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四少©有料商业编辑团队原创
作 者 |飞 马
2026年8月8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做客央视财经《对话》栏目。这一次，他没有谈水、没有谈茶，而是把矛头对准了电商平台。“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他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向电商平台开炮，从2024年底至今，他对直播电商乃至“四大电商平台”的批评几乎没有停过。而这一次，他把批评升级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并直接喊出了“限制平台权力”。
钟睒睒的核心论点是：电商平台就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传统中间商的抽成是公开、恒定的，而平台却可以借助算法对每一笔订单单独调整抽成、干预流量分配。商家做完一单生意，连自己能拿到多少收益都算不清。“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
他进一步指出：城市里多少店铺是靠感性消费、即兴消费支撑的？“我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件衣服，就消费了，这种感性消费、即兴消费，扼杀完了。人连活动都减少了，整天耗在手机屏幕上，把思想禁锢在这里……创造性和感性在哪里？”
钟睒睒的炮火，只是实业家门对平台经济不满的一个缩影。在他之前和之后，韩后创始人王国安、海尔创始人张瑞敏、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一批中国最知名的实业家——都曾向电商平台“开炮”。
其中以韩后创始人王国安，炮轰字节最为激烈，王国安在视频中细数了字节的六宗罪，可见实体老板对于与平台们的恨意达到了怎样的地步！
从去中间化到超级中间商
这些大佬的批评指向同一个问题：平台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成了更强势的“新中间商”。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涉及交易成本理论和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特征。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指出，企业存在是因为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平台最初确实降低了信息匹配成本，但当平台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它开始收取远高于交易成本节省的“租金”——这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垄断定价。
钟睒睒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点：“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但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100%的中间商。”
平台的权力还体现在流量分配权上，王国安在抨击抖音时还揭露了平台的“流量霸权”：你不买流量，“你的内容、你的商品连个响都没有”。更可怕的是“算法垄断”——平台能精准计算出行业的利润率，通过流量分发让商家的投资回报率“无限趋近于1”，“你花1块钱推广，最多只能赚回1块钱”。
这符合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在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通过产品差异化获取超额利润。但平台通过算法将差异化空间压缩到极致，让所有商家陷入“竞次”的囚徒困境——不是你做得好就能赢，而是平台想让谁赢谁才能赢。
平台权力的暴力展示
平台对商家的惩罚手段名目繁多：屏蔽、下架、禁售、删除，店铺禁止上新、禁止上架，店铺降级、限流、关店，限制退店、限制提现，扣除保证金，扣分、罚款，直接从商家账户扣违约金——最高可罚销售金额的80%。名目繁多的惩罚手段之外，还有“仅退款”、以“品退率”“差评率”作为处罚指标等制度。对每一个平台内商家而言，这些都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更隐蔽的是平台定价权的滥用，2025年10月，大型电商平台京东向电品牌美的发出500万元巨额罚单，原因是该品牌在其他平台的售价低于本平台。京东要求商家在自家平台上的售价不能高于其他平台，否则就以“巨额罚款”相威胁。有业内人士指出，这实质上是以罚款要挟商家，限制了商家在其他平台的自主经营权。
司法开始介入纠偏，多份司法裁判文书显示，法院认为平台扣除的违约金过高，与商家的违规行为严重程度不相适应，不符合“过罚相当”的比例原则。2024年7月，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判决平台将23万元违约金退还17万元给商家。在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认定平台仅以“品退率”和“差评率”单方认定违约，却未在协议中约定具体、清晰的违约情形及对应违约金金额，判决平台退还部分扣款。
但这样的个案远远不够。近年来，相关平台被商家起诉的案件多者达数千起。商家们的共同诉求是：平台处罚太重，不堪重负。
