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面临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我国能源企业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例如,深水油田开采、制氢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我国提升能源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
能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指在全球化市场中，能源企业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与能力，构建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的持续竞争优势，以实现长期盈利与价值创造的系统性能力。
能源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紧迫性
一是全球能源秩序正在系统性重塑，我国需要抓住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历史窗口，重点在可再生能源等具有优势的领域争取国际能源定价权。
当前全球能源市场的定价权仍由欧美主导，WTI与布伦特原油期货、荷兰TTF天然气指数垄断着国际能源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进口国和新能源产业的主导者，却长期处于“价格被动接受者”地位。未来几年，我国若不能在占据较大优势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建立独立的定价机制，或将永久丧失全球绿色能源市场主导力，错失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历史窗口。
二是全球技术标准正处于代际更替期，这既为我国带来了争夺国际技术主导权的紧迫感，也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机遇，我国有必要在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等新兴业务领域加快布局，以技术突破打破西方的规则垄断，积极构建竞争新规则、新的评价体系。
全球能源技术代际更替周期缩短，我国虽然已经在特高压柔性直流、氢能热电联供等部分能源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国际能源技术标准的制定权仍然大部分掌握在西方机构手中。此外，欧美国家还积极通过制定《芯片与科学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等政策、法规在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新能源领域构筑技术壁垒，刻意弱化中国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优势，导致我国能源企业在海外频繁遭遇各种贸易歧视，极大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
三是全球碳中和进程逐渐演变为新型国际政治博弈，我国亟需抓住气候变化规则修订等契机，加大对国际能源治理的参与力度，实现从国际能源治理的“规则遵守者”到“秩序共建者”的角色转变。
当前国际能源治理体系仍由欧美主导，国际能源署（IE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等国际机构长期掌握着核心能源规则的制定和议题设置。我国作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与消费国，在既有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实际地位严重不匹配。除此之外，全球碳中和进程逐渐演变为新型国际政治博弈，碳中和目标下的国际规则重塑更显紧迫。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实施的“降碳不减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叙事样本，若不能在全球治理平台将相关实践成果转化为规则提案，中国在能源转型中的实质性贡献将被西方话语体系系统性低估，使我国长期承受西方设置的“气候责任”话语枷锁并丧失气候道义解释权。
四是算法驱动的信息传播模式正在重塑国际认知的建构逻辑，我国亟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引导国际舆论方向，扭转认知偏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中国作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关键推动者，在技术输出、国际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等领域为国际社会作出多方面的巨大贡献。然而，过去数年，西方媒体经常以“债务陷阱论”“环境破坏论”“资源掠夺论”“产能过剩论”等名义持续污名化我国的海外能源项目，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并给相关能源企业造成严重损失。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能源话语体系，引导国际舆论走向，为能源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舆论环境。此外，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以算法驱动的信息传播模式正在重塑国际认知的建构逻辑。在ChatGPT等生成式AI重塑信息传播格局的当下，我国能源企业必须积极争取和掌握“算法话语权”，避免使西方预设的“中国新能源威胁论”在机器学习中被不断强化，导致形成难以逆转的认知偏见。
能源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问题
一是在国际能源市场定价方面，我国已经在国际能源定价领域取得区域性突破，但仍受制于美元主导的结算体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阻力。
近年来，我国能源企业积极“走出去”，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积极布局海外业务，加快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在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和净进口国，我国能源企业也逐步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站稳脚跟，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主要领域占据显著优势，例如：全球十大光伏组件供应商中有8家为中国企业。随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能源金融交易市场的深入发展，我国在国际能源交易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整体而言，我国仍受制于美元主导的结算体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阻力，我国的市场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竞争力优势。
二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我国在特高压输电、核电、风电、光伏等能源技术领域已经全球领先，但部分关键技术仍然高度依赖国外同行，亟需补足短板，积极参与相关标准制定。
