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众参与日益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热门词汇。让公众参与到保护过程当中，既是强化遗产认同乃至公民意识的有效路径，又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下对保护工作产生直接的帮助。公众参与具体该怎么做？
2022年，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当地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把关+社会参与”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管理、利用一体化发展。
安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经历了考古发掘、公园立项、对外开放、新农村建设等漫长的历程。村民在日渐富足的同时，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日常关联却难提“亲密”。2024年1月，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项目“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路径研究”的团队成员第一次进入遗产地时，有了明确的“做点什么”的想法。但是，项目组很快发现，活态遗产的理念对于村民而言是陌生的。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村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故土、旧物，依然有着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记忆。在近20年的乡村建设浪潮中，村民不断拥抱着新的生活，也不曾忘记过去。
基于对现状的分析，2025年初，项目组再次来到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附近的古城村、石角村。他们不再刻板地追求让村民“做点什么”，而是走进村民家中做访谈、口述史，询问并记录村内的“老物件”，带领村民回到“旧居”拍摄肖像照，也把相机交到村民的手中，让村民来拍摄自己的生活。
做口述史时，村民提到“我们以前都叫炮台山”“我们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水路比较发达”等。无论对于实证历史、丰富遗产价值或是在未来拉近与村民的距离，这样的材料都是重要的。在将相机交给村民、让村民记录生活的过程中，村民实际上一直在不经意间与遗产对象发生着互动——每天上工会路过遗址，下班回到家中会使用家中的旧物，等等。此时，这些遗产对象不再因“遗产”之名而具备某种特殊性，而是更加自然地嵌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等到2025年底，项目组成员到村民家中回访之时，村民已自发将在旧居拍摄的肖像照放在堂屋中间，开始主动讲述自己对遗产地的认知，谈及曾经被项目组成员所关注过的旧物，主动分享他们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曾经见过的遗迹现象、地理地貌，以及与曾经在此工作过的考古学家之间的交往故事。
这都说明，公众参与对于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遗产地的综合发展而言是重要的。这样的参与式工作不一定“耀眼”，但一定要尊重和适宜它所扎根的土地。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公众参与日益成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热门词汇。让公众参与到保护过程当中，既是强化遗产认同乃至公民意识的有效路径，又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下对保护工作产生直接的帮助。公众参与具体该怎么做？
2022年，浙江省湖州市的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当地通过“政府主导+专家把关+社会参与”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管理、利用一体化发展。
安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经历了考古发掘、公园立项、对外开放、新农村建设等漫长的历程。村民在日渐富足的同时，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日常关联却难提“亲密”。2024年1月，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项目“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与路径研究”的团队成员第一次进入遗产地时，有了明确的“做点什么”的想法。但是，项目组很快发现，活态遗产的理念对于村民而言是陌生的。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村民对于自己的生活、故土、旧物，依然有着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记忆。在近20年的乡村建设浪潮中，村民不断拥抱着新的生活，也不曾忘记过去。
基于对现状的分析，2025年初，项目组再次来到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附近的古城村、石角村。他们不再刻板地追求让村民“做点什么”，而是走进村民家中做访谈、口述史，询问并记录村内的“老物件”，带领村民回到“旧居”拍摄肖像照，也把相机交到村民的手中，让村民来拍摄自己的生活。
做口述史时，村民提到“我们以前都叫炮台山”“我们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水路比较发达”等。无论对于实证历史、丰富遗产价值或是在未来拉近与村民的距离，这样的材料都是重要的。在将相机交给村民、让村民记录生活的过程中，村民实际上一直在不经意间与遗产对象发生着互动——每天上工会路过遗址，下班回到家中会使用家中的旧物，等等。此时，这些遗产对象不再因“遗产”之名而具备某种特殊性，而是更加自然地嵌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图景当中。
等到2025年底，项目组成员到村民家中回访之时，村民已自发将在旧居拍摄的肖像照放在堂屋中间，开始主动讲述自己对遗产地的认知，谈及曾经被项目组成员所关注过的旧物，主动分享他们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曾经见过的遗迹现象、地理地貌，以及与曾经在此工作过的考古学家之间的交往故事。
这都说明，公众参与对于未来的文化遗产保护、遗产地的综合发展而言是重要的。这样的参与式工作不一定“耀眼”，但一定要尊重和适宜它所扎根的土地。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