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上海10月25日电（记者 魏雨田）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障问题日益成为关乎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成为各界探讨的焦点。
10月23日，在2025外滩年会圆桌讨论环节，多位嘉宾围绕 “多层次养老保障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 主题展开探讨。嘉宾们认为，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既要解决当前的结构性矛盾，也要面向技术变革和人口变化的前瞻布局，方能建立起既公平又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我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结构性挑战与转型压力
圆桌伊始，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分析了当前养老金改革的复杂性。他指出，研究养老金改革存在多个视角：一是待遇水平视角，随着人均GDP提升，民众对养老金的期望值相应提高；二是财政可持续视角，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三是投资视角，通过预筹积累实现保值增值；四是公平视角，将养老金作为收入再分配工具。
“无论设计何种框架，核心问题是如何筹资和用好资金。”周小川特别指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在计算后选择逃避社保缴费，这正是养老金激励机制需要优化的信号。
奥地利科学院教授、奥地利央行原行长，世界银行社会保护局原局长罗伯特·霍尔兹曼（Robert HOLZMANN）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认为，养老金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中需要足够资金支持。“现收现付制的瓦解，本质上是将隐性债务显性化。只有少数资金充足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大多数国家都难以实现。”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提出，当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绝大多数退休人员，其中超过50%的参保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在讨论养老保险改革时，往往局限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部分人群常被忽视。
养老保障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为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为个人自愿参与的商业养老保险。蔡昉表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针对的是农村老年人、非正规就业人群或者灵活就业人群。灵活就业人群有2亿多人，这些人群有一个共同特点：养老保险覆盖率很低，很多人不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内。如果不把这部分人群纳入到养老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就谈不上公平性。”
蔡昉进一步表示，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灵活就业人群比例不断扩大，传统扩面思路已难奏效。“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颠覆性的，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和进一步完善也应该与时俱进。”
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养老保障体系
在诊断问题的基础上，专家们就如何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副总裁马欣系统分析了三方角色定位：“政府以公平、普惠为宗旨，是基础保障的兜底者；市场以需求适配为宗旨，是多元化需求的供给者；社会以互助补位为宗旨，是补充服务的参与者。”他表示，政府的公平兜底是前提，不偏离民生本质；市场多元补充是支撑，满足差异化需求；社会互助补位是延伸，服务细微痛点。
针对三支柱体系的具体构建，马欣提出了市场端的建议。在第二支柱方面，他表示，我国第二支柱人口覆盖面不足中国就业人口的1/10，建议推广“雄安经验”，推行自动加入机制，灵活确定缴费比例和方式。在第三支柱方面，需进行专业化建设。建议支持金融机构创设养老金融专职部门或子公司，开展专业化经营。
周小川则对中国三支柱体系的定义发表看法：“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第一支柱并非简单的普惠性、兜底性支出。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若口径不一容易产生概念混淆和误解。”
关于第二支柱，周小川强调必须高度重视资金来源问题。他认为，许多养老保障讨论往往忽略了企业的利益和感受。“企业要追求效率和竞争力，如果在社会保障供款方面负担过重，必然削弱其竞争力。”
蔡昉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他建议：“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出发，加快构建一个无条件、不缴费、普惠型的社会养老金。”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他主张“坚持现收现付，放弃积累，放弃过多的结余模式”，基于未来劳动生产率会大幅提高的判断来完善制度设计。
应对技术变革与人口结构变化需要创新解决方案
面对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和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专家们提出了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周小川警示，AI很可能显著加大而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渠道和机制，将AI带来的新增效率和GDP增量分配给养老金体系。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并且与企业考量密切相关。”
蔡昉则从更积极的视角看待技术变革，认为人工智能应该带来革命性、颠覆性的冲击，同时也应该给我们带来革命性的分享理念”。他提出，在获得巨大生产率红利的同时，必须设计好制度去分享这一红利，探索新的养老保险模式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马欣从保险业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创新路径。他指出，需求端因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催生了刚性需求，居民不仅需要钱，还需要“钱+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而供给端存在巨大缺口，“保险产品中纯投资和储蓄类的占比高，但是保障型、服务型的供给很少”。
针对这一矛盾，马欣阐述了保险业的三大核心能力建设方向：一是应对风险的保障能力，重点解决养老领域的长寿“风险”和失能风险；二是长期稳健的投资能力，平衡长期与短期、绝对受益与相对收益、收益与风险的关系；三是多元服务的整合能力，利用保险资金的长期性特点布局养老服务。
在具体产品创新方面，马欣透露正在尝试推出新的年金计划，“这些计划可以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形成匹配，可以领取到100多岁”。同时也在设计商业长期护理保险，采用服务和现金可选给付模式，并开发可带病投保、续保至99岁的老年医疗保险。
蔡昉最后表示，养老保险的核心是社会共济，特别是代际共济。“如果设想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劳动生产率要高很多，那么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就应该是不一样的。”