经过几十年对国外先进能源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能源行业的整体技术实力已经与国际顶尖水平大幅缩小，并在特高压输电等部分领域位居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核电核心设备和常规油气勘探领域核心装备的制造技术，以及新能源领域的风电机组和光伏电池制造技术也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此外，我国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等大型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系统掌握了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技术，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领域也实现了从“补贴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我国能源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标准的制定过程，在国际标准领域的地位不断提升，有效增加了我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尽管如此，我国能源企业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例如,深水油田开采、制氢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我国提升能源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
三是在国际能源治理方面，我国积极对接和融入已有的主流国际能源治理架构，但在国际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自身的实际地位严重不匹配，需要加强全球能源议程设置能力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持续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影响力。
一方面，我国积极融入已有的主流国际能源组织或对话合作机制。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国际能源署、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能源合作，先后成为国际能源论坛（IEF）、世界能源理事会（WEC）、亚太经合组织（APEC）能源工作组、中亚区域合作能源协调委员会等十几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是国际能源署联盟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成员国和国际能源宪章签约观察国，与国际能源署（IEA）等国际能源组织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盟等区域性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伙伴或联盟关系，积极参与G20、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区域性、综合性国际机制的能源治理议程，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另一方面，我国主动谋划和设计了一系列新的国际能源治理架构。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为主要载体、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主要对象，我国积极创建了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国际能源变革论坛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国际机制，打造了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心、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和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等多个区域合作平台，主动引领G20杭州峰会等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为全球能源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尽管我国已经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但全球能源治理仍然主要被以欧美为代表的各类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协调对话机制主导。我国需要增强全球能源议程设置能力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积极参与绿色转型、气候变化等新兴议题的规则制定，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四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我国初步构建起多平台、立体化的国际传播体系，但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能源贡献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且存在国内叙事与国际话语体系脱节、传播渠道与受众需求错位等突出问题，亟需改进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与海外用户之间建立即时、互动的情感链接。
近年来，我国能源企业积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初步构建起多平台、立体化的国际传播体系，为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企业故事、展现良好中国企业形象、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都提供了有力保障。尽管成绩显著，但我国能源企业现有的海外社交媒体运营仍然主要停留在依靠传统媒体的单向宣传阶段，国际传播多聚焦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宏大叙事，如“双碳”目标、能源安全，强调政策导向与项目规模，而缺乏对市场逻辑、技术赋能及人文价值的深度挖掘。例如，新能源项目传播常停留在技术参数罗列，而忽视其对海外所在国当地就业、社区发展的具体影响，难以引发国际受众共鸣。此外，我国能源企业开展国际传播常以“中国方案”为核心，未能充分融入全球共同议题。面对西方主导的“产能过剩”等话语陷阱，我国能源企业未能及时通过推出本土化故事进行有效回击。
提升能源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路径
一是推动区域能源定价机制改革，构建多元化能源定价体系。
推动重构全球金融与贸易秩序，联合金砖国家建立“本币结算机制”和“大宗商品储备库”，锁定价格波动风险，削弱欧美期货市场对现货价格的操控，构建以新兴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新秩序。
二是强化技术自主与标准输出，抢占全球产业链制高点。
加快攻关能源领域的核心“卡脖子”技术，持续推进绿色氢能、先进储能、新一代核能、碳捕集封存及利用等能源技术的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牵头制定并发布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充分利用多双边等能源合作机制，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家加强互动协调，共同维护全球能源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三是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全球能源治理水平。
坚持开放合作，加强与国际能源署、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的沟通和协调，充分利用各类国际平台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为国际社会提供反海盗护航、能源通道保险等公共产品。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打造能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输出自身能源治理理念。
四是创新国际传播的内容与形式，构建具有能源企业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
