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沃伦·E·巴菲特将1800股A类股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以便将这些B类股捐赠给四个家族基⾦会：150万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会，40万股分别捐赠给谢尔伍德基⾦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会和诺沃基⾦会。这些捐赠已于今⽇完成交付。

巴菲特对其股东们的讲话如下：

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会上滔滔不绝地讲话。⽤英国⼈的话说，我将“保持沉默”。

差不多吧。

格雷格·阿⻉尔将于年底接任。他是⼀位出⾊的管理者，⼯作不知疲倦，沟通坦诚。祝他任期⻓久。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致辞与你们以及我的孩⼦们谈论伯克希尔。伯克希尔的个⼈股东们是⼀群⾮常特别的⼈，他们总是慷慨地与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分享⾃⼰的收益。我很享受与你们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允许我先回忆⼀下往事。之后，我会谈谈我伯克希尔股份的分配计划。最后，我会分享⼀些业务和个⼈⽅⾯的看法。

随着感恩节的临近，我⼼怀感激⼜略感意外，⾃⼰竟能活到95岁。年轻时，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并不乐观。早年，我差点就丢了性命。

那是1938年，当时奥⻢哈的市⺠认为当地的医院要么是天主教的，要么是新教的，这种分类在当时看来是很⾃然的。

我们的家庭医⽣哈雷·霍茨是个友善的天主教徒，他上⻔看病时总是提着⼀个⿊⾊的医药包。

霍茨医⽣叫我“⼩船⻓”，每次上⻔看病收费也不⾼。1938年，我肚⼦疼得厉害，霍茨医⽣来了，探查⼀番后告诉我，第⼆天早上就会好的。

随后他回家吃了晚饭，还打了会⼉桥牌。不过霍茨医⽣始终⽆法将我那些有点古怪的症状抛诸脑后，当晚晚些时候便把我送到了圣凯瑟琳医院做紧急阑尾切除⼿术。接下来的三周⾥，我感觉⾃⼰就像置⾝于修道院，也开始享受起我的新“讲台”。我喜欢说话——没错，那时也是如此——⽽修⼥们也接纳了我。

最妙的是，三年级的⻢德森⽼师让班上的30个同学每⼈给我写⼀封信。我⼤概把男⽣们的信都扔了，⽽⼥⽣们的信我却反复阅读；住院也有好处嘛。

我康复期间最开⼼的事——其实头⼀周情况还很危险——是我那亲爱的艾迪姨妈送我的⼀份礼物。她给我带来了⼀套看起来⾮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具，我⻢上给照顾我的修⼥们都采集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收治的第⼀个新教徒孩⼦，她们也不知道该对我有什么期待。）

我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总有⼀天会有个修⼥犯了法，⽽联邦调查局会发现他们居然没有给修⼥们采集指纹。联邦调查局及其局⻓J.埃德加·胡佛在20世纪30年代已为美国⼈所敬仰，我想象着胡佛先⽣亲⾃来到奥⻢哈来查看我那珍贵的指纹收藏。我还幻想胡佛和我会很快抓住那个犯了错的修⼥。全国闻名似乎指⽇可待。

显然，我的幻想从未实现。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年后我才发现，当时我本该给J.埃德加本⼈采集指纹，因为他后来因滥⽤职权⽽⾝败名裂。

嗯，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哈，那时我和其他⼩伙伴都渴望拥有⼀辆雪橇、⼀辆⾃⾏⻋、⼀副棒球⼿套和⼀辆电动⽕⻋。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时代其他⼏个孩⼦，他们就住在附近，对我影响很⼤，但我很久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先从查理·芒格说起，他是我相识64年的好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就住在离我1958年起就拥有并居住的那所房⼦⼀个街区的地⽅。

早些时候，我差点就和查理成为朋友了。查理⽐我⼤6岁半，1940年夏天他在祖⽗的杂货店打⼯，每天⼯作10个⼩时挣2美元。（节俭是巴菲特家族的传统。）第⼆年我也在店⾥⼲过类似的⼯作，但直到1959年我才⻅到查理，那时他35岁，我28岁。

⼆战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然后永久定居在加利福尼亚。然⽽，查理却⼀直将⾃⼰在奥⻢哈的早年岁⽉视为⼈⽣的重要阶段。六⼗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巨⼤，他是⼀位极好的⽼师，也是我保护有加的“⼤哥”。我们之间虽有分歧，但从⽆争执。他从不说“我早就跟你说过”。

1958年，我买了我的第⼀套也是唯⼀⼀套房⼦。当然，它在奥⻢哈，离我成⻓的地⽅（⼤致说来）约两英⾥，离我岳⽗⺟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到我⼯作了64年的办公楼只需6到7分钟。让我们来谈谈另⼀位奥⻢哈⼈斯坦·利普西。1968年，斯坦将《奥⻢哈太阳报》（周报）卖给了伯克希尔公司，⼗年后应我的请求搬到了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家⼦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与出版布法罗唯⼀⼀份周⽇报纸的早报展开⽣死较量，⽽我们正节节败退。

