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谁还在生二孩?

36氪

1周前

不仅关于哪些人选择生二孩,还关于在家庭内部,是谁在决定生不生;关于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孩子跟谁姓,围绕着“冠姓权”,男女双方展开了怎样的斗争;在大城市的视角观照不到的地方,是谁在生三胎,谁在“追男宝”;以及在幽微的情感角落,有多少人后悔结婚生子,她们会如何言说……她们把研究写成了一本书《新生育时代》,在2024年10月刚刚出版。
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结束了长达35年的“一胎时代”。如今8年过去,有多少人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她们又为什么生?
2017年,上海的两位女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开始合作研究一项课题。她们想知道,二孩时代的到来,会对中国大城市里的女性产生什么影响?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过去7年,她们访谈了40多个上海家庭,与妻子、丈夫们交谈,关心的问题也慢慢漾开,与时代变迁及社会思潮共振——
不仅关于哪些人选择生二孩,还关于在家庭内部,是谁在决定生不生;关于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孩子跟谁姓,围绕着“冠姓权”,男女双方展开了怎样的斗争;在大城市的视角观照不到的地方,是谁在生三胎,谁在“追男宝”;以及在幽微的情感角落,有多少人后悔结婚生子,她们会如何言说……她们把研究写成了一本书《新生育时代》,在2024年10月刚刚出版。
两位女学者的合作研究,也是一种女性联结的体现。她们之前互不相识,蒋莱出生于1970年代末,本来是在做关于“女性领导力”的研究,而沈洋是85后,是留洋的性别研究博士,常常公开为性别议题发声。蒋莱在微博私信了沈洋,两人因此认识,开始了长达7年的合作。
这7年里,她们做研究,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蒋莱坚定地不再生育二孩,她要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催婚催育的妈妈”。而沈洋从未婚未育,到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并让女儿随母姓。她决心打造一个“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一位家庭成员的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
在访谈中,她们共同讲述了研究的细节,也分别展示了个人的情感与体验。为方便区分,我们在部分段落标注了姓名。
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林松果

编辑|鱼鹰

来源|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封面来源|视觉中国

婚育仿佛“黑社会”

(蒋莱)我们的研究,要从很久以前讲起。我是2007年到2010年读的博士,当时我研究的主题是“女性领导力”。当时国内研究这个议题的非常少,但在国外已经是显学了,有非常多的文献。

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慢慢就发现,其实不是女性怎么才能当得上领导的问题,而是女性要怎么进入职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从过去非常引以为傲的、全球第一的就业率,这些年一路向下,导致了女性领导力的水平也是一路向下。量变引起质变,如果量变都不足,女性都不能大规模进入高阶职场,哪来的领导力呢?所以,我的关注就慢慢转向了“女性就业”。

当时刚好有个契机,那就是2010年之后,整个社会的生育氛围上来了。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

我们知道,生育和就业,是当代社会女性生活中,必须要兼顾的两端,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只谈生育,不谈就业。女性从完成教育到进入育龄阶段,和你职业的黄金时段是重合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都是两个角色在拉扯。尤其是今天,我们如果想促进生育率,不可能再让妇女回家了,一定是要在职场上保障女性的权益,让她们更敢生。

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和沈洋就开始做生育二孩的职场妈妈的研究,这个主题叫做“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研究”,开始发动身边的各种亲友,寻找受访对象。我们最开始的标签就是——二孩妈妈,高学历,在职。

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影响最强烈的就是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体面就业的育龄女性。政策放开之后,她们获得了生育允许。我们想知道,对于这些位于社会阶层上端的女性来说,到底有哪些力量,让她们选择“再为人母”?

这个研究当然也有我们情感上的动力。

我在书的序言里提到了亦舒的一句话,叫“婚姻犹如黑社会”:“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生于70年代末,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看过很多亦舒的作品,不停出现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又喜欢读书和思考,对婚姻很自然有困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很快结婚,26岁就做了母亲。婚育的速度是超过我规划的。而且之后做母亲的许多挑战,也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举一个我生产的例子。我是2005年生育的,生育方式是水中分娩,当时上海还只有一家医院可以水中分娩,据说可以减轻疼痛,有各种好处,反正是这么宣传的。水中分娩还要很多要求,你要达到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整个孕期,我很努力地管理自己,全程都是一种“做题家思路”,就像我们中国小孩被高考塑造的人生,我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就应该像宣传的那样,生育得很顺利。但结果,还是痛得半死。

图 / 《生门》

我在产房里,痛得大喊大叫,丈夫陪在身边,他当时也年轻,我没有从他身上得到慰藉,他反倒因为我一直喊叫,觉得很不好意思。旁边的助产士和护士也说,“你不要叫了,会吓到小孩”。医生也跑过来说,最近两三个礼拜,医院里都没有听到有人这么叫的。好像你有问题,你有错,你整个是受到怪责的。医护们可能见多了,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可能觉得,我太“脆皮”了(笑)。

我就记得我生完孩子,精疲力竭,当时是有侧切的,有个小护士帮我缝合,她说:“我给你缝得漂亮一点,看不出来”,我当时就觉得,我都痛成这样了,仿佛死了一回,你跟我说,漂亮一点,我漂亮给谁看?

在我们那个年代,互联网上还没有那么多信息,婚育是什么情况?当妈妈是什么情况?完全是个黑箱,是查不到的。生的时候怎么这么痛?生下来了,带孩子怎么这么累?我有很多困惑,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问一个稍微比我早生一点的同学,其他同学还处在婚育焦虑中,我们很难沟通。

至于家里的女性长辈,在我为人妻、为人母之前,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妈妈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在大学里工作。但我婚育之后,她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当时也不盛行外包,不流行月嫂、育儿嫂、钟点工,你请了别人,家里的女性长辈会很不高兴,觉得你忽视了她的价值。

很长时间里,你和身边人都分隔了、折叠了,所以我说这叫“黑社会”。就像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分子的自白》中说的,“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

这都是在我身上折射过、发生过的。当然做妈妈的很多处境,现在都可以诉说了。

当中国社会郑重宣告三孩时代的来临,或许是时候打开围城,让更多人领略其中的五味杂陈了。生?不生?生几个?作为占据半数人口的女性群体,我相信,思想交汇、情感交融,是我们身为命运共同体建立联结的最好方式。

图 / 视觉中国

在上海,是谁还在生二孩?

