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CPI与PPI走势为何背离？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是刻画价格运行状况的两个核心指标，分别反映消费端和生产端的价格水平变化。CPI主要覆盖居民日常消费的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领域，反映居民生活成本及终端消费价格的变动情况，是衡量通胀程度和通胀趋势的重要指标。PPI则侧重于工业生产环节，涵盖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等行业的出厂价格，反映工业部门生产成本变化和企业盈利状况，对判断通胀压力的来源及其传导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从统计口径和经济含义看，CPI更偏向需求侧和居民部门，而PPI更侧重供给侧和企业部门，但二者并非彼此独立。从价格构成和传导机制看，CPI与PPI之间本身应存在着双向影响关系。根据两者的定义，在生产—流通—消费的价值形成过程中，PPI位于价格链条的上游，因此其上涨或下跌通常会通过成本传导机制对下游的CPI产生影响。理论上，由于价格调整和传导需要时间，PPI的变化并不会即时反映CPI中，而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同时，CPI的变化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PPI。一方面，PPI的生活资料分项中，食品、衣着、日用品和耐用品与CPI的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和服务分项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另一方面，最终消费需求的变化也可能通过需求拉动效应影响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例如住房需求的上升往往会带动钢铁、水泥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在这种情形下，某些时刻CPI的变化反而可能先于PPI出现，从而表现出“由下游向上游”的反向传导特征。

然而，从中国的历史数据来看，CPI与PPI的这相互传导关系在2012年前后出现了明显变化。2012年以前，两者走势整体较为趋同；而2012年之后，二者逐渐呈现出阶段性乃至结构性的背离。同时，以2012年为基期，CPI在随后十余年中仍保持相对稳健的累计上行，累计涨幅约为24%；相比之下，PPI长期处于低位徘徊，整体水平基本与2012年持平。这一事实表明，传统的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机制在2012年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宏观视角看，CPI和PPI的走势背离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2012年前后中国逐步跨过刘易斯拐点。随着劳动力供给由相对充裕转向趋紧，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结构中的权重明显提高，相应削弱了原材料和工业品成本对终端价格的主导作用。同时，2012年以前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承担农产品生产的农村部门，其通胀预期更容易通过提升食品价格体现；而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与城市生活方式差异逐步缩小，食品价格对通胀预期的集中承载作用减弱，从而CPI食品价格与PPI之间的相关性减弱。

      第二，供需格局的变化显著加大了两者的分化。2012年之后，在投资持续拉动下，传统工业领域产能扩张速度较快，且下游的需求难以有效支撑工业品价格，对PPI构成一定压制；同时出口占比较高的行业，PPI的定价由较大一部分来源于海外因素，因此出现了国内外定价的分化，导致CPI、PPI走势出现背离。

      第三，政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传统价格传导机制。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价格管控等宏观调控政策在部分行业中显著增强了对供给与价格的外生约束。由于PPI中能源和大宗商品占比较高，其价格波动并不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同时也更容易受到政策因素影响。相比之下，CPI中以消费品和服务为主的价格体系受政策直接干预较少，且干预方向也是平抑原材料价格而导致的消费端价格波动。因此CPI当中的消费以及服务端价格稳定性较高，导致PPI的政策性波动难以有效向CPI传导，从而进一步加剧两者走势的背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2012年之后CPI与PPI走势的持续背离，反映的是价格形成与传导机制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变化。但走势背离并不等同于价格传导机制的完全消失。即便在整体相关性下降的背景下，不同阶段内，生产端与消费端价格仍可能通过特定渠道发生联动，只是其方向、时滞和强度已较以往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有必要在宏观事实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据和模型对CPI与PPI的传导关系进行检验，以识别其是否仍然存在统计意义上的传导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结构层面上的差异。

二、如何验证CPI和PPI的传导关系？

（一）CPI和PPI传导关系的测算方法

      关于CPI与PPI之间的传导关系，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由于模型方法和样本区间的差异，相关结论并不一致。早期研究多依赖相关性分析或线性回归进行初步判断。对于相关性分析而言，由于CPI变动较平缓且滞后于PPI，这类方法仅能反映二者的趋势同步性，而难以验证真实的传导关系。同时，线性回归假设价格传导关系恒定、无滞后且为线性，因此难以捕捉PPI对CPI的领先性、阶段性差异，亦无法处理CPI在特定时期“钝化”或PPI在大宗商品波动期的异常冲击。