斯坦最终打造出了我们新的《星期⽇》产品，此后数年，我们这项原本每年都在⼤量亏损的投资，每年（税前）盈利都超过了100%。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3300万美元的投资对伯克希尔来说是⼀笔重要的资⾦。

斯坦在我家附近⼤约五个街区的地⽅⻓⼤。斯坦的⼀位邻居是⼩沃尔特·斯科特。沃尔特，您应该还记得，他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公司带到了伯克希尔。他还是伯克希尔的董事，直到2021年去世，也是我的挚友。⼏⼗年来，沃尔特⼀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事业领袖，奥⻢哈和整个州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

沃尔特上了本森⾼中，我也原本打算去那所学校上学——直到1942年，我⽗亲出⼈意料地在国会竞选中击败了连任四届的对⼿。⽣活总是充满惊喜。

等等，还有更多。

1959年，唐·基奥和他的年轻家庭住在离我家仅⼀条街之隔、距离芒格家约100码远的⼀所房⼦⾥。当时唐是⼀名咖啡推销员，但后来他成为了可⼝可乐公司的总裁，并且还是伯克希尔公司的忠实董事。

我认识唐的时候，他⼀年挣12000美元，⽽他和妻⼦⽶基还要抚养五个孩⼦，这些孩⼦都准备去天主教学校读书（学费不菲）。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来⾃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个农场，毕业于奥⻢哈市的克雷顿⼤学。

早年，他娶了奥⻢哈姑娘⽶基。加⼊可⼝可乐公司后，唐很快就在全球声名远扬。

1985年，唐担任可⼝可乐公司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的新可⼝可乐。唐发表了⼀次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重新推出了“⽼”可⼝可乐。这⼀转变发⽣在唐解释说，寄给“⾄⾼⽆上的⽩痴”的信件会迅速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之后。他愉快地承认，实际上可⼝可乐这⼀产品属于公众⽽⾮公司。随后，销量⼤幅上升。

和查理·芒格⼀样，唐始终是个地道的中西部男孩，热情、友善且极具美国特⾊。

最后，出⽣于印度并在那⾥⻓⼤的阿吉特·贾恩（Ajit Jain）以及即将成为我们⾸席执⾏官的加拿⼤⼈格雷格·阿⻉尔（Greg Abel），在20世纪末都曾在奥⻢哈⽣活了数年。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就住在离我仅⼏个街区远的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不过当时我们从未谋⾯。

难道奥⻢哈的⽔⾥有什么神奇的成分吗？

我⼗⼏岁时在华盛顿特区⽣活过⼏年（当时我⽗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份我认为会⼲⼀辈⼦的⼯作。在那⾥，本·格雷厄姆和杰⾥·纽曼对我关怀备⾄，我还结交了许多终⽣挚友。纽约有着独特的魅⼒——⾄今依然如此。然⽽，仅仅⼀年半之后，1956年，我还是回到了奥⻢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后来，我的三个孩⼦以及⼏个孙辈都在奥⻢哈⻓⼤。我的孩⼦们⼀直就读于公⽴学校（从同⼀所⾼中毕业，这所学校曾培养出我的⽗亲（1921届）、我的第⼀任妻⼦苏西（1950届），还有对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的查理、斯坦·利普西、厄夫和罗恩·布卢姆⾦，以及杰克·林格⽡尔特（1923届），他创⽴了国⺠赔偿保险公司，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成为我们庞⼤的财产险业务的基础。

我们国家有很多伟⼤的公司、伟⼤的学校、伟⼤的医疗机构，每个地⽅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也都有才华出众的⼈。但我感到⾮常幸运，能有幸结交许多⼀⽣的朋友，能遇到我的两位妻⼦，在公⽴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年幼时就能结识许多有趣且友善的奥⻢哈⼈，还能在内布拉斯加州国⺠警卫队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总之，内布拉斯加州就是我的家。

回⾸往事，我觉得伯克希尔和我之所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很⼤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扎根于奥⻢哈。如果我出⽣在其他任何地⽅，结果都不会如此。美国的中⼼地带是出⽣、养家和创业的绝佳之地。我出⽣时纯属运⽓好，抽到了⼀根⻓得出奇的签。

现在来说说我的⾼龄。我的基因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家族⻓寿纪录（当然，追溯得越久远，家族记录就越模糊）⼀直是92岁，直到我打破了这个纪录。不过，我有睿智、友善且尽职尽责的奥⻢哈医⽣，从哈雷·霍茨医⽣开始，⼀直到现在。⾄少有三次，我的⽣命是被离家不远的医⽣们挽救的。（不过，我已经不再给护⼠们按指纹了。95岁的⼈可以有很多怪癖……但也有底线。）

