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艺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和生产模式

中国文化报

1周前

在工业文明和现代设计的加持下,政府、企业、设计师、手工艺人、村民协作,民艺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和生产模式。

鹤庆银器

近日,“民艺中国与当代乡建——乡村手工艺振兴案例展”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开展。展览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联合主办,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承办。展览聚焦手工艺与乡建的共生关系,对全国范围内38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手工艺振兴实践案例开展了深度的田野调查,并通过展览做了展示和讨论。

纵观展厅可以看到,展览关注乡村手工艺的历史遗存和当下的生产状态,强调手工艺乡建过程中村民的参与,尤其是民间工艺资源的激活、乡村劳动力开发、产业的多样化构建,分析村民如何通过手工艺生产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通过不同维度的叙事,展示了乡村的人文景观、乡村振兴中的女性力量、物尽其用的材料,并最终归结为乡村现代化的文化视野。

乡村手工艺

农耕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乡村文化遗产中有大量内容是基于农耕文明而生的,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更在当代社会中展现出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每到农闲时节,河南省浚县杨玘屯村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晾晒着未上色的泥坯,干了后以墨色打底,朱红、草绿、明黄等彩料加以装饰,泥咕咕是河南省浚县民间对泥塑小玩具的俗称,当地老艺人更习惯叫它为“咕咕鸡”,泥咕咕一直是地方庙会上的畅销品。据浚县泥咕咕研究院负责人王宏瑞介绍,作为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表现形式,各类泥塑玩具均有吉祥口彩的寓意,譬如猴子骑羊造型为“大吉祥”,双头燕造型为“好事成双”等,用于祈求风调雨顺、吉祥安康、人丁兴旺等。年轻一代则通过给泥咕咕绘卡通纹样、创新造型、开展研学体验等途径,为该手艺“描绘”出更广阔的产业图景。

“物尽其用”

可持续设计的生态社会

物尽其用的智慧在中国乡村从来不是刻意的选择,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在中国乡村工匠的巧手下,火草的纤维可以纺布,高粱的秸秆能够作画,乌拉草的韧性适合编织,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转化,其背后是一整套完整的生态认知体系。

杨进邦是山东省临沭县郑山镇杨沙埠村的村民,该地区盛产杞柳,杨进邦在承袭父辈古法编织技艺的基础上,研发出立体编织、混色拼接等创新技法,将柳编从农用器具升级为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审美的现代工艺品,推动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如今,临沭县已形成完整的柳编产业链,2023年临沭县杞柳种植面积已达10万亩,辐射带动农村家庭编织户5万余户,柳编工艺品企业近400家,实现出口额22.74亿元,占全县出口总额的35%。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舟山村,形成了从橄榄核收购、加工、雕刻、销售以及工具制作的完整产业链。舟山半村人从事核雕制作,成就了“中国核雕第一村”的名号。2020年,核雕市场核心区域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拥有三百多家经营核雕的工作室,全村核雕年产值约2亿元。

据统计,浚县杨玘屯村今年的泥咕咕订单比往年增加了4%,预计今年全村泥咕咕产业收入将超过4700万元。距其不远的淮阳泥泥狗产业也同样火爆,淮阳金庄村金辉泥泥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任国和介绍,金庄村3000多人口中,有2800多人在制作泥泥狗,大人和小孩几乎都会捏,泥泥狗产品已经销售到了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达1400多万元。

来自四川自贡的胡氏花灯技艺则是手工艺“出海”的典范。由于自贡地区盐业的发展,古时盐商们盛行斗灯,明清时期便形成了地方独具特色的花灯文化。1964年,自贡举办首届迎春灯会,1990年,自贡彩灯走出国门在新加坡裕华园亮灯,开启国际化进程,通过“中国彩灯节”和“环球灯会”等国际文化品牌,自贡彩灯已占领国内市场85%和国际市场92%的份额,连续10年获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14年至今,自贡彩灯集团与英国朗利特庄园合作举办了9届“中国彩灯节”,带动当地年游客量从3万人次激增至47万人次,累计创造经济收益超1亿英镑。彩灯行业也成为自贡重要的就业引擎。