      随着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发展，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合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为分析PPI与CPI的传导机制提供了更深入的工具。该方法不仅能够识别短期动态因果关系，还可揭示长期均衡关系，有助于判断二者之间的因果方向、滞后特征及传导强度。然而，标准全样本Granger检验假设参数稳定且传导关系线性，当经济结构面临一定外生冲击（如金融危机、政策调整）时，结论可能出现偏误。

      为克服这一局限，我们采用Residual-Based Bootstrap（RB）Granger检验，在全样本和滚动窗口框架下分别评估因果显著性，从而实现对小样本条件下LR统计量的稳健修正。滚动窗口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因果关系随时间的演变特征，能够捕捉PPI与CPI之间的领先性、阶段性冲击以及因果方向的时变变化，为理解价格传导机制提供了更全面、动态的视角。

（二）测算数据和研究结果

      我们选择CPI与PPI的历史环比数据构建价格指数，起始年份为2002年，使用月度数据，研究期为2002年01月到2025年12月。所有变量均通过STL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并转化为自然对数形式。表2显示了CPI与PPI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原始序列在ADF和PP检验中均无法拒绝单位根假设，而在KPSS检验中则拒绝单位根假设。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CPI序列在三种检验方法下均显著拒绝单位根假设；而PPI序列ADF和PP检验均显著拒绝单位根假设，KPSS检验则接受单位根假设。综上，PPI与CP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在全样本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二变量VAR模型（基于一阶差分，滞后阶数通过SIC准则选择），并对LR统计量进行了Residual-Based Bootstrap（RB）修正。与传统的Wald或LR检验不同，RB方法能够在非平稳序列或样本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保持统计稳健性。全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拒绝“PPI不是CPI的Granger原因”，而不拒绝“CPI不是PPI的Granger原因”，表面上呈现PPI到CPI的单向因果关系。然而，该结论是在假定VAR参数稳定的前提下得出的，未考虑经济结构变化或政策冲击可能导致的参数时变性，因此仍需进一步的滚动窗口和参数稳定性检验进行验证，以捕捉因果关系的动态演变特征。

      为了评估全样本VAR模型的参数稳健性，我们对CPI和PPI方程分别进行了Sup-F、Mean-F和Exp-F检验，以识别样本期内参数是否存在突变或缓慢变化。检验结果显示，CPI方程参数总体较为稳定，而PPI方程参数相对不稳定，提示其价格传导关系在不同阶段可能经历结构性变化。这一现象反映了金融危机、结构性改革等重大经济事件对价格传导机制的潜在干扰。结合全样本Residual-Based Bootstrap (RB) Granger因果检验，表面上呈现PPI到CPI的单向因果关系。然而，由于PPI方程存在明显的参数不稳定性，全样本因果结论可能掩盖样本内不同阶段的动态传导特征，因此，有必要对因果关系进行滚动窗口或阶段性分析。

      为捕捉参数时变和阶段性因果特征，我们进一步采用滚动窗口（36个月）RB-Bootstrap Granger因果检验。在每个窗口内重新估计VAR模型并计算修正LR统计量，通过Bootstrap 得到稳健p值。结果显示，因果关系随时间动态变化。结果显示，PPI对CPI的因果关系在2012.06-2014.12、2020.05-2021.05、2023.02-2024.12这三个时间段中10%拒绝域水平下显著，CPI对PPI的因果关系则在2016.06-2016.10、2021.02-2021.11、2022.01-2024.04这三个时间段中10%拒绝域水平下显著。

      同时，本文进一步计算滚动窗口VAR模型中变量滞后项系数的加总，以刻画价格联动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该系数和反映在给定窗口内，一方价格变量变动对另一方价格变量变动的平均作用方向及其相对强度。结合滚动Bootstrap Granger检验结果，我们认为CPI和PPI的传导关系可以在宏观层面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从滚动VAR系数和与Bootstrap Granger检验结果看，2018年之前，CPI对PPI的影响整体以正向拉动为主，表明终端需求扩张能够较为有效地传导至生产端价格；而2018年之后，该影响逐步转为负向，反映出在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背景下，居民消费和终端需求对工业部门价格的约束明显增强。随着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相关需求走弱，需求端不足成为制约PPI回升的重要因素。

