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治疗的出现，深刻改写了晚期肺鳞癌的治疗格局，患者的长期生存已成为现实。然而，随着治疗阵线向围手术期不断前移，新的课题随之浮现，升阶与降阶的个体化决策缺乏可靠的术前预测依据，治疗“加减法”成为临床医生必须直面的挑战。
在第29届CSCO年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专访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科行政副主任王立峰教授。作为长期从事肺癌治疗的专家，王立峰教授既关注着晚期肺鳞癌长期生存数据的每一次更新，也带领团队围绕围手术期精准治疗开展了一系列探索。
八年生存数据回答了晚期肺鳞癌患者“能活多久”，而围手术期的精准决策又将如何实现?MRD动态监测能否真正支撑升阶降阶的临床决策?个体化新抗原疫苗又将如何进一步放大免疫治疗的疗效?王立峰教授展开了深入分析。
从5%到20.7%，
晚期肺鳞癌的生存预期被改写
免疫治疗出现之前，晚期肺鳞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仅约5%，它记录着一代临床医生面对晚期肺鳞癌患者时长期存在的治疗困境。
正是在这一历史参照之下，KEYNOTE-407研究在今年的WCLC上公布的长期随访数据才显得尤为关键。王立峰教授介绍，该研究在全球人群中完成了超过八年的随访，中位总生存期(OS)为17.2个月;八年肺癌特异性生存率达到20%。而对于PD-L1表达≥1%(约占晚期NSCLC患者的三分之二)的人群，以及中国患者(中位OS约30个月、4年OS率约38.5%)而言，长期带瘤生存已不再是个别患者的偶然。
中国患者的数据尤为值得关注。王立峰教授指出，KEYNOTE-407研究入组了包括中国患者在内的全球人群，单独分析中国患者数据可以看到更为亮眼的表现，中位总生存期接近30个月，PD-L1表达≥1%人群的四年生存率同样达到了40%。也就是说，对于占比三分之二的晚期肺鳞癌患者而言，长期带瘤生存已不再是个别患者的偶然，而是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可以真实实现的临床目标。
解读这组数据时，王立峰教授没有停留在数字本身。作为长期从事肺癌内科治疗的临床医生，她感慨晚期肺鳞癌患者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时代，以KEYNOTE-407为代表的突出研究，为患者带来了更多长生存的可能。
三分之二和40%，前者意味着这种获益并非小众人群的偶然，后者意味着长生存预期已经可以写入医患共同的治疗目标。八年随访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研究的终点数据，更是晚期肺鳞癌治疗新阶段的起点数据。生存问题得到回答之后，下一个要攻克的，是远比延长生存更精细的难题。
活得久之后，
更难的是“治得准”
与晚期治疗相比，围手术期免疫治疗面临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难题：治疗窗口有限，升阶与降阶的个体化决策直接影响患者能否在正确的时机接受正确的治疗强度。目前，pCR(病理完全缓解)和MPR(主要病理缓解)的评估仍主要依赖术后病理——新辅助治疗是否有效，往往要等到手术完成、病理报告出具之后才能确认，而到那时，术前治疗窗口已经关闭。
这个“盲窗”的存在，与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快速演进形成了鲜明对照。近年的多项Ⅲ期研究已确立“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术后辅助免疫”的标准治疗地位：CheckMate 816研究中，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将pCR率从2.2%提升至24.0%;KEYNOTE-671研究5年随访显示，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方案的5年无事件生存率达49.9%(对照组26.5%);中国原创的RATIONALE-315研究将pCR率提升至40.7%(对照组5.7%)，该方案已被《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列为可手术Ⅱ-Ⅲ期非小细胞肺癌围术期治疗的Ⅰ级推荐。疗效不断被证实，但疗效的“确认方式”却始终没有改变——影像学的缓解程度与最终的病理缓解并不总是一致，患者能否从术前治疗中获益，仍然只能在术后得到回答。
围绕“治到什么程度”，两个方向的追问都缺少前瞻性证据。升阶一侧：术后辅助阶段是否加用免疫治疗、疗程多长，目前并无一致结论;已有分析提示，即便未达到pCR的患者，完成围手术期全程治疗仍有无事件生存获益。降阶一侧：达到pCR的患者预后明显更好(KEYNOTE-671中pCR患者5年EFS率约80%)，他们是否仍需完成长达一年的辅助免疫治疗，同样尚无随机对照证据回答。
