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已从晚期患者的“末线希望”快速走向一线、辅助治疗乃至新辅助舞台，“升阶梯还是降阶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等历史性抉择接连摆在临床面前。9月12日，由北京陆士新医学基金会主办的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BCIOC)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卫生服务专题活动之一亮相。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以《肿瘤精准免疫新实践》为题作主旨报告，内容贯穿肿瘤免疫治疗的百年发展史，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放疗计划设计等前沿实践，也涉及“升阶梯还是降阶梯”的临床抉择与“量体裁衣”的个体化治疗探索。历史脉络、前沿技术与临床决策相互交织，而贯穿其中、统摄全篇的核心命题是“精准”。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肿瘤免疫治疗的
百年演进与最新进展
肿瘤免疫治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发现细菌感染可以对肿瘤组织产生一定的治疗作用，这一朴素的观察开启了人类利用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漫长探索。此后百余年，免疫治疗从非特异性刺激一路演进到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再到如今百花齐放的细胞治疗与联合策略。于金明院士在报告中回顾这段历史，他指出，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免疫治疗的快速演进从来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治疗选项的几何级扩容。
而真正让治疗版图发生动摇的，是近两年一系列“颠覆级”数据的出现。于金明院士讲解了2026年以来领域内的十大创新亮点，从晚期治疗疗效翻倍的突破性研究，到癌症疫苗迎来新的发展窗口，再到ADC作为生物导弹应用越来越广、CAR-T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进军，双特异性抗体靶点不断扩展，免疫治疗正在从晚期后线一路挺进一线、挺进辅助治疗，如今更面临着“升阶梯还是降阶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的抉择。
于金明院士表示，免疫治疗发挥作用离不开“种子、土壤、环境”三大要素，即肿瘤、引流淋巴结与血管三者缺一不可，其本质是让失活的T细胞重新激活并持续发挥作用。据此，他提出评价免疫治疗应把握“四个度”：力度、深度、延伸度与兼容度，即不仅要看缓解的强度与深度，还要看其向早期延伸的能力以及与手术、放疗、化疗协同的空间。
淋巴结是免疫时代
被低估的“战略要地”
疗效的跃升随即把一线临床推入新的纠结。于金明院士将当前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格局概括为“新辅助、辅助与‘夹心’模式”三种路径并存，各有代表作，也各有争议。他倾向于新辅助路径，新辅助治疗保留了原发肿瘤与引流淋巴结这一“原生态”的免疫微环境，能够实现更强的原位免疫激活与免疫记忆，且治疗前后两次活检为研究耐药与转化机制提供了宝贵平台。
然而，新辅助免疫治疗pCR(病理完全缓解)率的持续攀升，正将临床推向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于金明院士指出，在包括KEYNOTE-522在内的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中，pCR率已超过60%，部分研究甚至突破80%。他以《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发表的一项研究为例指出，部分患者经新辅助治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未行手术而直接接受放疗，生存曲线与手术组始终平行。
在这一问题上，于金明院士团队已深耕多年。他介绍，团队2022年即通过荷瘤动物实验发现，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基础上，切除或假切除引流淋巴结，肿瘤控制效果与体内荧光信号均出现明显差异。2025年发表于《细胞》杂志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完整淋巴结可持续向机体释放免疫细胞，即便淋巴结受到梳理式处理，该功能仍部分保留。传统外科时代，对可疑淋巴结的默认处置是预防性清扫或预防性照射;而在免疫治疗时代，这一传统处理逻辑正面临新的挑战。于金明院士强调，淋巴结清除不足，残留病灶会增加复发风险、干扰分期准确性;过度清扫则可能破坏免疫功能的基础。
pCR之后，
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减法”之争