      二是宏观调控因素：一般而言，由于受货币政策传导的“生产端优先”特征、财政政策的“投资端主导”效应以及价格粘性的不对称性（PPI灵活性高、CPI粘性大）等因素影响，宏观政策往往先影响PPI，对CPI的传导反而滞后且不畅。因此在物价承压时期，通常需要政策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政策协同效应才会达到最优。相比之下，在2016—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棚改货币化并行推进的阶段，PPI回升与需求改善相互强化，价格传导机制相对顺畅，体现出政策协同对价格联动关系的重要作用。

      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2022–2023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经历不同幅度的波动，如原油、钢铁等主要工业品价格在前期冲高后出现阶段性回落并伴随波动加大。但食品、服务价格相对稳健，CPI受冲击较PPI有限，因此数据上表现为PPI对CPI的传导失效。

      PPI向CPI的价格传导在样本期内并非始终稳健，其强度和方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在终端需求相对扩张、政策协同发力的阶段，生产端价格变动更容易向消费端传导，PPI对CPI的正向影响相对显著；而在经济结构调整深化、内需不足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但终端需求承接能力有限的阶段，价格传导机制则明显弱化甚至阶段性失效。同时，随着近年来需求约束特征上升，消费价格对生产价格的反向约束作用有所增强。总体来看，CPI与PPI之间的价格联动关系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其演化取决于需求状况、政策环境以及外部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三、CPI与PPI传导关系及展望

      从传导机制看，PPI和CPI传导的主要通过成本拉动、替代品拉动和需求拉动三种方式实现。不同传导路径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可能阶段性主导，也可能同时作用，共同塑造价格联动格局。首先，当上游原材料、加工工业及采掘业出厂价格上行后，相关成本压力通过中间投入品逐步向下游扩散，最终体现在居民消费品及部分服务项目价格的抬升上。以铜价上涨为例，空调中铜用量占整机成本约20%，当铜价上涨30%且企业仅按成本变动部分调价时，对应CPI家电项可能上涨约1.4%。

      其次，替代品拉动更多体现结构性和间接性影响。以有色金属产业链为例，当铜价因供给收缩或外需走强而显著上行时，下游企业往往通过提高铝材等可替代金属的使用比例以缓解成本压力，从而推升铝价及相关加工品价格。但其对CPI的影响通常具有阶段性和滞后性。考虑到铝材在建筑、家电外壳、交通运输结构件等行业的应用比例更高，当铜价上涨引发铝材替代需求增加时，相应的工业品PPI上升也会逐步传导至部分耐用消费品价格，形成对CPI的支撑。

      最后，需求拉动传导的内生循环机制。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回升，企业盈利状况改善，生产要素投入和就业收入随之增加，从而推动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步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更容易上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进一步放大CPI的回升幅度，使价格传导呈现由需求驱动的特征。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短期内物价回升仍将主要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所带来的成本拉动及替代品拉动效应主导。随着全球商品价格进入上行阶段，原材料价格上涨将首先通过成本渠道向国内生产端传导，持续对工业品出厂价格形成支撑，从而为PPI提供中短期上行动力；在此基础上，上游成本向下游传导将逐步显现，并对终端消费品价格形成支撑，带动CPI温和回升。

      从定量结果看，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通过完全消耗系数*各部门的PPICPI权重，估计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以原油和有色金属行业为例，原油开采价格上升10%，预计将推动PPI上升约0.35个百分点、CPI上升约0.15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开采价格上升10%，对PPI和CPI的拉动幅度分别约为0.18个和0.05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若企业定价能力和利润空间逐步修复，上游成本压力将更顺畅地向下游传导至终端消费品价格，推动CPI回升，CPI与PPI之间的价格联动关系有望逐步修复。

      除成本端因素外，需求端修复将成为决定物价回升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扩大内需为主导、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并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些政策有助于提升居民收入预期、稳定就业和增强消费信心，从而支撑内需持续回暖。随着边际消费倾向回升，PPI上行带来的收益将通过企业利润、工资和投资支出进一步放大CPI的回升，实现由需求驱动的价格传导循环，使终端物价更有效承接上游成本变化。

