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泽平团队

人口问题既十分重要，又充满争议；既事关国家兴衰，又关系每个人的幸福。少子化、老龄化、不婚化、阶层固化等现象带来的挑战及应对，在学术界和国家战略层面长期存在不同观点。人口因素是长周期、慢变量，势大力沉，是典型的“灰犀牛”，人口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议题。

在经济学中，人口与资本、技术一起在供给侧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引发经济增速变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长周期变量，同时，人口的数量和结构还在需求侧影响着消费、投资等领域。因此，人口研究至关重要。我们长期以来专注于人口研究，试图以科学家的精神、建设性的态度，系统客观地对人口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旨在帮助读者厘清逻辑、明晰真相、看清未来，推动社会进步。我们长期以来建言放开生育、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与梁建章、黄文政等老师一起发起成立育娲人口研究这一公益研究机构。

一、中国视角：少子老龄化时代来临，人口变迁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人口周期是指人口经历老一代陆续死亡、新一代不断出生、世代更替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变化。个体生命周期的加总成为人口周期，主要表现为生育率下滑、老龄化加重、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口迁移从城市化到都市圈城市群化等特征。

少子老龄化带来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挑战，比如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储蓄投资率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创新创业活力下降、资产估值中枢下行、社会负担加重等。过去，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人口红利和高储蓄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民工荒”、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标志着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速换挡。

当前中国人口形势严峻，具体表现为十大特征：（1）总人口14.1亿，开始持续负增长；（2）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3）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4）少子化加剧，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5）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6）不婚化、家庭小型化成趋势；（7）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但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问题突出；（8）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但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9）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10）受教育程度提高，但需重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

先来看老龄化。中国已从2021年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等特点。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4%，占全球老年人口的约1/4，相当于全球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中国人。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和人口转变的结果，由低生育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是全球普遍现象，中国也不可避免。其中，长寿带来的老龄化并不可怕，这体现了社会进步和医疗水平提升。但是，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明显加速、持续深化，以及未富先老等问题不容小觑。随着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衰老并进入生命终点，未来30多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快速深化，预计2030年前后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56年的约36%。相比之下，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萎缩，预计2023—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68%降至59%。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

再来看不婚化。从成年开始，人的生命历程可分为单身、形成家庭、生育和养育孩子、孩子离家、生命晚期等阶段，婚育是连接少年和老年阶段的重要桥梁，但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结婚晚了、结婚少了。2013—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下降到683万对，连续9年下降，结婚率从9.9‰连续降至4.8‰。在传统观念上，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到底是“情感的升华”还是“爱情的坟墓”？一方面，随着新一代年轻人学历水平提升、独立意识加强，婚姻不再是必然选择，而是自由生活的“束缚”，离婚也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婚前彩礼、购置婚房、婚后生育养育子女等环节推高了结婚及婚后的生活成本，明显挤压了结婚意愿。

最后看少子化。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不足1.1，全球倒数，甚至低于美欧日，年轻人生育意愿低，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出生人口已经连续7年下降。为什么年轻人不生了？根据生育理论，现阶段低生育率的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困难；另一方面，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抑制生育意愿。根据育娲人口团队在《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的测算，2022年中国内地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相对于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倍数几乎是全球最高。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年青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然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萎缩、劳动力见顶、老龄化加速、“剩男”问题严峻等问题。

虽然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但是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流入地区发展潜力大，但存在人地错配等问题，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有何新动向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黔川渝鄂并存三个阶段。人口持续向深圳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和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集聚。中国人口流动已从“四六分化”走向“二八分化”，人口越来越集聚。人往高处走，人才更是倾向于前往大城市就业。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2018—2022年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率从5.7%增至14.0%，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才持续净流出，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人才净流入率分别从4.6%、2.2%增至7.9%、3.9%。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才价值日益凸显，各地“抢人大战”持续升级。

面对复杂的人口形势，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问题，同时挖掘人口结构变动中的“新红利”，未来主要有六大机遇：（1）消费迎来新趋势，逐渐向健康化、品质化、情感化转型；（2）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出海，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3）产品和服务向适老化转型，医养结合更加紧密，养老金融前景广阔；（4）教育系统面临结构性调整，短期托儿所供应不足，幼儿园及义务教育供应相对饱和；（5）住房价值分化，人口、人才净流入的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更高；（6）住房改善时代来临，从“有房住”到“住好房”，产品力成重点。