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能源行业特点相结合，注重中国化表达和叙事形成，强化技术赋能的民生价值。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特点，调整话语内容和形式。例如，对发展中国家强调能源合作和共赢，对发达国家强调技术创新和环保理念等。（作者：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光 陈睿欣 刘睿 王丹）
我国能源企业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例如,深水油田开采、制氢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我国提升能源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
能源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指在全球化市场中，能源企业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与能力，构建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的持续竞争优势，以实现长期盈利与价值创造的系统性能力。
能源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紧迫性
一是全球能源秩序正在系统性重塑，我国需要抓住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历史窗口，重点在可再生能源等具有优势的领域争取国际能源定价权。
当前全球能源市场的定价权仍由欧美主导，WTI与布伦特原油期货、荷兰TTF天然气指数垄断着国际能源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进口国和新能源产业的主导者，却长期处于“价格被动接受者”地位。未来几年，我国若不能在占据较大优势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建立独立的定价机制，或将永久丧失全球绿色能源市场主导力，错失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历史窗口。
二是全球技术标准正处于代际更替期，这既为我国带来了争夺国际技术主导权的紧迫感，也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机遇，我国有必要在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等新兴业务领域加快布局，以技术突破打破西方的规则垄断，积极构建竞争新规则、新的评价体系。
全球能源技术代际更替周期缩短，我国虽然已经在特高压柔性直流、氢能热电联供等部分能源技术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国际能源技术标准的制定权仍然大部分掌握在西方机构手中。此外，欧美国家还积极通过制定《芯片与科学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等政策、法规在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新能源领域构筑技术壁垒，刻意弱化中国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术优势，导致我国能源企业在海外频繁遭遇各种贸易歧视，极大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
三是全球碳中和进程逐渐演变为新型国际政治博弈，我国亟需抓住气候变化规则修订等契机，加大对国际能源治理的参与力度，实现从国际能源治理的“规则遵守者”到“秩序共建者”的角色转变。
当前国际能源治理体系仍由欧美主导，国际能源署（IEA）、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等国际机构长期掌握着核心能源规则的制定和议题设置。我国作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与消费国，在既有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实际地位严重不匹配。除此之外，全球碳中和进程逐渐演变为新型国际政治博弈，碳中和目标下的国际规则重塑更显紧迫。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实施的“降碳不减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叙事样本，若不能在全球治理平台将相关实践成果转化为规则提案，中国在能源转型中的实质性贡献将被西方话语体系系统性低估，使我国长期承受西方设置的“气候责任”话语枷锁并丧失气候道义解释权。
四是算法驱动的信息传播模式正在重塑国际认知的建构逻辑，我国亟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引导国际舆论方向，扭转认知偏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中国作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关键推动者，在技术输出、国际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等领域为国际社会作出多方面的巨大贡献。然而，过去数年，西方媒体经常以“债务陷阱论”“环境破坏论”“资源掠夺论”“产能过剩论”等名义持续污名化我国的海外能源项目，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并给相关能源企业造成严重损失。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能源话语体系，引导国际舆论走向，为能源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舆论环境。此外，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以算法驱动的信息传播模式正在重塑国际认知的建构逻辑。在ChatGPT等生成式AI重塑信息传播格局的当下，我国能源企业必须积极争取和掌握“算法话语权”，避免使西方预设的“中国新能源威胁论”在机器学习中被不断强化，导致形成难以逆转的认知偏见。
能源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问题
一是在国际能源市场定价方面，我国已经在国际能源定价领域取得区域性突破，但仍受制于美元主导的结算体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阻力。
近年来，我国能源企业积极“走出去”，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积极布局海外业务，加快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在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和净进口国，我国能源企业也逐步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站稳脚跟，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主要领域占据显著优势，例如：全球十大光伏组件供应商中有8家为中国企业。随着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能源金融交易市场的深入发展，我国在国际能源交易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整体而言，我国仍受制于美元主导的结算体系，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阻力，我国的市场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竞争力优势。
二是在技术创新方面，我国在特高压输电、核电、风电、光伏等能源技术领域已经全球领先，但部分关键技术仍然高度依赖国外同行，亟需补足短板，积极参与相关标准制定。