活到⽼寿星这把年纪，得有极⼤的运⽓，每天都要躲过⾹蕉⽪、⾃然灾害、醉酒或分⼼的司机、雷击等等，诸如此类的危险。

但幸运⼥神反复⽆常，⽽且——没有别的词能形容——极其不公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和富⼈得到的幸运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份额——⽽这些幸运⼉往往不愿承认这⼀点。有些豪⻔⼦弟⼀出⽣就获得了终⾝的经济保障，⽽其他⼈则在幼年时期就⾯临地狱般的困境，甚⾄更糟的是，⾝患残疾，失去了我习以为常的⼀切。在世界上很多⼈⼝稠密的地区，我可能会过着悲惨的⽣活，⽽我的姐妹们则会过上更糟糕的⽇⼦。

我于1930年出⽣在美国，健康、聪明、⽩⼈、男性。哇！感谢幸运⼥神。我的姐妹们和我⼀样聪明，性格还⽐我好，但她们的⼈⽣前景却⼤不相同。幸运⼥神在我⼈⽣的⼤部分时间⾥都眷顾着我，但她可没空去照顾那些九⼗多岁的⼈。幸运也是有极限的。时光⽼⼈恰恰相反，如今随着我年岁渐⻓，他觉得我更有趣了。他从未败过；对他⽽⾔，每个⼈最终都算作他的“胜利”。当平衡感、视⼒、听⼒和记忆⼒都持续⾛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光⽼⼈就在附近了。

我步⼊⽼年的时间较晚——衰⽼的开始因⼈⽽异——但⼀旦出现，就⽆法否认。

令我惊讶的是，总体⽽⾔我感觉良好。尽管⾏动迟缓，阅读也愈发困难，但我每周仍会在办公室⼯作五天，与出⾊的⼈们共事。偶尔，我也会冒出⼀些有⽤的想法，或者有⼈向我们提出⼀些原本可能不会有的提议。由于伯克希尔的规模以及市场⽔平，好的想法不多——但并⾮没有。

然⽽，我出乎意料的⻓寿却给我的家庭以及我慈善⽬标的实现带来了重⼤且不可避免的影响。

让我们来探究⼀下它们。

接下来是什么

我的孩⼦们都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为72岁、70岁和67岁。指望他们三⼈——在很多⽅⾯都已达到巅峰——能像我⼀样延缓衰⽼，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提⾼他们在我指定的受托⼈被替换之前处理完我⼏乎全部财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三个基⾦会进⾏⽣前赠予的速度。我的孩⼦们现在在经验和智慧⽅⾯都处于巅峰，但还未步⼊⽼年。这段“蜜⽉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运的是，纠正⽅向很容易做到。不过，还有⼀个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像我和查理那样对格雷格充满信⼼之前，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这种程度的信任应该不会太久。我的孩⼦们已经百分之百⽀持格雷格，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也是如此。

如今这三个孩⼦都已成熟，头脑聪明，精⼒充沛，且富有本能，⾜以⽀配⼀⼤笔财富。

在我去世很久之后，他们仍能活跃于世，这将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如有必要，他们可以采取既具前瞻性⼜具应对性的策略来应对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周围世界发⽣的巨⼤变化。死后遥控指挥向来成效不佳，⽽我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幸运的是，三个孩⼦都从⺟亲那⾥遗传了显性基因。随着岁⽉的流逝，我也逐渐成为他们思考和⾏为的更好榜样。然⽽，我永远⽆法与他们的⺟亲相提并论。

我的孩⼦们有三位候补监护⼈，以防出现任何意外死亡或残疾的情况。这三位候补监护⼈不分先后顺序，也不与特定的孩⼦绑定。他们都是杰出的⼈，对世事洞明。他们没有任何相互冲突的动机。我已向孩⼦们保证，他们⽆需创造奇迹，也⽆需惧怕失败或失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经历过。他们只需在政府活动和/或私⼈慈善事业通常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进步即可，同时要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的⽅式也存在不⾜之处。

早些时候，我曾构想过种种宏伟的慈善计划。尽管我性格执拗，但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

在我漫⻓的⼈⽣中，我也⽬睹了政客们拙劣的财富转移、家族式的抉择，当然还有那些不称职或古怪的慈善家。

如果我的孩⼦们能⼲得不错，他们可以肯定，我和他们的⺟亲都会感到⾼兴。他们的直觉很好，⽽且他们每个⼈都有多年的实践经历，起初只是很⼩的数⽬，后来逐渐增加到每年超过5亿美元。这三个⼈都喜欢⻓时间⼯作来帮助他⼈，各尽其能。

