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危险因素的持续蔓延，心力衰竭作为心血管疾病的终末战场，其患病率持续攀升且发病年龄呈现前移态势，给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在2025年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特邀中国老年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会长、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新立教授，从我国心衰疾病谱特征、精准诊疗进展及分级诊疗实践三个维度，聚焦当前心衰防治体系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度解读。李教授结合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前沿科研洞察，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心衰全程管理路径提供了专业见解。

专家介绍

李新立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名医，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络病理论创新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担任中国老年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会长，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肌病专科联盟专家委员会工作组副组长，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心血管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抗衰老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前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病分会心衰学组副组长，前任中华心血管病分会高血压学组副组长等。

洞察心力衰竭中国图谱：异质性背后的严峻挑战

我国心力衰竭患者约达1300万，这一庞大数字背后是复杂的临床异质性与严峻的预后挑战。李新立教授指出，根据左心室射血分数进行分型，我国心衰患者呈现鲜明的“二分天下”格局：约半数(600万)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其余半数则属于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

ldquo;射血分数降低型心衰患者的预后尤其值得关注，其死亡率显著更高，是当前临床管理的重点与难点。”李教授强调，这一群体的预后改善直接关系到我国心衰整体防治水平的提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心衰病因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李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显示，北方地区心衰主要归因于缺血性心脏病，而长江以南地区则以扩张型心肌病为主导病因。这一发现与《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的数据相吻合，该报告显示：冠心病(48.3%)与扩张型心肌病(16.3%)确为心衰的主要病因。

除了地域性差异，李教授还特别强调了代谢性疾病与结构异常在心衰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糖尿病心肌病作为独立病因日益凸显，而结构性心脏病如心脏瓣膜病变，同样是导致泵功能衰竭的关键因素。”这种病因的多样性与地域特异性，决定了我国心衰防治必须采取精准化、个体化的策略。

李教授指出，各级临床医生应建立“病因先行”的临床思维，在接诊心衰患者时首先进行系统的病因筛查，为后续的精准靶向治疗奠定基础。这种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病因学分析，是实现心衰精准管理的第一步，也是提升我国心衰防治水平的关键所在。

构建精准诊疗链：从早期预警到终末支持的技术革新

面对心衰复杂的病因与异质性高的临床表型，李新立教授提出了构建“全链条”诊疗体系的战略思路。他强调，从早期识别、精准诊断到个体化治疗与长期管理，每个环节都需要精细化操作与多学科协作，方能真正改善患者预后。

诊断先行：建立分层递进的精准评估路径

李教授在访谈中多次强调“意识先行”的临床理念。“希望我们前一线的各位临床医生要意识到这个病人的症状体征可能和心衰相关，然后再进行精准的、从无创到有创的全方位综合评估。”

李新立教授系统阐述了基于“意识先行”理念的临床评估路径，强调应遵循从基础到复杂、从无创到有创的递进原则。他指出，初步评估应始于心电图与超声心动图等基础工具，以明确心律、心脏结构与功能等基本情况。若初步评估提示存在特定病因，则需启动更具针对性的检查：如怀疑缺血性心肌病，应行冠脉造影以明确冠脉病变;对病因不明的扩张型心肌病，心脏磁共振(CMR)可精准评估心肌纤维化、室壁瘤等关键特征，为鉴别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对于更为复杂的临床情况，如需精确评估血液动力学状态，右心导管检查仍是不可替代的“金标准”;而心肌核素显像则在判断心肌存活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这一层次分明的评估体系，核心目标在于为每位患者锁定根本病因，从而实现从“经验性治疗”到“精准靶向治疗”的模式转变。

治疗突破：前沿技术重塑心衰治疗格局

在治疗策略方面，李新立教授基于从危险因素控制到终末期支持的全程管理理念，系统梳理了针对不同阶段和机制的心衰干预手段。他首先强调了上游干预的重要性。“对于药物难治性高血压这一心衰的重要危险因素，肾动脉去交感神经术(RDN)技术通过打断肾周脂肪或肾脏的交感神经靶点，为血压管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他指出，这项技术与药物联合，为难治性高血压患者提供了更优的血压控制策略，从源头上延缓心衰进程。

在器械治疗方面，李教授认为：“当心衰患者合并左束支传导阻滞，QRS波通常大于150毫秒时，我们需要评估其心脏同步性。”他特别比较了传统CRT/CRTD与新兴的左束支区域起搏技术的差异，并指出：对于纤维化不重的患者，左束支区域起搏能实现更符合生理的电激动传导顺序。研究表明，这种技术在改善LVEF、促进左室逆重构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为特定患者提供了更优选择。

