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精准治疗的临床争议，正在从“有没有手段可用”转向“手段的边界在哪里”。以EGFR-TKI耐药后MET扩增这一特定亚型为例，双靶联合方案凭借Ⅲ期研究证据崭露头角，“能否取代含铂化疗成为标准后线选择”成为临床分歧的焦点;与此同时，MRD监测在靶向治疗全程管理中的应用不断扩大，“阴性结果能否等同于疾病无进展”同样存在被误读的空间。两类争议的实质相同：在证据强度、患者异质性与监测盲区之间，如何作出恰如其分的临床判断。
为解决上述争议、厘清精准治疗中各类治疗与监测手段的适用边界，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杨农教授在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期间，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专访时指出：新方案的证据优势，不等于既有方案的彻底退出;重要监测指标的价值，不等于它可以单独支撑治疗决策。围绕EGFR-TKI耐药后MET扩增的双靶联合临床定位、MRD监测的应用边界与多维评估体系的实施节奏，杨农教授层层递进，系统阐述了肺癌精准治疗所需的“边界感”。
双靶联合：
是“首选”，但不是“唯一答案”
在MET扩增这一特定的耐药亚型中，双靶联合是否已经具备取代含铂化疗作为标准后线选择的证据强度?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到耐药机制本身。MET扩增是EGFR-TKI(尤其是三代TKI奥希替尼)治疗后最常见的旁路激活耐药机制之一。其生物学逻辑在于：EGFR信号被抑制后，MET扩增可经GRB2/GAB1支架蛋白独立激活PI3K与RAS下游通路，重新驱动肿瘤增殖——这为“EGFR与MET双重阻断”提供了明确的机制依据。
杨农教授指出，正是基于这一机制逻辑，由他参与完成的Ⅲ期SACHI研究(NCT05015608)给出了高级别循证答案：针对EGFR-TKI治疗进展后伴MET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奥希替尼联合赛沃替尼对比含铂双药化疗，ITT人群中位无进展生存期8.2个月对4.5个月(HR0.34，P<0.0001)，客观缓解率58%对34%，且≥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两组相当(57%对57%)，血液学毒性低于化疗组¹。基于该研究interim分析数据，这一全口服、去化疗的联合方案已于2025年6月在中国获批相应适应症¹。杨农教授认为，这一证据格局意味着双靶联合在现阶段是该人群名副其实的首选方案。
但“首选”不等于“通吃”。杨农教授同时强调，铂二联化疗在现阶段不能被完全取代：在MET扩增患者中，总会有部分患者对奥希替尼+赛沃替尼的应答不够理想，且总生存数据尚待成熟(当前22.9对17.7个月，HR0.84)，对这部分患者，临床决策需要进入更具体的个体化调整层面——双靶联合并非治疗的终点，而是可以继续优化的起点：对治疗后有一定程度退缩、但退缩并不理想的患者，可在全身治疗基础上联合放疗、消融等局部治疗手段;必要时，含铂化疗仍是后续联合方案的基础选项。他强调，这些都是临床实践中会实际考虑到的路径。
因此，双靶联合的临床定位可以概括为：以高级别证据和获批适应症为底座的首选方案，同时保留基于应答情况的动态调整空间——既把新方案的循证价值用足，也不因证据的领先而过早地关闭其他治疗路径。
MRD监测：临床价值明确，
但阴性结果并非“安全通行证”
在靶向治疗中，MRD监测的应用范围正在扩大。行业层面，基于ctDNA的MRD已被《肺癌适应性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列为适应性治疗的标志物：阳性结果可指导升阶治疗，阴性结果可指导降阶治疗，但其临床应用仍需更多临床试验确认²。
杨农教授首先明确了MRD的适用条件与价值边界：只要是驱动突变、且有针对性靶向药可用的患者，一般都可以采取MRD进行监测，作为疗效预测的重要伴随指标。其中，治疗早期MRD清零，是这类靶向治疗人群预后明显更好的重要标志。
但杨农教授同时强调，MRD阴性不能与“疾病无进展”划等号。临床实践中，常有一些脑转移、甚至部分肺转移的患者，疾病已经进展，影像学也已做出判断，但MRD仍持续阴性——如果仅依据MRD结果进行判断，这部分患者可能被遗漏。因此，MRD是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其应用需要联合影像学评估、患者症状和体征的缓解情况等其他监测手段，才能形成对疾病状态的完整判断。
从MRD到影像组学：
多维预测的方向与实施边界
针对上述的局限性，杨农教授指出，MRD的应用需要联合其他监测指标，如影像学评估、病人症状和体征的缓解情况等，以实现更精准的疗效预测与治疗决策制定。从研究角度而言，获取更多维度的组学数据用于预测，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但随着检测维度增加，可及性和成本会明显上升。因此，核心问题并非技术能否实现，而是临床是否需要。对于特定患者群体，更精细的组学预测可能具有改变治疗决策的价值;而对于另一部分患者，现有评估手段已能提供足够的决策依据。是否叠加更多维度检测，应基于具体临床场景和患者需求进行判断，而非遵循“检测越多越好”的简单逻辑。
杨农教授进一步展望了多维评估的发展方向。在免疫治疗领域，已有研究发表的证据显示，早期影像组学的变化可以预测主要病理缓解(MPR)与病理完全缓解(pCR)的发生，提示影像组学有望成为疗效预测的重要工具。
当然，检测维度的增加同时意味着可及性与成本的上升，其核心问题并非技术能否实现，而是具体临床场景是否需要。对于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分子层面的监测结果需要与影像学变化和临床表现相互印证，才能形成对疾病状态的完整判断。杨农教授强调，这种联合监测方案已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将成为未来疗效评估与治疗决策的主流模式。
结语
循证医学的成熟，从来不是以新证据淹没旧方案为标志，而是以临床对证据适用边界的共识为标志。肺癌精准治疗的竞争焦点，正在从“有没有新靶点、新检测”转向“现有证据如何被恰当地使用”——这或许是比任何单一研究结论都更影响患者获益的命题。