我加快向⼦⼥基⾦会捐赠的步伐，这绝不是因为我对伯克希尔的前景有了任何改变的看法。

格雷格·阿⻉尔的表现远超我当初认为他应成为伯克希尔下⼀任⾸席执⾏官时对他的期望。他对我们的许多业务和⼈员的了解远胜于我，⽽且对于很多⾸席执⾏官都不曾考虑的问题，他也能很快掌握。⽆论您说的是⼀位⾸席执⾏官、⼀位管理顾问、⼀位学者，还是⼀位政府官员，我都想不出有谁能⽐格雷格更适合来管理您和我的储蓄。

例如，格雷格对我们的财产和意外险业务的潜在收益和⻛险的了解，远胜于许多⻓期从事这⼀业务的⾼管。我希望他的健康状况能保持良好⼏⼗年。如果运⽓好，伯克希尔在接下来的⼀个世纪⾥只需要五到六位⾸席执⾏官。尤其要避免那些⼀⼼想着65岁退休、⼀⼼只想成为引⼈注⽬的富豪或者想要开创家族王朝的⼈。

⼀个令⼈不快的事实是：有时，⺟公司或⼦公司那位出⾊且忠诚的⾸席执⾏官会患上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使⼈衰弱且⻓期缠⾝的疾病。

查理和我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但都没有采取⾏动。这种失败可能会酿成⼤错。董事会必须在⾸席执⾏官层⾯保持警惕，⾸席执⾏官也必须在⼦公司层⾯保持警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过去⼀些⼤公司发⽣过的例⼦。我所能建议的只有董事们要保持警觉并敢于发声。

在我有⽣之年，改⾰者试图通过要求披露⾸席执⾏官的薪酬与普通员⼯薪酬的对⽐来让⾸席执⾏官们难堪。于是，委托书声明的篇幅迅速从20⻚左右膨胀到100多⻚。

但这些善意的举措并未奏效，反⽽事与愿违。据我观察，多数情况下，A公司的⾸席执⾏官看到竞争对⼿B公司的情况后，便向董事会暗⽰⾃⼰应该获得更⾼的薪酬。当然，他还提⾼了董事们的薪酬，并且在薪酬委员会的成员⼈选上也格外谨慎。新规定引发的是嫉妒，⽽⾮节制。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似乎有了⾃⼰的⽣命⼒。让那些⾮常富有的⾸席执⾏官们感到烦恼的往往是，其他⾸席执⾏官们变得更富有了。嫉妒和贪婪总是相伴相随。⼜有哪位顾问会建议⼤幅削减⾸席执⾏官的薪酬或董事会的报酬呢？

总体⽽⾔，伯克希尔旗下企业的前景略好于平均⽔平，其中不乏⼏颗规模可观且彼此关联度不⾼的明珠。然⽽，⼗年或⼆⼗年之后，会有许多公司⽐伯克希尔表现得更好；我们的规模也带来了相应的负担。

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可能性⽐任何我所了解的企业都要⼩。⽽且，伯克希尔的管理层和董事会⽐⼏乎所有我熟悉的公司都更注重股东利益（我⻅过的公司可不少）。最后，伯克希尔的经营⽅式始终会使其存在成为美国的财富，⽽不会从事那些会使其沦为乞求者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经理们应该会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但他们并不渴望建⽴世袭财富或追求那种引⼈注⽬的财富。

我们的股价会反复⽆常，偶尔会下跌50%左右，就像在现有管理层的60年⾥已经发⽣过三次那样。别灰⼼，美国会复苏的，伯克希尔的股票也会。

最后的⼏点想法

或许这是⼀条⾃利的观察。我很⾼兴地说，我对⾃⼰的后半⽣⽐前半⽣更满意。我的建议是：别为过去的错误⾃责——⾄少从中吸取⼀点教训，然后继续前⾏。改进永远都不晚。找到合适的榜样并效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开始，他是最棒的。

阿尔弗雷德·诺⻉尔后来因设⽴诺⻉尔奖⽽闻名，据说他曾读到过⾃⼰兄弟去世时误登的讣告。

他看到上⾯的内容后⼤为震惊，意识到⾃⼰应该改变⾏为。

别指望新闻编辑室搞错：想好你希望⾃⼰的讣告写些什么，然后就去努⼒过上配得上那样的⼈⽣。

我写下这些，作为⼀个曾⽆数次粗⼼⼤意、犯下许多错误的⼈，但也很幸运地从⼀些很棒的朋友那⾥学到了如何更好地为⼈处世（尽管离完美还差得很远）。请记住，清洁⼯和董事⻓⼀样，都是⼈。

祝所有读到这段话的⼈感恩节快乐。没错，包括那些讨厌⻤；改变永远都不晚。别忘了感谢美国为你提供了最⼤的机会。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在分配回报时有时会反复⽆常，甚⾄有些⾃私。

慎重选择你的榜样，然后效仿他们。你永远⽆法做到完美，但你总能变得更好。

今⽇，沃伦·E·巴菲特将1800股A类股转换为270万股B类股，以便将这些B类股捐赠给四个家族基⾦会：150万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会，40万股分别捐赠给谢尔伍德基⾦会、霍华德·G·巴菲特基⾦会和诺沃基⾦会。这些捐赠已于今⽇完成交付。