2017年开始,我们一共调查了40多个家庭,以上海的二孩家庭为主,访谈次超过了60次。我们想访谈的人群,是在职的、高学历的二孩妈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会生二孩。

2022年的数据显示,在上海的户籍人口中,一孩率是73.8%。二孩率是24%,多孩率是1.8%。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现在每年的出生人口,二孩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这就说明在全国范围内,生育主体是生过一孩的女性。但在上海,生育主体还是以一胎为主,二胎比较少。我们觉得,上海的情况,在一线城市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那么在上海,到底是谁在生二孩?上海大学人口学研究所的陈蓉老师做过调查,上海生育二孩的户籍人口,集中于这样一个群体:“年龄30到39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白领工作,家庭年收入20万及以上。”

我们最后的访谈对象,和陈蓉老师的调查结果是比较吻合的:这些家庭,大多都来自中产或精英阶层,工作稳定体面,接近半数的家庭,居住面积都超过了170平方米,至少一半家庭有学区房。这些家庭经济资本都比较高,住房比较宽敞。

图 / 《小欢喜》

她们会有一些共同点——以70后、80后为主,2019年之前就生育二孩,从年龄上算,也不太可能是90后。她们工作都比较体面,我们最开始发动身边亲友去找,发现最容易找到的二孩妈妈,一是女公务员,二是女医生,大学女教授也比较多,大学男教授的配偶,生育意愿还要更高。说服她们接受访谈的过程,其实就像记者采访一样,硬上。最终愿意谈的,还是那些本来就有话想说的人。

(蒋莱)我是怀着疑问去做访谈的,我是真的好奇,她们为什么要生二孩?因为我完全不想生,我生完孩子之后,有一个阶段,丈夫是很想要二孩的,我觉得他想处理自己的中年危机,孩子也希望有个手足。但我觉得很荒唐,我不生,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

我们就好奇,这些家庭内部,到底是谁想生二孩。结果还挺意外的,我们发现,其实女性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40多个家庭里,排名第一的是妻子想生,第二的是夫妻双方都想,只有两个家庭是丈夫提出想要,还有一个家庭是公公提出来的,他想要孙子。 

但是当我们真的找到这些二孩妈妈,你会发现,丈夫参与育儿的水平是很低的。我们对她们的访谈,常常是在孩子的补习班外面,在单位附近的咖啡厅……她们很少有个人休闲时间,小家庭的维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了解了她们生活中的局限,在丈夫这么不给力的情况下,她们还要生二孩,这点让我们有点惊讶。

她们给出了生二孩的理由:

恐惧“失独”,有人在目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面后,决定生育二孩,这是家庭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策略;

两个孩子好作伴,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有利于孩子养成健全的性格,当然这点在学界是存在争议的;

比较享受或怀念小婴儿时期的甜蜜;

想减轻一个孩子的养老压力;

另外,很多人是意外怀孕,没有理由不生,那就生了。

意外怀孕这一点,可以展开谈谈。有些女性在访谈时说,她们本以为“安全期”不会怀孕,结果却怀孕了。她们都是高学历女性,按说应该有充足的避孕知识,但真正在避孕时,能不能获得性自主,也是权力关系的体现。避孕从来都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技术,从来都是女性在承担后果。

而且你会看到,意外怀孕之后女性的那种纠结、夫妻之间微妙的互动……有一位受访者说,他们本来坚决不要,但她丈夫的想法很快变了,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这位女性明明知道生二孩会很辛苦,明明知道不生是更“理性”的决策,但因为不想影响家庭关系,还是选择生了,情感战胜了理性。

所以表面看来,是女性决定生不生二孩。而且我们在上海访谈的这些家庭,都没有明显的男女偏好,生二孩也不是因为“追男宝”或者传宗接代,而是“生两个孩子,有助于孩子的性格完善”类似的原因,这种生育理由是很阶层化的,是以孩子为中心的,与这些女性的学历、生活方式都有关系。但是女性的“主动提出”,这个决策过程其实很复杂,或许是在迎合男权社会,或许是面临催生的压力,背后有很多复杂的、不为人知的因素在。

从生育条件来看,我们的样本也真的蛮特殊的,可能也会被批评。

不是有个段子说,“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劳斯莱斯限购吗?”意思就是,生孩子是奢侈品,育儿成本太高了。但我们最初访谈的那批家庭,超过15位被访者的家庭居住面积超过了170平米,有的是别墅,而且有一半的家庭有学区房。他们学历高、工作稳定,在房价飞涨的大城市,生二孩变成了只有中产以及以上家庭才负担得起的生活方式。

很遗憾,我们没有展现更多普通母亲的境遇——要履行母职,对这批中产妈妈都如此不容易,对于更多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的生命之重,会更严峻。

现在想来,这群人生育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基本都在2010年之前购房、完婚,又在婚后购买了第二、第三套房,可以说,她们是踏准了时代的节点,完成了很多90后和00后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资产增值带来的获得感,也会强化她们生育二孩的动机。在大城市,房子和生育是一个非常高的绑定。

所以这群人的生育决策,是一个时代现象。个人与家庭的决策,房子置换与孩子生育的关系,政策对家庭的影响,就是这个时代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现象),恰恰就是在这过去20年发生的。

图 / 《新时代生育》

母亲要付出什么,孩子才能随母姓?
“在我们的被访者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一例是一孩随母姓……我们把这八例“孩子随母姓”的动因,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父权制的延续,这种情况通常由强势的女方家庭提出;第二种是孝顺型,女儿希望通过这种行为来犒劳辛苦带孩子的外婆和外公;第三种是性别平等型,这也是最符合时代潮流的动因;第四种是一时冲动型,认为跟母亲姓挺有意思,随口一提就成了定局。”

——《新生育时代》第一章第二节“孩子跟谁姓”

(沈洋)为什么关注冠姓权?我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生活经验。我是上海人,独生子女,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上海和北京的双独家庭,是可以生二孩的。所以从我小时候开始,我父母就期待我生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这一代不被允许做的事情,我可以做。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上海的独生子女夫妻生了二孩之后,二孩随母姓的比例还挺高的,大概在10%到20%之间。所以我会觉得,独生子女夫妻生二孩,二孩跟谁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需要讨论的话题。当我开始做访谈,我就会特别问一下:“你家二孩跟谁姓?”一般不问的话,受访者很少主动提这件事。

