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游戏中，有两大类可玩的国家。
第一类是英法的世界双极，他们拥有庞大的工业基础和广袤的殖民地。因此，他们玩的是“均势”与“平衡”为主体的大国外交。英国平衡全球的政治势力，法国平衡欧洲的政治势力。
第二类是德意志诸国、意大利诸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他们需要在英法的大国均势之下，寻找历史的机遇期，完成民族的统一，在一百年的期间内，推动海外殖民扩张，完成工业化。
至于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是游戏的主旋律，因为直到游戏终止的1935年，中国仍然没有开启工业化之路。
而玩这个游戏的有趣之处，在于对照历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建立之后，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把欧洲诸国100年的工业化之路，重新走一遍。
甚至，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政治上必然也会有更多的诉求。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老二法国一样，虽然有英国均势全球，但也会开启自己的外交均势平衡。
因此，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历史的宿命感，也会遇到大量抉择上面的殊路同归。
之前两篇文章讲完了外交和政治，今天文章的定位则是经济。
游戏中，玩家对经济的调控手段并不多，主要手段，一个是消费税，一个是关税。
作为非英法这样TOP2的老玩家，为了推动工业化，上手第一件事儿，往往是大幅调高贫困阶层的税负，调低对富裕阶层的征税，然后调高关税。
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是因为游戏通过数据模拟了现实。
一方面，机械化之下，工人的生产率是高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但是在小农经济之下，他们并没有主动加入工业大生产的觉悟。因此，虽然对底层征税非常不道德，但是国家为了推动，不得不通过农业税，迫使农民从小农经济走出来，进入工厂。
另一方面，游戏中资本家的存在，会使得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幅增加，增强盈利能力，而且，资本家的投资效率要高于政府的投资效率。因此，对富裕阶层低税率，容易使得富豪累积资本成为资本家，低税率也为企业快速增长保驾护航。
所以呢，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自92年以来的改革，就会很清晰的看到，当时解决经济的危机的路子，是把危机向农村转移。
在巨大的税负压力之下，大量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各种经济壁垒，为企业家们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通过市场搞活了中国的经济。
而较高的关税壁垒，又为这些企业家们抵御住了国际巨头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他们刚出生抵抗力最弱的时候，加了一道国家政策的防护罩。
因此，中国企业家们在政策的春风之下，凭借着全球最廉价的劳动力，承接了发达国家蓝领工人不屑于做的“落后产能”，中国制造也因此迅速崛起，并顺利走出了经济危机。
其实，无论玩维多利亚2的游戏，还是对照全球所有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大家发展的道路基本都是相似的，加速的工业化，必然会伴随着铁腕政策，使得农民变为工人，同样，为了挑动积极性，也都会给资本家们一个“春天的故事”。
但是，一年总有四季，春天既然来了，秋天还会远吗？
以维多利亚2游戏中，带着主角光环的德国为例，在全球最优质的教育系统之下，德国的工人规模急剧膨胀。但是德国国内的市场终究是有限的，发展半个世纪之后，就会陷入产能过剩的局面。
在市场供过于求之下，企业家没有了利润，工人没有了工作。
而且，虽然德国国内有煤炭和钢铁，能够发展起来重工业和并制造廉价的日用品，但是国内没有棉花和染料，也没有橡胶和石油，所有高利润的行业，都被英国和法国这些老牌殖民国家控制。
产能过剩伴再加上产业升级受阻，因此，德国的民众，就面临“消费降级”的危险。
而每当游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玩家都会面临这个十字路口，国内的税收政策都需要全面的调整。
一方面，和之前的税收政策完全相反，开始对贫困人口大规模减税，对富豪人群大规模的加税；另一方面，则是由关税壁垒，改为大规模的降低进口关税。
对底层由加税改为减税的道理很简单，由于农业人口已经大规模的转化为工业人口，存量已经不多，加税倒逼农村人口进城的增量效应已经很低了。而且，继续保持底层群众的高税收，会导致大量的工人阶层没有消费力并引发愤怒，因此，为了拉动内需，必然要对底层减税。
对顶层由减税改为加税的道理也很简单，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市场已趋近饱和，之前野蛮生长的企业家，也出现了过剩的倾向。
而市场的增量，一方面取决于重要原材料（如石油、橡胶）产地的稳定供应和运输安全。（譬如与俄罗斯加大油气合作，避免过度依赖中东，譬如瓜达尔港就是为了避免石油被马六甲卡死）。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能够拿下多大的产品倾销市场。（譬如一路走向非洲的大规模经贸合作）