一、CPI与PPI走势为何背离？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是刻画价格运行状况的两个核心指标，分别反映消费端和生产端的价格水平变化。CPI主要覆盖居民日常消费的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领域，反映居民生活成本及终端消费价格的变动情况，是衡量通胀程度和通胀趋势的重要指标。PPI则侧重于工业生产环节，涵盖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等行业的出厂价格，反映工业部门生产成本变化和企业盈利状况，对判断通胀压力的来源及其传导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从统计口径和经济含义看，CPI更偏向需求侧和居民部门，而PPI更侧重供给侧和企业部门，但二者并非彼此独立。从价格构成和传导机制看，CPI与PPI之间本身应存在着双向影响关系。根据两者的定义，在生产—流通—消费的价值形成过程中，PPI位于价格链条的上游，因此其上涨或下跌通常会通过成本传导机制对下游的CPI产生影响。理论上，由于价格调整和传导需要时间，PPI的变化并不会即时反映CPI中，而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同时，CPI的变化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PPI。一方面，PPI的生活资料分项中，食品、衣着、日用品和耐用品与CPI的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和服务分项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另一方面，最终消费需求的变化也可能通过需求拉动效应影响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例如住房需求的上升往往会带动钢铁、水泥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在这种情形下，某些时刻CPI的变化反而可能先于PPI出现，从而表现出“由下游向上游”的反向传导特征。

然而，从中国的历史数据来看，CPI与PPI的这相互传导关系在2012年前后出现了明显变化。2012年以前，两者走势整体较为趋同；而2012年之后，二者逐渐呈现出阶段性乃至结构性的背离。同时，以2012年为基期，CPI在随后十余年中仍保持相对稳健的累计上行，累计涨幅约为24%；相比之下，PPI长期处于低位徘徊，整体水平基本与2012年持平。这一事实表明，传统的上游价格向下游传导机制在2012年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宏观视角看，CPI和PPI的走势背离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2012年前后中国逐步跨过刘易斯拐点。随着劳动力供给由相对充裕转向趋紧，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结构中的权重明显提高，相应削弱了原材料和工业品成本对终端价格的主导作用。同时，2012年以前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承担农产品生产的农村部门，其通胀预期更容易通过提升食品价格体现；而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与城市生活方式差异逐步缩小，食品价格对通胀预期的集中承载作用减弱，从而CPI食品价格与PPI之间的相关性减弱。

      第二，供需格局的变化显著加大了两者的分化。2012年之后，在投资持续拉动下，传统工业领域产能扩张速度较快，且下游的需求难以有效支撑工业品价格，对PPI构成一定压制；同时出口占比较高的行业，PPI的定价由较大一部分来源于海外因素，因此出现了国内外定价的分化，导致CPI、PPI走势出现背离。

      第三，政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削弱了传统价格传导机制。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价格管控等宏观调控政策在部分行业中显著增强了对供给与价格的外生约束。由于PPI中能源和大宗商品占比较高，其价格波动并不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同时也更容易受到政策因素影响。相比之下，CPI中以消费品和服务为主的价格体系受政策直接干预较少，且干预方向也是平抑原材料价格而导致的消费端价格波动。因此CPI当中的消费以及服务端价格稳定性较高，导致PPI的政策性波动难以有效向CPI传导，从而进一步加剧两者走势的背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2012年之后CPI与PPI走势的持续背离，反映的是价格形成与传导机制在宏观层面的系统性变化。但走势背离并不等同于价格传导机制的完全消失。即便在整体相关性下降的背景下，不同阶段内，生产端与消费端价格仍可能通过特定渠道发生联动，只是其方向、时滞和强度已较以往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有必要在宏观事实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据和模型对CPI与PPI的传导关系进行检验，以识别其是否仍然存在统计意义上的传导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结构层面上的差异。

二、如何验证CPI和PPI的传导关系？

（一）CPI和PPI传导关系的测算方法

      关于CPI与PPI之间的传导关系，国内外学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但由于模型方法和样本区间的差异，相关结论并不一致。早期研究多依赖相关性分析或线性回归进行初步判断。对于相关性分析而言，由于CPI变动较平缓且滞后于PPI，这类方法仅能反映二者的趋势同步性，而难以验证真实的传导关系。同时，线性回归假设价格传导关系恒定、无滞后且为线性，因此难以捕捉PPI对CPI的领先性、阶段性差异，亦无法处理CPI在特定时期“钝化”或PPI在大宗商品波动期的异常冲击。