正因如此，ctDNA/MRD成为学界寄予厚望的工具——已有研究提示，术前或术后检测到ctDNA的患者复发风险更高;但早期患者血浆ctDNA含量低、检测灵敏度受限，MERMAID-1、MERMAID-2等以MRD为驱动因素的Ⅲ期研究也曾因检测灵敏度不足而终止，更灵敏的检测技术仍在发展之中。八年随访数据解决的是晚期患者“治与不治”的问题，而围手术期治疗要解决的是“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无论哪个方向，都依赖术前可及的疗效预测信息。
对此，王立峰教授给出的方向是MRD的动态监测。
MRD闭环监测，
升阶降阶决策的关键路径
对此，王立峰教授给出的方向是MRD的动态监测。她表示，无论晚期还是围手术期，MRD监测都是临床医生正在努力践行的方向，通过基于血浆ctDNA的MRD动态检测，让该治疗的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让不该治疗的患者实现降阶，免于药物副作用。
其中，升阶与降阶的双向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升阶与降阶，在多数讨论中常被简化为加治疗，而王立峰教授强调两者同等重要，及时升阶是抓住治疗窗口，合理降阶则是对患者免于药物毒性的保护。不为加而加的治疗观，体现了对精准医学内涵的完整理解，精准不仅是找到该加治疗的患者，也包括识别不需要治疗的患者。
与此同时，王立峰教授指出，MRD动态监测当前仍面临多重挑战，检测平台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不同检测平台数据的可比性与一致性、临界值(cutoff)的确定，任何一个环节未能解决，MRD结果就难以真正支撑临床决策。
在指出挑战的同时，王立峰教授也对可行的实施路径给出了具体构想，建立一个从患者基线，到围手术期治疗后、术前，再到术后的MRD动态监测闭环，通过全程闭环管理，帮助患者更好地实现升阶和降阶。王立峰教授指出，在多项三期临床研究的回顾性或前瞻性分析中，已经能够看到这条路径的可能性。在她看来，MRD动态监测距离真正跨过临床决策门槛，差的已不是方向，而是检测规范化与标准化的落地进程。
结语
围绕"治疗如何更精准、更增效"，王立峰教授还谈到了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的探索。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基于肿瘤个体化新抗原的疫苗，激发并调变肿瘤局部负性的免疫微环境，使其向正向转化，从而辅助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基础的免疫治疗增效。在国际层面，以默沙东个体化mRNA疫苗为代表，这一策略已经走入围手术期探索——用于术后辅助治疗，包括对新辅助治疗未达到pCR的患者，相关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王立峰教授介绍，南京鼓楼医院肺癌团队也在与医院胸外科专家协作，开展个体化mRNA疫苗的两项探索：其一，聚焦术后辅助治疗人群，在辅助治疗之后以个体化mRNA疫苗加持，期望进一步延长患者的无病生存(DFS);其二，聚焦EGFR阳性患者，在EGFR-TKI治疗之后、局部免疫微环境最为"正向"的窗口期，将个体化疫苗与靶向药物联合应用，期望为患者带来更长的疾病控制时间。
八年随访数据回答了晚期肺鳞癌患者"能活多久"，MRD闭环监测与个体化新抗原疫苗则正在回答"治疗如何更准、更增效"。贯穿这些探索的始终是同一个临床理念：让该治疗的患者得到及时治疗，让不需要治疗的患者免于药物副作用，让每一位患者在恰当的时机接受恰当的治疗。这既是数据积累推动临床进步的体现，也终将转化为晚期与围手术期肺癌患者切实的生存获益。
专家介绍
王立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肺癌亚专业负责人
中国抗癌协会国际医疗交流分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常委
CSCO肿瘤生物标志物专家委员会常委
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CSCO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整合医学研究会肺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分会肺癌学组副组长
江苏省生物技术协会肿瘤精准医学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视频链接：长生存之后，精准“加减”：王立峰教授解读晚期肺鳞癌数据与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新方向 | 2026 CSCO年会