巴菲特对其股东们的讲话如下：

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会上滔滔不绝地讲话。⽤英国⼈的话说，我将“保持沉默”。

差不多吧。

格雷格·阿⻉尔将于年底接任。他是⼀位出⾊的管理者，⼯作不知疲倦，沟通坦诚。祝他任期⻓久。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致辞与你们以及我的孩⼦们谈论伯克希尔。伯克希尔的个⼈股东们是⼀群⾮常特别的⼈，他们总是慷慨地与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分享⾃⼰的收益。我很享受与你们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允许我先回忆⼀下往事。之后，我会谈谈我伯克希尔股份的分配计划。最后，我会分享⼀些业务和个⼈⽅⾯的看法。

随着感恩节的临近，我⼼怀感激⼜略感意外，⾃⼰竟能活到95岁。年轻时，这样的结果看起来并不乐观。早年，我差点就丢了性命。

那是1938年，当时奥⻢哈的市⺠认为当地的医院要么是天主教的，要么是新教的，这种分类在当时看来是很⾃然的。

我们的家庭医⽣哈雷·霍茨是个友善的天主教徒，他上⻔看病时总是提着⼀个⿊⾊的医药包。

霍茨医⽣叫我“⼩船⻓”，每次上⻔看病收费也不⾼。1938年，我肚⼦疼得厉害，霍茨医⽣来了，探查⼀番后告诉我，第⼆天早上就会好的。

随后他回家吃了晚饭，还打了会⼉桥牌。不过霍茨医⽣始终⽆法将我那些有点古怪的症状抛诸脑后，当晚晚些时候便把我送到了圣凯瑟琳医院做紧急阑尾切除⼿术。接下来的三周⾥，我感觉⾃⼰就像置⾝于修道院，也开始享受起我的新“讲台”。我喜欢说话——没错，那时也是如此——⽽修⼥们也接纳了我。

最妙的是，三年级的⻢德森⽼师让班上的30个同学每⼈给我写⼀封信。我⼤概把男⽣们的信都扔了，⽽⼥⽣们的信我却反复阅读；住院也有好处嘛。

我康复期间最开⼼的事——其实头⼀周情况还很危险——是我那亲爱的艾迪姨妈送我的⼀份礼物。她给我带来了⼀套看起来⾮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具，我⻢上给照顾我的修⼥们都采集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收治的第⼀个新教徒孩⼦，她们也不知道该对我有什么期待。）

我的想法——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总有⼀天会有个修⼥犯了法，⽽联邦调查局会发现他们居然没有给修⼥们采集指纹。联邦调查局及其局⻓J.埃德加·胡佛在20世纪30年代已为美国⼈所敬仰，我想象着胡佛先⽣亲⾃来到奥⻢哈来查看我那珍贵的指纹收藏。我还幻想胡佛和我会很快抓住那个犯了错的修⼥。全国闻名似乎指⽇可待。

显然，我的幻想从未实现。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年后我才发现，当时我本该给J.埃德加本⼈采集指纹，因为他后来因滥⽤职权⽽⾝败名裂。

嗯，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哈，那时我和其他⼩伙伴都渴望拥有⼀辆雪橇、⼀辆⾃⾏⻋、⼀副棒球⼿套和⼀辆电动⽕⻋。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时代其他⼏个孩⼦，他们就住在附近，对我影响很⼤，但我很久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先从查理·芒格说起，他是我相识64年的好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就住在离我1958年起就拥有并居住的那所房⼦⼀个街区的地⽅。

早些时候，我差点就和查理成为朋友了。查理⽐我⼤6岁半，1940年夏天他在祖⽗的杂货店打⼯，每天⼯作10个⼩时挣2美元。（节俭是巴菲特家族的传统。）第⼆年我也在店⾥⼲过类似的⼯作，但直到1959年我才⻅到查理，那时他35岁，我28岁。

⼆战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然后永久定居在加利福尼亚。然⽽，查理却⼀直将⾃⼰在奥⻢哈的早年岁⽉视为⼈⽣的重要阶段。六⼗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巨⼤，他是⼀位极好的⽼师，也是我保护有加的“⼤哥”。我们之间虽有分歧，但从⽆争执。他从不说“我早就跟你说过”。

1958年，我买了我的第⼀套也是唯⼀⼀套房⼦。当然，它在奥⻢哈，离我成⻓的地⽅（⼤致说来）约两英⾥，离我岳⽗⺟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到我⼯作了64年的办公楼只需6到7分钟。让我们来谈谈另⼀位奥⻢哈⼈斯坦·利普西。1968年，斯坦将《奥⻢哈太阳报》（周报）卖给了伯克希尔公司，⼗年后应我的请求搬到了布法罗。当时伯克希尔旗下⼀家⼦公司拥有的《布法罗晚报》正与出版布法罗唯⼀⼀份周⽇报纸的早报展开⽣死较量，⽽我们正节节败退。

