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1月9日电（记者吴丛司）在深圳福田香蜜湖畔，一只70亿元母基金——深圳市建源政兴股权投资基金（简称“建源政兴基金”），正悄然按下加速键。该基金的主要发起设立方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其设立本身已是创新。而据该基金有关负责人最新透露，截至目前已有三只子基金与该母基金达成合作意向，并基本锁定了若干重点项目，母基金在完成工商注册和备案后预计将迅速推动子基金签约与项目落地。
这不仅是一只母基金的具体进展，更是一次由AIC驱动的“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创新实践。从传统的债转股，到如今主动布局硬科技的“耐心资本”供给者，AIC的扩容与转型，正成为金融体系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落子。
70亿元母基金撬动超200亿元生态资本
建源政兴基金由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建信投资”）、深圳市海洋投资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福田区引导基金共同发起，规模为70亿元。该基金采取母子基金架构运作，后续拟设子基金，将规模放大至超200亿元。
对于为何探索以母基金而非直投基金形式切入深圳“20+8”产业赛道，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江飚阐述了多层考量。
江飚表示，深圳“20+8”产业集群涵盖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多元领域，单一直投基金难以全面覆盖。母基金可通过设立专注于不同赛道的子基金，在实现广度布局、分散风险的同时精准对接政策方向。
“母基金能联合细分领域的专业投资机构，弥补AIC在特定产业深度认知或早期项目挖掘方面的不足，还可以为建行集团获取信贷、并购服务等潜在综合金融业务机会。”江飚表示。
风险缓释与资本放大也是一个关键考量。母基金通过分散投资于多只子基金，可以降低单一项目或单一行业风险，符合金融机构风控要求。
同时，设立母基金可以少量出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记者了解到，建源政兴基金可对子基金出资一定比例，剩余部分募集社会资本，实现资金放大倍数效应。
与地方政府或市场化母基金相比，银行系AIC母基金的独特优势何在？江飚认为，首先是“股贷债保租”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优势。AIC可为被投企业设计“股权投资+银行贷款+债券承销+供应链金融”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种“以投资为入口，带动综合金融服务” 的杠杆效应和生态构建能力，是AIC核心的壁垒。
其次是基于银行的产业洞察与长期资金优势。凭借母行的客户网络以及长期的客户服务经验，AIC具有独特的产业洞察力；AIC资金来源更稳定、规模更大、成本更具优势，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长周期特性高度匹配，更能有效践行“耐心资本”。最后是源自银行基因的强大信用风险管理与资产定价能力。
在操作层面，建源政兴基金已明确其精准“浇灌”硬科技的路径。该基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深圳市“20+8”重点产业。
“在筛选子基金时，我们最看重子基金投资策略与这些产业的匹配程度；在筛选子基金管理人时，最看重管理人在相关产业的投资经验、投资能力以及相关项目储备。”江飚表示，正是通过这样严格的筛选与投后管理，确保资金能抵达硬科技研发的“根部”。
从债转股工具到“耐心资本”供给者
建信投资的探索，是近年来AIC在支持科技创新中角色演进的缩影。
AIC原本主要从事银行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最初仅由5家大型商业银行发起设立。2020年，AIC在上海试点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2024年9月，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从上海扩至北京、广州、深圳等18个城市；2025年3月，AIC股权投资范围扩大至18个试点城市所在省份；2025年11月以来，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旗下AIC陆续开业。
这一系列松绑政策意义重大。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2024年9月，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的通知》，放宽投资比例限制增强了AIC的资金运用灵活性与项目参与深度；优化考核机制引导AIC摆脱短期收益导向，适应股权投资周期长、波动大的特点，为支持中长期、大体量科技企业融资提供制度保障。
“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工作，有助于促进内部投贷联动发展。”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内部投贷联动协同效率较高，风险偏好容易统一，通过内部投贷联动，将更好地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融资服务，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加快科技金融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机构的扩容则从供给端进一步丰富了耐心资本的来源。开业月余，三家股份行AIC密集投向“硬科技”。其中，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自2025年11月16日正式揭牌运营以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投放规模超60亿元。其首批落地的10余个项目资金投向半导体、光伏、锂矿、工程塑料等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招银投资、信银金投也均实现“开张”。