作者提示：健康医疗分享，仅供参考
免疫治疗的出现，深刻改写了晚期肺鳞癌的治疗格局，患者的长期生存已成为现实。然而，随着治疗阵线向围手术期不断前移，新的课题随之浮现，升阶与降阶的个体化决策缺乏可靠的术前预测依据，治疗“加减法”成为临床医生必须直面的挑战。
在第29届CSCO年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专访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科行政副主任王立峰教授。作为长期从事肺癌治疗的专家，王立峰教授既关注着晚期肺鳞癌长期生存数据的每一次更新，也带领团队围绕围手术期精准治疗开展了一系列探索。
八年生存数据回答了晚期肺鳞癌患者“能活多久”，而围手术期的精准决策又将如何实现?MRD动态监测能否真正支撑升阶降阶的临床决策?个体化新抗原疫苗又将如何进一步放大免疫治疗的疗效?王立峰教授展开了深入分析。
从5%到20.7%，
晚期肺鳞癌的生存预期被改写
免疫治疗出现之前，晚期肺鳞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仅约5%，它记录着一代临床医生面对晚期肺鳞癌患者时长期存在的治疗困境。
正是在这一历史参照之下，KEYNOTE-407研究在今年的WCLC上公布的长期随访数据才显得尤为关键。王立峰教授介绍，该研究在全球人群中完成了超过八年的随访，中位总生存期(OS)为17.2个月;八年肺癌特异性生存率达到20%。而对于PD-L1表达≥1%(约占晚期NSCLC患者的三分之二)的人群，以及中国患者(中位OS约30个月、4年OS率约38.5%)而言，长期带瘤生存已不再是个别患者的偶然。
中国患者的数据尤为值得关注。王立峰教授指出，KEYNOTE-407研究入组了包括中国患者在内的全球人群，单独分析中国患者数据可以看到更为亮眼的表现，中位总生存期接近30个月，PD-L1表达≥1%人群的四年生存率同样达到了40%。也就是说，对于占比三分之二的晚期肺鳞癌患者而言，长期带瘤生存已不再是个别患者的偶然，而是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可以真实实现的临床目标。
解读这组数据时，王立峰教授没有停留在数字本身。作为长期从事肺癌内科治疗的临床医生，她感慨晚期肺鳞癌患者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时代，以KEYNOTE-407为代表的突出研究，为患者带来了更多长生存的可能。
三分之二和40%，前者意味着这种获益并非小众人群的偶然，后者意味着长生存预期已经可以写入医患共同的治疗目标。八年随访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研究的终点数据，更是晚期肺鳞癌治疗新阶段的起点数据。生存问题得到回答之后，下一个要攻克的，是远比延长生存更精细的难题。
活得久之后，
更难的是“治得准”
与晚期治疗相比，围手术期免疫治疗面临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难题：治疗窗口有限，升阶与降阶的个体化决策直接影响患者能否在正确的时机接受正确的治疗强度。目前，pCR(病理完全缓解)和MPR(主要病理缓解)的评估仍主要依赖术后病理——新辅助治疗是否有效，往往要等到手术完成、病理报告出具之后才能确认，而到那时，术前治疗窗口已经关闭。
这个“盲窗”的存在，与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快速演进形成了鲜明对照。近年的多项Ⅲ期研究已确立“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术后辅助免疫”的标准治疗地位：CheckMate 816研究中，新辅助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将pCR率从2.2%提升至24.0%;KEYNOTE-671研究5年随访显示，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治疗方案的5年无事件生存率达49.9%(对照组26.5%);中国原创的RATIONALE-315研究将pCR率提升至40.7%(对照组5.7%)，该方案已被《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列为可手术Ⅱ-Ⅲ期非小细胞肺癌围术期治疗的Ⅰ级推荐。疗效不断被证实，但疗效的“确认方式”却始终没有改变——影像学的缓解程度与最终的病理缓解并不总是一致，患者能否从术前治疗中获益，仍然只能在术后得到回答。
围绕“治到什么程度”，两个方向的追问都缺少前瞻性证据。升阶一侧：术后辅助阶段是否加用免疫治疗、疗程多长，目前并无一致结论;已有分析提示，即便未达到pCR的患者，完成围手术期全程治疗仍有无事件生存获益。降阶一侧：达到pCR的患者预后明显更好(KEYNOTE-671中pCR患者5年EFS率约80%)，他们是否仍需完成长达一年的辅助免疫治疗，同样尚无随机对照证据回答。
