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共 4519 字，阅读时长约 11 分钟
这是刘胜军微财经的第 222 篇原创首发文章
如今的实体经济企业，堪比 2000 年的农民——真苦、真穷、真危险。
✍ 文/刘胜军
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 1610 - 1695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乃“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教授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为何历史上的减税总是无功而返，秦晖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中指出：
• 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
• 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
•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叹息“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所以，根子在于：政府“减税”只是形势所迫之下的“壮士断腕”，而“加税”则是政府体系的动物本能。在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政府会“本能地”不断加税直至经济不堪承受。这就是历史周期律。
“量出制入”：财政的秘密
当前社会各界对减税呼声之高，为近年来罕见。但是财税部门总是拿出“地方政府工资都发不下来”的话来唬人。
地方财政“吃紧”是事实，但导致“吃紧”的原因有两种可能：
• 收入太少
• 支出太多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量入为出”，肯定永远觉得钱不够用。一个人如果精打细算，哪怕收入不高也会有些储蓄。这么简单的道理，用来解释地方政府行为亦然。
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的收入之比从 1996 年的 69.3% : 13.6% : 17.1% 变为 2007 年的 57.5% : 18.4% : 24.1% 。其中政府占比上升 7 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比重锐减 11.8 个百分点。
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早在2012 年“改革促进派”李剑阁就疾呼：
我们中国税收连续十年来以超过 20% 的速度在增长，这个是不正常的。我们现在应该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 应该大幅度减轻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那些小企业的负担。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
现阶段地方财政最大的弊病即在于此：
• 由于缺乏财政透明度和制约机制，各级政府总是“量出制入”——钱不够了就想办法找钱，而非压缩开支。
之所以说是“量出制入”，有数据为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的研究发现：
从 1994 - 2005 年的 12 年间, GDP 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9.57% ，税收平均增幅为 18.35% ，而财政支出的平均增幅 18.08% ，后两者惊人的一致。
为何不论经济好坏、无论中央如何呼吁减税，财税部门都能完成“收入增长目标”？主要有 3 个高招：
• 一是开源，即乱收费
• 二是抬高房价多卖地
• 三是加大税收征收力度
大家不要小看“加大征收力度”的威力：
• 崔兴芳、樊勇和吕冰洋以 1996 - 2003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税收征管效率每提升 1 个百分点，税收增加 0.654% ，截至 2003 年，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提升了 96% 。
• 潘雷池利用 1978 - 2005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税收努力指数每提高 1 个单位，税收增长率提高0.42 个单位。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只有 25.02% 的解释力，而征管努力的解释度却可以达到 88.74% 。
以“营改增”为例，之所以企业对“减税效应”缺乏获得感，一个原因是金税三期的出马：
• 2016 年 7 月金税三期系统在上海正式上线，随后全国开始推广。
金税三期的初衷是提高征收效率和透明度，减少偷税漏税。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国家考虑到金税三期客观上“加大了征收力度”，就理应提高减税幅度，否则减税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增税。想想看，假如税率降低 1％ 、征收力度加大 10％ ，会怎么样？小学生都会计算最终的结果。
此外，各级税务部门在执法上具有很大弹性。据媒体 2017 年初的报道：
• 一位民营企业主表示，“地方税务官员跟我们商量，说有困难，让我们预交税收。我们在外地投资的企业，已经预交到 2019 年的税了。”
• 一位资深财政人士表示，江浙一带此前的税收基本是留有余地，不会收全。近几年，税收征管力度在加大，应收尽收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直言：
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但是企业和居民缺少实实在的获得感，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背后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是个系统工程，文件上规定的税率和税基可能减少了，但实际的征管力度可能加强了。
减税之难，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游戏。
怎么办？
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说白了，“黄宗羲定律”意思就是：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要推动“真减税”，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的“觉悟”，而是要靠制约政府自我扩张的有效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明了改革方向：