我们调查的家庭中,孩子随母姓,最常见的是“父权制动因”——通常是女方的父亲想延续自己的姓氏和血脉,往往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远优于男方,并且女方家庭在子女抚养、经济支持上要付出更多。

我们访谈中就有类似的故事。女方叫宋钰涵,她父亲是大学教授,而公婆都是出租车司机。宋钰涵每个月会给公婆3000元补贴,她父亲给男方的创业安排项目,给小夫妻买房……就算如此,当女方提出想要二孩随母姓时,男方也是“被迫”接受了,一直耿耿于怀。

随父姓,是父权制的重要体现,但在宋钰涵的小家庭里,随母姓,也是迎合了父权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实力的崛起,而是因为在两家人的权力关系中,女方处于优势。对于宋钰涵来说,她要满足父亲的心愿,又要在两个家庭中斡旋,付出了大量的劳动。

两位学者调研中,上海一个二孩家庭的时间安排。

其实,大多数的孩子随母姓,都出现在两个孩子性别相同,或者第一胎是男孩、第二胎是女孩的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随父姓,第二胎又生了男孩,那很少有男方家庭会同意让男孩随母姓。我们一共就遇见过一例。

那个家庭,男方是来自东北的理发师,没上过大学,女方是上海独生女,家里的经济支柱,家里还有多余的房子可以收租,而丈夫的父母离异了,无法提供经济支持,平常的存在感也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二胎的男孩随母姓了,男方的父亲提出过异议,但底气不足,最后只好妥协了。他们的这个协商过程,就很好地反应了“经济地位决定话语权”。

随母姓的另一种新情况,就是性别平等动因,母亲提出来,想要孩子跟自己姓。我们遇到两三个这样的家庭。

这几位女性,基本都来自独生女家庭,有性别平等意识。有一位80后的女编辑,她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头胎男孩跟丈夫姓,二胎女孩跟她姓,她觉得“这是蛮正常的一个要求”。她的公婆有异议,但她丈夫顶住了压力,反而她自己的爸爸有疑问,“为什么要跟你姓?”他觉得没这个必要。

(沈洋)我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跟我姓的,在我生育二孩之前,已经跟我的丈夫协商好了,无论生男生女,都跟我姓——我们是觉得,二孩跟我姓,这样才公平。有一种观念说,就算孩子随母姓,还是跟母亲的父亲姓,还是父权制,但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还是要看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如果从这一代开始,随父姓变得并非理所当然,那不就是打破父权制的开始吗?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是很大的。

有一篇2021年的论文提到一个数据,1986年到2005年,中国随母姓的情况,只占出生人口的1.4%,上海的比例,肯定是高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我们就有来自南昌的访谈对象说,随母姓,闻所未闻,二胎三胎都没听说过。

(蒋莱)而且从我们在上海和浙江看到的情况来看,随母姓,也和上一代的财产传递相关,通常哪边的父母出房子,就有二孩冠姓权。

有个故事我们没有写到书里,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性,她家是两个女儿,她是妹妹,她姐姐身体不好,所以她从小就承担了家庭的传承责任,很早就说好,她要生两个孩子,一个跟娘家姓,继承娘家的财产。她也被这个思想塑造,很年轻就生了两个孩子,娘家、婆家一边养一个。但是后来她也意识到,不该那么早生小孩,而且两个孩子分开养,手足关系也受影响。访谈时她说,有点后悔,她完全是被推着走的,就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的那样,家庭和生育是为了传递财产,有财产的女方家庭,就会对这件事有期待。

总的来说,孩子随母姓,需要的基础还挺多的。首先老公不反对、老公的家庭好商量;其次女方家庭要有这个要求;无论是经济还是照护上,女方家庭都要投入非常多,就像那句话说的,“妈妈生,姥姥养,老公回家就上网,爷爷奶奶来欣赏”,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孩子的性别也很有讲究,就算是在上海,如果孩子是男孩,跟谁姓,也有吵到离婚的情况。

我们也遇到一些被访者,有的是提出来了丈夫反对,有的是还没提出来,她们了解丈夫的性格,觉得丈夫会反对,为了避免冲突,提都不提了。这是一种“自我治理”,通过说服自己,淡化、回避这个问题,来维护家庭的稳定。

(蒋莱)其实我最开始做这个研究,没想到冠姓权的事情。是沈洋老师最初提出来的,是她一直关心的。我访谈的时候,跟我同龄的朋友,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她们说,“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这不是破坏家庭关系吗?”

所以,这件事不是可大可小,我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个大事——它曾经不是个问题,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图/ 沈洋

为什么“追男宝”?

2020年,我们的研究正在进行的时候,三孩政策出台了(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我们觉得,只关注二孩妈妈这个群体就太窄了,所以又去访谈了一孩妈妈、三孩妈妈,希望在生育数量以及地域方面,都能更有代表性。

在上海找三孩妈妈是困难的,生三孩的比例只有1.86%,太少。我们最后找到了三个家庭,他们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个上海家庭,二胎是双胞胎,这大概是上海中产阶层最可能生育三孩的契机;另一个上海家庭,是年轻女性嫁给了上海富商,富商希望后代越多越好,尤其是多生儿子;还有一个江西家庭,因为当地有普遍的男孩偏好,而前两胎都是女儿,为了“追男孩”,生了三胎。

三孩家庭,常常会有明显的“追男宝”倾向。根据我国201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三孩的出生性别比高达147.5:100。我们访谈的后两个家庭,都是政策放开前就生了三孩,做好了被罚款的准备。政策放开之后,这些家庭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追男孩”,不会再受到惩罚。

我们访谈了一位来自粤西北的女性小滢,也给了我们很多冲击。她是一位公务员,做过街道办的妇联主席,在她的家乡,二孩率非常高,生了一个女儿就不生了的情况,是没有的。她说当地流行一句话,“生男孩能带给我骄傲,生女儿能带给我快乐”,意思是,女儿贴心懂事,很多人都喜欢女儿,但生儿子是为了应付别人。