二、全球视角：人口演变的规律，人口问题的应对与经验

全球人口正面临重大变局，人口爆发期临近尾声，人口因素逐渐从慢变量成为快变量，少子老龄化扑面而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人口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经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阶段，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此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结婚率下降、离婚率稳定、初婚时间推迟、未婚同居占比增加、非婚生育占比增加、生育减少、不孕增加等，这是各国人口转变所呈现的共同趋势，但各经济体转变速度各异。西方国家转变开始较早，但持续的时间较长，部分发展中国家转变开始较晚，但是由于存在限制政策等，转变速度较快。

我们详细研究了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的人口形势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方式，试图找到人口演变的规律，以及人口问题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美国依靠19世纪以来移民支撑下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带来的人口质量提升，获得大量人口红利，2023年总人口达到3.4亿，位居世界第三，维持正增长。人口助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但近年来，美国老龄化加剧，贫富分化严重。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民族众多，冲突不断，社会撕裂愈演愈烈。美国历史上为应对人口问题，在劳动力素质提高、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社会服务供给、福利制度建立等方面频频施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被安倍晋三称为“国难”，2022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9%，老龄化程度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为应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日本推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但谈不上成功，比如错过鼓励生育的时机、老年人口过多、社会活力下降、社会阶层固化、“平成废物”、“草系”年轻人步入“低欲望社会”、医疗养老负担持续加重、移民政策不如美国开放等。不过日本相对完善的社保三支柱体系、制造业工匠精神、相对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受教育水平高等值得借鉴。

韩国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倒数第一，老龄化速度超过日本，由此而来的是经济增长乏力，储蓄率、投资率下降，财阀经济笼罩，社会活力下降，“N抛世代”涌现。为应对人口困境，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人口政策机构，完善生育激励、养育支持机制，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促进高龄人口就业等，然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主要是因为生育成本过高、房价负担高、传统家庭分工积重难返、工作“卷王”等抑制生育行为。数据显示，韩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所需的花费与人均GDP的比重在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劳动者工作时间最长，性别工资差距最大。

德国是全球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2.4%。德国的人口少子化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二战后的短暂婴儿潮，忽视了随后的人口零增长问题，2002年后德国政府意识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危害以及超级老龄化社会为德国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为解决人口困境，德国实施了构建社保体系、高福利家庭津贴、育儿支持政策等措施，但也带来了财政负担、养老金代际负担加重、家庭政策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

印度人口结构类似于中国的“昨天”，人口总量大、人口结构年轻等，具备一定的人口潜力。2023年印度人口总量超14.2亿，已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人口数量与中国相近，人口金字塔呈扩张型，且人口比中国年轻。但印度还存在劳动力抚养负担重、区域教育水平分化严重、高等教育入学率低、种姓制度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就业机会有限、失业率较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低、饥饿人口数量大、儿童消瘦、发育迟缓率较高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印度复制中国人口红利之路较难。

三、人口制度建设：构建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转折的关键时期，应该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构建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

西方国家更早面临少子化问题，家庭政策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通过现金补助、税收优惠、平等设立男女育产假、完善托幼服务、母亲工作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促进家庭和谐，提振生育意愿。短期看，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可以切实减少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提振生育意愿的有效手段；长期看，完善托育机构、促进职场性别平等、保障女性就业权利等，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措施。

人口因素影响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我们有如下建议。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孩子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孩子入托率至40%以上，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子的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的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殖补贴，促进合理需求的释放。

当前国内对生育支持已经达成共识，地方层面积极落实相关补贴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但支持力度有待提升，落实情况有待改善。对于生育补贴的具体方案，我们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子的家庭每月补贴1000-6000元。比如可以给一家庭补贴1000元，给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给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按上述补贴计算，即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补贴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补贴2000元。按此计算，需要提供1万亿-3万亿元的补贴。短期有助于扩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一举多得。

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老龄化持续加深，目前我国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的特点，社会养老负担持续加重，预计2050年前后老年抚养比超过50%，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就需要抚养一个老人，养老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应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我们建议：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第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用年长劳动力；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力度，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文：任泽平团队

人口问题既十分重要，又充满争议；既事关国家兴衰，又关系每个人的幸福。少子化、老龄化、不婚化、阶层固化等现象带来的挑战及应对，在学术界和国家战略层面长期存在不同观点。人口因素是长周期、慢变量，势大力沉，是典型的“灰犀牛”，人口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议题。