• 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 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谁来制约政府乱花钱？当然是人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早在 2013 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呼吁：
• 预算公开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很多部门以国家秘密为由回避预算公开，大大削弱预算公开制度的执行效果。政府预算的收支科目按“类、款、项、目”四级划分，目前的财政预算只落实到“款”，重点项目到“项”，而“项”这一级动辄就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的预算，这些资金分配到哪些项目上去均由政府部门决定，公众很难知道这些资金具体花到什么项目上，人大也难以审查。
• 应增强预算编制的精细化和透明度，对预算公开的原则、内容、时限、方式等需要作出明确规定；需要对“国家秘密”的内涵、外延和认定依据予以明确。本级公共预算按功能分类、经济分类分别编制，一般收支至少编列到“项”，尽可能落实到“目”。这样才能增强预算的透明度，真正做到没有预算不支出。
• 在预算权力的制约方面，建议强化预算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落实人大的预算决定权和监督权。
经济学家、人大代表李迅雷讲得更加具体：
• 人民代表大会普遍会期短、议程多，实际安排审查政府去年的财政决算和今年的财政预算时间只有区区半天，且几天之后就要审查表决草案和进行表决，大部分代表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研究。实际上代表们对纳税人的钱如何花、该不该花、花的效果如何，都没有时间进行实质性审查。
• 由于政府提交人代会审议的财政预决算报告过于笼统，专业术语较多，缺乏概括和归纳，多个项目和数字混在一起，缺少详实的文字说明，大部分代表望而却步，难以了解财政资金到底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由此导致在大会审议中难以对预算报告进行专门、深入、细致的审议，难以对预算草案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意见。
• 从政府提供的预决算材料看，涉及资金使用绩效方面的内容很少，只是简单说明用于某个领域的资金同比增减多少，例如用于民生领域的资金多了，似乎就表明重视民生了，但这些投入资金的使用绩效究竟如何，代表们却不知情。
虎头蛇尾柳传志
推动“真减税“，防止减税走形和变形，必须靠全社会的努力，尤其是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不仅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而且能反应企业对税负的真实感受，社会影响力也更大。
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企业家往往顶不住压力。柳传志在 2014 年的一次虎头蛇尾的“发声”很有代表性。
• 2014 年 3 月,柳传志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2014 ”现场，向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提问：
（中国经济）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 GDP 的增长，最后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老这么下去我自己以为中国永远变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不知道楼部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 这个问题立刻引发全场鼓掌，楼继伟部长立马否认柳的“指控”，回应道：
我也给您鼓掌，如果我能出现您说的那种现象我就太高兴了，没那回事儿了。
• 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两天后的2014 年 3 月 25 日，柳传志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替领导解释，楼部长的意思是以后大概不会了，自己虽然不懂为什么，但是希望媒体息事宁人：
各位笔下留情，别把这个事弄大了。
• 3 月 31 日，柳传志出席清华经管学院建院 30 周年论坛说了心里话：
楼部长要是看了，肯定很生气。我看了以后就很紧张的，这个玩意弄的领导同志不高兴也是不行的。但是，我估计那个媒体其实并没有真正听明白楼的话，楼部长说没有那么一回事，其实他是说以后那个日子没有了，不是那样的。
企业家们都如此善解人意、替领导着想，财税部门会有改革压力吗？
从农民真苦到企业真累
200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信：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眼下，实体经济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债务过重、税费过重、融资困难、增速放缓、贸易战冲击、第四次产业革命等多重压力的挤压，困境堪比 2000 年的农民。
▲各国企业总税负比较
（来源：世界银行）
可以说，减税已经是当前政策选项中的“王炸”。大规模减税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奇效：
• 修复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化解债务风险
• 大大提振 A 股
• 真正稳预期、稳信心，在中美博弈中站稳脚跟，令特朗普知难而退
• 激发民间投资，避免靠刺激稳增长，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 提振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再平衡
• 扩大税基，让税收以“放水养鱼”而非“涸泽而渔”的方式实现增长
王炸一出，中国有望对内打破黄宗羲定律、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对外击退特朗普的贸易讹诈。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抓了一手好牌，却没来得及打出来。
好牌在手，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封面图来源：摄图网
编辑：早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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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实体经济企业，堪比 2000 年的农民——真苦、真穷、真危险。