面对最棘手的终末期心衰，李教授重点介绍了我国人工心脏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当患者进展至纽约心功能3-4级，且对药物及常规器械治疗无反应时，左心室辅助装置提供了新的生机。”他特别强调了我国在该领域的自主创新成果，一些国内企业已初步实践了我国人工心脏的三大技术路线。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胡盛寿院士团队的临床发现已证实：经过综合管理，包括药物、器械和康复的多赛道干预，部分患者的心脏功能出现显著恢复，最短4-8个月，最长约两年左右可实现撤机。这一发现使左心室辅助装置从传统的“桥接移植”手段，转变为部分患者心功能恢复的“治疗手段”，标志着我国终末期心衰治疗理念的重要转变。

体系优化：多赛道协同的MDT管理模式

在一线临床工作中，李教授发现，任何单一技术都非“万能钥匙”，心衰管理的成功依赖于“多赛道、多靶点”的综合管理。他倡导建立涵盖心血管内科、心脏外科、影像科、康复科等多学科的MDT协作模式。

这一体系整合了规范的药物治疗、适宜的器械介入、个体化的心脏康复以及终末期的人工心脏或移植评估，形成了闭环管理。李教授强调，唯有通过这种系统性的、全链条的精准诊疗策略，才能真正实现改善症状、降低再住院率与死亡率的最终目标，推动我国心衰整体防治水平的提升。

织就生命之网：分级诊疗体系下的心衰管理中国路径

面对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如何让前沿技术惠及基层患者，成为心衰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挑战。李新立教授对此提出了基于分级诊疗理念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精准定位：构建分层级的医疗责任体系

李教授指出：“二级医院达不了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技术设备需要团队协作，这些高精尖技术不是一个人能掌握的。”他坦言，人才和设备资源主要集中在省级及以上大型医疗中心，县域医院难以独立开展复杂的心衰介入治疗。

基于这一现实，李教授表示，在医疗实践中应遵循国家卫生健康委确立的分级诊疗策略：三级医院承担区域危重杂难急患者的诊疗，而二级及基层医院则负责早期识别、稳定期管理和随访工作。这种精准的功能定位，确保了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优势互补。

双向转诊：打造无缝衔接的患者旅程

ldquo;国家建立了区域医疗中心体系，包括胸痛中心、心衰中心、瓣膜病中心等，形成了高效的转诊网络。”李教授重点介绍了“上转-下转”联动机制的具体实践。当基层医院识别出复杂心衰患者后，可通过绿色通道快速上转至区域医疗中心，“30-50公里距离，半小时内即可进入上级医院平台接受精准评估和干预”。

更为关键的是下转机制。李教授表示，患者在区域中心完成关键治疗后，“处于稳定期后下转至县医院或社区，按照上级医院的指南策略进行随访管理”。这一闭环确保了治疗的连续性和规范性。

数字赋能：创新远程协同管理模式

李教授特别肯定了线上诊疗在长期管理中的作用：“现在上下互动很方便，我们可以通过线上进行综合管理。”这种数字医疗手段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基层患者能够持续获得专家的专业指导，同时提升了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

这一系统化的管理模式已引起国际关注。李教授分享道：“在马德里欧洲心脏病年会，外国学者们觉得我们中国的治疗水平提升得非常快。”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纷纷前来交流，希望借鉴中国的经验。

李教授总结认为，这种基于分级诊疗、区域协同的心衰管理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我国医疗资源不均的难题，更为具有相似国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展现出我国在心血管疾病管理体系创新上的国际贡献。

寄语：心衰防治的学科使命与时代担当

在访谈的最后，李新立教授以其深厚的临床积淀和学科领导者的视野，对全国心血管同道提出了殷切期望与深刻洞见。

ldquo;作为一名一线临床医生，我深切体会到现代心血管疾病诊疗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李教授强调，“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孤立的心脏问题，而是涉及肺、肾、脑、肝等多器官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性疾病。”他呼吁心血管医生必须突破传统学科界限，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协作(MDT)诊疗模式。“只有通过定期的MDT讨论，我们才能深入剖析病因与诱因的复杂关系，从根源上实现患者的全方位管理。”

这种系统性的诊疗思维，在李教授看来，是实现心衰精准防治的关键所在。他前瞻性地指出，将多学科协作融入心衰全程管理，不仅能够改善患者预后、降低再住院率，更是推动学科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ldquo;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将汇聚到一个宏伟目标——促进2030年中国心血管事件拐点的早日到来。”李教授将心衰防治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强调这是全体心血管医生对“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积极响应和责任担当。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李新立教授寄语全国同行：以多学科协作为纽带，以精准诊疗为手段，以降低心血管事件为目标，共同为提升我国心血管防治水平贡献智慧与力量。这份学科引领者的远见与使命感，不仅为心衰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更展现了我国心血管学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