编辑：葛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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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财经上海10月25日电（记者 魏雨田）近年来，我国养老保障问题日益成为关乎社会稳定与民生福祉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成为各界探讨的焦点。
10月23日，在2025外滩年会圆桌讨论环节，多位嘉宾围绕 “多层次养老保障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 主题展开探讨。嘉宾们认为，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既要解决当前的结构性矛盾，也要面向技术变革和人口变化的前瞻布局，方能建立起既公平又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我国养老金体系面临结构性挑战与转型压力
圆桌伊始，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分析了当前养老金改革的复杂性。他指出，研究养老金改革存在多个视角：一是待遇水平视角，随着人均GDP提升，民众对养老金的期望值相应提高；二是财政可持续视角，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三是投资视角，通过预筹积累实现保值增值；四是公平视角，将养老金作为收入再分配工具。
“无论设计何种框架，核心问题是如何筹资和用好资金。”周小川特别指出，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在计算后选择逃避社保缴费，这正是养老金激励机制需要优化的信号。
奥地利科学院教授、奥地利央行原行长，世界银行社会保护局原局长罗伯特·霍尔兹曼（Robert HOLZMANN）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认为，养老金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中需要足够资金支持。“现收现付制的瓦解，本质上是将隐性债务显性化。只有少数资金充足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大多数国家都难以实现。”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提出，当前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绝大多数退休人员，其中超过50%的参保人领取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在讨论养老保险改革时，往往局限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部分人群常被忽视。
养老保障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为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为个人自愿参与的商业养老保险。蔡昉表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针对的是农村老年人、非正规就业人群或者灵活就业人群。灵活就业人群有2亿多人，这些人群有一个共同特点：养老保险覆盖率很低，很多人不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范围内。如果不把这部分人群纳入到养老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就谈不上公平性。”
蔡昉进一步表示，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灵活就业人群比例不断扩大，传统扩面思路已难奏效。“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颠覆性的，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和进一步完善也应该与时俱进。”
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养老保障体系
在诊断问题的基础上，专家们就如何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展开了深入讨论。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副总裁马欣系统分析了三方角色定位：“政府以公平、普惠为宗旨，是基础保障的兜底者；市场以需求适配为宗旨，是多元化需求的供给者；社会以互助补位为宗旨，是补充服务的参与者。”他表示，政府的公平兜底是前提，不偏离民生本质；市场多元补充是支撑，满足差异化需求；社会互助补位是延伸，服务细微痛点。
针对三支柱体系的具体构建，马欣提出了市场端的建议。在第二支柱方面，他表示，我国第二支柱人口覆盖面不足中国就业人口的1/10，建议推广“雄安经验”，推行自动加入机制，灵活确定缴费比例和方式。在第三支柱方面，需进行专业化建设。建议支持金融机构创设养老金融专职部门或子公司，开展专业化经营。
周小川则对中国三支柱体系的定义发表看法：“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第一支柱并非简单的普惠性、兜底性支出。在进行国际比较时，若口径不一容易产生概念混淆和误解。”
关于第二支柱，周小川强调必须高度重视资金来源问题。他认为，许多养老保障讨论往往忽略了企业的利益和感受。“企业要追求效率和竞争力，如果在社会保障供款方面负担过重，必然削弱其竞争力。”
蔡昉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他建议：“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出发，加快构建一个无条件、不缴费、普惠型的社会养老金。”对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他主张“坚持现收现付，放弃积累，放弃过多的结余模式”，基于未来劳动生产率会大幅提高的判断来完善制度设计。
应对技术变革与人口结构变化需要创新解决方案
面对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和人口结构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专家们提出了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周小川警示，AI很可能显著加大而非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渠道和机制，将AI带来的新增效率和GDP增量分配给养老金体系。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并且与企业考量密切相关。”
蔡昉则从更积极的视角看待技术变革，认为人工智能应该带来革命性、颠覆性的冲击，同时也应该给我们带来革命性的分享理念”。他提出，在获得巨大生产率红利的同时，必须设计好制度去分享这一红利，探索新的养老保险模式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马欣从保险业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创新路径。他指出，需求端因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催生了刚性需求，居民不仅需要钱，还需要“钱+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而供给端存在巨大缺口，“保险产品中纯投资和储蓄类的占比高，但是保障型、服务型的供给很少”。
针对这一矛盾，马欣阐述了保险业的三大核心能力建设方向：一是应对风险的保障能力，重点解决养老领域的长寿“风险”和失能风险；二是长期稳健的投资能力，平衡长期与短期、绝对受益与相对收益、收益与风险的关系；三是多元服务的整合能力，利用保险资金的长期性特点布局养老服务。
在具体产品创新方面，马欣透露正在尝试推出新的年金计划，“这些计划可以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形成匹配，可以领取到100多岁”。同时也在设计商业长期护理保险，采用服务和现金可选给付模式，并开发可带病投保、续保至99岁的老年医疗保险。
蔡昉最后表示，养老保险的核心是社会共济，特别是代际共济。“如果设想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劳动生产率要高很多，那么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就应该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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