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搬家:理想与现实

招商宏观

3周前

针对市场对A股“水牛行情”的预期,我们认为此轮行情更接近于风险偏好提升下的“情绪牛”,短期来看,居民存款大规模入市缺乏触发条件。往后看,A股行情再创新高,需要盈利面的复苏来巩固乐观情绪,从而推动A股进入“慢牛”轨道。

核心观点

对于此轮A股行情的启动,市场多认定其为新一轮“水牛行情”。由于二季度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两融”资金,而“两融”资金与“长牛”、“慢牛”的导向并不一致,因此市场将后期行情的演绎寄托在居民存款入市上面。单从体量上看,160万亿的居民存款可以支撑起百万亿的A股市值。
七月金融数据中居民存款变化,为这一预期提供了依据。但结合更多细节可以发现,七月出现的短暂存款搬家(即:存款余额减少)现象,并非资金直接以保证金的形式进入股市,八月存款余额的再次回升,则为这一趋势带来新的变数。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储蓄≠存款。储蓄是流量概念,是居民将当期收入扣除掉消费后的部分,可将其视为居民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存款则是存量概念,是居民金融资产的一项组成部分,是基于储蓄的二次分配。因此,储蓄和存款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又是两个过程(一个是初次分配,一个是二次分配),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从这个视角再来观察历史上典型的“水牛行情”,可以看到:无论是2014-2015年,还是2020-2021年,居民存款余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下行的只是存款增速(即:存款积累的速度),其背后与储蓄率下行有较强关联。
基于储蓄≠存款,可以形成三个推论:
1)无论是相对收益视角还是绝对收益视角,仅凭“存款低利率+投资高回报”的组合,难以构成吸引居民存款入市的充分条件。
2)不同于规模庞大的超额存款,中国超额储蓄规模约等于0。
3)“储蓄率升高+存款占比降低”,反映的是风险偏好的变化。

结论与启示:针对市场对A股“水牛行情”的预期,我们认为此轮行情更接近于风险偏好提升下的“情绪牛”,短期来看,居民存款大规模入市缺乏触发条件。往后看,A股行情再创新高,需要盈利面的复苏来巩固乐观情绪,从而推动A股进入“慢牛”轨道。

正文

今年以来,全球股市出现集体上涨。其中,A股表现尤为引人注目。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此轮行情被市场视为又一轮“水牛行情。总体来看,此次水牛行情体现出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2025年1-6月):汇金“托底”,A股震荡

今年宏观政策的一项重点是“稳楼市稳股市”。四月,在美国强征关税的冲击下,A股出现剧烈调整,中央汇金宣布以“平准基金”的身份入市,保持上证指数维持在3100-3500范围内震荡运行。从两个方面观察中央汇金入市资金规模:1)从资金来源看,四月央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一项增加3700亿元,预计是为汇金救市提供的资金;2)从资金运用来看,上半年汇金增持了12只ETF,合计金额2100亿元。综合来看,汇金等资金呈现“下跌托底、上涨退出”的特征,入市规模预计不超过5000亿元。
今年的另一重点是保险资金入市。上半年,主要受负债端保费规模增长和资产端公允价值上升的影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净增加2.98万亿(其中Q2净增加1.3万亿)。结构上,险资持有的股票余额3.07万亿,H1净增加6406亿元;证券投资基金余额1.66万亿,H1净减少183亿;长期股权投资余额2.75万亿,H1净增加2874亿。由此可见,保险资金呈现“前高后低、逐级建仓”的特征,规模也在5000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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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7-8月):“两融”点火,上涨开启

上半年,融资余额在1.8-1.9万亿之间波动。但进入七月,融资余额每月增加1329亿和2745亿元,环比增幅分别为7.23%和13.93%,创下去年11月(增加1348亿)以来的单月新高。两融资金入市激发了市场上涨动力,两月内上证指数涨幅超13%。股市形成的“赚钱效应”吸引了“两融”外的更多资金进入。一方面,8月以来,股票型ETF呈加速入市迹象,较上月增长约12%;另一方面,外资上半年转向净流入,7月呈加速趋势。