斯坦最终打造出了我们新的《星期⽇》产品，此后数年，我们这项原本每年都在⼤量亏损的投资，每年（税前）盈利都超过了100%。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3300万美元的投资对伯克希尔来说是⼀笔重要的资⾦。

斯坦在我家附近⼤约五个街区的地⽅⻓⼤。斯坦的⼀位邻居是⼩沃尔特·斯科特。沃尔特，您应该还记得，他在1999年将中美能源公司带到了伯克希尔。他还是伯克希尔的董事，直到2021年去世，也是我的挚友。⼏⼗年来，沃尔特⼀直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慈善事业领袖，奥⻢哈和整个州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

沃尔特上了本森⾼中，我也原本打算去那所学校上学——直到1942年，我⽗亲出⼈意料地在国会竞选中击败了连任四届的对⼿。⽣活总是充满惊喜。

等等，还有更多。

1959年，唐·基奥和他的年轻家庭住在离我家仅⼀条街之隔、距离芒格家约100码远的⼀所房⼦⾥。当时唐是⼀名咖啡推销员，但后来他成为了可⼝可乐公司的总裁，并且还是伯克希尔公司的忠实董事。

我认识唐的时候，他⼀年挣12000美元，⽽他和妻⼦⽶基还要抚养五个孩⼦，这些孩⼦都准备去天主教学校读书（学费不菲）。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来⾃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个农场，毕业于奥⻢哈市的克雷顿⼤学。

早年，他娶了奥⻢哈姑娘⽶基。加⼊可⼝可乐公司后，唐很快就在全球声名远扬。

1985年，唐担任可⼝可乐公司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命运多⾇的新可⼝可乐。唐发表了⼀次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重新推出了“⽼”可⼝可乐。这⼀转变发⽣在唐解释说，寄给“⾄⾼⽆上的⽩痴”的信件会迅速送到他的办公桌上之后。他愉快地承认，实际上可⼝可乐这⼀产品属于公众⽽⾮公司。随后，销量⼤幅上升。

和查理·芒格⼀样，唐始终是个地道的中西部男孩，热情、友善且极具美国特⾊。

最后，出⽣于印度并在那⾥⻓⼤的阿吉特·贾恩（Ajit Jain）以及即将成为我们⾸席执⾏官的加拿⼤⼈格雷格·阿⻉尔（Greg Abel），在20世纪末都曾在奥⻢哈⽣活了数年。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就住在离我仅⼏个街区远的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不过当时我们从未谋⾯。

难道奥⻢哈的⽔⾥有什么神奇的成分吗？

我⼗⼏岁时在华盛顿特区⽣活过⼏年（当时我⽗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份我认为会⼲⼀辈⼦的⼯作。在那⾥，本·格雷厄姆和杰⾥·纽曼对我关怀备⾄，我还结交了许多终⽣挚友。纽约有着独特的魅⼒——⾄今依然如此。然⽽，仅仅⼀年半之后，1956年，我还是回到了奥⻢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后来，我的三个孩⼦以及⼏个孙辈都在奥⻢哈⻓⼤。我的孩⼦们⼀直就读于公⽴学校（从同⼀所⾼中毕业，这所学校曾培养出我的⽗亲（1921届）、我的第⼀任妻⼦苏西（1950届），还有对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的查理、斯坦·利普西、厄夫和罗恩·布卢姆⾦，以及杰克·林格⽡尔特（1923届），他创⽴了国⺠赔偿保险公司，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成为我们庞⼤的财产险业务的基础。

我们国家有很多伟⼤的公司、伟⼤的学校、伟⼤的医疗机构，每个地⽅都有其独特的优势，也都有才华出众的⼈。但我感到⾮常幸运，能有幸结交许多⼀⽣的朋友，能遇到我的两位妻⼦，在公⽴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年幼时就能结识许多有趣且友善的奥⻢哈⼈，还能在内布拉斯加州国⺠警卫队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总之，内布拉斯加州就是我的家。

回⾸往事，我觉得伯克希尔和我之所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很⼤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扎根于奥⻢哈。如果我出⽣在其他任何地⽅，结果都不会如此。美国的中⼼地带是出⽣、养家和创业的绝佳之地。我出⽣时纯属运⽓好，抽到了⼀根⻓得出奇的签。

现在来说说我的⾼龄。我的基因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家族⻓寿纪录（当然，追溯得越久远，家族记录就越模糊）⼀直是92岁，直到我打破了这个纪录。不过，我有睿智、友善且尽职尽责的奥⻢哈医⽣，从哈雷·霍茨医⽣开始，⼀直到现在。⾄少有三次，我的⽣命是被离家不远的医⽣们挽救的。（不过，我已经不再给护⼠们按指纹了。95岁的⼈可以有很多怪癖……但也有底线。）