随着人口老龄化与危险因素的持续蔓延，心力衰竭作为心血管疾病的终末战场，其患病率持续攀升且发病年龄呈现前移态势，给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在2025年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特邀中国老年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会长、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新立教授，从我国心衰疾病谱特征、精准诊疗进展及分级诊疗实践三个维度，聚焦当前心衰防治体系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度解读。李教授结合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前沿科研洞察，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心衰全程管理路径提供了专业见解。

专家介绍

李新立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名医，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络病理论创新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担任中国老年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会长，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心肌病专科联盟专家委员会工作组副组长，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心血管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络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抗衰老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前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病分会心衰学组副组长，前任中华心血管病分会高血压学组副组长等。

洞察心力衰竭中国图谱：异质性背后的严峻挑战

我国心力衰竭患者约达1300万，这一庞大数字背后是复杂的临床异质性与严峻的预后挑战。李新立教授指出，根据左心室射血分数进行分型，我国心衰患者呈现鲜明的“二分天下”格局：约半数(600万)为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其余半数则属于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

ldquo;射血分数降低型心衰患者的预后尤其值得关注，其死亡率显著更高，是当前临床管理的重点与难点。”李教授强调，这一群体的预后改善直接关系到我国心衰整体防治水平的提升。

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心衰病因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地域特征。李教授团队的最新研究显示，北方地区心衰主要归因于缺血性心脏病，而长江以南地区则以扩张型心肌病为主导病因。这一发现与《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的数据相吻合，该报告显示：冠心病(48.3%)与扩张型心肌病(16.3%)确为心衰的主要病因。

除了地域性差异，李教授还特别强调了代谢性疾病与结构异常在心衰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糖尿病心肌病作为独立病因日益凸显，而结构性心脏病如心脏瓣膜病变，同样是导致泵功能衰竭的关键因素。”这种病因的多样性与地域特异性，决定了我国心衰防治必须采取精准化、个体化的策略。

李教授指出，各级临床医生应建立“病因先行”的临床思维，在接诊心衰患者时首先进行系统的病因筛查，为后续的精准靶向治疗奠定基础。这种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病因学分析，是实现心衰精准管理的第一步，也是提升我国心衰防治水平的关键所在。

构建精准诊疗链：从早期预警到终末支持的技术革新

面对心衰复杂的病因与异质性高的临床表型，李新立教授提出了构建“全链条”诊疗体系的战略思路。他强调，从早期识别、精准诊断到个体化治疗与长期管理，每个环节都需要精细化操作与多学科协作，方能真正改善患者预后。

诊断先行：建立分层递进的精准评估路径

李教授在访谈中多次强调“意识先行”的临床理念。“希望我们前一线的各位临床医生要意识到这个病人的症状体征可能和心衰相关，然后再进行精准的、从无创到有创的全方位综合评估。”

李新立教授系统阐述了基于“意识先行”理念的临床评估路径，强调应遵循从基础到复杂、从无创到有创的递进原则。他指出，初步评估应始于心电图与超声心动图等基础工具，以明确心律、心脏结构与功能等基本情况。若初步评估提示存在特定病因，则需启动更具针对性的检查：如怀疑缺血性心肌病，应行冠脉造影以明确冠脉病变;对病因不明的扩张型心肌病，心脏磁共振(CMR)可精准评估心肌纤维化、室壁瘤等关键特征，为鉴别诊断提供重要依据。

对于更为复杂的临床情况，如需精确评估血液动力学状态，右心导管检查仍是不可替代的“金标准”;而心肌核素显像则在判断心肌存活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价值。这一层次分明的评估体系，核心目标在于为每位患者锁定根本病因，从而实现从“经验性治疗”到“精准靶向治疗”的模式转变。

治疗突破：前沿技术重塑心衰治疗格局

在治疗策略方面，李新立教授基于从危险因素控制到终末期支持的全程管理理念，系统梳理了针对不同阶段和机制的心衰干预手段。他首先强调了上游干预的重要性。“对于药物难治性高血压这一心衰的重要危险因素，肾动脉去交感神经术(RDN)技术通过打断肾周脂肪或肾脏的交感神经靶点，为血压管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他指出，这项技术与药物联合，为难治性高血压患者提供了更优的血压控制策略，从源头上延缓心衰进程。

在器械治疗方面，李教授认为：“当心衰患者合并左束支传导阻滞，QRS波通常大于150毫秒时，我们需要评估其心脏同步性。”他特别比较了传统CRT/CRTD与新兴的左束支区域起搏技术的差异，并指出：对于纤维化不重的患者，左束支区域起搏能实现更符合生理的电激动传导顺序。研究表明，这种技术在改善LVEF、促进左室逆重构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为特定患者提供了更优选择。

