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肿瘤消融能够破坏肿瘤组织、释放肿瘤抗原，理论上还可能激发全身免疫反应，那么，能不能把消融提前，为后续免疫治疗“开路”?甚至，将局部治疗作为启动全身抗肿瘤反应的一种手段?
这个设想有据可依：消融造成肿瘤坏死之后，抗原释放、损伤相关分子释放、树突状细胞和细胞毒性T细胞被激活——这条链条在基础研究中是有证据支撑的。但问题在于：一个在机制上说得通的推论，是否直接等于临床上值得采用的策略?理论上的协同潜力，是否意味着消融就应该被放到更靠前的位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韩玥教授在第29届CSCO年会期间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百姓健康频道(CHTV)专访时指出，介入治疗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统一时序，关键是结合肿瘤负荷、肝功能等具体情况，判断患者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治疗顺序看似是先后之争，实际考验的是医生对患者风险与治疗目标的判断。
不给治疗排序，
比给出统一答案更难
靶向免疫治疗的发展，为部分中晚期肝癌患者争取转化为可手术或可消融状态带来了机会，也改变了介入治疗在综合治疗中的角色。
韩玥教授回顾，在靶向免疫治疗尚未广泛应用的时期，大部分晚期肝癌患者需要反复接受血管介入治疗，以控制肿瘤生长。患者每隔数周就要接受一次血管介入栓塞治疗，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病情、延长生存，但随着治疗反复进行，肝功能会逐渐恶化，患者最终会因难以耐受而无法继续接受介入治疗。而靶向免疫治疗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联合治疗有望减少介入次数，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生存。但同时也给医生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科学设计介入联合靶向免疫治疗的时机和作用。
那么，在新的治疗背景下，介入究竟应该先行，还是与靶向免疫同步开展?韩玥教授指出，目前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绝对统一的时序标准，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方案。
他进一步将临床情境大致分为三类：对于肿瘤负荷特别大、存在出血风险或症状较重的患者，应先控制肿瘤、降低风险，可以先行血管介入，再根据肝功能恢复情况安排后续靶向免疫治疗;对于肿瘤负荷中等、肝功能较好且没有肿瘤急症风险的患者，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介入与靶向免疫同步进行，争取更好的转化机会;而对于肝功能储备很差、肿瘤已经弥散或出现多发远处转移的患者，则需要慎重评估局部治疗的必要性，可能优先考虑系统治疗。此外，对于部分肝功能严重受损、甚至处于肝功能失代偿状态的患者，韩玥教授团队也在探索单独应用免疫药物，以尽可能减少对肝脏的损害、为患者争取治疗机会。
韩玥教授强调，制定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肿瘤负荷、血管侵犯、肝功能状态、年龄及一般情况。不同患者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治疗的优先目标也就不同。上述几种情境的区别，不只是治疗手段的先后，更回答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如何尽快控制眼前的风险，如何把握局部与全身治疗协同的机会，以及如何避免局部治疗给已经脆弱的患者增加负担。介入治疗不能被固定为先行手段，也不能一概被视为辅助治疗。
韩玥教授同时强调，多学科团队需要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同的基础上，共同为患者制定方案。治疗顺序的判断，最终要回到患者的具体病情。分层的目的不是给治疗手段排出固定顺序，而是明确不同患者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局部治疗可能放大免疫反应，
但不能替代全身治疗
在肝癌综合治疗中，血管介入与消融虽然都属于局部治疗，但作用机制并不相同。韩玥指出，血管介入主要通过肿瘤供血血管实施栓塞、灌注化疗等操作，以控制肿瘤生长;消融则是在影像引导下将器械置入病灶，利用射频、微波等能量直接破坏肿瘤组织。理解两者的区别，才能进一步讨论局部治疗如何与靶向免疫配合，而不是笼统地将所有介入手段归结为同一种作用机制。