小滢跟我们讲了她原生家庭的故事——她家为了追男孩,把她的妹妹送到了农村寄养,妹妹只完成了初中学业,草率地生下了孩子,还欠了网贷,过着和小滢完全不同的生活。

小滢对此是有感受的,她接受我们的访谈,说了很多蛮真实、由衷的表达,还写了一篇文章发给我们,记录了她妹妹被送走的过程,看了真的让人心里一紧。但她也反复说,这在当地“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可能只有这样合理化父母的行为,她才能好受一点。但其实,这是掩盖了妹妹被损害的事实。

我们还访谈了一位来自江西的三孩妈妈张乐。在我们的受访者中,她肯定是特例,她是中专学历,当过营业员和列车员,嫁到了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21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30岁之前生完了三孩。张乐说,自己其实并不算喜欢孩子,但在她心里,一直把生儿子看做一项任务。她丈夫说一个孩子都不想生,但她反而是更积极的那一个,她会一直跟我们说,“农村和城市不一样”。

在书里我们有写,在“追男孩”这件事上,张乐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加热忱,因为这跟她的切身利益有关。生男孩,有助于巩固她在父权家庭中的地位。

看了这些家庭,我们觉得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在这些多子女的家庭中,女孩的处境会怎么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女孩能获得多少资源?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问题。

图/ 蒋莱

家庭,也是权力斗争的场域

这些年,在不同的场合介绍我们的研究时,都有听众问:“我们的被访者中,有没有人后悔生二孩的?”事实上,不止有后悔生二孩的,甚至有后悔结婚生育的。

有些妈妈会说后悔,但后悔也是无法言说的东西,一定有过,某些瞬间,某些崩溃的时刻,但那是说不出来的,“最苦的鬼是默鬼”。她们很少诉苦,最多就是闲聊的时候会说,“脑子进水了,要生二孩”。

我们访谈的这群女性,有自己的代际特征。她们那个时代,“剩女”这个词还很流行(书中原文: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多年间,“剩女”这个称呼对中国女性造成的婚嫁舆论压力一度十分严重,围绕于此的“逼婚”文化和“反剩女”歧视运动都引发过一次次热搜和争议),择偶时还没有太多性别视角,更多是“恨嫁”,怕嫁不出去。超过一半的家庭,妻子的最高学历都高于丈夫。她们想的是,赶紧找个差不多的、能聊的结婚就可以了,有些甚至都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结婚之后,不像90后和00后,她们几乎不会纠结生还是不生,第一个孩子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到来的,到了第二胎,才会深思熟虑生不生。而且她们会更自然地做出分工,承担更多家务劳动。

她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职场环境,的确还是男性的发展机遇更多,晋升水平更快。我们的很多受访女性,很优秀,也好强,但她所在的环境里,是非常男性优先化的,同等条件下,通常是男性先升职。这一点大家都接受,已经内化了。对于收入性别差(gender income gap),她们接受起来没有太大的困难。

甚至是有少数几个家庭,丈夫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成了全职爸爸,我们也会看到,高学历、高能力的妈妈,也会维护传统的家庭权力关系,比如让丈夫管钱,当着孩子的面跟丈夫“讨要”零花钱,来树立丈夫的权威,小心翼翼地呵护丈夫的自尊。

(沈洋)但是在访谈中,有一个家庭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非常深。

有一对夫妻,都是985大学毕业的,他们的二孩是随母姓的,女方爸妈都是大学教授。女方我访谈了两次,她对老公有很多怨言,说他可以连续打8个小时游戏,生活里什么都不会,也不管孩子。其实很多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怎么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和妻子发生冲突,他会半夜两点给自己妈妈发消息问怎么办,是一个“妈宝男”。

但后来我又访谈了这位男性两次,发现他转变非常大——其实大多数丈夫都不愿意接受访谈,但他从建筑师转型成了保险经纪人,他愿意见我,也是把我作为一个潜在客户(笑)。我发现,他居然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变成了会做蛋挞的居家丈夫,还给我送了他自制的蛋挞。

这就是他妻子不断斗争的结果。虽然他可能对性别关系没什么反思,但妻子不断提要求,在这种强烈期待下,他也不希望家庭生活变得更糟糕,所以他做出了改变。所以有的女性觉得,丈夫是改变不了的,我觉得也未必。反而是要保持斗争,把离婚当做一个option,不糊弄自己,看出这个家庭的问题所在,不要让自己过得太艰辛。

因为家庭就是权力斗争的场域,传统的性别分工就是更利于男性的,他就没有改变的动力。在这个小家庭里,女性不断去斗争、要求,再加上她有原生家庭的加持,才会促成这种改变。女性需要跟传统斗争,也需要跟其他家庭成员抗争。这种斗争真的是日常的、持续的。

比如在我这里,工作上持续有结果发表,是我和丈夫斗争的结果。像前两天,我去给我朋友送书,我们在外面喝下午茶,我丈夫突然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以为有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只是想表达内心的不平衡,他在带女儿打球,我在外面喝下午茶。他说,“你不要忘了你的母职哦”。当他出差的时候,我也会说,“你不要在事业上这么拼了,孩子都快不认识你了”。所以说,家庭内部是不断有斗争的(笑)。

(蒋莱)像我刚刚开始做女性研究的时候,大概2010年,我到很多场合发言,就会有男性学者提问:第一,“你老公是干嘛的?”意思是,你丈夫是不是圈内的,这很重要,他们想知道你在圈内的学术背景。第二,“你说这些话,你老公有意见吗?”我被问过很多次,当我表达一个关于女性领导力的认知时,他们会好奇,觉得身为一个丈夫,很难接受这样的妻子。所以当我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会很难接受刻板的婚育模式。

当然现在好多了,这样的话很少听到了,是一种进步。像“冠姓权”也是一样,我们这一代的人还在说“这怎么能接受”,但可能不久以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

这些年我自己的摸索、也是支撑我的信念,就是要敢于斗争,离婚永远是一个option,分开也是一个option。而且我未来会是一个绝不催婚催育的妈妈,我们会是这样的一代人。当孩子要婚育的时候,我们会说,希望你慎重。