经过几十年对国外先进能源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能源行业的整体技术实力已经与国际顶尖水平大幅缩小，并在特高压输电等部分领域位居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核电核心设备和常规油气勘探领域核心装备的制造技术，以及新能源领域的风电机组和光伏电池制造技术也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此外，我国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等大型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系统掌握了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技术，在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领域也实现了从“补贴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我国能源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标准的制定过程，在国际标准领域的地位不断提升，有效增加了我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尽管如此，我国能源企业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例如,深水油田开采、制氢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仍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我国提升能源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力。
三是在国际能源治理方面，我国积极对接和融入已有的主流国际能源治理架构，但在国际能源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自身的实际地位严重不匹配，需要加强全球能源议程设置能力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持续提升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影响力。
一方面，我国积极融入已有的主流国际能源组织或对话合作机制。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国际能源署、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能源合作，先后成为国际能源论坛（IEF）、世界能源理事会（WEC）、亚太经合组织（APEC）能源工作组、中亚区域合作能源协调委员会等十几个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是国际能源署联盟国、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成员国和国际能源宪章签约观察国，与国际能源署（IEA）等国际能源组织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盟等区域性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伙伴或联盟关系，积极参与G20、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区域性、综合性国际机制的能源治理议程，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改革。另一方面，我国主动谋划和设计了一系列新的国际能源治理架构。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为主要载体、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主要对象，我国积极创建了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国际能源变革论坛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国际机制，打造了中国—阿盟清洁能源培训中心、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中国—东盟清洁能源合作中心、中国—中东欧能源项目对话与合作中心和APEC可持续能源中心等多个区域合作平台，主动引领G20杭州峰会等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为全球能源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可。尽管我国已经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但全球能源治理仍然主要被以欧美为代表的各类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协调对话机制主导。我国需要增强全球能源议程设置能力和公共产品提供能力，积极参与绿色转型、气候变化等新兴议题的规则制定，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四是在国际传播方面，我国初步构建起多平台、立体化的国际传播体系，但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能源贡献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知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且存在国内叙事与国际话语体系脱节、传播渠道与受众需求错位等突出问题，亟需改进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与海外用户之间建立即时、互动的情感链接。
近年来，我国能源企业积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初步构建起多平台、立体化的国际传播体系，为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企业故事、展现良好中国企业形象、提升我国的国家软实力都提供了有力保障。尽管成绩显著，但我国能源企业现有的海外社交媒体运营仍然主要停留在依靠传统媒体的单向宣传阶段，国际传播多聚焦我国国家战略层面的宏大叙事，如“双碳”目标、能源安全，强调政策导向与项目规模，而缺乏对市场逻辑、技术赋能及人文价值的深度挖掘。例如，新能源项目传播常停留在技术参数罗列，而忽视其对海外所在国当地就业、社区发展的具体影响，难以引发国际受众共鸣。此外，我国能源企业开展国际传播常以“中国方案”为核心，未能充分融入全球共同议题。面对西方主导的“产能过剩”等话语陷阱，我国能源企业未能及时通过推出本土化故事进行有效回击。
提升能源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路径
一是推动区域能源定价机制改革，构建多元化能源定价体系。
推动重构全球金融与贸易秩序，联合金砖国家建立“本币结算机制”和“大宗商品储备库”，锁定价格波动风险，削弱欧美期货市场对现货价格的操控，构建以新兴市场为主导的金融新秩序。
二是强化技术自主与标准输出，抢占全球产业链制高点。
加快攻关能源领域的核心“卡脖子”技术，持续推进绿色氢能、先进储能、新一代核能、碳捕集封存及利用等能源技术的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牵头制定并发布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充分利用多双边等能源合作机制，与产业链上下游国家加强互动协调，共同维护全球能源产业链的稳定畅通。
三是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全球能源治理水平。
坚持开放合作，加强与国际能源署、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的沟通和协调，充分利用各类国际平台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为国际社会提供反海盗护航、能源通道保险等公共产品。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打造能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输出自身能源治理理念。
四是创新国际传播的内容与形式，构建具有能源企业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
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能源行业特点相结合，注重中国化表达和叙事形成，强化技术赋能的民生价值。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特点，调整话语内容和形式。例如，对发展中国家强调能源合作和共赢，对发达国家强调技术创新和环保理念等。（作者：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光 陈睿欣 刘睿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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