在经济学中，人口与资本、技术一起在供给侧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引发经济增速变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长周期变量，同时，人口的数量和结构还在需求侧影响着消费、投资等领域。因此，人口研究至关重要。我们长期以来专注于人口研究，试图以科学家的精神、建设性的态度，系统客观地对人口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旨在帮助读者厘清逻辑、明晰真相、看清未来，推动社会进步。我们长期以来建言放开生育、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与梁建章、黄文政等老师一起发起成立育娲人口研究这一公益研究机构。

一、中国视角：少子老龄化时代来临，人口变迁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人口周期是指人口经历老一代陆续死亡、新一代不断出生、世代更替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变化。个体生命周期的加总成为人口周期，主要表现为生育率下滑、老龄化加重、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口迁移从城市化到都市圈城市群化等特征。

少子老龄化带来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挑战，比如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储蓄投资率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创新创业活力下降、资产估值中枢下行、社会负担加重等。过去，中国依靠庞大且年轻的人口红利和高储蓄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民工荒”、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标志着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速换挡。

当前中国人口形势严峻，具体表现为十大特征：（1）总人口14.1亿，开始持续负增长；（2）老龄化加剧，正从人口红利期转入人口负担期；（3）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4）少子化加剧，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5）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严峻；（6）不婚化、家庭小型化成趋势；（7）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3097万，但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问题突出；（8）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但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9）人口、人才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东北、西北人口持续流出；（10）受教育程度提高，但需重视社会阶层固化现象。

先来看老龄化。中国已从2021年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等特点。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4%，占全球老年人口的约1/4，相当于全球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中国人。老龄化是经济社会进步和人口转变的结果，由低生育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是全球普遍现象，中国也不可避免。其中，长寿带来的老龄化并不可怕，这体现了社会进步和医疗水平提升。但是，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明显加速、持续深化，以及未富先老等问题不容小觑。随着1962—1975年第二轮婴儿潮出生人口逐渐衰老并进入生命终点，未来30多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快速深化，预计2030年前后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后持续快速上升至2056年的约36%。相比之下，劳动年龄人口持续萎缩，预计2023—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68%降至59%。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政府债务加重，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

再来看不婚化。从成年开始，人的生命历程可分为单身、形成家庭、生育和养育孩子、孩子离家、生命晚期等阶段，婚育是连接少年和老年阶段的重要桥梁，但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结婚晚了、结婚少了。2013—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7万对下降到683万对，连续9年下降，结婚率从9.9‰连续降至4.8‰。在传统观念上，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到底是“情感的升华”还是“爱情的坟墓”？一方面，随着新一代年轻人学历水平提升、独立意识加强，婚姻不再是必然选择，而是自由生活的“束缚”，离婚也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婚前彩礼、购置婚房、婚后生育养育子女等环节推高了结婚及婚后的生活成本，明显挤压了结婚意愿。

最后看少子化。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不足1.1，全球倒数，甚至低于美欧日，年轻人生育意愿低，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出生人口已经连续7年下降。为什么年轻人不生了？根据生育理论，现阶段低生育率的原因已经从死亡率驱动转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观念改变、生育成本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困难；另一方面，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抑制生育意愿。根据育娲人口团队在《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的测算，2022年中国内地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相对于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倍数几乎是全球最高。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年青一代的生育观念已然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萎缩、劳动力见顶、老龄化加速、“剩男”问题严峻等问题。

虽然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但是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流入地区发展潜力大，但存在人地错配等问题，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加重，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有何新动向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黔川渝鄂并存三个阶段。人口持续向深圳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和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集聚。中国人口流动已从“四六分化”走向“二八分化”，人口越来越集聚。人往高处走，人才更是倾向于前往大城市就业。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2018—2022年东部地区人才净流入率从5.7%增至14.0%，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才持续净流出，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人才净流入率分别从4.6%、2.2%增至7.9%、3.9%。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人才价值日益凸显，各地“抢人大战”持续升级。

面对复杂的人口形势，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问题，同时挖掘人口结构变动中的“新红利”，未来主要有六大机遇：（1）消费迎来新趋势，逐渐向健康化、品质化、情感化转型；（2）部分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出海，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3）产品和服务向适老化转型，医养结合更加紧密，养老金融前景广阔；（4）教育系统面临结构性调整，短期托儿所供应不足，幼儿园及义务教育供应相对饱和；（5）住房价值分化，人口、人才净流入的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更高；（6）住房改善时代来临，从“有房住”到“住好房”，产品力成重点。