消融与免疫治疗的协同，确实有其生物学依据。局部消融能够引起肿瘤细胞死亡，促进肿瘤抗原及损伤相关分子的释放，进而影响树突状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等参与的免疫反应。这意味着，局部治疗产生的影响有可能超出被消融的病灶本身，为其与全身免疫治疗联合提供了理论基础。但韩玥教授指出，消融激发免疫反应具有扎实的基础研究依据，但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这种效应能够在临床上稳定发生。
对于晚期肝癌的介入联合靶向免疫治疗，韩玥指出，国内大规模、多中心回顾性真实世界研究已显示，联合治疗的效果优于单独介入栓塞，也优于单独接受靶向免疫治疗。尚未获得明确阳性证据的，是另一项更具体的临床设想：在多发病灶中仅消融其中一个病灶，再联合免疫治疗，能否通过远隔效应进一步增强全身抗肿瘤反应。前者已有临床研究支持，后者仍处于探索之中。
根据近1万例肿瘤消融治疗的临床观察，韩玥教授估计，实际出现远隔效应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据此指出，单纯依靠消融，尚不足以驱动稳定的全身免疫应答。相关临床探索仍在进行，目前尚未获得明确的阳性证据。这一判断区分了两个容易被混为一谈的问题：消融能否引起免疫反应，与这种反应能否转化为可重复、可期待的临床获益，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有机制研究作为依据，并不意味着后者已经得到证实。
这也决定了消融在联合治疗中的合理位置。韩玥强调，消融应当是在靶向免疫治疗基础上的叠加应用，而不能被当作驱动全身抗肿瘤免疫的独立手段。消融是免疫放大器，不是替代品。这并非否定局部治疗的价值，而是要明确其价值需要在什么治疗框架下实现：既重视局部治疗可能带来的协同作用，也不把潜在的免疫效应直接当作改变治疗顺序的理由。回到临床，是否采用消融、何时介入，仍然要依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作出判断。
从“看得清、穿得准、消得全”
到基层能力建设
韩玥教授认为，消融治疗的质量控制，首先要从适应证选择开始：判断患者是否适合接受消融，以及能否以治愈为目标制定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才是操作层面的把控，包括选择合适的影像引导方式、精准穿刺病灶，以及确定完整的消融范围。韩玥教授将消融质量控制概括为九个字：“看得清、穿得准、消得全”。
其中，“看得清”要求根据病灶特点选择合适的影像引导方式;“穿得准”要求提高穿刺定位的准确性，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穿刺;“消得全”则需要结合肿瘤大小、位置、邻近血管和胆管等结构，以及设备特征和能量参数，确定合适的消融范围，既充分破坏目标组织，也尽可能保护周围正常组织。
这九个字并不是简单的操作口诀。它揭示了消融疗效背后的多个关键条件：即使针尖准确进入病灶，也不意味着肿瘤就一定能够得到充分消融。病灶的位置与形态、邻近结构带来的限制，以及操作者对设备和治疗范围的把握，都会影响最终结果。将这些要求拆解出来，既有助于医生理解质量控制的重点，也为进一步总结操作经验、探索规范化方案提供了基础。
如何把经验转化为更可复制的临床方案，是韩玥教授团队正在探索的方向。他们尝试利用既往病例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回溯和分析，希望形成能够辅助推荐消融方案的工具。这项探索的价值，在于尝试从大量病例中归纳不同临床条件与治疗方案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让AI直接给出一个可以照搬的答案。韩玥教授强调，这类工具要真正用于临床，需要经过大样本数据验证和反复测试，尤其要检验模型可能出现的错误。面对具体患者，AI可以辅助分析、提供参考，但最终的诊疗决定仍须由医生作出。数据和工具可以帮助规范操作，却不能代替医生对具体病情的判断。
然而，即使操作规范逐渐清晰、辅助工具不断发展，技术也未必就能在不同层级的医院顺利开展。韩玥教授指出，基层介入能力不足，不能简单归因于医生技术水平不够，还与介入科在医院中的学科定位密切相关。一些基层医院将介入科视为辅助操作科室，缺少病床和必要的诊疗话语权。医生即使到上级医院接受培训，回到原单位后如果缺少相应的诊疗空间和学科支持，也可能难以持续开展相关技术，人才培养的成果便很难真正转化为临床能力。
韩玥教授还提出，可以从肿瘤穿刺活检入手，逐步推动基层肿瘤诊疗能力建设。他强调：“没有病理不谈肿瘤。”穿刺不仅是一项操作，也能为病理诊断提供组织依据，并为后续病理支持、多学科团队(MDT)会诊及规范化诊疗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消融质量控制、AI辅助经验总结与基层能力建设，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一项技术不仅能够被掌握，还能在适当的条件下持续、规范地应用。技术下沉不只是把培训送到基层，还需要让技术在医院中拥有真正的诊疗位置。