最终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女性其实是弱势群体,但常常还容易撕裂。一些很小的分歧,阵营就拉得很大,会出现暴力性的语言表达。其实这背后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失权者,你没有办法去批评强势者和上位者,只能骂失权者,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是共同体,应该看到和理解彼此,即使大家(在婚育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文中所有案例的主人公均为化名,与书中人物的化名一致。)
本文转载自【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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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结束了长达35年的“一胎时代”。如今8年过去,有多少人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她们又为什么生?
2017年,上海的两位女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开始合作研究一项课题。她们想知道,二孩时代的到来,会对中国大城市里的女性产生什么影响?
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过去7年,她们访谈了40多个上海家庭,与妻子、丈夫们交谈,关心的问题也慢慢漾开,与时代变迁及社会思潮共振——
不仅关于哪些人选择生二孩,还关于在家庭内部,是谁在决定生不生;关于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孩子跟谁姓,围绕着“冠姓权”,男女双方展开了怎样的斗争;在大城市的视角观照不到的地方,是谁在生三胎,谁在“追男宝”;以及在幽微的情感角落,有多少人后悔结婚生子,她们会如何言说……她们把研究写成了一本书《新生育时代》,在2024年10月刚刚出版。
两位女学者的合作研究,也是一种女性联结的体现。她们之前互不相识,蒋莱出生于1970年代末,本来是在做关于“女性领导力”的研究,而沈洋是85后,是留洋的性别研究博士,常常公开为性别议题发声。蒋莱在微博私信了沈洋,两人因此认识,开始了长达7年的合作。
这7年里,她们做研究,也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蒋莱坚定地不再生育二孩,她要成为一个“永远不会催婚催育的妈妈”。而沈洋从未婚未育,到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并让女儿随母姓。她决心打造一个“不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一位家庭成员的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
在访谈中,她们共同讲述了研究的细节,也分别展示了个人的情感与体验。为方便区分,我们在部分段落标注了姓名。
以下是她们的讲述:


林松果

编辑|鱼鹰

来源|每日人物(ID:meirirenwu)

封面来源|视觉中国

婚育仿佛“黑社会”

(蒋莱)我们的研究,要从很久以前讲起。我是2007年到2010年读的博士,当时我研究的主题是“女性领导力”。当时国内研究这个议题的非常少,但在国外已经是显学了,有非常多的文献。

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慢慢就发现,其实不是女性怎么才能当得上领导的问题,而是女性要怎么进入职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从过去非常引以为傲的、全球第一的就业率,这些年一路向下,导致了女性领导力的水平也是一路向下。量变引起质变,如果量变都不足,女性都不能大规模进入高阶职场,哪来的领导力呢?所以,我的关注就慢慢转向了“女性就业”。

当时刚好有个契机,那就是2010年之后,整个社会的生育氛围上来了。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

我们知道,生育和就业,是当代社会女性生活中,必须要兼顾的两端,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只谈生育,不谈就业。女性从完成教育到进入育龄阶段,和你职业的黄金时段是重合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都是两个角色在拉扯。尤其是今天,我们如果想促进生育率,不可能再让妇女回家了,一定是要在职场上保障女性的权益,让她们更敢生。

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和沈洋就开始做生育二孩的职场妈妈的研究,这个主题叫做“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研究”,开始发动身边的各种亲友,寻找受访对象。我们最开始的标签就是——二孩妈妈,高学历,在职。

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影响最强烈的就是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体面就业的育龄女性。政策放开之后,她们获得了生育允许。我们想知道,对于这些位于社会阶层上端的女性来说,到底有哪些力量,让她们选择“再为人母”?

这个研究当然也有我们情感上的动力。

我在书的序言里提到了亦舒的一句话,叫“婚姻犹如黑社会”:“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生于70年代末,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看过很多亦舒的作品,不停出现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又喜欢读书和思考,对婚姻很自然有困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很快结婚,26岁就做了母亲。婚育的速度是超过我规划的。而且之后做母亲的许多挑战,也是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举一个我生产的例子。我是2005年生育的,生育方式是水中分娩,当时上海还只有一家医院可以水中分娩,据说可以减轻疼痛,有各种好处,反正是这么宣传的。水中分娩还要很多要求,你要达到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整个孕期,我很努力地管理自己,全程都是一种“做题家思路”,就像我们中国小孩被高考塑造的人生,我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就应该像宣传的那样,生育得很顺利。但结果,还是痛得半死。

图 / 《生门》

我在产房里,痛得大喊大叫,丈夫陪在身边,他当时也年轻,我没有从他身上得到慰藉,他反倒因为我一直喊叫,觉得很不好意思。旁边的助产士和护士也说,“你不要叫了,会吓到小孩”。医生也跑过来说,最近两三个礼拜,医院里都没有听到有人这么叫的。好像你有问题,你有错,你整个是受到怪责的。医护们可能见多了,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可能觉得,我太“脆皮”了(笑)。

我就记得我生完孩子,精疲力竭,当时是有侧切的,有个小护士帮我缝合,她说:“我给你缝得漂亮一点,看不出来”,我当时就觉得,我都痛成这样了,仿佛死了一回,你跟我说,漂亮一点,我漂亮给谁看?

在我们那个年代,互联网上还没有那么多信息,婚育是什么情况?当妈妈是什么情况?完全是个黑箱,是查不到的。生的时候怎么这么痛?生下来了,带孩子怎么这么累?我有很多困惑,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问一个稍微比我早生一点的同学,其他同学还处在婚育焦虑中,我们很难沟通。

至于家里的女性长辈,在我为人妻、为人母之前,我和我妈妈的关系是很亲密的,我妈妈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在大学里工作。但我婚育之后,她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当时也不盛行外包,不流行月嫂、育儿嫂、钟点工,你请了别人,家里的女性长辈会很不高兴,觉得你忽视了她的价值。

很长时间里,你和身边人都分隔了、折叠了,所以我说这叫“黑社会”。就像英国作家蕾切尔·卡斯克在《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分子的自白》中说的,“母性是一座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城”“孩子的出生不仅将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也将女人和女人区分开来。”

这都是在我身上折射过、发生过的。当然做妈妈的很多处境,现在都可以诉说了。

当中国社会郑重宣告三孩时代的来临,或许是时候打开围城,让更多人领略其中的五味杂陈了。生?不生?生几个?作为占据半数人口的女性群体,我相信,思想交汇、情感交融,是我们身为命运共同体建立联结的最好方式。

图 / 视觉中国

在上海,是谁还在生二孩?