面对最棘手的终末期心衰，李教授重点介绍了我国人工心脏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当患者进展至纽约心功能3-4级，且对药物及常规器械治疗无反应时，左心室辅助装置提供了新的生机。”他特别强调了我国在该领域的自主创新成果，一些国内企业已初步实践了我国人工心脏的三大技术路线。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胡盛寿院士团队的临床发现已证实：经过综合管理，包括药物、器械和康复的多赛道干预，部分患者的心脏功能出现显著恢复，最短4-8个月，最长约两年左右可实现撤机。这一发现使左心室辅助装置从传统的“桥接移植”手段，转变为部分患者心功能恢复的“治疗手段”，标志着我国终末期心衰治疗理念的重要转变。

体系优化：多赛道协同的MDT管理模式

在一线临床工作中，李教授发现，任何单一技术都非“万能钥匙”，心衰管理的成功依赖于“多赛道、多靶点”的综合管理。他倡导建立涵盖心血管内科、心脏外科、影像科、康复科等多学科的MDT协作模式。

这一体系整合了规范的药物治疗、适宜的器械介入、个体化的心脏康复以及终末期的人工心脏或移植评估，形成了闭环管理。李教授强调，唯有通过这种系统性的、全链条的精准诊疗策略，才能真正实现改善症状、降低再住院率与死亡率的最终目标，推动我国心衰整体防治水平的提升。

织就生命之网：分级诊疗体系下的心衰管理中国路径

面对我国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实，如何让前沿技术惠及基层患者，成为心衰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挑战。李新立教授对此提出了基于分级诊疗理念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精准定位：构建分层级的医疗责任体系

李教授指出：“二级医院达不了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技术设备需要团队协作，这些高精尖技术不是一个人能掌握的。”他坦言，人才和设备资源主要集中在省级及以上大型医疗中心，县域医院难以独立开展复杂的心衰介入治疗。

基于这一现实，李教授表示，在医疗实践中应遵循国家卫生健康委确立的分级诊疗策略：三级医院承担区域危重杂难急患者的诊疗，而二级及基层医院则负责早期识别、稳定期管理和随访工作。这种精准的功能定位，确保了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优势互补。

双向转诊：打造无缝衔接的患者旅程

ldquo;国家建立了区域医疗中心体系，包括胸痛中心、心衰中心、瓣膜病中心等，形成了高效的转诊网络。”李教授重点介绍了“上转-下转”联动机制的具体实践。当基层医院识别出复杂心衰患者后，可通过绿色通道快速上转至区域医疗中心，“30-50公里距离，半小时内即可进入上级医院平台接受精准评估和干预”。

更为关键的是下转机制。李教授表示，患者在区域中心完成关键治疗后，“处于稳定期后下转至县医院或社区，按照上级医院的指南策略进行随访管理”。这一闭环确保了治疗的连续性和规范性。

数字赋能：创新远程协同管理模式

李教授特别肯定了线上诊疗在长期管理中的作用：“现在上下互动很方便，我们可以通过线上进行综合管理。”这种数字医疗手段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基层患者能够持续获得专家的专业指导，同时提升了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

这一系统化的管理模式已引起国际关注。李教授分享道：“在马德里欧洲心脏病年会，外国学者们觉得我们中国的治疗水平提升得非常快。”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纷纷前来交流，希望借鉴中国的经验。

李教授总结认为，这种基于分级诊疗、区域协同的心衰管理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我国医疗资源不均的难题，更为具有相似国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展现出我国在心血管疾病管理体系创新上的国际贡献。

寄语：心衰防治的学科使命与时代担当

在访谈的最后，李新立教授以其深厚的临床积淀和学科领导者的视野，对全国心血管同道提出了殷切期望与深刻洞见。

ldquo;作为一名一线临床医生，我深切体会到现代心血管疾病诊疗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李教授强调，“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孤立的心脏问题，而是涉及肺、肾、脑、肝等多器官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性疾病。”他呼吁心血管医生必须突破传统学科界限，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协作(MDT)诊疗模式。“只有通过定期的MDT讨论，我们才能深入剖析病因与诱因的复杂关系，从根源上实现患者的全方位管理。”

这种系统性的诊疗思维，在李教授看来，是实现心衰精准防治的关键所在。他前瞻性地指出，将多学科协作融入心衰全程管理，不仅能够改善患者预后、降低再住院率，更是推动学科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ldquo;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将汇聚到一个宏伟目标——促进2030年中国心血管事件拐点的早日到来。”李教授将心衰防治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强调这是全体心血管医生对“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积极响应和责任担当。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李新立教授寄语全国同行：以多学科协作为纽带，以精准诊疗为手段，以降低心血管事件为目标，共同为提升我国心血管防治水平贡献智慧与力量。这份学科引领者的远见与使命感，不仅为心衰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更展现了我国心血管学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