平台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根源在于其掌握了“准立法权”、“准执法权”和“准司法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指出，平台与商家之间不是纯粹的平等民事主体关系——平台既制定规则，又执行规则，还裁判规则纠纷，形成了一套封闭的治理体系。
直播乱象下的流量的狂欢
随着近几年直播电商的兴起，抖音等平台的直播乱象，是平台经济问题的集中暴露的重灾区。
其中抖音平台的头部网红，“疯狂小杨哥‘美诚月饼’事件”和“东北雨姐木薯粉事件”成为直播电商主播塌房的代表事件。
2026年5月，网信部门督促平台依法处置了超过9.8万个违规账号，其中大量是涉农账号。这些账号的常见套路包括：
“卖惨”营销：编造“水果滞销烂在地里”、“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丢弃”等悲情故事，通过雇佣演员、搭建虚假场景，将廉价水果高价卖出，欺骗消费者。
歪曲政策：断章取义甚至编造惠农政策，如“某地补贴翻倍”等谣言，制造焦虑以引流牟利。
“村官”带货是假的：一些账号在昵称中使用“村书”、“某支”等变体词，或在直播间悬挂“振兴乡村”横幅，暗示自己是村干部来获取信任带货。
这一系列案例触目惊心！
浙江省消保委发现，淘宝、拼多多、京东、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带货存在虚假宣传、价格误导、退换货难等五大问题。《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2025）》发现，平台方面的消费维权舆情占比（60.7%）高于主播（39.3%）。其中，抖音、快手等内容平台的舆情占比（61.2%）高于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38.8%）。内容平台在“营销宣传”和“退换货”问题上更突出，而电商平台的“价格误导”问题比例更高。
数据造假更是普遍现象，商家通过此前销量较高的链接销售新产品，编造用户评价欺骗消费者。主播在直播间制造虚假紧迫感，将普通保健品吹成能“治疗神经衰弱、冠心病”的神药。
平台经济的“科技封建主义”
曾担任希腊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在《科技封建主义》一书中，将平台、商家、消费者的关系类比为传统封建主义下的 “封建君主、小地主、佃农”——商家与消费者都在为平台“辛劳耕作”，客户获取、业务生存完全取决于“云端领主”的单一操作。
这精准概括了当前平台经济的本质：平台不是市场的中介，而是市场的统治者。它们不仅掌控交易渠道，还通过算法掌控定价权、流量分配权、规则制定权和处罚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数字税”体系。
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来看，平台经济确实创造了新的效率，但也摧毁了旧的生态。问题在于：当“破坏”远大于“创造”，当平台将大部分价值攫取到自己手中而非分配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时，这种“破坏”就不再是创造性的，而是掠夺性的。
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掌握用户数据而商家只能“盲人摸象”——实现了对交易双方的“双重剥夺”：对消费者抬高价格预期，对生产者压低利润空间。
出路在哪里？
实业大佬们的集体炮轰，反映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产业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当一个经济体中最有话语权的实业家们齐声反对同一个现象时，这已经不是“情绪”，而是信号。
钟睒睒说得对：“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不卷质量，不卷高品质，不卷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
宗庆后也曾表示，实体经济和虚拟电商并非完全对立，想要可持续发展，双方必须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问题的核心不是“要不要平台”，而是 “平台权力要不要被限制”——当平台从交易撮合者变成规则制定者、执法者和裁判员时，市场经济的基石——公平竞争——就已经被侵蚀了。
钟睒睒在央视节目最后说：“企业家创造的不应该仅仅是教科书里讲的利润最大化，是让这个国家的实力最大化。”这话或许有些宏大，但指向的问题很具体：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全部被吸进手机屏幕，当街头店铺成片消失，当制造业利润薄如纸片而平台赚得盆满钵满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逛街的乐趣”，更是一种健康的经济生态和生活方式。
平台的权力需要被限制，规则需要被重写。否则，我们失去的不只是街头的烟火气，还有这个社会创造力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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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 钟睒睒再次向电商平台开炮，揭露的问题极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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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飞 马