结语：让治疗机会
转化为真正的临床获益
医学技术的进步，最终不应只体现为可用的工具越来越多，更应体现为患者因此获得更多真实的临床获益。靶向免疫为肝癌综合治疗打开了新的空间，介入治疗也因此拥有了更多参与转化治疗的可能。但“有可能”并不意味着“适合每一位患者”，更不意味着技术越早使用、叠加越多，治疗效果就越好。
正如韩玥教授所提醒，临床医生要做的，不只是掌握技术、追踪新证据，还要在具体病情中判断何时介入、介入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让治疗收益经得起疗效与安全性的检验。这种判断力，既关系到一位患者能否获得恰当的治疗，也关系到先进技术能否从少数中心的经验，转化为更广泛、规范、可持续的临床能力。
让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患者的生存获益，需要的不是不断增加治疗手段，而是让每一次治疗都有明确的目标、合理的依据和可靠的质量。选对患者、找准位置、保证质量，技术的价值才能真正抵达患者。
专家介绍
韩玥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肝癌电子杂志》编辑部主任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脾脏及门脉高压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消融治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消融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中关村)火炬科创学院医疗基地介入技术成果转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委员会理事
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微创介入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肿瘤微创治疗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梨九
审核：韩玥
排版：蓝桉
封面图源：CMT
既然肿瘤消融能够破坏肿瘤组织、释放肿瘤抗原，理论上还可能激发全身免疫反应，那么，能不能把消融提前，为后续免疫治疗“开路”?甚至，将局部治疗作为启动全身抗肿瘤反应的一种手段?
这个设想有据可依：消融造成肿瘤坏死之后，抗原释放、损伤相关分子释放、树突状细胞和细胞毒性T细胞被激活——这条链条在基础研究中是有证据支撑的。但问题在于：一个在机制上说得通的推论，是否直接等于临床上值得采用的策略?理论上的协同潜力，是否意味着消融就应该被放到更靠前的位置?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韩玥教授在第29届CSCO年会期间接受国家卫生健康委百姓健康频道(CHTV)专访时指出，介入治疗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统一时序，关键是结合肿瘤负荷、肝功能等具体情况，判断患者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治疗顺序看似是先后之争，实际考验的是医生对患者风险与治疗目标的判断。
不给治疗排序，
比给出统一答案更难
靶向免疫治疗的发展，为部分中晚期肝癌患者争取转化为可手术或可消融状态带来了机会，也改变了介入治疗在综合治疗中的角色。
韩玥教授回顾，在靶向免疫治疗尚未广泛应用的时期，大部分晚期肝癌患者需要反复接受血管介入治疗，以控制肿瘤生长。患者每隔数周就要接受一次血管介入栓塞治疗，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病情、延长生存，但随着治疗反复进行，肝功能会逐渐恶化，患者最终会因难以耐受而无法继续接受介入治疗。而靶向免疫治疗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联合治疗有望减少介入次数，让患者获得更好的生存。但同时也给医生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科学设计介入联合靶向免疫治疗的时机和作用。
那么，在新的治疗背景下，介入究竟应该先行，还是与靶向免疫同步开展?韩玥教授指出，目前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绝对统一的时序标准，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方案。