杨农教授将“边界感”从个人经验的层面，提炼为一种可复用、可传授的决策范式：以机制理解选择方案，以量化证据校准优先级，以监测盲区约束对单一指标的自信，以患者现实条件收束技术的应用范围。对正在经历证据密集迭代的临床而言，这样的范式比任何一份方案推荐都更具迁移价值。
当精准治疗的技术清单仍在不断加长，行业或许更需要这种清醒的提醒：医学的精度，最终不取决于我们掌握了多少手段，而取决于我们为每一种手段划定的边界——知道什么该做，与知道什么不该做，从来都是同等重要的临床能力。
专家介绍
杨农 教授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导
第六届国之名医·优秀风范
2017-2024八届全国“年度好大夫”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席专家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肺癌质控专委会委员
CSCO理事、NSCLC委员、SCLC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肿瘤药物、肺癌专委会常委
湖南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湖南省“芙蓉计划”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
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肺癌精准诊疗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
湖南省呼吸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1. LU S, WANG J, YANG N,et al. Savolitinib plus osimertinib versus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EGFR mutation-positive, MET-amplifi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in China (SACHI): interim analysis of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3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26 Jan 24;407(10526):375-387. DOI: 10.1016/S0140-6736(25)01811-2.
2. 第21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 肺癌适应性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2024.
视频链接：“首选不等于取代，重要不等于唯一”，杨农教授谈肺癌精准治疗中的“边界感”丨2026 CSCO年会
作者提示：健康医疗分享，仅供参考
肺癌精准治疗的临床争议，正在从“有没有手段可用”转向“手段的边界在哪里”。以EGFR-TKI耐药后MET扩增这一特定亚型为例，双靶联合方案凭借Ⅲ期研究证据崭露头角，“能否取代含铂化疗成为标准后线选择”成为临床分歧的焦点;与此同时，MRD监测在靶向治疗全程管理中的应用不断扩大，“阴性结果能否等同于疾病无进展”同样存在被误读的空间。两类争议的实质相同：在证据强度、患者异质性与监测盲区之间，如何作出恰如其分的临床判断。
为解决上述争议、厘清精准治疗中各类治疗与监测手段的适用边界，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杨农教授在第29届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学术年会期间，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专访时指出：新方案的证据优势，不等于既有方案的彻底退出;重要监测指标的价值，不等于它可以单独支撑治疗决策。围绕EGFR-TKI耐药后MET扩增的双靶联合临床定位、MRD监测的应用边界与多维评估体系的实施节奏，杨农教授层层递进，系统阐述了肺癌精准治疗所需的“边界感”。
双靶联合：
是“首选”，但不是“唯一答案”
在MET扩增这一特定的耐药亚型中，双靶联合是否已经具备取代含铂化疗作为标准后线选择的证据强度?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回到耐药机制本身。MET扩增是EGFR-TKI(尤其是三代TKI奥希替尼)治疗后最常见的旁路激活耐药机制之一。其生物学逻辑在于：EGFR信号被抑制后，MET扩增可经GRB2/GAB1支架蛋白独立激活PI3K与RAS下游通路，重新驱动肿瘤增殖——这为“EGFR与MET双重阻断”提供了明确的机制依据。
杨农教授指出，正是基于这一机制逻辑，由他参与完成的Ⅲ期SACHI研究(NCT05015608)给出了高级别循证答案：针对EGFR-TKI治疗进展后伴MET扩增的非小细胞肺癌，奥希替尼联合赛沃替尼对比含铂双药化疗，ITT人群中位无进展生存期8.2个月对4.5个月(HR0.34，P<0.0001)，客观缓解率58%对34%，且≥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两组相当(57%对57%)，血液学毒性低于化疗组¹。基于该研究interim分析数据，这一全口服、去化疗的联合方案已于2025年6月在中国获批相应适应症¹。杨农教授认为，这一证据格局意味着双靶联合在现阶段是该人群名副其实的首选方案。
但“首选”不等于“通吃”。杨农教授同时强调，铂二联化疗在现阶段不能被完全取代：在MET扩增患者中，总会有部分患者对奥希替尼+赛沃替尼的应答不够理想，且总生存数据尚待成熟(当前22.9对17.7个月，HR0.84)，对这部分患者，临床决策需要进入更具体的个体化调整层面——双靶联合并非治疗的终点，而是可以继续优化的起点：对治疗后有一定程度退缩、但退缩并不理想的患者，可在全身治疗基础上联合放疗、消融等局部治疗手段;必要时，含铂化疗仍是后续联合方案的基础选项。他强调，这些都是临床实践中会实际考虑到的路径。