      随着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发展，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合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为分析PPI与CPI的传导机制提供了更深入的工具。该方法不仅能够识别短期动态因果关系，还可揭示长期均衡关系，有助于判断二者之间的因果方向、滞后特征及传导强度。然而，标准全样本Granger检验假设参数稳定且传导关系线性，当经济结构面临一定外生冲击（如金融危机、政策调整）时，结论可能出现偏误。

      为克服这一局限，我们采用Residual-Based Bootstrap（RB）Granger检验，在全样本和滚动窗口框架下分别评估因果显著性，从而实现对小样本条件下LR统计量的稳健修正。滚动窗口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因果关系随时间的演变特征，能够捕捉PPI与CPI之间的领先性、阶段性冲击以及因果方向的时变变化，为理解价格传导机制提供了更全面、动态的视角。

（二）测算数据和研究结果

      我们选择CPI与PPI的历史环比数据构建价格指数，起始年份为2002年，使用月度数据，研究期为2002年01月到2025年12月。所有变量均通过STL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并转化为自然对数形式。表2显示了CPI与PPI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原始序列在ADF和PP检验中均无法拒绝单位根假设，而在KPSS检验中则拒绝单位根假设。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CPI序列在三种检验方法下均显著拒绝单位根假设；而PPI序列ADF和PP检验均显著拒绝单位根假设，KPSS检验则接受单位根假设。综上，PPI与CP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在全样本基础上，我们构建了二变量VAR模型（基于一阶差分，滞后阶数通过SIC准则选择），并对LR统计量进行了Residual-Based Bootstrap（RB）修正。与传统的Wald或LR检验不同，RB方法能够在非平稳序列或样本容量有限的情况下保持统计稳健性。全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拒绝“PPI不是CPI的Granger原因”，而不拒绝“CPI不是PPI的Granger原因”，表面上呈现PPI到CPI的单向因果关系。然而，该结论是在假定VAR参数稳定的前提下得出的，未考虑经济结构变化或政策冲击可能导致的参数时变性，因此仍需进一步的滚动窗口和参数稳定性检验进行验证，以捕捉因果关系的动态演变特征。

      为了评估全样本VAR模型的参数稳健性，我们对CPI和PPI方程分别进行了Sup-F、Mean-F和Exp-F检验，以识别样本期内参数是否存在突变或缓慢变化。检验结果显示，CPI方程参数总体较为稳定，而PPI方程参数相对不稳定，提示其价格传导关系在不同阶段可能经历结构性变化。这一现象反映了金融危机、结构性改革等重大经济事件对价格传导机制的潜在干扰。结合全样本Residual-Based Bootstrap (RB) Granger因果检验，表面上呈现PPI到CPI的单向因果关系。然而，由于PPI方程存在明显的参数不稳定性，全样本因果结论可能掩盖样本内不同阶段的动态传导特征，因此，有必要对因果关系进行滚动窗口或阶段性分析。

      为捕捉参数时变和阶段性因果特征，我们进一步采用滚动窗口（36个月）RB-Bootstrap Granger因果检验。在每个窗口内重新估计VAR模型并计算修正LR统计量，通过Bootstrap 得到稳健p值。结果显示，因果关系随时间动态变化。结果显示，PPI对CPI的因果关系在2012.06-2014.12、2020.05-2021.05、2023.02-2024.12这三个时间段中10%拒绝域水平下显著，CPI对PPI的因果关系则在2016.06-2016.10、2021.02-2021.11、2022.01-2024.04这三个时间段中10%拒绝域水平下显著。

      同时，本文进一步计算滚动窗口VAR模型中变量滞后项系数的加总，以刻画价格联动关系的动态变化特征。该系数和反映在给定窗口内，一方价格变量变动对另一方价格变量变动的平均作用方向及其相对强度。结合滚动Bootstrap Granger检验结果，我们认为CPI和PPI的传导关系可以在宏观层面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从滚动VAR系数和与Bootstrap Granger检验结果看，2018年之前，CPI对PPI的影响整体以正向拉动为主，表明终端需求扩张能够较为有效地传导至生产端价格；而2018年之后，该影响逐步转为负向，反映出在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背景下，居民消费和终端需求对工业部门价格的约束明显增强。随着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相关需求走弱，需求端不足成为制约PPI回升的重要因素。