✍ 文/刘胜军
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 1610 - 1695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乃“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教授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为何历史上的减税总是无功而返，秦晖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中指出：
• 由于我国传统赋役历来就有“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的弊病，而在专制王朝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而不能“量入为出”。
• 克服胡征乱派之弊、减少税收中途流失和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并税—除费—简化税则，就成为主流的改革思路。仅在明清两代，便搞过“征一法”、“一串铃”、“一条鞭”、“地丁合一”等等。
• 一般说来，上述改革大都可以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然而它的中长期效果却无例外地与初衷相反。原因很简单：时间稍移，人们“忘了”今天的“正税”已包含了以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便会重出加派。黄宗羲精辟地把它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叹息“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所以，根子在于：政府“减税”只是形势所迫之下的“壮士断腕”，而“加税”则是政府体系的动物本能。在缺乏“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政府会“本能地”不断加税直至经济不堪承受。这就是历史周期律。
“量出制入”：财政的秘密
当前社会各界对减税呼声之高，为近年来罕见。但是财税部门总是拿出“地方政府工资都发不下来”的话来唬人。
地方财政“吃紧”是事实，但导致“吃紧”的原因有两种可能：
• 收入太少
• 支出太多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量入为出”，肯定永远觉得钱不够用。一个人如果精打细算，哪怕收入不高也会有些储蓄。这么简单的道理，用来解释地方政府行为亦然。
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看，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的收入之比从 1996 年的 69.3% : 13.6% : 17.1% 变为 2007 年的 57.5% : 18.4% : 24.1% 。其中政府占比上升 7 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比重锐减 11.8 个百分点。
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忡忡。早在2012 年“改革促进派”李剑阁就疾呼：
我们中国税收连续十年来以超过 20% 的速度在增长，这个是不正常的。我们现在应该让利于民、让利于企业， 应该大幅度减轻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那些小企业的负担。这几年政府强化监管，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了不能理解，不能容忍的程度。
现阶段地方财政最大的弊病即在于此：
• 由于缺乏财政透明度和制约机制，各级政府总是“量出制入”——钱不够了就想办法找钱，而非压缩开支。
之所以说是“量出制入”，有数据为证。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的研究发现：
从 1994 - 2005 年的 12 年间, GDP 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9.57% ，税收平均增幅为 18.35% ，而财政支出的平均增幅 18.08% ，后两者惊人的一致。
为何不论经济好坏、无论中央如何呼吁减税，财税部门都能完成“收入增长目标”？主要有 3 个高招：
• 一是开源，即乱收费
• 二是抬高房价多卖地
• 三是加大税收征收力度
大家不要小看“加大征收力度”的威力：
• 崔兴芳、樊勇和吕冰洋以 1996 - 2003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税收征管效率每提升 1 个百分点，税收增加 0.654% ，截至 2003 年，税收征管效率平均提升了 96% 。
• 潘雷池利用 1978 - 2005 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税收努力指数每提高 1 个单位，税收增长率提高0.42 个单位。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只有 25.02% 的解释力，而征管努力的解释度却可以达到 88.74% 。
以“营改增”为例，之所以企业对“减税效应”缺乏获得感，一个原因是金税三期的出马：
• 2016 年 7 月金税三期系统在上海正式上线，随后全国开始推广。
金税三期的初衷是提高征收效率和透明度，减少偷税漏税。这本来是好事。但如果国家考虑到金税三期客观上“加大了征收力度”，就理应提高减税幅度，否则减税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增税。想想看，假如税率降低 1％ 、征收力度加大 10％ ，会怎么样？小学生都会计算最终的结果。
此外，各级税务部门在执法上具有很大弹性。据媒体 2017 年初的报道：
• 一位民营企业主表示，“地方税务官员跟我们商量，说有困难，让我们预交税收。我们在外地投资的企业，已经预交到 2019 年的税了。”
• 一位资深财政人士表示，江浙一带此前的税收基本是留有余地，不会收全。近几年，税收征管力度在加大，应收尽收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直言：
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但是企业和居民缺少实实在的获得感，有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增。背后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是个系统工程，文件上规定的税率和税基可能减少了，但实际的征管力度可能加强了。
减税之难，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游戏。
怎么办？