董希淼表示，股份制商业银行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将充分发挥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化基因浓、产品创新能力强等优势，促进资金加速向科技创新和科技型企业流动，优化融资结构，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AIC的业务形态与定位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娄飞鹏认为，与早期以债转股为主的单一功能相比，当前AIC业务已逐步拓展至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出资、投贷联动等多元化模式，从风险处置工具转型为支持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资本力量。其角色从被动化解债务风险，转向主动参与企业成长周期，成为连接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桥梁。
董希淼也认为，AIC已从最初专注于债转股的专业金融机构，逐步演变为支持科技创新的“长期资本供给者”。
疏通循环梗阻构建科技金融新生态
江飚指出了“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中三大“错配”。一是融资模式与创新规律的错配，即科技企业“轻资产、长周期、高风险”与重抵押物、重当期现金流的传统银行信贷模式不匹配。二是资本属性与产业周期的错配，科技创新需要“耐心资本”长期陪伴，但部分资本存在短期化、投机化倾向。三是金融服务与全周期需求的错配。
对此，AIC正发挥其独特作用。一是提供适配的“耐心资本”，缓解周期错配；二是实现从“债性”到“股性”的思维跨越，以股权形式风险共担；三是发挥“综合金融”与“生态链接”的枢纽作用，形成“投资+信贷”组合拳，并协同地方与产业资源。
国信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看好这一模式的未来，“未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股权直投业务规模有望持续增长，助力全国性商业银行通过投贷联动等模式更好地服务科创企业，更高效地开展科技金融业务，写好‘科技金融’大文章。”
然而，让AIC真正成为“投早、投小、投创新”的坚定力量，仍面临不少挑战。娄飞鹏坦言，当前AIC在股权投资中仍面临激励机制不匹配、考核周期偏短、风险容忍度不足等难题。他建议，进一步完善长周期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尽职免责机制，优化资本占用与风险权重政策，并提升专业投资团队能力。同时，应推动与地方政府、产业基金、科创平台的深度协同，构建更包容、可持续的科技金融生态，使AIC真正成为支持原始创新的稳定力量。
展望未来，AIC的探索仍需多方助力。董希淼建议，可开拓思路，支持经营管理规范、创新活力较强、科技型企业客户较多的城商行、农商行设立投资子公司开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同时，建议修改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商业银行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降低股权投资的资本占用。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
新华财经北京1月9日电（记者吴丛司）在深圳福田香蜜湖畔，一只70亿元母基金——深圳市建源政兴股权投资基金（简称“建源政兴基金”），正悄然按下加速键。该基金的主要发起设立方是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其设立本身已是创新。而据该基金有关负责人最新透露，截至目前已有三只子基金与该母基金达成合作意向，并基本锁定了若干重点项目，母基金在完成工商注册和备案后预计将迅速推动子基金签约与项目落地。
这不仅是一只母基金的具体进展，更是一次由AIC驱动的“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创新实践。从传统的债转股，到如今主动布局硬科技的“耐心资本”供给者，AIC的扩容与转型，正成为金融体系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落子。
70亿元母基金撬动超200亿元生态资本
建源政兴基金由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建信投资”）、深圳市海洋投资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福田区引导基金共同发起，规模为70亿元。该基金采取母子基金架构运作，后续拟设子基金，将规模放大至超200亿元。
对于为何探索以母基金而非直投基金形式切入深圳“20+8”产业赛道，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江飚阐述了多层考量。
江飚表示，深圳“20+8”产业集群涵盖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多元领域，单一直投基金难以全面覆盖。母基金可通过设立专注于不同赛道的子基金，在实现广度布局、分散风险的同时精准对接政策方向。
“母基金能联合细分领域的专业投资机构，弥补AIC在特定产业深度认知或早期项目挖掘方面的不足，还可以为建行集团获取信贷、并购服务等潜在综合金融业务机会。”江飚表示。
风险缓释与资本放大也是一个关键考量。母基金通过分散投资于多只子基金，可以降低单一项目或单一行业风险，符合金融机构风控要求。
同时，设立母基金可以少量出资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记者了解到，建源政兴基金可对子基金出资一定比例，剩余部分募集社会资本，实现资金放大倍数效应。
与地方政府或市场化母基金相比，银行系AIC母基金的独特优势何在？江飚认为，首先是“股贷债保租”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优势。AIC可为被投企业设计“股权投资+银行贷款+债券承销+供应链金融”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种“以投资为入口，带动综合金融服务” 的杠杆效应和生态构建能力，是AIC核心的壁垒。
其次是基于银行的产业洞察与长期资金优势。凭借母行的客户网络以及长期的客户服务经验，AIC具有独特的产业洞察力；AIC资金来源更稳定、规模更大、成本更具优势，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长周期特性高度匹配，更能有效践行“耐心资本”。最后是源自银行基因的强大信用风险管理与资产定价能力。