活到⽼寿星这把年纪，得有极⼤的运⽓，每天都要躲过⾹蕉⽪、⾃然灾害、醉酒或分⼼的司机、雷击等等，诸如此类的危险。

但幸运⼥神反复⽆常，⽽且——没有别的词能形容——极其不公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领导⼈和富⼈得到的幸运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份额——⽽这些幸运⼉往往不愿承认这⼀点。有些豪⻔⼦弟⼀出⽣就获得了终⾝的经济保障，⽽其他⼈则在幼年时期就⾯临地狱般的困境，甚⾄更糟的是，⾝患残疾，失去了我习以为常的⼀切。在世界上很多⼈⼝稠密的地区，我可能会过着悲惨的⽣活，⽽我的姐妹们则会过上更糟糕的⽇⼦。

我于1930年出⽣在美国，健康、聪明、⽩⼈、男性。哇！感谢幸运⼥神。我的姐妹们和我⼀样聪明，性格还⽐我好，但她们的⼈⽣前景却⼤不相同。幸运⼥神在我⼈⽣的⼤部分时间⾥都眷顾着我，但她可没空去照顾那些九⼗多岁的⼈。幸运也是有极限的。时光⽼⼈恰恰相反，如今随着我年岁渐⻓，他觉得我更有趣了。他从未败过；对他⽽⾔，每个⼈最终都算作他的“胜利”。当平衡感、视⼒、听⼒和记忆⼒都持续⾛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光⽼⼈就在附近了。

我步⼊⽼年的时间较晚——衰⽼的开始因⼈⽽异——但⼀旦出现，就⽆法否认。

令我惊讶的是，总体⽽⾔我感觉良好。尽管⾏动迟缓，阅读也愈发困难，但我每周仍会在办公室⼯作五天，与出⾊的⼈们共事。偶尔，我也会冒出⼀些有⽤的想法，或者有⼈向我们提出⼀些原本可能不会有的提议。由于伯克希尔的规模以及市场⽔平，好的想法不多——但并⾮没有。

然⽽，我出乎意料的⻓寿却给我的家庭以及我慈善⽬标的实现带来了重⼤且不可避免的影响。

让我们来探究⼀下它们。

接下来是什么

我的孩⼦们都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为72岁、70岁和67岁。指望他们三⼈——在很多⽅⾯都已达到巅峰——能像我⼀样延缓衰⽼，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提⾼他们在我指定的受托⼈被替换之前处理完我⼏乎全部财产的可能性，我需要加快向他们三个基⾦会进⾏⽣前赠予的速度。我的孩⼦们现在在经验和智慧⽅⾯都处于巅峰，但还未步⼊⽼年。这段“蜜⽉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运的是，纠正⽅向很容易做到。不过，还有⼀个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像我和查理那样对格雷格充满信⼼之前，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这种程度的信任应该不会太久。我的孩⼦们已经百分之百⽀持格雷格，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也是如此。

如今这三个孩⼦都已成熟，头脑聪明，精⼒充沛，且富有本能，⾜以⽀配⼀⼤笔财富。

在我去世很久之后，他们仍能活跃于世，这将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如有必要，他们可以采取既具前瞻性⼜具应对性的策略来应对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周围世界发⽣的巨⼤变化。死后遥控指挥向来成效不佳，⽽我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幸运的是，三个孩⼦都从⺟亲那⾥遗传了显性基因。随着岁⽉的流逝，我也逐渐成为他们思考和⾏为的更好榜样。然⽽，我永远⽆法与他们的⺟亲相提并论。

我的孩⼦们有三位候补监护⼈，以防出现任何意外死亡或残疾的情况。这三位候补监护⼈不分先后顺序，也不与特定的孩⼦绑定。他们都是杰出的⼈，对世事洞明。他们没有任何相互冲突的动机。我已向孩⼦们保证，他们⽆需创造奇迹，也⽆需惧怕失败或失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经历过。他们只需在政府活动和/或私⼈慈善事业通常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进步即可，同时要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的⽅式也存在不⾜之处。

早些时候，我曾构想过种种宏伟的慈善计划。尽管我性格执拗，但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

在我漫⻓的⼈⽣中，我也⽬睹了政客们拙劣的财富转移、家族式的抉择，当然还有那些不称职或古怪的慈善家。

如果我的孩⼦们能⼲得不错，他们可以肯定，我和他们的⺟亲都会感到⾼兴。他们的直觉很好，⽽且他们每个⼈都有多年的实践经历，起初只是很⼩的数⽬，后来逐渐增加到每年超过5亿美元。这三个⼈都喜欢⻓时间⼯作来帮助他⼈，各尽其能。