虽然“两融”资金对此轮行情开启起到关键作用,但考虑到其杠杆性质与当前火热的市场形势,“两融”资金很难成为“长牛”行情的唯一驱动力。实际上,当前2.3万亿的“两融”余额,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于是,市场将目光转向了160万亿的居民存款,期望存款搬家与入市能成为接力“两融”的下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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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数据“遗失”的细节

支持存款搬家的首个证据,来自七月金融数据。七月,居民存款余额环比减少1.1万亿,同比多减约7800亿,引发市场关注。叠加非银存款当期增加2.1万亿(同比多增1.4万亿),部分市场观点就得出存款搬家入市的判断。但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来观察三个数据细节:

首先,七月居民存款余额减少符合季节性规律,值得关注的是同比多增这一变化。但从存款结构来看,活期存款减少贡献了当月存款余额下滑的92%,被市场寄予厚望的定期存款搬家当月仅减少了850亿,恢复到疫情前的同期水平。

其次,七月居民存款减少与贷款减少相伴产生,难免会有部分存款资金用于提前还贷。过去几年,居民用闲置资金“提前还贷”的行为屡见不鲜。七月,居民贷款余额减少约4900亿,同比多减约2800亿。其中,表征房贷的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减少810亿,同比多减710亿。

最后,虽然非银存款明显增多,但银行保证金存款当月增加仅1400亿,说明非银存款的同比多增,主力并非是保证金存款。实际上,当月理财出现明显多增,而理财资金的去向仍以“固收+”为主,进入股市的增量资金恐不及市场预期。

这一判断在八月的金融数据上面,得到初步验证:一方面,居民存款余额较上月增加约1100亿,非银金融机构存款较上月增加1.2万亿,二者变化方向出现背离;另一方面,银行保证金存款较上月增加约1100亿,仍未出现大规模入市迹象。综上,我们认为单凭短期数据来说明居民存款入市,略显草率。实际上,我们虽然观察到单个月份出现“存款搬家”(即:居民存款余额减少)的迹象,但资金去向较为分散。实际上,过去两个月金融数据告诉我们,相比居民存款搬家,居民储蓄搬家(居民新增存款同比明显减少)似乎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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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储蓄≠存款
储蓄是否等于存款?这个问题,初听起来似乎是咬文嚼字,但却对形势判断具有重要影响。宏观经济学认为,储蓄和存款是两个概念,储蓄≠存款。
储蓄是流量概念,是居民将当期收入扣除掉消费后的部分,我把它称为居民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存款是存量概念,是居民金融资产的一项组成部分,是基于储蓄的二次分配。因此,储蓄和存款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又是两个过程(一个是初次分配,一个是二次分配),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回溯历史上典型的“水牛”行情(2014-2015年、2019-2021年),可以看到:居民存款余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下行的只是存款增速,也就是存款积累速度。分析其原因,无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还是储蓄意愿下降,均说明储蓄减少在存款增速下滑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水牛行情,伴随的并非“居民存款搬家”而是“储蓄搬家”。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形成三个推论:

推论1:“低利率+高回报”的资产收益组合,不构成居民存款入市的充分条件

当时市场认为居民存款搬家入市的核心逻辑,是基于“存款低利率+投资高回报”的资产收益组合。但这是居民存款入市的充分条件吗?
首先,观察国内。2014-2015年间,国内存款基准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上证指数从2100点涨至近5200点,涨幅约142%。在此背景下,居民存款余额从49万亿增至53万亿,并未出现“搬家”减少的情况。相比之下,当前存款利率下降空间已不足1个百分点,上证指数也未大幅上行,难以对居民存款形成吸引力。
上述是从相对收益视角,观察“存款降低利率+股市提高回报”对居民存款的影响。但若从绝对收益出发,考察“存款低利率+股市高回报”对居民存款的影响,也会得出相同结论。
本世纪以来,美国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与新冠疫情期间,实施“零利率”政策。与此同时,在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美国股市也出现了明显上涨。可实际情况是,居民存款并未一致性减少,2008年基本保持不变,仅疫情期间出现了存款搬家入市的局面。
为什么仅疫情期间,美国居民存款余额出现了减少?这与当时的超额储蓄有关。为抗击疫情,美国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善居民收入情况。与此同时,受限于消费场景的限制,美国消费支出减少,储蓄开始增多。由于当时美居民主要收入来源出现了变化(从劳动性收入变为财政补贴),这部分增加的储蓄,被视为“超额储蓄”。也正是在,超额储蓄的带领下,居民存款才出现入市现象。