他进一步将临床情境大致分为三类：对于肿瘤负荷特别大、存在出血风险或症状较重的患者，应先控制肿瘤、降低风险，可以先行血管介入，再根据肝功能恢复情况安排后续靶向免疫治疗;对于肿瘤负荷中等、肝功能较好且没有肿瘤急症风险的患者，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介入与靶向免疫同步进行，争取更好的转化机会;而对于肝功能储备很差、肿瘤已经弥散或出现多发远处转移的患者，则需要慎重评估局部治疗的必要性，可能优先考虑系统治疗。此外，对于部分肝功能严重受损、甚至处于肝功能失代偿状态的患者，韩玥教授团队也在探索单独应用免疫药物，以尽可能减少对肝脏的损害、为患者争取治疗机会。
韩玥教授强调，制定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肿瘤负荷、血管侵犯、肝功能状态、年龄及一般情况。不同患者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治疗的优先目标也就不同。上述几种情境的区别，不只是治疗手段的先后，更回答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如何尽快控制眼前的风险，如何把握局部与全身治疗协同的机会，以及如何避免局部治疗给已经脆弱的患者增加负担。介入治疗不能被固定为先行手段，也不能一概被视为辅助治疗。
韩玥教授同时强调，多学科团队需要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同的基础上，共同为患者制定方案。治疗顺序的判断，最终要回到患者的具体病情。分层的目的不是给治疗手段排出固定顺序，而是明确不同患者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局部治疗可能放大免疫反应，
但不能替代全身治疗
在肝癌综合治疗中，血管介入与消融虽然都属于局部治疗，但作用机制并不相同。韩玥指出，血管介入主要通过肿瘤供血血管实施栓塞、灌注化疗等操作，以控制肿瘤生长;消融则是在影像引导下将器械置入病灶，利用射频、微波等能量直接破坏肿瘤组织。理解两者的区别，才能进一步讨论局部治疗如何与靶向免疫配合，而不是笼统地将所有介入手段归结为同一种作用机制。
消融与免疫治疗的协同，确实有其生物学依据。局部消融能够引起肿瘤细胞死亡，促进肿瘤抗原及损伤相关分子的释放，进而影响树突状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等参与的免疫反应。这意味着，局部治疗产生的影响有可能超出被消融的病灶本身，为其与全身免疫治疗联合提供了理论基础。但韩玥教授指出，消融激发免疫反应具有扎实的基础研究依据，但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这种效应能够在临床上稳定发生。
对于晚期肝癌的介入联合靶向免疫治疗，韩玥指出，国内大规模、多中心回顾性真实世界研究已显示，联合治疗的效果优于单独介入栓塞，也优于单独接受靶向免疫治疗。尚未获得明确阳性证据的，是另一项更具体的临床设想：在多发病灶中仅消融其中一个病灶，再联合免疫治疗，能否通过远隔效应进一步增强全身抗肿瘤反应。前者已有临床研究支持，后者仍处于探索之中。
根据近1万例肿瘤消融治疗的临床观察，韩玥教授估计，实际出现远隔效应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据此指出，单纯依靠消融，尚不足以驱动稳定的全身免疫应答。相关临床探索仍在进行，目前尚未获得明确的阳性证据。这一判断区分了两个容易被混为一谈的问题：消融能否引起免疫反应，与这种反应能否转化为可重复、可期待的临床获益，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有机制研究作为依据，并不意味着后者已经得到证实。
这也决定了消融在联合治疗中的合理位置。韩玥强调，消融应当是在靶向免疫治疗基础上的叠加应用，而不能被当作驱动全身抗肿瘤免疫的独立手段。消融是免疫放大器，不是替代品。这并非否定局部治疗的价值，而是要明确其价值需要在什么治疗框架下实现：既重视局部治疗可能带来的协同作用，也不把潜在的免疫效应直接当作改变治疗顺序的理由。回到临床，是否采用消融、何时介入，仍然要依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作出判断。
从“看得清、穿得准、消得全”
到基层能力建设
韩玥教授认为，消融治疗的质量控制，首先要从适应证选择开始：判断患者是否适合接受消融，以及能否以治愈为目标制定治疗方案。在此基础上，才是操作层面的把控，包括选择合适的影像引导方式、精准穿刺病灶，以及确定完整的消融范围。韩玥教授将消融质量控制概括为九个字：“看得清、穿得准、消得全”。
其中，“看得清”要求根据病灶特点选择合适的影像引导方式;“穿得准”要求提高穿刺定位的准确性，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穿刺;“消得全”则需要结合肿瘤大小、位置、邻近血管和胆管等结构，以及设备特征和能量参数，确定合适的消融范围，既充分破坏目标组织，也尽可能保护周围正常组织。