我加快向⼦⼥基⾦会捐赠的步伐，这绝不是因为我对伯克希尔的前景有了任何改变的看法。

格雷格·阿⻉尔的表现远超我当初认为他应成为伯克希尔下⼀任⾸席执⾏官时对他的期望。他对我们的许多业务和⼈员的了解远胜于我，⽽且对于很多⾸席执⾏官都不曾考虑的问题，他也能很快掌握。⽆论您说的是⼀位⾸席执⾏官、⼀位管理顾问、⼀位学者，还是⼀位政府官员，我都想不出有谁能⽐格雷格更适合来管理您和我的储蓄。

例如，格雷格对我们的财产和意外险业务的潜在收益和⻛险的了解，远胜于许多⻓期从事这⼀业务的⾼管。我希望他的健康状况能保持良好⼏⼗年。如果运⽓好，伯克希尔在接下来的⼀个世纪⾥只需要五到六位⾸席执⾏官。尤其要避免那些⼀⼼想着65岁退休、⼀⼼只想成为引⼈注⽬的富豪或者想要开创家族王朝的⼈。

⼀个令⼈不快的事实是：有时，⺟公司或⼦公司那位出⾊且忠诚的⾸席执⾏官会患上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使⼈衰弱且⻓期缠⾝的疾病。

查理和我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但都没有采取⾏动。这种失败可能会酿成⼤错。董事会必须在⾸席执⾏官层⾯保持警惕，⾸席执⾏官也必须在⼦公司层⾯保持警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过去⼀些⼤公司发⽣过的例⼦。我所能建议的只有董事们要保持警觉并敢于发声。

在我有⽣之年，改⾰者试图通过要求披露⾸席执⾏官的薪酬与普通员⼯薪酬的对⽐来让⾸席执⾏官们难堪。于是，委托书声明的篇幅迅速从20⻚左右膨胀到100多⻚。

但这些善意的举措并未奏效，反⽽事与愿违。据我观察，多数情况下，A公司的⾸席执⾏官看到竞争对⼿B公司的情况后，便向董事会暗⽰⾃⼰应该获得更⾼的薪酬。当然，他还提⾼了董事们的薪酬，并且在薪酬委员会的成员⼈选上也格外谨慎。新规定引发的是嫉妒，⽽⾮节制。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似乎有了⾃⼰的⽣命⼒。让那些⾮常富有的⾸席执⾏官们感到烦恼的往往是，其他⾸席执⾏官们变得更富有了。嫉妒和贪婪总是相伴相随。⼜有哪位顾问会建议⼤幅削减⾸席执⾏官的薪酬或董事会的报酬呢？

总体⽽⾔，伯克希尔旗下企业的前景略好于平均⽔平，其中不乏⼏颗规模可观且彼此关联度不⾼的明珠。然⽽，⼗年或⼆⼗年之后，会有许多公司⽐伯克希尔表现得更好；我们的规模也带来了相应的负担。

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可能性⽐任何我所了解的企业都要⼩。⽽且，伯克希尔的管理层和董事会⽐⼏乎所有我熟悉的公司都更注重股东利益（我⻅过的公司可不少）。最后，伯克希尔的经营⽅式始终会使其存在成为美国的财富，⽽不会从事那些会使其沦为乞求者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经理们应该会变得相当富有——他们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但他们并不渴望建⽴世袭财富或追求那种引⼈注⽬的财富。

我们的股价会反复⽆常，偶尔会下跌50%左右，就像在现有管理层的60年⾥已经发⽣过三次那样。别灰⼼，美国会复苏的，伯克希尔的股票也会。

最后的⼏点想法

或许这是⼀条⾃利的观察。我很⾼兴地说，我对⾃⼰的后半⽣⽐前半⽣更满意。我的建议是：别为过去的错误⾃责——⾄少从中吸取⼀点教训，然后继续前⾏。改进永远都不晚。找到合适的榜样并效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开始，他是最棒的。

阿尔弗雷德·诺⻉尔后来因设⽴诺⻉尔奖⽽闻名，据说他曾读到过⾃⼰兄弟去世时误登的讣告。

他看到上⾯的内容后⼤为震惊，意识到⾃⼰应该改变⾏为。

别指望新闻编辑室搞错：想好你希望⾃⼰的讣告写些什么，然后就去努⼒过上配得上那样的⼈⽣。

我写下这些，作为⼀个曾⽆数次粗⼼⼤意、犯下许多错误的⼈，但也很幸运地从⼀些很棒的朋友那⾥学到了如何更好地为⼈处世（尽管离完美还差得很远）。请记住，清洁⼯和董事⻓⼀样，都是⼈。

祝所有读到这段话的⼈感恩节快乐。没错，包括那些讨厌⻤；改变永远都不晚。别忘了感谢美国为你提供了最⼤的机会。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在分配回报时有时会反复⽆常，甚⾄有些⾃私。

慎重选择你的榜样，然后效仿他们。你永远⽆法做到完美，但你总能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