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上海5月29日电（杨子华）在全球化格局深刻演变的当下，国内企业“走出去”既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机遇，也直面复杂多变的海外风险。近期，新华财经在上海检察机关举办的政检企系列座谈会上了解到，海外法律风险应对能力不足、数据跨境合规边界不明确等成为企业开展跨境业务“痛点”，建立系统性、生态化护航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需要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与司法机关多方携手，协同应对。
企业出海势头强劲，跨境风险应对有隐忧
近年来，上海企业出海势头强劲，正从传统的“产品出口”向“技术输出、模式输出和品牌输出”转变。据上海市统计局统计，2025年上海备案对外直接投资项目913个；对外直接投资中方投资额62.79亿美元。但在出海热潮下，一些企业坦言在境外陌生的法律环境下应对“力不从心”，跨境业务纠纷多发，不再是零散个案。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法务人员陈小青表示，在应对经销商备案、欧盟电池法等境外法规时，深感境内外民商事法律规定的差异。
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合规官孙厉表示，地缘政治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跨境经营风险，而企业涉外合规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
其中，数据合规风险引起高度关注，多家企业表示对数据跨境流动存在“规则不清”和“信息不全”的担忧。
壹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反映，该公司业务涉及大量国际货运单证数据，这些单证数据在跨境场景下面临界定难题，“哪些数据可以和境外合作方共享、哪些受到限制”尚缺明确标准，存在诸多模糊地带。
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数据合规监管趋严。以欧盟为例，国际知名法律数据研究机构CMOS Law旗下GDPR执法追踪系统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罚款达到2685笔，罚款总额突破60亿欧元大关。与上一轮统计期相比，执法力度和罚款金额跃升。
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秘书长贺仁龙认为，出海企业存在合规成本高、数据跨境难度高、专业服务获取门槛高、地缘政治风险高、境外公共服务缺的难点。他指出，目前出台的合规清单和操作指引适应的场景和领域还不够丰富，企业仍存在大量“想合规但找不到通道”的情况，许多出海团队是“销售先行、合规后置”，暗藏较大风险。同时，国内政策传导到海外、海外问题反馈回国内，中间存在服务真空。
跨境风险升级，出海亟需构筑“事前防线”
从专业服务机构的角度来看，出海企业如今在跨境场景中的合规风险已发生较大变化，企业需求倒逼专业服务模式升级。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国际部／交易银行部总经理乐自强表示，近年来，出海企业面临的地缘政治、法律合规、资金安全等风险大幅上升，对此，交行将合规服务融入企业出海的“全生命周期”，加速推动团队从“信贷员”向“金融顾问”转型。
“在与客户深度接触中，我们探索把风控环节前移到企业的合同谈判、国别尽调、合规架构设计阶段，提供高附加值的‘金融+风控’服务。”他指出，如果在业务开展早期就能助力企业识别和防范风险，将有助于避免资金损失、事后诉讼甚至监管处罚，实现可持续的跨境经营。
这一“风险前移”的理念在越来越多的专业服务机构中获得肯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保后理赔追偿处副处长王晨程结合理赔实践指出，很多损失源于出海企业事前不了解买方信用、合同条款不完善，给欺诈者制造了可乘之机。如果在交易前就做好风险评估，很多赔款本可以避免。
他介绍，该公司通过精准画像、风险预警、全球追偿等手段，帮助企业避开高风险买家和市场。“比如针对今年一季度中东冲突等事件，我们第一时间发布风险提示函预警。”他认为，唯有将风险防控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才能筑牢出海企业的安全屏障。
从合同纠纷到刑事诈骗，企业出海呼唤全链条护航体系
面对更复杂的情况，单一专业服务机构难以满足需求。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全球总部理事会副主席吴坚表示，过去企业出海面临的主要是国际贸易、投资中的合同纠纷或商业风险；现在，大量案件涉及跨境投资欺诈、国际贸易诈骗等刑事犯罪行为，且往往涉及多国。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律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力量仍显不足，亟需政府尤其是司法机关主动介入。
吴坚表示，企业遭遇跨境纠纷时，公安机关需达到犯罪标准方可立案，法院受“不告不理”原则约束。在实际情况中，案发时资产往往已跨境外流，可以挽回损失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因此，在跨境风险防控中，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有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年以来，上海检察机关发布多项护航企业“出海”举措。其中，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牵头联合静安、虹口、崇明三家基层检察院，分别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数据跨境流动合规，航运司法管辖和海洋装备制造出海推出风险防控指引、案例汇编等“服务包”。 其中，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近期启用设立“静界·检护营商”工作站，密集召开出海法治需求座谈会，问计问需服务企业。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长陶建平表示，当前，出海企业更加需要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专业服务机构的系统性支持，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海外合规治理等集中共性问题，该院将携手辖区基层检察院等推动涉外检察工作与时俱进。下一步将升级检察服务和保障模式，积极储备检察机关“反制工具箱”，充分运用国际司法协助等方式护航出海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保险、律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和司法机关各自掌握一定风险线索，如何将分散的风险情报有效整合、破除信息壁垒，可成为深化协作的重要抓手。比如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开展跨境合规联合宣讲与预演、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等。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顾晓军介绍，数据跨境流动不仅涉及企业自身的法律风险，还可能影响国家安全。针对企业出海趋势，检察机关正联合商务委、司法局等部门，依托“企业走出去平台”及筹建中的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加强研究，帮助企业厘清不同国家的法律要求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从企业苦恼的“规则不清、信息不全、人才不够”，到专业机构呼吁的“风控前移、信息共享、全链条防控”，再到检察机关的服务下沉， 可以看到，作为企业出海服务前沿阵地，上海护航企业出海，已进入系统性能力建设阶段。