在操作层面，建源政兴基金已明确其精准“浇灌”硬科技的路径。该基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深圳市“20+8”重点产业。
“在筛选子基金时，我们最看重子基金投资策略与这些产业的匹配程度；在筛选子基金管理人时，最看重管理人在相关产业的投资经验、投资能力以及相关项目储备。”江飚表示，正是通过这样严格的筛选与投后管理，确保资金能抵达硬科技研发的“根部”。
从债转股工具到“耐心资本”供给者
建信投资的探索，是近年来AIC在支持科技创新中角色演进的缩影。
AIC原本主要从事银行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最初仅由5家大型商业银行发起设立。2020年，AIC在上海试点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2024年9月，AIC股权投资试点范围从上海扩至北京、广州、深圳等18个城市；2025年3月，AIC股权投资范围扩大至18个试点城市所在省份；2025年11月以来，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旗下AIC陆续开业。
这一系列松绑政策意义重大。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2024年9月，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的通知》，放宽投资比例限制增强了AIC的资金运用灵活性与项目参与深度；优化考核机制引导AIC摆脱短期收益导向，适应股权投资周期长、波动大的特点，为支持中长期、大体量科技企业融资提供制度保障。
“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工作，有助于促进内部投贷联动发展。”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内部投贷联动协同效率较高，风险偏好容易统一，通过内部投贷联动，将更好地为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融资服务，拓宽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加快科技金融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机构的扩容则从供给端进一步丰富了耐心资本的来源。开业月余，三家股份行AIC密集投向“硬科技”。其中，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自2025年11月16日正式揭牌运营以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累计投放规模超60亿元。其首批落地的10余个项目资金投向半导体、光伏、锂矿、工程塑料等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招银投资、信银金投也均实现“开张”。
董希淼表示，股份制商业银行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将充分发挥股份制商业银行市场化基因浓、产品创新能力强等优势，促进资金加速向科技创新和科技型企业流动，优化融资结构，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AIC的业务形态与定位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娄飞鹏认为，与早期以债转股为主的单一功能相比，当前AIC业务已逐步拓展至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出资、投贷联动等多元化模式，从风险处置工具转型为支持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资本力量。其角色从被动化解债务风险，转向主动参与企业成长周期，成为连接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桥梁。
董希淼也认为，AIC已从最初专注于债转股的专业金融机构，逐步演变为支持科技创新的“长期资本供给者”。
疏通循环梗阻构建科技金融新生态
江飚指出了“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中三大“错配”。一是融资模式与创新规律的错配，即科技企业“轻资产、长周期、高风险”与重抵押物、重当期现金流的传统银行信贷模式不匹配。二是资本属性与产业周期的错配，科技创新需要“耐心资本”长期陪伴，但部分资本存在短期化、投机化倾向。三是金融服务与全周期需求的错配。
对此，AIC正发挥其独特作用。一是提供适配的“耐心资本”，缓解周期错配；二是实现从“债性”到“股性”的思维跨越，以股权形式风险共担；三是发挥“综合金融”与“生态链接”的枢纽作用，形成“投资+信贷”组合拳，并协同地方与产业资源。
国信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剑看好这一模式的未来，“未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股权直投业务规模有望持续增长，助力全国性商业银行通过投贷联动等模式更好地服务科创企业，更高效地开展科技金融业务，写好‘科技金融’大文章。”
然而，让AIC真正成为“投早、投小、投创新”的坚定力量，仍面临不少挑战。娄飞鹏坦言，当前AIC在股权投资中仍面临激励机制不匹配、考核周期偏短、风险容忍度不足等难题。他建议，进一步完善长周期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尽职免责机制，优化资本占用与风险权重政策，并提升专业投资团队能力。同时，应推动与地方政府、产业基金、科创平台的深度协同，构建更包容、可持续的科技金融生态，使AIC真正成为支持原始创新的稳定力量。
展望未来，AIC的探索仍需多方助力。董希淼建议，可开拓思路，支持经营管理规范、创新活力较强、科技型企业客户较多的城商行、农商行设立投资子公司开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同时，建议修改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商业银行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降低股权投资的资本占用。
（文章来源：新华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