2026年8月8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做客央视财经《对话》栏目。这一次，他没有谈水、没有谈茶，而是把矛头对准了电商平台。“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他说。
这不是他第一次向电商平台开炮，从2024年底至今，他对直播电商乃至“四大电商平台”的批评几乎没有停过。而这一次，他把批评升级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并直接喊出了“限制平台权力”。
钟睒睒的核心论点是：电商平台就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传统中间商的抽成是公开、恒定的，而平台却可以借助算法对每一笔订单单独调整抽成、干预流量分配。商家做完一单生意，连自己能拿到多少收益都算不清。“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
他进一步指出：城市里多少店铺是靠感性消费、即兴消费支撑的？“我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件衣服，就消费了，这种感性消费、即兴消费，扼杀完了。人连活动都减少了，整天耗在手机屏幕上，把思想禁锢在这里……创造性和感性在哪里？”
钟睒睒的炮火，只是实业家门对平台经济不满的一个缩影。在他之前和之后，韩后创始人王国安、海尔创始人张瑞敏、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一批中国最知名的实业家——都曾向电商平台“开炮”。
其中以韩后创始人王国安，炮轰字节最为激烈，王国安在视频中细数了字节的六宗罪，可见实体老板对于与平台们的恨意达到了怎样的地步！
从去中间化到超级中间商
这些大佬的批评指向同一个问题：平台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成了更强势的“新中间商”。
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涉及交易成本理论和平台经济的双边市场特征。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罗纳德·哈里·科斯指出，企业存在是因为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平台最初确实降低了信息匹配成本，但当平台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它开始收取远高于交易成本节省的“租金”——这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垄断定价。
钟睒睒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点：“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但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100%的中间商。”
平台的权力还体现在流量分配权上，王国安在抨击抖音时还揭露了平台的“流量霸权”：你不买流量，“你的内容、你的商品连个响都没有”。更可怕的是“算法垄断”——平台能精准计算出行业的利润率，通过流量分发让商家的投资回报率“无限趋近于1”，“你花1块钱推广，最多只能赚回1块钱”。
这符合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在垄断竞争市场中，企业通过产品差异化获取超额利润。但平台通过算法将差异化空间压缩到极致，让所有商家陷入“竞次”的囚徒困境——不是你做得好就能赢，而是平台想让谁赢谁才能赢。
平台权力的暴力展示
平台对商家的惩罚手段名目繁多：屏蔽、下架、禁售、删除，店铺禁止上新、禁止上架，店铺降级、限流、关店，限制退店、限制提现，扣除保证金，扣分、罚款，直接从商家账户扣违约金——最高可罚销售金额的80%。名目繁多的惩罚手段之外，还有“仅退款”、以“品退率”“差评率”作为处罚指标等制度。对每一个平台内商家而言，这些都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更隐蔽的是平台定价权的滥用，2025年10月，大型电商平台京东向电品牌美的发出500万元巨额罚单，原因是该品牌在其他平台的售价低于本平台。京东要求商家在自家平台上的售价不能高于其他平台，否则就以“巨额罚款”相威胁。有业内人士指出，这实质上是以罚款要挟商家，限制了商家在其他平台的自主经营权。
司法开始介入纠偏，多份司法裁判文书显示，法院认为平台扣除的违约金过高，与商家的违规行为严重程度不相适应，不符合“过罚相当”的比例原则。2024年7月，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判决平台将23万元违约金退还17万元给商家。在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认定平台仅以“品退率”和“差评率”单方认定违约，却未在协议中约定具体、清晰的违约情形及对应违约金金额，判决平台退还部分扣款。
但这样的个案远远不够。近年来，相关平台被商家起诉的案件多者达数千起。商家们的共同诉求是：平台处罚太重，不堪重负。