2017年开始,我们一共调查了40多个家庭,以上海的二孩家庭为主,访谈次超过了60次。我们想访谈的人群,是在职的、高学历的二孩妈妈,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会生二孩。

2022年的数据显示,在上海的户籍人口中,一孩率是73.8%。二孩率是24%,多孩率是1.8%。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现在每年的出生人口,二孩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这就说明在全国范围内,生育主体是生过一孩的女性。但在上海,生育主体还是以一胎为主,二胎比较少。我们觉得,上海的情况,在一线城市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那么在上海,到底是谁在生二孩?上海大学人口学研究所的陈蓉老师做过调查,上海生育二孩的户籍人口,集中于这样一个群体:“年龄30到39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白领工作,家庭年收入20万及以上。”

我们最后的访谈对象,和陈蓉老师的调查结果是比较吻合的:这些家庭,大多都来自中产或精英阶层,工作稳定体面,接近半数的家庭,居住面积都超过了170平方米,至少一半家庭有学区房。这些家庭经济资本都比较高,住房比较宽敞。

图 / 《小欢喜》

她们会有一些共同点——以70后、80后为主,2019年之前就生育二孩,从年龄上算,也不太可能是90后。她们工作都比较体面,我们最开始发动身边亲友去找,发现最容易找到的二孩妈妈,一是女公务员,二是女医生,大学女教授也比较多,大学男教授的配偶,生育意愿还要更高。说服她们接受访谈的过程,其实就像记者采访一样,硬上。最终愿意谈的,还是那些本来就有话想说的人。

(蒋莱)我是怀着疑问去做访谈的,我是真的好奇,她们为什么要生二孩?因为我完全不想生,我生完孩子之后,有一个阶段,丈夫是很想要二孩的,我觉得他想处理自己的中年危机,孩子也希望有个手足。但我觉得很荒唐,我不生,你们自己想办法,不要指望我。

我们就好奇,这些家庭内部,到底是谁想生二孩。结果还挺意外的,我们发现,其实女性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40多个家庭里,排名第一的是妻子想生,第二的是夫妻双方都想,只有两个家庭是丈夫提出想要,还有一个家庭是公公提出来的,他想要孙子。 

但是当我们真的找到这些二孩妈妈,你会发现,丈夫参与育儿的水平是很低的。我们对她们的访谈,常常是在孩子的补习班外面,在单位附近的咖啡厅……她们很少有个人休闲时间,小家庭的维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源。了解了她们生活中的局限,在丈夫这么不给力的情况下,她们还要生二孩,这点让我们有点惊讶。

她们给出了生二孩的理由:

恐惧“失独”,有人在目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面后,决定生育二孩,这是家庭抵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策略;

两个孩子好作伴,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有利于孩子养成健全的性格,当然这点在学界是存在争议的;

比较享受或怀念小婴儿时期的甜蜜;

想减轻一个孩子的养老压力;

另外,很多人是意外怀孕,没有理由不生,那就生了。

意外怀孕这一点,可以展开谈谈。有些女性在访谈时说,她们本以为“安全期”不会怀孕,结果却怀孕了。她们都是高学历女性,按说应该有充足的避孕知识,但真正在避孕时,能不能获得性自主,也是权力关系的体现。避孕从来都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技术,从来都是女性在承担后果。

而且你会看到,意外怀孕之后女性的那种纠结、夫妻之间微妙的互动……有一位受访者说,他们本来坚决不要,但她丈夫的想法很快变了,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这位女性明明知道生二孩会很辛苦,明明知道不生是更“理性”的决策,但因为不想影响家庭关系,还是选择生了,情感战胜了理性。

所以表面看来,是女性决定生不生二孩。而且我们在上海访谈的这些家庭,都没有明显的男女偏好,生二孩也不是因为“追男宝”或者传宗接代,而是“生两个孩子,有助于孩子的性格完善”类似的原因,这种生育理由是很阶层化的,是以孩子为中心的,与这些女性的学历、生活方式都有关系。但是女性的“主动提出”,这个决策过程其实很复杂,或许是在迎合男权社会,或许是面临催生的压力,背后有很多复杂的、不为人知的因素在。

从生育条件来看,我们的样本也真的蛮特殊的,可能也会被批评。

不是有个段子说,“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劳斯莱斯限购吗?”意思就是,生孩子是奢侈品,育儿成本太高了。但我们最初访谈的那批家庭,超过15位被访者的家庭居住面积超过了170平米,有的是别墅,而且有一半的家庭有学区房。他们学历高、工作稳定,在房价飞涨的大城市,生二孩变成了只有中产以及以上家庭才负担得起的生活方式。

很遗憾,我们没有展现更多普通母亲的境遇——要履行母职,对这批中产妈妈都如此不容易,对于更多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的生命之重,会更严峻。

现在想来,这群人生育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基本都在2010年之前购房、完婚,又在婚后购买了第二、第三套房,可以说,她们是踏准了时代的节点,完成了很多90后和00后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资产增值带来的获得感,也会强化她们生育二孩的动机。在大城市,房子和生育是一个非常高的绑定。

所以这群人的生育决策,是一个时代现象。个人与家庭的决策,房子置换与孩子生育的关系,政策对家庭的影响,就是这个时代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现象),恰恰就是在这过去20年发生的。

图 / 《新时代生育》

母亲要付出什么,孩子才能随母姓?
“在我们的被访者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一例是一孩随母姓……我们把这八例“孩子随母姓”的动因,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父权制的延续,这种情况通常由强势的女方家庭提出;第二种是孝顺型,女儿希望通过这种行为来犒劳辛苦带孩子的外婆和外公;第三种是性别平等型,这也是最符合时代潮流的动因;第四种是一时冲动型,认为跟母亲姓挺有意思,随口一提就成了定局。”

——《新生育时代》第一章第二节“孩子跟谁姓”

(沈洋)为什么关注冠姓权?我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生活经验。我是上海人,独生子女,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上海和北京的双独家庭,是可以生二孩的。所以从我小时候开始,我父母就期待我生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这一代不被允许做的事情,我可以做。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上海的独生子女夫妻生了二孩之后,二孩随母姓的比例还挺高的,大概在10%到20%之间。所以我会觉得,独生子女夫妻生二孩,二孩跟谁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需要讨论的话题。当我开始做访谈,我就会特别问一下:“你家二孩跟谁姓?”一般不问的话,受访者很少主动提这件事。