淋巴结之外，还有一个没有共识的争议，即新辅助治疗后获得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患者，术后还要不要继续全身治疗?于金明院士指出，目前国际上对此尚有争议，支持者认为pCR不等于治愈，局部评估也难以排除远处微转移，不应放弃任何可能的获益;持审慎态度者则提出，非小细胞肺癌pCR患者五年生存率已达95%，为极少数潜在复发者让全体患者承受经济与毒性代价，值得商榷。目前，美国已启动针对pCR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比较免疫巩固与单纯观察的差异。在这场争论尘埃落定之前，他更强调另一层含义，精准医学时代，单靠TNM分期、影像和外科思维已经不够，需要影像、病理、分子检测的强强联合，通过多维互补的分层，才能支撑“治与不治”这样精细化的决策。
事实上，“减法”的探索已在多个瘤种同步展开。于金明院士以早期非小细胞肺癌为例指出，对于不可手术或不能耐受手术的高危患者，立体定向放疗(SBRT)本就是可媲美手术的根治性手段，联合PD-1单抗的随机研究显示，患者五年生存率提升了约10个百分点。他同时提醒，免疫与放疗、化疗的联合“不是乱配，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化疗既可能刺激免疫，也会杀伤淋巴结与循环中的免疫细胞;联合方案的设计必须追求疗效最大化、损伤最小化、经济最优化。从质子放疗显著降低第二原发肿瘤风险，到免疫治疗“白天用药优于夜间”的时辰药理学探索，联合治疗的精细化正在成为新的竞争焦点。
寡进展
免疫失败模式决定局部治疗的价值
临床决策的复杂化，还体现在对免疫治疗耐药与失败的重新理解上。于金明院士梳理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四类常见耐药机制，并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解剖部位带来的微环境差异可视为“第五种机制”：胰腺癌、脑胶质瘤等所谓“冷肿瘤”，本身就是对免疫治疗不敏感的解剖-微环境单元。化疗失败往往是多发的、弥漫的，而免疫失败常常是寡进展、寡复发的，几个病灶有效控制的同时，个别病灶孤立进展。
于金明院士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局部治疗对免疫治疗失败的患者就显得更加重要。对寡进展病灶及时施以放疗等局部手段，可以在维持全身免疫获益的同时清除耐药克隆，这与近年来“寡转移积极局部治疗”的理念一脉相承，也是他作为放射肿瘤学家对全程管理策略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也指出标志物检测正在为免疫治疗的全程管理提供新的抓手，从肿瘤本身、肿瘤微环境到循环因素的多维度综合评估，有望让“该用的人用上、获益的人用足”成为现实。
结语：
个体化是明天的答案
于金明院士谈到了规范与创新的关系：“规范是必须的，但指南是昨天的故事。”只有创新没有规范，那是蛮干;只有规范没有创新，学科就没有未来。免疫治疗时代的个体化，不是为所有患者套用同一套方案，而是要借助真实世界数据与人工智能，从肿瘤和微环境中寻找规律，为每一位患者“量体裁衣”。
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已从晚期患者的“末线希望”快速走向一线、辅助治疗乃至新辅助舞台，“升阶梯还是降阶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等历史性抉择接连摆在临床面前。9月12日，由北京陆士新医学基金会主办的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BCIOC)在北京首钢园成功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卫生服务专题活动之一亮相。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以《肿瘤精准免疫新实践》为题作主旨报告，内容贯穿肿瘤免疫治疗的百年发展史，涵盖人工智能赋能放疗计划设计等前沿实践，也涉及“升阶梯还是降阶梯”的临床抉择与“量体裁衣”的个体化治疗探索。历史脉络、前沿技术与临床决策相互交织，而贯穿其中、统摄全篇的核心命题是“精准”。
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于金明
肿瘤免疫治疗的
百年演进与最新进展
肿瘤免疫治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发现细菌感染可以对肿瘤组织产生一定的治疗作用，这一朴素的观察开启了人类利用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漫长探索。此后百余年，免疫治疗从非特异性刺激一路演进到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性抗体，再到如今百花齐放的细胞治疗与联合策略。于金明院士在报告中回顾这段历史，他指出，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免疫治疗的快速演进从来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治疗选项的几何级扩容。
而真正让治疗版图发生动摇的，是近两年一系列“颠覆级”数据的出现。于金明院士讲解了2026年以来领域内的十大创新亮点，从晚期治疗疗效翻倍的突破性研究，到癌症疫苗迎来新的发展窗口，再到ADC作为生物导弹应用越来越广、CAR-T从血液肿瘤向实体瘤进军，双特异性抗体靶点不断扩展，免疫治疗正在从晚期后线一路挺进一线、挺进辅助治疗，如今更面临着“升阶梯还是降阶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的抉择。
