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患者中，高达30%的肝细胞癌(HCC)发生在无肝硬化阶段。如何在庞大的MASLD人群中精准筛选出需要进行肝癌监测的高危患者，一直是临床实践中的难题。最新研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肝癌风险预测的空白与挑战
ASLD已成为全球最常见的肝病之一，其导致的HCC发病率也在不断上升。传统观念把HCC风险锁在“肝硬化”层面——美国肝病学会(AASLD)指南只推荐对桥接纤维化(≥F3)或硬化患者进行半年超声监测，然而高达30%的MASLD-HCC发生在无硬化阶段，年发病率仅0.008–0.06/100人年，低到让系统筛查“赔本”，又高到让医生“心虚”。
现有的HCC监测策略主要基于肝硬化状态，但对于非肝硬化患者，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此外，由于MASLD的高发病率和广泛人群，全面的HCC筛查在成本效益上并不可行。因此，开发能够有效预测非肝硬化MASLD患者HCC风险的工具显得尤为重要。
2025年10月，Hepatology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Use of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Stratification in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的文章，该研究利用肝硬度测量(LSM)技术，探讨了其在预测MASLD患者HCC风险中的潜力，并提出了基于LSM的HCC风险分层模型，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国老兵真实世界把三万例MASLD变筛癌试验场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验证LSM与MASLD-HCC的剂量-反应关系，并确定非硬化人群中HCC年发生率≥0.4/100人年的LSM切点。作者汇总2014-05-27至2023-01-05期间“Veterans Analysis of Liver Disease(VALID)”队列内接受FibroScan的MASLD成人。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CAP≥288 dB/m或影像/自然语言处理(NLP)确认肝脂肪变;③具有≥1项心脏代谢危险因素且过去5年无酒精滥用证据(排除Met-ALD);④LSM报告完整(≥10次有效测量、IQR≤30%)。排除其他慢性肝病、基线已患HCC或LSM获取于HCC诊断后者，最终30 414人进入分析。
主要终点：HCC确诊(ICD-9/10编码，阳性预测值>90%)。随访至肝移植、死亡或2023-06-01。关键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BMI、糖尿病、吸烟。统计策略：以Fine-Grey竞争风险模型计算LSM每升高5 kPa或分层(<10、10–14.9、15–19.9、20–24.9、≥25 kPa)的亚分布风险比(sHR)，并以0.4/100人年为“成本-效益”阈值，用1 kPa递增样条回归寻找非硬化亚组的最优切点;进一步在“无硬化且无显著门脉高压”(排除ICD肝硬化、LSM≥25 kPa或LSM≥20 kPa+血小板<150×10⁹/L)人群中，按糖尿病、性别、年龄拆分，计算组合条件的年发生率。
肝硬度每增加5 kPa，肝癌风险升高18%，非肝硬化患者也可精准预测
全队列剂量-反应：每5 kPa肝硬度，HCC风险升18%
在30 414例MASLD、69 964人年随访中，132例新发HCC。连续变量模型显示，LSM每增加5 kPa，HCC的亚分布风险比(sHR)为1.18(95%CI 1.14–1.21，P<0.0001)。这一线性关系贯穿整个硬度谱，提示纤维化-炎症负荷与癌变呈持续梯度，而非单一阈值效应。
分段发病率：≥25 kPa组年率0.94/100人年，接近肝硬化水平
以LSM<10 kPa为参照(年率0.06/100人年)，10–14.9、15–19.9、20–24.9与≥25 kPa各组年发病率依次为0.34、0.45、0.78、0.94/100人年。作者强调：“≥25 kPa组发病率已逼近传统肝硬化监测门槛(1–1.5/100人年)，证实硬度本身即可作为替代终点。”
非肝硬化亚组：19.2 kPa首次跨越成本-效益红线
剔除基线已有肝硬化/CSPH后(n=26 872，83例HCC)，样条回归显示当LSM≥19.2 kPa时，年发生率≥0.4/100人年;≥24.4 kPa时≥1.0/100人年。19 kPa区间对应病理METAVIR F3–F4过渡带，提示监测门槛应前移至临床前硬化阶段，而非等待影像或血小板提示门脉高压。
糖尿病+≥10 kPa：无硬化患者也能“达标”
交互分析发现，糖尿病显著放大风险。在非肝硬化人群中，糖尿病且LSM≥10 kPa者(n=1 433)年发生率0.46/100人年(95%CI 0.29–0.78)，已高于成本-效益阈值;其中男性<60岁为0.44，≥60岁0.49。硬度10 kPa通常被视为“显著纤维化”下限，叠加糖尿病即足以触发监测，无需等待硬度进一步升高。
总结
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的回顾性队列研究，首次明确证实了LSM与MASLD患者HCC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表明，每增加5 kPa的肝硬度，HCC风险升高18%。更重要的是，研究提出了基于LSM的HCC风险分层模型，特别是在非肝硬化患者中，糖尿病合并LSM≥10 kPa的患者年HCC发生率已超过成本效益阈值，为临床实践中HCC监测策略的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未来，结合更多的炎症标志物和分子标志物，有望进一步提高基于LSM的风险预测模型的准确性，为MASLD患者的精准医疗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John B V, Bastaich D R, Deng Y, et al. Use of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stratification in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J]. Hepatology, 2025. DOI:10.1097/HEP.0000000000001498.
