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来源：视觉中国
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综合编辑 | 武昭含
9月16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在会上说：“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表示，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称，“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私营经济）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这次研讨会，民营企业、私营经济之所以成为热点议题，是因为日前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在自媒体发表文章，鼓吹“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文章一出，舆论哗然。
9月13日，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文章，对此论调进行批驳，随后，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号头条转发。（详情请戳：经济日报重磅批驳，人民日报接棒转发，“私营经济离场论”究竟有多荒谬？）
据悉，“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刘鹤出席了此次活动，众多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与会，就私营经济、深化改革等多个话题进行了讨论。
以下是部分精彩言论（略经删节）：
深化对私营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
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发问：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近段时间，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极大争议，文章称民营企业应逐步退出，马建堂直言，“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这与(他的)认识错乱有关系，也和当下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与民营企业）对一些经济政策不甘心，或者不满有关系”。
马建堂分析称，这种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马建堂称，社会上都在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要有一个让人吃定心丸的改革项目，那应该就是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
马建堂指出，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马建堂表示，“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应辩论达成一致
吴敬琏表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具体方法去执行改革任务”。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速度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他总结道。
我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指导之下曲折前进的，4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比如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大家都觉得总方向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因此，当时是在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发现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曲折后，在1984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就往前进了一步，三中全会时，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各自的理解也不一样。
经过了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选择，大致在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到了1987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依靠调节市场来引导企业。
1988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小平同志说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
这个曲折最终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说是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经过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现在看起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不能只给民营企业番号，不给粮草和弹药
段永基强调，要想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段永基称，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他认为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成就
陈东升表示，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在其看来，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后三股力量应该没有争论，关键是政府的作用”，陈东升表示，“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他也强调，政府应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的对立和差异，都是源自于政府在经济里面起何种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的分歧)。”
陈东升强调，国企不是问题，政府是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国的成功是靠这四股因素，未来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深化市场改革，改善从商环境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大幅减少政府干预， “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杨伟民认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在杨伟民看来，目前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有所下滑，根本原因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杨伟民表示，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分类”。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完善营商环境，从特惠过渡到普惠
白重恩以“夯实经济增长的市场制度基础”为题进行了演讲。
白重恩表示，我国的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就会遇到困难。但是我国有个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所造成的阻碍。
但白重恩指出，特惠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并非最优安排，而仅是次优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特惠制度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他呼吁应尽力完善普惠制度，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讨论是否需要继续容忍一些次优安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王一鸣表示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去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
但这种改革现在带来了一系列的遗症，王一鸣称，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王一鸣认为，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现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利率还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这种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王一鸣认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的责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大责任
林毅夫表示，目前，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到2025年左右，我国将变成发达国家。那个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在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就需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负有更大责任。
林毅夫认为，中国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在中美正在打贸易战的情况下，关键点是要怎么样能够有理有据地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他们知道中美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把中国崛起经验输送非洲，助力非洲发展
胡鞍钢曾在非洲做过调研并撰写报告，认为我国应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帮助非洲进行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等。“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发展的时代。”
“这次中非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提供发展的经验和案例”，他称，“最近在给非洲的一些部长做培训时，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和其他方面的经验。他们非常感兴趣。”
此外，胡鞍钢认为，中国有可能为非洲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等政策，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
封面图来源：摄图网
编辑：早餐君
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来源：视觉中国
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综合编辑 | 武昭含
9月16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在会上说：“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表示，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称，“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私营经济）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这次研讨会，民营企业、私营经济之所以成为热点议题，是因为日前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在自媒体发表文章，鼓吹“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文章一出，舆论哗然。
9月13日，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头条刊发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文章，对此论调进行批驳，随后，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号头条转发。（详情请戳：经济日报重磅批驳，人民日报接棒转发，“私营经济离场论”究竟有多荒谬？）
据悉，“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刘鹤出席了此次活动，众多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与会，就私营经济、深化改革等多个话题进行了讨论。
以下是部分精彩言论（略经删节）：
深化对私营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
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马建堂发问：民营经济能否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
近段时间，自称金融行业人士的吴小平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起极大争议，文章称民营企业应逐步退出，马建堂直言，“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这与(他的)认识错乱有关系，也和当下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与民营企业）对一些经济政策不甘心，或者不满有关系”。