因此，双靶联合的临床定位可以概括为：以高级别证据和获批适应症为底座的首选方案，同时保留基于应答情况的动态调整空间——既把新方案的循证价值用足，也不因证据的领先而过早地关闭其他治疗路径。
MRD监测：临床价值明确，
但阴性结果并非“安全通行证”
在靶向治疗中，MRD监测的应用范围正在扩大。行业层面，基于ctDNA的MRD已被《肺癌适应性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列为适应性治疗的标志物：阳性结果可指导升阶治疗，阴性结果可指导降阶治疗，但其临床应用仍需更多临床试验确认²。
杨农教授首先明确了MRD的适用条件与价值边界：只要是驱动突变、且有针对性靶向药可用的患者，一般都可以采取MRD进行监测，作为疗效预测的重要伴随指标。其中，治疗早期MRD清零，是这类靶向治疗人群预后明显更好的重要标志。
但杨农教授同时强调，MRD阴性不能与“疾病无进展”划等号。临床实践中，常有一些脑转移、甚至部分肺转移的患者，疾病已经进展，影像学也已做出判断，但MRD仍持续阴性——如果仅依据MRD结果进行判断，这部分患者可能被遗漏。因此，MRD是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其应用需要联合影像学评估、患者症状和体征的缓解情况等其他监测手段，才能形成对疾病状态的完整判断。
从MRD到影像组学：
多维预测的方向与实施边界
针对上述的局限性，杨农教授指出，MRD的应用需要联合其他监测指标，如影像学评估、病人症状和体征的缓解情况等，以实现更精准的疗效预测与治疗决策制定。从研究角度而言，获取更多维度的组学数据用于预测，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但随着检测维度增加，可及性和成本会明显上升。因此，核心问题并非技术能否实现，而是临床是否需要。对于特定患者群体，更精细的组学预测可能具有改变治疗决策的价值;而对于另一部分患者，现有评估手段已能提供足够的决策依据。是否叠加更多维度检测，应基于具体临床场景和患者需求进行判断，而非遵循“检测越多越好”的简单逻辑。
杨农教授进一步展望了多维评估的发展方向。在免疫治疗领域，已有研究发表的证据显示，早期影像组学的变化可以预测主要病理缓解(MPR)与病理完全缓解(pCR)的发生，提示影像组学有望成为疗效预测的重要工具。
当然，检测维度的增加同时意味着可及性与成本的上升，其核心问题并非技术能否实现，而是具体临床场景是否需要。对于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分子层面的监测结果需要与影像学变化和临床表现相互印证，才能形成对疾病状态的完整判断。杨农教授强调，这种联合监测方案已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将成为未来疗效评估与治疗决策的主流模式。
结语
循证医学的成熟，从来不是以新证据淹没旧方案为标志，而是以临床对证据适用边界的共识为标志。肺癌精准治疗的竞争焦点，正在从“有没有新靶点、新检测”转向“现有证据如何被恰当地使用”——这或许是比任何单一研究结论都更影响患者获益的命题。
杨农教授将“边界感”从个人经验的层面，提炼为一种可复用、可传授的决策范式：以机制理解选择方案，以量化证据校准优先级，以监测盲区约束对单一指标的自信，以患者现实条件收束技术的应用范围。对正在经历证据密集迭代的临床而言，这样的范式比任何一份方案推荐都更具迁移价值。
当精准治疗的技术清单仍在不断加长，行业或许更需要这种清醒的提醒：医学的精度，最终不取决于我们掌握了多少手段，而取决于我们为每一种手段划定的边界——知道什么该做，与知道什么不该做，从来都是同等重要的临床能力。
专家介绍
杨农 教授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导
第六届国之名医·优秀风范
2017-2024八届全国“年度好大夫”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席专家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肺癌质控专委会委员
CSCO理事、NSCLC委员、SCLC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肿瘤药物、肺癌专委会常委
湖南省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湖南省“芙蓉计划”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
湖南省抗癌协会肿瘤精准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肺癌精准诊疗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
湖南省呼吸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1. LU S, WANG J, YANG N,et al. Savolitinib plus osimertinib versus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EGFR mutation-positive, MET-amplifi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in China (SACHI): interim analysis of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3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26 Jan 24;407(10526):375-387. DOI: 10.1016/S0140-6736(25)01811-2.
2. 第21届中国肺癌高峰论坛. 肺癌适应性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2024.
视频链接：“首选不等于取代，重要不等于唯一”，杨农教授谈肺癌精准治疗中的“边界感”丨2026 CSCO年会
作者提示：健康医疗分享，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