平台之所以能如此行事，根源在于其掌握了“准立法权”、“准执法权”和“准司法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指出，平台与商家之间不是纯粹的平等民事主体关系——平台既制定规则，又执行规则，还裁判规则纠纷，形成了一套封闭的治理体系。
直播乱象下的流量的狂欢
随着近几年直播电商的兴起，抖音等平台的直播乱象，是平台经济问题的集中暴露的重灾区。
其中抖音平台的头部网红，“疯狂小杨哥‘美诚月饼’事件”和“东北雨姐木薯粉事件”成为直播电商主播塌房的代表事件。
2026年5月，网信部门督促平台依法处置了超过9.8万个违规账号，其中大量是涉农账号。这些账号的常见套路包括：
“卖惨”营销：编造“水果滞销烂在地里”、“老人辛苦一年果子被丢弃”等悲情故事，通过雇佣演员、搭建虚假场景，将廉价水果高价卖出，欺骗消费者。
歪曲政策：断章取义甚至编造惠农政策，如“某地补贴翻倍”等谣言，制造焦虑以引流牟利。
“村官”带货是假的：一些账号在昵称中使用“村书”、“某支”等变体词，或在直播间悬挂“振兴乡村”横幅，暗示自己是村干部来获取信任带货。
这一系列案例触目惊心！
浙江省消保委发现，淘宝、拼多多、京东、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带货存在虚假宣传、价格误导、退换货难等五大问题。《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2025）》发现，平台方面的消费维权舆情占比（60.7%）高于主播（39.3%）。其中，抖音、快手等内容平台的舆情占比（61.2%）高于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38.8%）。内容平台在“营销宣传”和“退换货”问题上更突出，而电商平台的“价格误导”问题比例更高。
数据造假更是普遍现象，商家通过此前销量较高的链接销售新产品，编造用户评价欺骗消费者。主播在直播间制造虚假紧迫感，将普通保健品吹成能“治疗神经衰弱、冠心病”的神药。
平台经济的“科技封建主义”
曾担任希腊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在《科技封建主义》一书中，将平台、商家、消费者的关系类比为传统封建主义下的 “封建君主、小地主、佃农”——商家与消费者都在为平台“辛劳耕作”，客户获取、业务生存完全取决于“云端领主”的单一操作。
这精准概括了当前平台经济的本质：平台不是市场的中介，而是市场的统治者。它们不仅掌控交易渠道，还通过算法掌控定价权、流量分配权、规则制定权和处罚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数字税”体系。
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来看，平台经济确实创造了新的效率，但也摧毁了旧的生态。问题在于：当“破坏”远大于“创造”，当平台将大部分价值攫取到自己手中而非分配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时，这种“破坏”就不再是创造性的，而是掠夺性的。
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掌握用户数据而商家只能“盲人摸象”——实现了对交易双方的“双重剥夺”：对消费者抬高价格预期，对生产者压低利润空间。
出路在哪里？
实业大佬们的集体炮轰，反映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产业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当一个经济体中最有话语权的实业家们齐声反对同一个现象时，这已经不是“情绪”，而是信号。
钟睒睒说得对：“中国现在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卷价格，不卷质量，不卷高品质，不卷溢价水平，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
宗庆后也曾表示，实体经济和虚拟电商并非完全对立，想要可持续发展，双方必须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问题的核心不是“要不要平台”，而是 “平台权力要不要被限制”——当平台从交易撮合者变成规则制定者、执法者和裁判员时，市场经济的基石——公平竞争——就已经被侵蚀了。
钟睒睒在央视节目最后说：“企业家创造的不应该仅仅是教科书里讲的利润最大化，是让这个国家的实力最大化。”这话或许有些宏大，但指向的问题很具体：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全部被吸进手机屏幕，当街头店铺成片消失，当制造业利润薄如纸片而平台赚得盆满钵满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逛街的乐趣”，更是一种健康的经济生态和生活方式。
平台的权力需要被限制，规则需要被重写。否则，我们失去的不只是街头的烟火气，还有这个社会创造力的根基。
免责声明:本文基于已公开的资料信息或受访人提供的信息撰写，但科技四少及文章作者不保证该文章提及或者展示关联等信息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不代表任何机构和个人立场，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任何情况下，本文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
原文标题 : 钟睒睒再次向电商平台开炮，揭露的问题极其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