导语：在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患者中，高达30%的肝细胞癌(HCC)发生在无肝硬化阶段。如何在庞大的MASLD人群中精准筛选出需要进行肝癌监测的高危患者，一直是临床实践中的难题。最新研究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肝癌风险预测的空白与挑战
ASLD已成为全球最常见的肝病之一，其导致的HCC发病率也在不断上升。传统观念把HCC风险锁在“肝硬化”层面——美国肝病学会(AASLD)指南只推荐对桥接纤维化(≥F3)或硬化患者进行半年超声监测，然而高达30%的MASLD-HCC发生在无硬化阶段，年发病率仅0.008–0.06/100人年，低到让系统筛查“赔本”，又高到让医生“心虚”。
现有的HCC监测策略主要基于肝硬化状态，但对于非肝硬化患者，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此外，由于MASLD的高发病率和广泛人群，全面的HCC筛查在成本效益上并不可行。因此，开发能够有效预测非肝硬化MASLD患者HCC风险的工具显得尤为重要。
2025年10月，Hepatology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Use of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Stratification in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的文章，该研究利用肝硬度测量(LSM)技术，探讨了其在预测MASLD患者HCC风险中的潜力，并提出了基于LSM的HCC风险分层模型，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国老兵真实世界把三万例MASLD变筛癌试验场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验证LSM与MASLD-HCC的剂量-反应关系，并确定非硬化人群中HCC年发生率≥0.4/100人年的LSM切点。作者汇总2014-05-27至2023-01-05期间“Veterans Analysis of Liver Disease(VALID)”队列内接受FibroScan的MASLD成人。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CAP≥288 dB/m或影像/自然语言处理(NLP)确认肝脂肪变;③具有≥1项心脏代谢危险因素且过去5年无酒精滥用证据(排除Met-ALD);④LSM报告完整(≥10次有效测量、IQR≤30%)。排除其他慢性肝病、基线已患HCC或LSM获取于HCC诊断后者，最终30 414人进入分析。
主要终点：HCC确诊(ICD-9/10编码，阳性预测值>90%)。随访至肝移植、死亡或2023-06-01。关键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种族、BMI、糖尿病、吸烟。统计策略：以Fine-Grey竞争风险模型计算LSM每升高5 kPa或分层(<10、10–14.9、15–19.9、20–24.9、≥25 kPa)的亚分布风险比(sHR)，并以0.4/100人年为“成本-效益”阈值，用1 kPa递增样条回归寻找非硬化亚组的最优切点;进一步在“无硬化且无显著门脉高压”(排除ICD肝硬化、LSM≥25 kPa或LSM≥20 kPa+血小板<150×10⁹/L)人群中，按糖尿病、性别、年龄拆分，计算组合条件的年发生率。
肝硬度每增加5 kPa，肝癌风险升高18%，非肝硬化患者也可精准预测
全队列剂量-反应：每5 kPa肝硬度，HCC风险升18%
在30 414例MASLD、69 964人年随访中，132例新发HCC。连续变量模型显示，LSM每增加5 kPa，HCC的亚分布风险比(sHR)为1.18(95%CI 1.14–1.21，P<0.0001)。这一线性关系贯穿整个硬度谱，提示纤维化-炎症负荷与癌变呈持续梯度，而非单一阈值效应。
分段发病率：≥25 kPa组年率0.94/100人年，接近肝硬化水平
以LSM<10 kPa为参照(年率0.06/100人年)，10–14.9、15–19.9、20–24.9与≥25 kPa各组年发病率依次为0.34、0.45、0.78、0.94/100人年。作者强调：“≥25 kPa组发病率已逼近传统肝硬化监测门槛(1–1.5/100人年)，证实硬度本身即可作为替代终点。”
非肝硬化亚组：19.2 kPa首次跨越成本-效益红线
剔除基线已有肝硬化/CSPH后(n=26 872，83例HCC)，样条回归显示当LSM≥19.2 kPa时，年发生率≥0.4/100人年;≥24.4 kPa时≥1.0/100人年。19 kPa区间对应病理METAVIR F3–F4过渡带，提示监测门槛应前移至临床前硬化阶段，而非等待影像或血小板提示门脉高压。
糖尿病+≥10 kPa：无硬化患者也能“达标”
交互分析发现，糖尿病显著放大风险。在非肝硬化人群中，糖尿病且LSM≥10 kPa者(n=1 433)年发生率0.46/100人年(95%CI 0.29–0.78)，已高于成本-效益阈值;其中男性<60岁为0.44，≥60岁0.49。硬度10 kPa通常被视为“显著纤维化”下限，叠加糖尿病即足以触发监测，无需等待硬度进一步升高。
总结
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的回顾性队列研究，首次明确证实了LSM与MASLD患者HCC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反应关系。研究表明，每增加5 kPa的肝硬度，HCC风险升高18%。更重要的是，研究提出了基于LSM的HCC风险分层模型，特别是在非肝硬化患者中，糖尿病合并LSM≥10 kPa的患者年HCC发生率已超过成本效益阈值，为临床实践中HCC监测策略的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未来，结合更多的炎症标志物和分子标志物，有望进一步提高基于LSM的风险预测模型的准确性，为MASLD患者的精准医疗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John B V, Bastaich D R, Deng Y, et al. Use of 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 for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stratification in 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J]. Hepatology, 2025. DOI:10.1097/HEP.00000000000014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