我们调查的家庭中,孩子随母姓,最常见的是“父权制动因”——通常是女方的父亲想延续自己的姓氏和血脉,往往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远优于男方,并且女方家庭在子女抚养、经济支持上要付出更多。

我们访谈中就有类似的故事。女方叫宋钰涵,她父亲是大学教授,而公婆都是出租车司机。宋钰涵每个月会给公婆3000元补贴,她父亲给男方的创业安排项目,给小夫妻买房……就算如此,当女方提出想要二孩随母姓时,男方也是“被迫”接受了,一直耿耿于怀。

随父姓,是父权制的重要体现,但在宋钰涵的小家庭里,随母姓,也是迎合了父权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实力的崛起,而是因为在两家人的权力关系中,女方处于优势。对于宋钰涵来说,她要满足父亲的心愿,又要在两个家庭中斡旋,付出了大量的劳动。

两位学者调研中,上海一个二孩家庭的时间安排。

其实,大多数的孩子随母姓,都出现在两个孩子性别相同,或者第一胎是男孩、第二胎是女孩的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随父姓,第二胎又生了男孩,那很少有男方家庭会同意让男孩随母姓。我们一共就遇见过一例。

那个家庭,男方是来自东北的理发师,没上过大学,女方是上海独生女,家里的经济支柱,家里还有多余的房子可以收租,而丈夫的父母离异了,无法提供经济支持,平常的存在感也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二胎的男孩随母姓了,男方的父亲提出过异议,但底气不足,最后只好妥协了。他们的这个协商过程,就很好地反应了“经济地位决定话语权”。

随母姓的另一种新情况,就是性别平等动因,母亲提出来,想要孩子跟自己姓。我们遇到两三个这样的家庭。

这几位女性,基本都来自独生女家庭,有性别平等意识。有一位80后的女编辑,她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头胎男孩跟丈夫姓,二胎女孩跟她姓,她觉得“这是蛮正常的一个要求”。她的公婆有异议,但她丈夫顶住了压力,反而她自己的爸爸有疑问,“为什么要跟你姓?”他觉得没这个必要。

(沈洋)我的第二个孩子也是跟我姓的,在我生育二孩之前,已经跟我的丈夫协商好了,无论生男生女,都跟我姓——我们是觉得,二孩跟我姓,这样才公平。有一种观念说,就算孩子随母姓,还是跟母亲的父亲姓,还是父权制,但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还是要看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如果从这一代开始,随父姓变得并非理所当然,那不就是打破父权制的开始吗?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是很大的。

有一篇2021年的论文提到一个数据,1986年到2005年,中国随母姓的情况,只占出生人口的1.4%,上海的比例,肯定是高于全国其他地方的。我们就有来自南昌的访谈对象说,随母姓,闻所未闻,二胎三胎都没听说过。

(蒋莱)而且从我们在上海和浙江看到的情况来看,随母姓,也和上一代的财产传递相关,通常哪边的父母出房子,就有二孩冠姓权。

有个故事我们没有写到书里,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性,她家是两个女儿,她是妹妹,她姐姐身体不好,所以她从小就承担了家庭的传承责任,很早就说好,她要生两个孩子,一个跟娘家姓,继承娘家的财产。她也被这个思想塑造,很年轻就生了两个孩子,娘家、婆家一边养一个。但是后来她也意识到,不该那么早生小孩,而且两个孩子分开养,手足关系也受影响。访谈时她说,有点后悔,她完全是被推着走的,就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的那样,家庭和生育是为了传递财产,有财产的女方家庭,就会对这件事有期待。

总的来说,孩子随母姓,需要的基础还挺多的。首先老公不反对、老公的家庭好商量;其次女方家庭要有这个要求;无论是经济还是照护上,女方家庭都要投入非常多,就像那句话说的,“妈妈生,姥姥养,老公回家就上网,爷爷奶奶来欣赏”,这是很真实的情况;孩子的性别也很有讲究,就算是在上海,如果孩子是男孩,跟谁姓,也有吵到离婚的情况。

我们也遇到一些被访者,有的是提出来了丈夫反对,有的是还没提出来,她们了解丈夫的性格,觉得丈夫会反对,为了避免冲突,提都不提了。这是一种“自我治理”,通过说服自己,淡化、回避这个问题,来维护家庭的稳定。

(蒋莱)其实我最开始做这个研究,没想到冠姓权的事情。是沈洋老师最初提出来的,是她一直关心的。我访谈的时候,跟我同龄的朋友,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她们说,“你怎么问这样的问题,这不是破坏家庭关系吗?”

所以,这件事不是可大可小,我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个大事——它曾经不是个问题,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问题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图/ 沈洋

为什么“追男宝”?

2020年,我们的研究正在进行的时候,三孩政策出台了(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我们觉得,只关注二孩妈妈这个群体就太窄了,所以又去访谈了一孩妈妈、三孩妈妈,希望在生育数量以及地域方面,都能更有代表性。

在上海找三孩妈妈是困难的,生三孩的比例只有1.86%,太少。我们最后找到了三个家庭,他们的情况也各不相同——有个上海家庭,二胎是双胞胎,这大概是上海中产阶层最可能生育三孩的契机;另一个上海家庭,是年轻女性嫁给了上海富商,富商希望后代越多越好,尤其是多生儿子;还有一个江西家庭,因为当地有普遍的男孩偏好,而前两胎都是女儿,为了“追男孩”,生了三胎。

三孩家庭,常常会有明显的“追男宝”倾向。根据我国201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三孩的出生性别比高达147.5:100。我们访谈的后两个家庭,都是政策放开前就生了三孩,做好了被罚款的准备。政策放开之后,这些家庭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追男孩”,不会再受到惩罚。

我们访谈了一位来自粤西北的女性小滢,也给了我们很多冲击。她是一位公务员,做过街道办的妇联主席,在她的家乡,二孩率非常高,生了一个女儿就不生了的情况,是没有的。她说当地流行一句话,“生男孩能带给我骄傲,生女儿能带给我快乐”,意思是,女儿贴心懂事,很多人都喜欢女儿,但生儿子是为了应付别人。