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说白了，“黄宗羲定律”意思就是：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要推动“真减税”，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的“觉悟”，而是要靠制约政府自我扩张的有效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指明了改革方向：
• 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
•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
• 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
谁来制约政府乱花钱？当然是人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早在 2013 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就呼吁：
• 预算公开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很多部门以国家秘密为由回避预算公开，大大削弱预算公开制度的执行效果。政府预算的收支科目按“类、款、项、目”四级划分，目前的财政预算只落实到“款”，重点项目到“项”，而“项”这一级动辄就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的预算，这些资金分配到哪些项目上去均由政府部门决定，公众很难知道这些资金具体花到什么项目上，人大也难以审查。
• 应增强预算编制的精细化和透明度，对预算公开的原则、内容、时限、方式等需要作出明确规定；需要对“国家秘密”的内涵、外延和认定依据予以明确。本级公共预算按功能分类、经济分类分别编制，一般收支至少编列到“项”，尽可能落实到“目”。这样才能增强预算的透明度，真正做到没有预算不支出。
• 在预算权力的制约方面，建议强化预算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落实人大的预算决定权和监督权。
经济学家、人大代表李迅雷讲得更加具体：
• 人民代表大会普遍会期短、议程多，实际安排审查政府去年的财政决算和今年的财政预算时间只有区区半天，且几天之后就要审查表决草案和进行表决，大部分代表都没有充裕的时间去研究。实际上代表们对纳税人的钱如何花、该不该花、花的效果如何，都没有时间进行实质性审查。
• 由于政府提交人代会审议的财政预决算报告过于笼统，专业术语较多，缺乏概括和归纳，多个项目和数字混在一起，缺少详实的文字说明，大部分代表望而却步，难以了解财政资金到底是如何分配和使用；由此导致在大会审议中难以对预算报告进行专门、深入、细致的审议，难以对预算草案提出一些实质性的意见。
• 从政府提供的预决算材料看，涉及资金使用绩效方面的内容很少，只是简单说明用于某个领域的资金同比增减多少，例如用于民生领域的资金多了，似乎就表明重视民生了，但这些投入资金的使用绩效究竟如何，代表们却不知情。
虎头蛇尾柳传志
推动“真减税“，防止减税走形和变形，必须靠全社会的努力，尤其是企业家阶层。企业家阶层不仅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而且能反应企业对税负的真实感受，社会影响力也更大。
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企业家往往顶不住压力。柳传志在 2014 年的一次虎头蛇尾的“发声”很有代表性。
• 2014 年 3 月,柳传志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2014 ”现场，向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提问：
（中国经济）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 GDP 的增长，最后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老这么下去我自己以为中国永远变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不知道楼部长，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 这个问题立刻引发全场鼓掌，楼继伟部长立马否认柳的“指控”，回应道：
我也给您鼓掌，如果我能出现您说的那种现象我就太高兴了，没那回事儿了。
• 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两天后的2014 年 3 月 25 日，柳传志在“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替领导解释，楼部长的意思是以后大概不会了，自己虽然不懂为什么，但是希望媒体息事宁人：
各位笔下留情，别把这个事弄大了。
• 3 月 31 日，柳传志出席清华经管学院建院 30 周年论坛说了心里话：
楼部长要是看了，肯定很生气。我看了以后就很紧张的，这个玩意弄的领导同志不高兴也是不行的。但是，我估计那个媒体其实并没有真正听明白楼的话，楼部长说没有那么一回事，其实他是说以后那个日子没有了，不是那样的。
企业家们都如此善解人意、替领导着想，财税部门会有改革压力吗？
从农民真苦到企业真累
2000 年 2 月 10 日，湖北省监利县周河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信：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眼下，实体经济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债务过重、税费过重、融资困难、增速放缓、贸易战冲击、第四次产业革命等多重压力的挤压，困境堪比 2000 年的农民。
▲各国企业总税负比较
（来源：世界银行）
可以说，减税已经是当前政策选项中的“王炸”。大规模减税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奇效：
• 修复实体经济赢利能力，化解债务风险
• 大大提振 A 股
• 真正稳预期、稳信心，在中美博弈中站稳脚跟，令特朗普知难而退
• 激发民间投资，避免靠刺激稳增长，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 提振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再平衡
• 扩大税基，让税收以“放水养鱼”而非“涸泽而渔”的方式实现增长
王炸一出，中国有望对内打破黄宗羲定律、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对外击退特朗普的贸易讹诈。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抓了一手好牌，却没来得及打出来。
好牌在手，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封面图来源：摄图网
编辑：早餐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