于金明院士表示，免疫治疗发挥作用离不开“种子、土壤、环境”三大要素，即肿瘤、引流淋巴结与血管三者缺一不可，其本质是让失活的T细胞重新激活并持续发挥作用。据此，他提出评价免疫治疗应把握“四个度”：力度、深度、延伸度与兼容度，即不仅要看缓解的强度与深度，还要看其向早期延伸的能力以及与手术、放疗、化疗协同的空间。
淋巴结是免疫时代
被低估的“战略要地”
疗效的跃升随即把一线临床推入新的纠结。于金明院士将当前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格局概括为“新辅助、辅助与‘夹心’模式”三种路径并存，各有代表作，也各有争议。他倾向于新辅助路径，新辅助治疗保留了原发肿瘤与引流淋巴结这一“原生态”的免疫微环境，能够实现更强的原位免疫激活与免疫记忆，且治疗前后两次活检为研究耐药与转化机制提供了宝贵平台。
然而，新辅助免疫治疗pCR(病理完全缓解)率的持续攀升，正将临床推向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于金明院士指出，在包括KEYNOTE-522在内的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中，pCR率已超过60%，部分研究甚至突破80%。他以《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发表的一项研究为例指出，部分患者经新辅助治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未行手术而直接接受放疗，生存曲线与手术组始终平行。
在这一问题上，于金明院士团队已深耕多年。他介绍，团队2022年即通过荷瘤动物实验发现，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基础上，切除或假切除引流淋巴结，肿瘤控制效果与体内荧光信号均出现明显差异。2025年发表于《细胞》杂志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完整淋巴结可持续向机体释放免疫细胞，即便淋巴结受到梳理式处理，该功能仍部分保留。传统外科时代，对可疑淋巴结的默认处置是预防性清扫或预防性照射;而在免疫治疗时代，这一传统处理逻辑正面临新的挑战。于金明院士强调，淋巴结清除不足，残留病灶会增加复发风险、干扰分期准确性;过度清扫则可能破坏免疫功能的基础。
pCR之后，
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减法”之争
淋巴结之外，还有一个没有共识的争议，即新辅助治疗后获得病理完全缓解pCR的患者，术后还要不要继续全身治疗?于金明院士指出，目前国际上对此尚有争议，支持者认为pCR不等于治愈，局部评估也难以排除远处微转移，不应放弃任何可能的获益;持审慎态度者则提出，非小细胞肺癌pCR患者五年生存率已达95%，为极少数潜在复发者让全体患者承受经济与毒性代价，值得商榷。目前，美国已启动针对pCR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比较免疫巩固与单纯观察的差异。在这场争论尘埃落定之前，他更强调另一层含义，精准医学时代，单靠TNM分期、影像和外科思维已经不够，需要影像、病理、分子检测的强强联合，通过多维互补的分层，才能支撑“治与不治”这样精细化的决策。
事实上，“减法”的探索已在多个瘤种同步展开。于金明院士以早期非小细胞肺癌为例指出，对于不可手术或不能耐受手术的高危患者，立体定向放疗(SBRT)本就是可媲美手术的根治性手段，联合PD-1单抗的随机研究显示，患者五年生存率提升了约10个百分点。他同时提醒，免疫与放疗、化疗的联合“不是乱配，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化疗既可能刺激免疫，也会杀伤淋巴结与循环中的免疫细胞;联合方案的设计必须追求疗效最大化、损伤最小化、经济最优化。从质子放疗显著降低第二原发肿瘤风险，到免疫治疗“白天用药优于夜间”的时辰药理学探索，联合治疗的精细化正在成为新的竞争焦点。
寡进展
免疫失败模式决定局部治疗的价值
临床决策的复杂化，还体现在对免疫治疗耐药与失败的重新理解上。于金明院士梳理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四类常见耐药机制，并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解剖部位带来的微环境差异可视为“第五种机制”：胰腺癌、脑胶质瘤等所谓“冷肿瘤”，本身就是对免疫治疗不敏感的解剖-微环境单元。化疗失败往往是多发的、弥漫的，而免疫失败常常是寡进展、寡复发的，几个病灶有效控制的同时，个别病灶孤立进展。
于金明院士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局部治疗对免疫治疗失败的患者就显得更加重要。对寡进展病灶及时施以放疗等局部手段，可以在维持全身免疫获益的同时清除耐药克隆，这与近年来“寡转移积极局部治疗”的理念一脉相承，也是他作为放射肿瘤学家对全程管理策略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也指出标志物检测正在为免疫治疗的全程管理提供新的抓手，从肿瘤本身、肿瘤微环境到循环因素的多维度综合评估，有望让“该用的人用上、获益的人用足”成为现实。
结语：
个体化是明天的答案
于金明院士谈到了规范与创新的关系：“规范是必须的，但指南是昨天的故事。”只有创新没有规范，那是蛮干;只有规范没有创新，学科就没有未来。免疫治疗时代的个体化，不是为所有患者套用同一套方案，而是要借助真实世界数据与人工智能，从肿瘤和微环境中寻找规律，为每一位患者“量体裁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