小滢跟我们讲了她原生家庭的故事——她家为了追男孩,把她的妹妹送到了农村寄养,妹妹只完成了初中学业,草率地生下了孩子,还欠了网贷,过着和小滢完全不同的生活。

小滢对此是有感受的,她接受我们的访谈,说了很多蛮真实、由衷的表达,还写了一篇文章发给我们,记录了她妹妹被送走的过程,看了真的让人心里一紧。但她也反复说,这在当地“非常常见、非常常见”。可能只有这样合理化父母的行为,她才能好受一点。但其实,这是掩盖了妹妹被损害的事实。

我们还访谈了一位来自江西的三孩妈妈张乐。在我们的受访者中,她肯定是特例,她是中专学历,当过营业员和列车员,嫁到了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21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30岁之前生完了三孩。张乐说,自己其实并不算喜欢孩子,但在她心里,一直把生儿子看做一项任务。她丈夫说一个孩子都不想生,但她反而是更积极的那一个,她会一直跟我们说,“农村和城市不一样”。

在书里我们有写,在“追男孩”这件事上,张乐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加热忱,因为这跟她的切身利益有关。生男孩,有助于巩固她在父权家庭中的地位。

看了这些家庭,我们觉得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在这些多子女的家庭中,女孩的处境会怎么样,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女孩能获得多少资源?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问题。

图/ 蒋莱

家庭,也是权力斗争的场域

这些年,在不同的场合介绍我们的研究时,都有听众问:“我们的被访者中,有没有人后悔生二孩的?”事实上,不止有后悔生二孩的,甚至有后悔结婚生育的。

有些妈妈会说后悔,但后悔也是无法言说的东西,一定有过,某些瞬间,某些崩溃的时刻,但那是说不出来的,“最苦的鬼是默鬼”。她们很少诉苦,最多就是闲聊的时候会说,“脑子进水了,要生二孩”。

我们访谈的这群女性,有自己的代际特征。她们那个时代,“剩女”这个词还很流行(书中原文: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多年间,“剩女”这个称呼对中国女性造成的婚嫁舆论压力一度十分严重,围绕于此的“逼婚”文化和“反剩女”歧视运动都引发过一次次热搜和争议),择偶时还没有太多性别视角,更多是“恨嫁”,怕嫁不出去。超过一半的家庭,妻子的最高学历都高于丈夫。她们想的是,赶紧找个差不多的、能聊的结婚就可以了,有些甚至都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结婚之后,不像90后和00后,她们几乎不会纠结生还是不生,第一个孩子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到来的,到了第二胎,才会深思熟虑生不生。而且她们会更自然地做出分工,承担更多家务劳动。

她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职场环境,的确还是男性的发展机遇更多,晋升水平更快。我们的很多受访女性,很优秀,也好强,但她所在的环境里,是非常男性优先化的,同等条件下,通常是男性先升职。这一点大家都接受,已经内化了。对于收入性别差(gender income gap),她们接受起来没有太大的困难。

甚至是有少数几个家庭,丈夫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成了全职爸爸,我们也会看到,高学历、高能力的妈妈,也会维护传统的家庭权力关系,比如让丈夫管钱,当着孩子的面跟丈夫“讨要”零花钱,来树立丈夫的权威,小心翼翼地呵护丈夫的自尊。

(沈洋)但是在访谈中,有一个家庭发生的变化,让我印象非常深。

有一对夫妻,都是985大学毕业的,他们的二孩是随母姓的,女方爸妈都是大学教授。女方我访谈了两次,她对老公有很多怨言,说他可以连续打8个小时游戏,生活里什么都不会,也不管孩子。其实很多男性在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怎么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和妻子发生冲突,他会半夜两点给自己妈妈发消息问怎么办,是一个“妈宝男”。

但后来我又访谈了这位男性两次,发现他转变非常大——其实大多数丈夫都不愿意接受访谈,但他从建筑师转型成了保险经纪人,他愿意见我,也是把我作为一个潜在客户(笑)。我发现,他居然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变成了会做蛋挞的居家丈夫,还给我送了他自制的蛋挞。

这就是他妻子不断斗争的结果。虽然他可能对性别关系没什么反思,但妻子不断提要求,在这种强烈期待下,他也不希望家庭生活变得更糟糕,所以他做出了改变。所以有的女性觉得,丈夫是改变不了的,我觉得也未必。反而是要保持斗争,把离婚当做一个option,不糊弄自己,看出这个家庭的问题所在,不要让自己过得太艰辛。

因为家庭就是权力斗争的场域,传统的性别分工就是更利于男性的,他就没有改变的动力。在这个小家庭里,女性不断去斗争、要求,再加上她有原生家庭的加持,才会促成这种改变。女性需要跟传统斗争,也需要跟其他家庭成员抗争。这种斗争真的是日常的、持续的。

比如在我这里,工作上持续有结果发表,是我和丈夫斗争的结果。像前两天,我去给我朋友送书,我们在外面喝下午茶,我丈夫突然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我以为有什么事情呢,他说,他只是想表达内心的不平衡,他在带女儿打球,我在外面喝下午茶。他说,“你不要忘了你的母职哦”。当他出差的时候,我也会说,“你不要在事业上这么拼了,孩子都快不认识你了”。所以说,家庭内部是不断有斗争的(笑)。

(蒋莱)像我刚刚开始做女性研究的时候,大概2010年,我到很多场合发言,就会有男性学者提问:第一,“你老公是干嘛的?”意思是,你丈夫是不是圈内的,这很重要,他们想知道你在圈内的学术背景。第二,“你说这些话,你老公有意见吗?”我被问过很多次,当我表达一个关于女性领导力的认知时,他们会好奇,觉得身为一个丈夫,很难接受这样的妻子。所以当我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会很难接受刻板的婚育模式。

当然现在好多了,这样的话很少听到了,是一种进步。像“冠姓权”也是一样,我们这一代的人还在说“这怎么能接受”,但可能不久以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

这些年我自己的摸索、也是支撑我的信念,就是要敢于斗争,离婚永远是一个option,分开也是一个option。而且我未来会是一个绝不催婚催育的妈妈,我们会是这样的一代人。当孩子要婚育的时候,我们会说,希望你慎重。

最终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女性其实是弱势群体,但常常还容易撕裂。一些很小的分歧,阵营就拉得很大,会出现暴力性的语言表达。其实这背后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失权者,你没有办法去批评强势者和上位者,只能骂失权者,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是共同体,应该看到和理解彼此,即使大家(在婚育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文中所有案例的主人公均为化名,与书中人物的化名一致。)
本文转载自【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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