二、全球视角：人口演变的规律，人口问题的应对与经验

全球人口正面临重大变局，人口爆发期临近尾声，人口因素逐渐从慢变量成为快变量，少子老龄化扑面而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世界人口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经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阶段，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此后，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结婚率下降、离婚率稳定、初婚时间推迟、未婚同居占比增加、非婚生育占比增加、生育减少、不孕增加等，这是各国人口转变所呈现的共同趋势，但各经济体转变速度各异。西方国家转变开始较早，但持续的时间较长，部分发展中国家转变开始较晚，但是由于存在限制政策等，转变速度较快。

我们详细研究了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的人口形势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方式，试图找到人口演变的规律，以及人口问题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美国依靠19世纪以来移民支撑下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人才培养体系带来的人口质量提升，获得大量人口红利，2023年总人口达到3.4亿，位居世界第三，维持正增长。人口助推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霸主。但近年来，美国老龄化加剧，贫富分化严重。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民族众多，冲突不断，社会撕裂愈演愈烈。美国历史上为应对人口问题，在劳动力素质提高、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社会服务供给、福利制度建立等方面频频施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被安倍晋三称为“国难”，2022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9%，老龄化程度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为应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日本推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但谈不上成功，比如错过鼓励生育的时机、老年人口过多、社会活力下降、社会阶层固化、“平成废物”、“草系”年轻人步入“低欲望社会”、医疗养老负担持续加重、移民政策不如美国开放等。不过日本相对完善的社保三支柱体系、制造业工匠精神、相对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受教育水平高等值得借鉴。

韩国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是倒数第一，老龄化速度超过日本，由此而来的是经济增长乏力，储蓄率、投资率下降，财阀经济笼罩，社会活力下降，“N抛世代”涌现。为应对人口困境，韩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人口政策机构，完善生育激励、养育支持机制，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促进高龄人口就业等，然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主要是因为生育成本过高、房价负担高、传统家庭分工积重难返、工作“卷王”等抑制生育行为。数据显示，韩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所需的花费与人均GDP的比重在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劳动者工作时间最长，性别工资差距最大。

德国是全球最早步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之一，也是目前欧洲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2.4%。德国的人口少子化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二战后的短暂婴儿潮，忽视了随后的人口零增长问题，2002年后德国政府意识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危害以及超级老龄化社会为德国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为解决人口困境，德国实施了构建社保体系、高福利家庭津贴、育儿支持政策等措施，但也带来了财政负担、养老金代际负担加重、家庭政策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

印度人口结构类似于中国的“昨天”，人口总量大、人口结构年轻等，具备一定的人口潜力。2023年印度人口总量超14.2亿，已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人口数量与中国相近，人口金字塔呈扩张型，且人口比中国年轻。但印度还存在劳动力抚养负担重、区域教育水平分化严重、高等教育入学率低、种姓制度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就业机会有限、失业率较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低、饥饿人口数量大、儿童消瘦、发育迟缓率较高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印度复制中国人口红利之路较难。

三、人口制度建设：构建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我们正处于人口大周期转折的关键时期，应该积极应对少子老龄化，构建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和谐社会。

西方国家更早面临少子化问题，家庭政策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通过现金补助、税收优惠、平等设立男女育产假、完善托幼服务、母亲工作支持等方面的政策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促进家庭和谐，提振生育意愿。短期看，加大生育补贴力度，可以切实减少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提振生育意愿的有效手段；长期看，完善托育机构、促进职场性别平等、保障女性就业权利等，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措施。

人口因素影响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我们有如下建议。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孩子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孩子入托率至40%以上，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子的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的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殖补贴，促进合理需求的释放。

当前国内对生育支持已经达成共识，地方层面积极落实相关补贴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但支持力度有待提升，落实情况有待改善。对于生育补贴的具体方案，我们建议按照孩子的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子的家庭每月补贴1000-6000元。比如可以给一家庭补贴1000元，给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给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按上述补贴计算，即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补贴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补贴2000元。按此计算，需要提供1万亿-3万亿元的补贴。短期有助于扩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一举多得。

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老龄化持续加深，目前我国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的特点，社会养老负担持续加重，预计2050年前后老年抚养比超过50%，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就需要抚养一个老人，养老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应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我们建议：一是加快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第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用年长劳动力；三是加大养老产业金融支持探索力度，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互联网+养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推进适老化改造，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