编辑：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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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上海5月29日电（杨子华）在全球化格局深刻演变的当下，国内企业“走出去”既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机遇，也直面复杂多变的海外风险。近期，新华财经在上海检察机关举办的政检企系列座谈会上了解到，海外法律风险应对能力不足、数据跨境合规边界不明确等成为企业开展跨境业务“痛点”，建立系统性、生态化护航企业出海服务体系需要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与司法机关多方携手，协同应对。
企业出海势头强劲，跨境风险应对有隐忧
近年来，上海企业出海势头强劲，正从传统的“产品出口”向“技术输出、模式输出和品牌输出”转变。据上海市统计局统计，2025年上海备案对外直接投资项目913个；对外直接投资中方投资额62.79亿美元。但在出海热潮下，一些企业坦言在境外陌生的法律环境下应对“力不从心”，跨境业务纠纷多发，不再是零散个案。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法务人员陈小青表示，在应对经销商备案、欧盟电池法等境外法规时，深感境内外民商事法律规定的差异。
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合规官孙厉表示，地缘政治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跨境经营风险，而企业涉外合规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
其中，数据合规风险引起高度关注，多家企业表示对数据跨境流动存在“规则不清”和“信息不全”的担忧。
壹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反映，该公司业务涉及大量国际货运单证数据，这些单证数据在跨境场景下面临界定难题，“哪些数据可以和境外合作方共享、哪些受到限制”尚缺明确标准，存在诸多模糊地带。
另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数据合规监管趋严。以欧盟为例，国际知名法律数据研究机构CMOS Law旗下GDPR执法追踪系统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罚款达到2685笔，罚款总额突破60亿欧元大关。与上一轮统计期相比，执法力度和罚款金额跃升。
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秘书长贺仁龙认为，出海企业存在合规成本高、数据跨境难度高、专业服务获取门槛高、地缘政治风险高、境外公共服务缺的难点。他指出，目前出台的合规清单和操作指引适应的场景和领域还不够丰富，企业仍存在大量“想合规但找不到通道”的情况，许多出海团队是“销售先行、合规后置”，暗藏较大风险。同时，国内政策传导到海外、海外问题反馈回国内，中间存在服务真空。
跨境风险升级，出海亟需构筑“事前防线”
从专业服务机构的角度来看，出海企业如今在跨境场景中的合规风险已发生较大变化，企业需求倒逼专业服务模式升级。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国际部／交易银行部总经理乐自强表示，近年来，出海企业面临的地缘政治、法律合规、资金安全等风险大幅上升，对此，交行将合规服务融入企业出海的“全生命周期”，加速推动团队从“信贷员”向“金融顾问”转型。
“在与客户深度接触中，我们探索把风控环节前移到企业的合同谈判、国别尽调、合规架构设计阶段，提供高附加值的‘金融+风控’服务。”他指出，如果在业务开展早期就能助力企业识别和防范风险，将有助于避免资金损失、事后诉讼甚至监管处罚，实现可持续的跨境经营。
这一“风险前移”的理念在越来越多的专业服务机构中获得肯定。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保后理赔追偿处副处长王晨程结合理赔实践指出，很多损失源于出海企业事前不了解买方信用、合同条款不完善，给欺诈者制造了可乘之机。如果在交易前就做好风险评估，很多赔款本可以避免。
他介绍，该公司通过精准画像、风险预警、全球追偿等手段，帮助企业避开高风险买家和市场。“比如针对今年一季度中东冲突等事件，我们第一时间发布风险提示函预警。”他认为，唯有将风险防控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才能筑牢出海企业的安全屏障。
从合同纠纷到刑事诈骗，企业出海呼唤全链条护航体系
面对更复杂的情况，单一专业服务机构难以满足需求。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全球总部理事会副主席吴坚表示，过去企业出海面临的主要是国际贸易、投资中的合同纠纷或商业风险；现在，大量案件涉及跨境投资欺诈、国际贸易诈骗等刑事犯罪行为，且往往涉及多国。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律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力量仍显不足，亟需政府尤其是司法机关主动介入。
吴坚表示，企业遭遇跨境纠纷时，公安机关需达到犯罪标准方可立案，法院受“不告不理”原则约束。在实际情况中，案发时资产往往已跨境外流，可以挽回损失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因此，在跨境风险防控中，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有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年以来，上海检察机关发布多项护航企业“出海”举措。其中，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牵头联合静安、虹口、崇明三家基层检察院，分别聚焦知识产权保护与数据跨境流动合规，航运司法管辖和海洋装备制造出海推出风险防控指引、案例汇编等“服务包”。 其中，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近期启用设立“静界·检护营商”工作站，密集召开出海法治需求座谈会，问计问需服务企业。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长陶建平表示，当前，出海企业更加需要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专业服务机构的系统性支持，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海外合规治理等集中共性问题，该院将携手辖区基层检察院等推动涉外检察工作与时俱进。下一步将升级检察服务和保障模式，积极储备检察机关“反制工具箱”，充分运用国际司法协助等方式护航出海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保险、律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和司法机关各自掌握一定风险线索，如何将分散的风险情报有效整合、破除信息壁垒，可成为深化协作的重要抓手。比如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开展跨境合规联合宣讲与预演、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等。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顾晓军介绍，数据跨境流动不仅涉及企业自身的法律风险，还可能影响国家安全。针对企业出海趋势，检察机关正联合商务委、司法局等部门，依托“企业走出去平台”及筹建中的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加强研究，帮助企业厘清不同国家的法律要求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从企业苦恼的“规则不清、信息不全、人才不够”，到专业机构呼吁的“风控前移、信息共享、全链条防控”，再到检察机关的服务下沉， 可以看到，作为企业出海服务前沿阵地，上海护航企业出海，已进入系统性能力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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