正因如此，ctDNA/MRD成为学界寄予厚望的工具——已有研究提示，术前或术后检测到ctDNA的患者复发风险更高;但早期患者血浆ctDNA含量低、检测灵敏度受限，MERMAID-1、MERMAID-2等以MRD为驱动因素的Ⅲ期研究也曾因检测灵敏度不足而终止，更灵敏的检测技术仍在发展之中。八年随访数据解决的是晚期患者“治与不治”的问题，而围手术期治疗要解决的是“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无论哪个方向，都依赖术前可及的疗效预测信息。
对此，王立峰教授给出的方向是MRD的动态监测。
MRD闭环监测，
升阶降阶决策的关键路径
对此，王立峰教授给出的方向是MRD的动态监测。她表示，无论晚期还是围手术期，MRD监测都是临床医生正在努力践行的方向，通过基于血浆ctDNA的MRD动态检测，让该治疗的患者得到及时的治疗，让不该治疗的患者实现降阶，免于药物副作用。
其中，升阶与降阶的双向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升阶与降阶，在多数讨论中常被简化为加治疗，而王立峰教授强调两者同等重要，及时升阶是抓住治疗窗口，合理降阶则是对患者免于药物毒性的保护。不为加而加的治疗观，体现了对精准医学内涵的完整理解，精准不仅是找到该加治疗的患者，也包括识别不需要治疗的患者。
与此同时，王立峰教授指出，MRD动态监测当前仍面临多重挑战，检测平台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不同检测平台数据的可比性与一致性、临界值(cutoff)的确定，任何一个环节未能解决，MRD结果就难以真正支撑临床决策。
在指出挑战的同时，王立峰教授也对可行的实施路径给出了具体构想，建立一个从患者基线，到围手术期治疗后、术前，再到术后的MRD动态监测闭环，通过全程闭环管理，帮助患者更好地实现升阶和降阶。王立峰教授指出，在多项三期临床研究的回顾性或前瞻性分析中，已经能够看到这条路径的可能性。在她看来，MRD动态监测距离真正跨过临床决策门槛，差的已不是方向，而是检测规范化与标准化的落地进程。
结语
围绕"治疗如何更精准、更增效"，王立峰教授还谈到了个体化新抗原疫苗的探索。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基于肿瘤个体化新抗原的疫苗，激发并调变肿瘤局部负性的免疫微环境，使其向正向转化，从而辅助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为基础的免疫治疗增效。在国际层面，以默沙东个体化mRNA疫苗为代表，这一策略已经走入围手术期探索——用于术后辅助治疗，包括对新辅助治疗未达到pCR的患者，相关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王立峰教授介绍，南京鼓楼医院肺癌团队也在与医院胸外科专家协作，开展个体化mRNA疫苗的两项探索：其一，聚焦术后辅助治疗人群，在辅助治疗之后以个体化mRNA疫苗加持，期望进一步延长患者的无病生存(DFS);其二，聚焦EGFR阳性患者，在EGFR-TKI治疗之后、局部免疫微环境最为"正向"的窗口期，将个体化疫苗与靶向药物联合应用，期望为患者带来更长的疾病控制时间。
八年随访数据回答了晚期肺鳞癌患者"能活多久"，MRD闭环监测与个体化新抗原疫苗则正在回答"治疗如何更准、更增效"。贯穿这些探索的始终是同一个临床理念：让该治疗的患者得到及时治疗，让不需要治疗的患者免于药物副作用，让每一位患者在恰当的时机接受恰当的治疗。这既是数据积累推动临床进步的体现，也终将转化为晚期与围手术期肺癌患者切实的生存获益。
专家介绍
王立峰 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肺癌亚专业负责人
中国抗癌协会国际医疗交流分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委会常委
CSCO肿瘤生物标志物专家委员会常委
CSCO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CSCO患者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抗癌协会化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整合医学研究会肺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分会肺癌学组副组长
江苏省生物技术协会肿瘤精准医学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视频链接：长生存之后，精准“加减”：王立峰教授解读晚期肺鳞癌数据与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新方向 | 2026 CSCO年会
作者提示：健康医疗分享，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