马建堂分析称，这种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马建堂称，社会上都在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如果要有一个让人吃定心丸的改革项目，那应该就是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
马建堂指出，我国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最早认为民营经济是利己的力量，后来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后来，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民营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多的GDP，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那么“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还有探讨的空间”，马建堂表示，“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私营经济应退出的声音不和谐，应辩论达成一致
吴敬琏表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具体方法去执行改革任务”。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速度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他总结道。
我认为40年来的主要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
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指导之下曲折前进的，4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很多的波折和起伏。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比如说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大家都觉得总方向是市场取向，当时的说法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跟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因此，当时是在用苏联学来的那套政治经济学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发现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曲折后，在1984年，我们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就往前进了一步，三中全会时，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各自的理解也不一样。
经过了80年代中期的反复讨论、选择，大致在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态，最后选择了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叫做配套改革，但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到了1987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国家依靠调节市场来引导企业。
1988年前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部分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小平同志说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就叫做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
这个曲折最终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后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世纪之交时，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腾飞。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部分人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历史性的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说是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改革的目标设定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经过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所以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投资去拉动的，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造成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如果要降杠杆，那么增长率就下去了，如果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那么杠杆就上来了，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几率就增大了。
有没有出路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就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现在看起来，落实不是很容易的。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出。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经济下行，民企开始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
李扬表示，中国经济大格局发生了变化——国进民退现象比较突出。他引述自己所做的调查称，在广东、深圳、浙江等民企民营资本最发达的地方，国资都在高歌行进。
李扬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形势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因为处于产业链上游，国企赚得不得了，而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足。
第三，由于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大多靠影子银行融资的民营企业，随着资管新规的出台，“财路”没有了。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不能歧视小企业、民企，但事实上歧视仍然存在，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的剧烈压力下采取的自救措施”，李扬称，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而这样做了的话，企业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但弊端也是显然的”，李扬强调，“国企的效率普遍比民企低一些。民企并入国企后，国企就会开始往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在这次浪潮里，如果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过两年再看，后果会是令人堪忧的。”
四通控股董事长段永基：不能只给民营企业番号，不给粮草和弹药
段永基强调，要想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来看，目前的感觉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便是在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之下，民营企业也是很难的”。
段永基称，总说国有企业是执政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老把民营企业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他认为这是思想不解放造成的现象，“思想不解放就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四股力量共同推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成就
陈东升表示，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成长。在其看来，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这四股力量推动的。
“后三股力量应该没有争论，关键是政府的作用”，陈东升表示，“作为后发国家，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他也强调，政府应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的对立和差异，都是源自于政府在经济里面起何种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的分歧)。”
陈东升强调，国企不是问题，政府是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国的成功是靠这四股因素，未来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深化市场改革，改善从商环境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大幅减少政府干预， “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杨伟民认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在杨伟民看来，目前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有所下滑，根本原因是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杨伟民表示，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分类”。
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完善营商环境，从特惠过渡到普惠
白重恩以“夯实经济增长的市场制度基础”为题进行了演讲。
白重恩表示，我国的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就会遇到困难。但是我国有个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所造成的阻碍。
但白重恩指出，特惠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并非最优安排，而仅是次优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特惠制度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他呼吁应尽力完善普惠制度，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讨论是否需要继续容忍一些次优安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王一鸣：改革约束机制越来越多，激励机制却越来越少
王一鸣表示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过去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
但这种改革现在带来了一系列的遗症，王一鸣称，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王一鸣认为，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现在最大的双轨，现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利率还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这种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王一鸣认为，下一步改革要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其中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的责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大责任
林毅夫表示，目前，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到2025年左右，我国将变成发达国家。那个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在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就需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负有更大责任。
林毅夫认为，中国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在中美正在打贸易战的情况下，关键点是要怎么样能够有理有据地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他们知道中美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把中国崛起经验输送非洲，助力非洲发展
胡鞍钢曾在非洲做过调研并撰写报告，认为我国应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帮助非洲进行工业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等。“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发展的时代。”
“这次中非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提供发展的经验和案例”，他称，“最近在给非洲的一些部长做培训时，介绍了中国的五年规划和其他方面的经验。他们非常感兴趣。”
此外，胡鞍钢认为，中国有可能为非洲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我们可以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等政策，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
封面图来源：摄图网
编辑：早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