,判处余华英死刑。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多名受害人及家属、律师和办案人员,起底拐卖贵州、重庆等地12个家庭17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

图为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庭审现场。(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拐卖12个家庭17名儿童

61岁的余华英户籍重庆大足,小学文化。她的犯罪是从贩卖亲生骨肉开始的。

1984年,余华英结识重庆大足籍男子王某文,两人结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余华英在重庆一家面馆打工时认识龚显良,在未与王某文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龚显良同居并产下一名男婴。由于关系不合法,余华英和龚显良便将男婴卖掉,从此开始了疯狂的犯罪之途。

1993年正月初七,千家万户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欢喜氛围中。在贵州省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余华英拐走6岁男孩蔡小平(化名),使其与家人骨肉分离30年。

1995年,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阳市南明区将5岁的杨妞花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经人介绍,以3500元卖给一户聋哑人家庭。在“新家”里,杨妞花被取名为李素燕。

1996年7月,贵州省都匀市西园村小河边,8岁的小兰、6岁的小北(均为化名)被余华英、龚显良拐卖。

这一年,两人先后拐卖4名儿童。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均审理查明:除拐卖小兰、小北,余华英还于同年10月在贵阳市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将5岁的小龙(化名)拐走,以12500元卖至邯郸;随后,两人回到重庆大足将5岁的小友(化名)拐走,以12000元卖至邯郸。

2022年,寻亲成功的杨妞花在贵州报案,警方将余华英抓获。

2023年9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法院经审理查明,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共拐卖儿童11名。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余华英不服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贵州省高院认为,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2024年10月11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发回重审案一审公开开庭。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在原有查明事实基础上,另涉新的拐卖儿童案件,其拐卖的儿童人数从11名增至17名。

12个家庭、17名儿童,原本幸福的生活都中止在余华英的黑手伸出的那一刻。

孩子如何被拐走?

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余华英往往早有预谋。她物色有儿童的家庭,通过租房成为其邻居,关系熟络后再通过买糖、买玩具的手法拐走儿童。

蔡小平便是被余华英“跟我一起走,买糖给你吃”的说法骗走的。

在遵义市火车站站台上,6岁男孩蔡小平和哥哥一起捡酒瓶。这时,余华英带着一个小女孩出现。在毫无防备的蔡小平面前,余华英使出惯用伎俩。

“(我)在火车站附近到处寻找目标,看他在捡酒瓶子,我过去骗他说带他去买糖,然后就带上了火车,直接坐车到河北邯郸。有一家要买去做孙子,当时大概卖了4000元。”余华英供述。

同年8月,遵义市发生另一起案件,两名男孩被余华英和同伙拐卖至邯郸。

“我们租房后发现有一家,两个男娃娃,大的5岁多,小的3岁左右。有一天,孩子妈妈出门去扫马路,我就和龚显良带孩子跑了。这一次和之前一样,我们连衣服和行李都没带。”余华英供述。

1996年7月,小兰、小北也被余华英以类似方法拐卖。

小兰的陈述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有一个小女孩来我们家,叫我和弟弟一起去她家玩,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在家,拿零食给我们吃,吃完之后我和弟弟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在车上……

姐弟俩失踪后,他们的母亲一直在“丢孩子”的地方苦守,希望孩子能回到身边。27年后,她已头发花白。孩子被拐后,一家人四处寻找,广东、福建、湖南、云南、四川……但令人失落的是,两个孩子始终杳无音讯。直到2023年6月,侦查机关利用图像比对技术侦破案件,小兰、小北这才有了下落。

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农村的杨妞花,也有类似遭遇。

杨妞花5岁来到贵阳,和进城务工的父母一起在租住的房中生活。这一年,早有预谋、租住在隔壁的邻居余华英,以“带着去买织毛衣的签子(即棒针)”为“诱饵”,将杨妞花带上火车,之后辗转被卖到邯郸一个农村家庭。

2021年,杨妞花凭儿时记忆通过网络寻亲找到姐姐,却得知亲生父母已离世多年。“无论她如何忏悔和道歉,都不可能得到原谅!”面对余华英,34岁的杨妞花有着难以言说的愤恨。

慰藉受伤心灵 彰显法治力量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25日上午,法庭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死刑时,杨妞花的泪水夺眶而出,庭审现场的受害人及家属泣不成声。杨妞花在庭审后说:“正义不会缺席,这是余华英应该受到的处罚。”

杨妞花的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广表示,随着几次庭审的进行,余华英的犯罪事实越来越清晰。“维持死刑判决意义非常重大,既给受害人和家属心灵以抚慰,也对人贩子起到巨大震慑作用。”

庄严判决惩治犯罪。同时,修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帮助他们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安排。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分析,被拐卖的儿童在重新回到原生家庭后,通常会有心理创伤。他们在被拐卖期间可能遭受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也失去了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这些家庭需要稳定、可靠的支持系统,帮助其重建生活秩序。

专家也呼吁依法从严、从重打击贩卖儿童行为,铲除犯罪土壤,从根本上预防贩卖儿童犯罪。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表示,保护孩子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社会、学校、家庭应联防联动,防止此类悲剧发生。(记者胡星、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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