由此可见,无论是相对收益视角还是绝对收益,仅凭“低利率+高回报”组合,难以构成吸引居民存款入市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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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2:不同于庞大的超额存款,超额储蓄规模约等于0

既然超额储蓄对于居民存款入市如此重要,那中国存在超额储蓄么?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用疫情之前的储蓄线性外推,计算疫情之后的超额储蓄。结果表明,除了疫情期间,短时间出现超额储蓄外,疫情之后超额储蓄已经基本归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大多数居民家庭不存在转移支付,没有形成超预期收入;二是相比疫情之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中枢明显下滑。因此,中国不同于疫情期间的美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超额储蓄。这一结论与中国四十人论坛的研究相一致。
由于混淆了储蓄与存款的概念,因此部分观点将超额存款作为居民存款入市的潜在动力。但事实是,作为家庭财务安全的底线,超额存款的形成是近年来居民防御心理的体现,以此对抗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通过测算超额存款来计算潜在增量资金的思路,恐略显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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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3:“储蓄率升高+存款占比降低”,反映的是风险偏好的变化

观察储蓄与存款变动可以发现,历史上出现过三段走势背离时期。分别是2005-2007年,2020-2021年,以及2022-2024年。这三段时期又可分为两种组合:
1. “储蓄率升高+存款占比降低”,包括2005-2007年与2020-2021年,对应A股表现为上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这一资产组合预示居民风险偏好的提升(通过降低消费与存款,将更多收入转化投资)。
2. “储蓄率降低+存款占比提升”,主要是2022-2024年,对应A股市场走弱。原因是居民风险偏好的回落。
观察当前的情况,二季度央行城镇储蓄调查问卷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和投资”的占比下降,“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占比提升,推测储蓄率可能企稳回升。六月起,居民存款占比连续三个月持平,如果下一步存款占比能够回落,我们将看到“储蓄率降低+存款占比提升”的经典组合,风险偏好仍是引导储蓄资金搬家入市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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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美国经济基本面及政策超预期。


针对市场对A股“水牛行情”的预期,我们认为此轮行情更接近于风险偏好提升下的“情绪牛”,短期来看,居民存款大规模入市缺乏触发条件。往后看,A股行情再创新高,需要盈利面的复苏来巩固乐观情绪,从而推动A股进入“慢牛”轨道。

核心观点

对于此轮A股行情的启动,市场多认定其为新一轮“水牛行情”。由于二季度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两融”资金,而“两融”资金与“长牛”、“慢牛”的导向并不一致,因此市场将后期行情的演绎寄托在居民存款入市上面。单从体量上看,160万亿的居民存款可以支撑起百万亿的A股市值。
七月金融数据中居民存款变化,为这一预期提供了依据。但结合更多细节可以发现,七月出现的短暂存款搬家(即:存款余额减少)现象,并非资金直接以保证金的形式进入股市,八月存款余额的再次回升,则为这一趋势带来新的变数。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储蓄≠存款。储蓄是流量概念,是居民将当期收入扣除掉消费后的部分,可将其视为居民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存款则是存量概念,是居民金融资产的一项组成部分,是基于储蓄的二次分配。因此,储蓄和存款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又是两个过程(一个是初次分配,一个是二次分配),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从这个视角再来观察历史上典型的“水牛行情”,可以看到:无论是2014-2015年,还是2020-2021年,居民存款余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下行的只是存款增速(即:存款积累的速度),其背后与储蓄率下行有较强关联。
基于储蓄≠存款,可以形成三个推论:
1)无论是相对收益视角还是绝对收益视角,仅凭“存款低利率+投资高回报”的组合,难以构成吸引居民存款入市的充分条件。
2)不同于规模庞大的超额存款,中国超额储蓄规模约等于0。
3)“储蓄率升高+存款占比降低”,反映的是风险偏好的变化。

结论与启示:针对市场对A股“水牛行情”的预期,我们认为此轮行情更接近于风险偏好提升下的“情绪牛”,短期来看,居民存款大规模入市缺乏触发条件。往后看,A股行情再创新高,需要盈利面的复苏来巩固乐观情绪,从而推动A股进入“慢牛”轨道。