而这些动作，都不是普通民营企业家能够独立完成的，即使叶老板搞定的俄油生意，美国政府一句话，他也是完蛋。
因此，根据游戏中资本主义的规律和逻辑，当工业升级到一定程度和规模的时候，背后必然会和国家力量和意志形成联合。（就像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也要代表石油集团利益，影响美国的国家政策。）
所以呢，就像是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教育升级一样，随着国力的成长以及国际地位的改变，企业家也需要跟着一起升级，并进行供给侧的优胜劣汰。
而与调整国内税收政策相配合，之前的高关税壁垒政策，必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进入到低关税甚至负关税（退税补贴）。
就像游戏中的德国，随着关税保护政策之下，国内的工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的制造业霸主。但是，本国产能过剩必然是伴随着国际产能的过剩，而低关税甚至补贴，能够促使国内企业在原材料成本低的背景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而降低关税政策，也是一种对国内税收政策的一种对冲，使得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得以对冲国内针对富裕征税政策的影响。
而游戏中，选择对富裕阶层的加税，对于玩家来说，是势在必行的。
毕竟，一方面要对贫困阶层减税，另一方面又要大幅降低关税，而国家的财政政策还需要更加积极。但是政府也不可能随意印钱，因此，必然就需要有人来承担改革过程中的阵痛。
而且，随着关税降低，本来富裕阶层的消费品就都是海外进口的，并不能给国内广大的制造业人口提供就业和收入。而只有那些底层群众减税增加的购买力，才能够拉动国内的消费升级。
所以，当游戏进入工业化后半程的50年，玩家们之前对富裕阶层减税的政策都会取消，改为严格的高征税。游戏玩家们利用对富豪多征的税，让底层群众少缴税，实现消费升级，为国内的制造业升级转型和外海市场扩张争取缓冲的时间。
因此，如果把维多利亚游戏的100年游戏时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那么前50年的税收政策，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后50年的税收政策，则是“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
所以呢，对照现实中正在推进的很多政策，也算是不忘初心，兑现当年的诺言。
而这些政策对企业家冲击之大，甚至难以接受的原因，也许是从92年算起，我们把西方列强们50年的改革时间，压缩成了25年。
封面图来源：摄图网
编辑：早餐君
这个游戏中，有两大类可玩的国家。
第一类是英法的世界双极，他们拥有庞大的工业基础和广袤的殖民地。因此，他们玩的是“均势”与“平衡”为主体的大国外交。英国平衡全球的政治势力，法国平衡欧洲的政治势力。
第二类是德意志诸国、意大利诸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他们需要在英法的大国均势之下，寻找历史的机遇期，完成民族的统一，在一百年的期间内，推动海外殖民扩张，完成工业化。
至于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是游戏的主旋律，因为直到游戏终止的1935年，中国仍然没有开启工业化之路。
而玩这个游戏的有趣之处，在于对照历史，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建立之后，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把欧洲诸国100年的工业化之路，重新走一遍。
甚至，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政治上必然也会有更多的诉求。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老二法国一样，虽然有英国均势全球，但也会开启自己的外交均势平衡。
因此，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历史的宿命感，也会遇到大量抉择上面的殊路同归。
之前两篇文章讲完了外交和政治，今天文章的定位则是经济。
游戏中，玩家对经济的调控手段并不多，主要手段，一个是消费税，一个是关税。
作为非英法这样TOP2的老玩家，为了推动工业化，上手第一件事儿，往往是大幅调高贫困阶层的税负，调低对富裕阶层的征税，然后调高关税。
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是因为游戏通过数据模拟了现实。
一方面，机械化之下，工人的生产率是高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但是在小农经济之下，他们并没有主动加入工业大生产的觉悟。因此，虽然对底层征税非常不道德，但是国家为了推动，不得不通过农业税，迫使农民从小农经济走出来，进入工厂。
另一方面，游戏中资本家的存在，会使得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幅增加，增强盈利能力，而且，资本家的投资效率要高于政府的投资效率。因此，对富裕阶层低税率，容易使得富豪累积资本成为资本家，低税率也为企业快速增长保驾护航。
所以呢，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自92年以来的改革，就会很清晰的看到，当时解决经济的危机的路子，是把危机向农村转移。