      二是宏观调控因素：一般而言，由于受货币政策传导的“生产端优先”特征、财政政策的“投资端主导”效应以及价格粘性的不对称性（PPI灵活性高、CPI粘性大）等因素影响，宏观政策往往先影响PPI，对CPI的传导反而滞后且不畅。因此在物价承压时期，通常需要政策从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政策协同效应才会达到最优。相比之下，在2016—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棚改货币化并行推进的阶段，PPI回升与需求改善相互强化，价格传导机制相对顺畅，体现出政策协同对价格联动关系的重要作用。

      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2022–2023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经历不同幅度的波动，如原油、钢铁等主要工业品价格在前期冲高后出现阶段性回落并伴随波动加大。但食品、服务价格相对稳健，CPI受冲击较PPI有限，因此数据上表现为PPI对CPI的传导失效。

      PPI向CPI的价格传导在样本期内并非始终稳健，其强度和方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在终端需求相对扩张、政策协同发力的阶段，生产端价格变动更容易向消费端传导，PPI对CPI的正向影响相对显著；而在经济结构调整深化、内需不足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但终端需求承接能力有限的阶段，价格传导机制则明显弱化甚至阶段性失效。同时，随着近年来需求约束特征上升，消费价格对生产价格的反向约束作用有所增强。总体来看，CPI与PPI之间的价格联动关系具有显著的时变性，其演化取决于需求状况、政策环境以及外部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三、CPI与PPI传导关系及展望

      从传导机制看，PPI和CPI传导的主要通过成本拉动、替代品拉动和需求拉动三种方式实现。不同传导路径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可能阶段性主导，也可能同时作用，共同塑造价格联动格局。首先，当上游原材料、加工工业及采掘业出厂价格上行后，相关成本压力通过中间投入品逐步向下游扩散，最终体现在居民消费品及部分服务项目价格的抬升上。以铜价上涨为例，空调中铜用量占整机成本约20%，当铜价上涨30%且企业仅按成本变动部分调价时，对应CPI家电项可能上涨约1.4%。

      其次，替代品拉动更多体现结构性和间接性影响。以有色金属产业链为例，当铜价因供给收缩或外需走强而显著上行时，下游企业往往通过提高铝材等可替代金属的使用比例以缓解成本压力，从而推升铝价及相关加工品价格。但其对CPI的影响通常具有阶段性和滞后性。考虑到铝材在建筑、家电外壳、交通运输结构件等行业的应用比例更高，当铜价上涨引发铝材替代需求增加时，相应的工业品PPI上升也会逐步传导至部分耐用消费品价格，形成对CPI的支撑。

      最后，需求拉动传导的内生循环机制。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回升，企业盈利状况改善，生产要素投入和就业收入随之增加，从而推动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步扩张。在这一过程中，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价格更容易上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进一步放大CPI的回升幅度，使价格传导呈现由需求驱动的特征。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中短期内物价回升仍将主要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所带来的成本拉动及替代品拉动效应主导。随着全球商品价格进入上行阶段，原材料价格上涨将首先通过成本渠道向国内生产端传导，持续对工业品出厂价格形成支撑，从而为PPI提供中短期上行动力；在此基础上，上游成本向下游传导将逐步显现，并对终端消费品价格形成支撑，带动CPI温和回升。

      从定量结果看，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通过完全消耗系数*各部门的PPICPI权重，估计原材料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以原油和有色金属行业为例，原油开采价格上升10%，预计将推动PPI上升约0.35个百分点、CPI上升约0.15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开采价格上升10%，对PPI和CPI的拉动幅度分别约为0.18个和0.05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若企业定价能力和利润空间逐步修复，上游成本压力将更顺畅地向下游传导至终端消费品价格，推动CPI回升，CPI与PPI之间的价格联动关系有望逐步修复。

      除成本端因素外，需求端修复将成为决定物价回升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扩大内需为主导、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并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些政策有助于提升居民收入预期、稳定就业和增强消费信心，从而支撑内需持续回暖。随着边际消费倾向回升，PPI上行带来的收益将通过企业利润、工资和投资支出进一步放大CPI的回升，实现由需求驱动的价格传导循环，使终端物价更有效承接上游成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