正文

今年以来,全球股市出现集体上涨。其中,A股表现尤为引人注目。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环境,此轮行情被市场视为又一轮“水牛行情。总体来看,此次水牛行情体现出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2025年1-6月):汇金“托底”,A股震荡

今年宏观政策的一项重点是“稳楼市稳股市”。四月,在美国强征关税的冲击下,A股出现剧烈调整,中央汇金宣布以“平准基金”的身份入市,保持上证指数维持在3100-3500范围内震荡运行。从两个方面观察中央汇金入市资金规模:1)从资金来源看,四月央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一项增加3700亿元,预计是为汇金救市提供的资金;2)从资金运用来看,上半年汇金增持了12只ETF,合计金额2100亿元。综合来看,汇金等资金呈现“下跌托底、上涨退出”的特征,入市规模预计不超过5000亿元。
今年的另一重点是保险资金入市。上半年,主要受负债端保费规模增长和资产端公允价值上升的影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净增加2.98万亿(其中Q2净增加1.3万亿)。结构上,险资持有的股票余额3.07万亿,H1净增加6406亿元;证券投资基金余额1.66万亿,H1净减少183亿;长期股权投资余额2.75万亿,H1净增加2874亿。由此可见,保险资金呈现“前高后低、逐级建仓”的特征,规模也在5000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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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7-8月):“两融”点火,上涨开启

上半年,融资余额在1.8-1.9万亿之间波动。但进入七月,融资余额每月增加1329亿和2745亿元,环比增幅分别为7.23%和13.93%,创下去年11月(增加1348亿)以来的单月新高。两融资金入市激发了市场上涨动力,两月内上证指数涨幅超13%。股市形成的“赚钱效应”吸引了“两融”外的更多资金进入。一方面,8月以来,股票型ETF呈加速入市迹象,较上月增长约12%;另一方面,外资上半年转向净流入,7月呈加速趋势。

虽然“两融”资金对此轮行情开启起到关键作用,但考虑到其杠杆性质与当前火热的市场形势,“两融”资金很难成为“长牛”行情的唯一驱动力。实际上,当前2.3万亿的“两融”余额,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于是,市场将目光转向了160万亿的居民存款,期望存款搬家与入市能成为接力“两融”的下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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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数据“遗失”的细节

支持存款搬家的首个证据,来自七月金融数据。七月,居民存款余额环比减少1.1万亿,同比多减约7800亿,引发市场关注。叠加非银存款当期增加2.1万亿(同比多增1.4万亿),部分市场观点就得出存款搬家入市的判断。但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来观察三个数据细节:

首先,七月居民存款余额减少符合季节性规律,值得关注的是同比多增这一变化。但从存款结构来看,活期存款减少贡献了当月存款余额下滑的92%,被市场寄予厚望的定期存款搬家当月仅减少了850亿,恢复到疫情前的同期水平。

其次,七月居民存款减少与贷款减少相伴产生,难免会有部分存款资金用于提前还贷。过去几年,居民用闲置资金“提前还贷”的行为屡见不鲜。七月,居民贷款余额减少约4900亿,同比多减约2800亿。其中,表征房贷的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减少810亿,同比多减710亿。

最后,虽然非银存款明显增多,但银行保证金存款当月增加仅1400亿,说明非银存款的同比多增,主力并非是保证金存款。实际上,当月理财出现明显多增,而理财资金的去向仍以“固收+”为主,进入股市的增量资金恐不及市场预期。

这一判断在八月的金融数据上面,得到初步验证:一方面,居民存款余额较上月增加约1100亿,非银金融机构存款较上月增加1.2万亿,二者变化方向出现背离;另一方面,银行保证金存款较上月增加约1100亿,仍未出现大规模入市迹象。综上,我们认为单凭短期数据来说明居民存款入市,略显草率。实际上,我们虽然观察到单个月份出现“存款搬家”(即:居民存款余额减少)的迹象,但资金去向较为分散。实际上,过去两个月金融数据告诉我们,相比居民存款搬家,居民储蓄搬家(居民新增存款同比明显减少)似乎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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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储蓄≠存款
储蓄是否等于存款?这个问题,初听起来似乎是咬文嚼字,但却对形势判断具有重要影响。宏观经济学认为,储蓄和存款是两个概念,储蓄≠存款。
储蓄是流量概念,是居民将当期收入扣除掉消费后的部分,我把它称为居民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存款是存量概念,是居民金融资产的一项组成部分,是基于储蓄的二次分配。因此,储蓄和存款既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又是两个过程(一个是初次分配,一个是二次分配),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回溯历史上典型的“水牛”行情(2014-2015年、2019-2021年),可以看到:居民存款余额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下行的只是存款增速,也就是存款积累速度。分析其原因,无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还是储蓄意愿下降,均说明储蓄减少在存款增速下滑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水牛行情,伴随的并非“居民存款搬家”而是“储蓄搬家”。