在巨大的税负压力之下，大量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各种经济壁垒，为企业家们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通过市场搞活了中国的经济。
而较高的关税壁垒，又为这些企业家们抵御住了国际巨头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他们刚出生抵抗力最弱的时候，加了一道国家政策的防护罩。
因此，中国企业家们在政策的春风之下，凭借着全球最廉价的劳动力，承接了发达国家蓝领工人不屑于做的“落后产能”，中国制造也因此迅速崛起，并顺利走出了经济危机。
其实，无论玩维多利亚2的游戏，还是对照全球所有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大家发展的道路基本都是相似的，加速的工业化，必然会伴随着铁腕政策，使得农民变为工人，同样，为了挑动积极性，也都会给资本家们一个“春天的故事”。
但是，一年总有四季，春天既然来了，秋天还会远吗？
以维多利亚2游戏中，带着主角光环的德国为例，在全球最优质的教育系统之下，德国的工人规模急剧膨胀。但是德国国内的市场终究是有限的，发展半个世纪之后，就会陷入产能过剩的局面。
在市场供过于求之下，企业家没有了利润，工人没有了工作。
而且，虽然德国国内有煤炭和钢铁，能够发展起来重工业和并制造廉价的日用品，但是国内没有棉花和染料，也没有橡胶和石油，所有高利润的行业，都被英国和法国这些老牌殖民国家控制。
产能过剩伴再加上产业升级受阻，因此，德国的民众，就面临“消费降级”的危险。
而每当游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玩家都会面临这个十字路口，国内的税收政策都需要全面的调整。
一方面，和之前的税收政策完全相反，开始对贫困人口大规模减税，对富豪人群大规模的加税；另一方面，则是由关税壁垒，改为大规模的降低进口关税。
对底层由加税改为减税的道理很简单，由于农业人口已经大规模的转化为工业人口，存量已经不多，加税倒逼农村人口进城的增量效应已经很低了。而且，继续保持底层群众的高税收，会导致大量的工人阶层没有消费力并引发愤怒，因此，为了拉动内需，必然要对底层减税。
对顶层由减税改为加税的道理也很简单，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市场已趋近饱和，之前野蛮生长的企业家，也出现了过剩的倾向。
而市场的增量，一方面取决于重要原材料（如石油、橡胶）产地的稳定供应和运输安全。（譬如与俄罗斯加大油气合作，避免过度依赖中东，譬如瓜达尔港就是为了避免石油被马六甲卡死）。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能够拿下多大的产品倾销市场。（譬如一路走向非洲的大规模经贸合作）
而这些动作，都不是普通民营企业家能够独立完成的，即使叶老板搞定的俄油生意，美国政府一句话，他也是完蛋。
因此，根据游戏中资本主义的规律和逻辑，当工业升级到一定程度和规模的时候，背后必然会和国家力量和意志形成联合。（就像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也要代表石油集团利益，影响美国的国家政策。）
所以呢，就像是产业升级、消费升级和教育升级一样，随着国力的成长以及国际地位的改变，企业家也需要跟着一起升级，并进行供给侧的优胜劣汰。
而与调整国内税收政策相配合，之前的高关税壁垒政策，必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进入到低关税甚至负关税（退税补贴）。
就像游戏中的德国，随着关税保护政策之下，国内的工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的制造业霸主。但是，本国产能过剩必然是伴随着国际产能的过剩，而低关税甚至补贴，能够促使国内企业在原材料成本低的背景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而降低关税政策，也是一种对国内税收政策的一种对冲，使得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得以对冲国内针对富裕征税政策的影响。
而游戏中，选择对富裕阶层的加税，对于玩家来说，是势在必行的。
毕竟，一方面要对贫困阶层减税，另一方面又要大幅降低关税，而国家的财政政策还需要更加积极。但是政府也不可能随意印钱，因此，必然就需要有人来承担改革过程中的阵痛。
而且，随着关税降低，本来富裕阶层的消费品就都是海外进口的，并不能给国内广大的制造业人口提供就业和收入。而只有那些底层群众减税增加的购买力，才能够拉动国内的消费升级。
所以，当游戏进入工业化后半程的50年，玩家们之前对富裕阶层减税的政策都会取消，改为严格的高征税。游戏玩家们利用对富豪多征的税，让底层群众少缴税，实现消费升级，为国内的制造业升级转型和外海市场扩张争取缓冲的时间。
因此，如果把维多利亚游戏的100年游戏时间分成前后两个阶段，那么前50年的税收政策，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后50年的税收政策，则是“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
所以呢，对照现实中正在推进的很多政策，也算是不忘初心，兑现当年的诺言。
而这些政策对企业家冲击之大，甚至难以接受的原因，也许是从92年算起，我们把西方列强们50年的改革时间，压缩成了25年。
封面图来源：摄图网
编辑：早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