这九个字并不是简单的操作口诀。它揭示了消融疗效背后的多个关键条件：即使针尖准确进入病灶，也不意味着肿瘤就一定能够得到充分消融。病灶的位置与形态、邻近结构带来的限制，以及操作者对设备和治疗范围的把握，都会影响最终结果。将这些要求拆解出来，既有助于医生理解质量控制的重点，也为进一步总结操作经验、探索规范化方案提供了基础。
如何把经验转化为更可复制的临床方案，是韩玥教授团队正在探索的方向。他们尝试利用既往病例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回溯和分析，希望形成能够辅助推荐消融方案的工具。这项探索的价值，在于尝试从大量病例中归纳不同临床条件与治疗方案之间的联系，而不是让AI直接给出一个可以照搬的答案。韩玥教授强调，这类工具要真正用于临床，需要经过大样本数据验证和反复测试，尤其要检验模型可能出现的错误。面对具体患者，AI可以辅助分析、提供参考，但最终的诊疗决定仍须由医生作出。数据和工具可以帮助规范操作，却不能代替医生对具体病情的判断。
然而，即使操作规范逐渐清晰、辅助工具不断发展，技术也未必就能在不同层级的医院顺利开展。韩玥教授指出，基层介入能力不足，不能简单归因于医生技术水平不够，还与介入科在医院中的学科定位密切相关。一些基层医院将介入科视为辅助操作科室，缺少病床和必要的诊疗话语权。医生即使到上级医院接受培训，回到原单位后如果缺少相应的诊疗空间和学科支持，也可能难以持续开展相关技术，人才培养的成果便很难真正转化为临床能力。
韩玥教授还提出，可以从肿瘤穿刺活检入手，逐步推动基层肿瘤诊疗能力建设。他强调：“没有病理不谈肿瘤。”穿刺不仅是一项操作，也能为病理诊断提供组织依据，并为后续病理支持、多学科团队(MDT)会诊及规范化诊疗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消融质量控制、AI辅助经验总结与基层能力建设，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让一项技术不仅能够被掌握，还能在适当的条件下持续、规范地应用。技术下沉不只是把培训送到基层，还需要让技术在医院中拥有真正的诊疗位置。
结语：让治疗机会
转化为真正的临床获益
医学技术的进步，最终不应只体现为可用的工具越来越多，更应体现为患者因此获得更多真实的临床获益。靶向免疫为肝癌综合治疗打开了新的空间，介入治疗也因此拥有了更多参与转化治疗的可能。但“有可能”并不意味着“适合每一位患者”，更不意味着技术越早使用、叠加越多，治疗效果就越好。
正如韩玥教授所提醒，临床医生要做的，不只是掌握技术、追踪新证据，还要在具体病情中判断何时介入、介入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让治疗收益经得起疗效与安全性的检验。这种判断力，既关系到一位患者能否获得恰当的治疗，也关系到先进技术能否从少数中心的经验，转化为更广泛、规范、可持续的临床能力。
让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患者的生存获益，需要的不是不断增加治疗手段，而是让每一次治疗都有明确的目标、合理的依据和可靠的质量。选对患者、找准位置、保证质量，技术的价值才能真正抵达患者。
专家介绍
韩玥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肝癌电子杂志》编辑部主任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脾脏及门脉高压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消融治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肿瘤消融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中关村)火炬科创学院医疗基地介入技术成果转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委员会理事
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微创介入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老年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肿瘤微创治疗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副秘书长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梨九
审核：韩玥
排版：蓝桉
封面图源：CM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