根据以上结论,可以形成三个推论:

推论1:“低利率+高回报”的资产收益组合,不构成居民存款入市的充分条件

当时市场认为居民存款搬家入市的核心逻辑,是基于“存款低利率+投资高回报”的资产收益组合。但这是居民存款入市的充分条件吗?
首先,观察国内。2014-2015年间,国内存款基准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上证指数从2100点涨至近5200点,涨幅约142%。在此背景下,居民存款余额从49万亿增至53万亿,并未出现“搬家”减少的情况。相比之下,当前存款利率下降空间已不足1个百分点,上证指数也未大幅上行,难以对居民存款形成吸引力。
上述是从相对收益视角,观察“存款降低利率+股市提高回报”对居民存款的影响。但若从绝对收益出发,考察“存款低利率+股市高回报”对居民存款的影响,也会得出相同结论。
本世纪以来,美国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与新冠疫情期间,实施“零利率”政策。与此同时,在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美国股市也出现了明显上涨。可实际情况是,居民存款并未一致性减少,2008年基本保持不变,仅疫情期间出现了存款搬家入市的局面。
为什么仅疫情期间,美国居民存款余额出现了减少?这与当时的超额储蓄有关。为抗击疫情,美国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改善居民收入情况。与此同时,受限于消费场景的限制,美国消费支出减少,储蓄开始增多。由于当时美居民主要收入来源出现了变化(从劳动性收入变为财政补贴),这部分增加的储蓄,被视为“超额储蓄”。也正是在,超额储蓄的带领下,居民存款才出现入市现象。

由此可见,无论是相对收益视角还是绝对收益,仅凭“低利率+高回报”组合,难以构成吸引居民存款入市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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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2:不同于庞大的超额存款,超额储蓄规模约等于0

既然超额储蓄对于居民存款入市如此重要,那中国存在超额储蓄么?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用疫情之前的储蓄线性外推,计算疫情之后的超额储蓄。结果表明,除了疫情期间,短时间出现超额储蓄外,疫情之后超额储蓄已经基本归零。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大多数居民家庭不存在转移支付,没有形成超预期收入;二是相比疫情之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中枢明显下滑。因此,中国不同于疫情期间的美国,并不存在所谓的超额储蓄。这一结论与中国四十人论坛的研究相一致。
由于混淆了储蓄与存款的概念,因此部分观点将超额存款作为居民存款入市的潜在动力。但事实是,作为家庭财务安全的底线,超额存款的形成是近年来居民防御心理的体现,以此对抗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通过测算超额存款来计算潜在增量资金的思路,恐略显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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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3:“储蓄率升高+存款占比降低”,反映的是风险偏好的变化

观察储蓄与存款变动可以发现,历史上出现过三段走势背离时期。分别是2005-2007年,2020-2021年,以及2022-2024年。这三段时期又可分为两种组合:
1. “储蓄率升高+存款占比降低”,包括2005-2007年与2020-2021年,对应A股表现为上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这一资产组合预示居民风险偏好的提升(通过降低消费与存款,将更多收入转化投资)。
2. “储蓄率降低+存款占比提升”,主要是2022-2024年,对应A股市场走弱。原因是居民风险偏好的回落。
观察当前的情况,二季度央行城镇储蓄调查问卷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和投资”的占比下降,“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占比提升,推测储蓄率可能企稳回升。六月起,居民存款占比连续三个月持平,如果下一步存款占比能够回落,我们将看到“储蓄率降低+存款占比提升”的经典组合,风险偏好仍是引导储蓄资金搬家入市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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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美国经济基本面及政策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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