吉祥热闹的年画、流光溢彩的灯彩、栩栩如生的剪纸……在当代成为节日和时令中的特殊礼仪和礼物,体现了农耕文明背景下的生活之美,也成为当代乡村产业中的重要基础。在工业文明中重新看向故土,找到祖先在农耕文明中的智慧,成为当代生活的情绪补给。同时,这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在保持内核的前提下完成现代性转换。

乡村“女织”

和美乡村新的注脚

在传统社会,“织”是女性的生活状态,织布、染衣、绣花,女性通过这一手艺形式表达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具有丰富装饰性的民族服饰是最有代表性的,譬如嫁衣和盛装,一针一线中承载着丰富的情感。花瑶族的女性,通常四五岁就开始学习纺织,七八岁时学习挑花。她们以村庄附近种植的棉麻为材料,纺纱织布,哪怕干其他农活时也带着挑花工具,休息时,三三两两坐在大石头或大树下挑花。农闲时,她们一边聊天,一边挑花,挑花成为劳动的调剂,融入了情感、创造力以及对于装饰审美的体验。这些在织造中传承下来的纹样、色彩和工艺,携带着民族的文化基因。民族服饰中大量的花边纹样构成了节日的盛装,制式讲究,成为族群内部认同的视觉符号,重要场合身着盛装是对祖先文化的延续和集体身份的强调。因此,“女织”不仅是服饰和工艺,而是游走的文化,代表了一个地区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历史。

在当代乡村,这些手艺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新的可能。譬如,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文坡村,侗族妇女粟田梅免费为乡村女性培训侗锦工艺,2008年,她创办了“通道雄关侗锦坊”,免费培训4000余人,村民年均增收超5000元,部分能手年收入突破3万元。2016年,她创建“中国侗锦传承基地”,吸引外出务工者返乡,形成完整产业链,带动了乡村脱贫。粟田梅深知“使用即传承”,她将芦笙、鼓楼等侗族元素融入设计,与湖南大学合作开发文创产品,让侗锦围巾、抱枕走进现代生活。目前,文坡村全村有200多名妇女在农忙之余长期从事侗锦织造,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甘肃的传统民间工艺庆阳香包分布于庆阳市多个村落,如西峰区、庆城县、宁县等地,一度面临产业人才短缺、生产效率低、产品设计陈旧、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困境。作为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传承人的刘兰芳,通过“公司+合作社+工坊+基地+互联网”的模式,结合电商与直播带货,将庆阳香包远销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还关注青年与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帮助近百户农村贫困家庭和200多名大学毕业生走上创业和就业之路。

近年爆火的“村T”也颇有代表性,当贵州地区的男女老少穿着民族服饰自信地走在乡村的田野和都市的T台上,他们发自内心的微笑背后展现的是内在精神的富足。

在豫东平原的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安岭镇,以民间地头的高粱秆这一作物废料孕育出了高粱画。前汤楼村闫文军父子以本地高粱秆为原料,巧妙利用其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色泽变化(从浅黄到棕红渐变),经种植、阴干、分色等10余道工序制作,将国画意境、剪纸技法与烙画表现力相融合,让高粱画这一催生于民间地头的手工艺兼具历史文化内涵与现代装饰价值。闫玉虎说:“成熟度不同的高粱秆颜色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是农民来对农作物样式进行细微把握,很难做到如此精准,正因为如此,才赋予了每一幅高粱画栩栩如生的质感和独特的生命力。”

湖州市南浔区以“湖笔”“湖丝”“绫绢”等传统手工技艺为支点,通过乡镇集群发展,形成了以“善琏湖笔”“辑里湖丝”“双林绫绢”等为代表的地方工艺产业格局。譬如,善琏小镇拥有相关经营主体400余家,制笔匠人2000余人,2024年湖笔产值达9.5亿元,占全国市场30%,中高端市场占有率达60%,打造了湖笔文化节、书画研学、文化街区等复合型文旅项目,成为“笔文化经济圈”的核心区。四川省夹江县马村是“贡纸”“文闱卷纸”产地,原来“家家户户有作坊”,后来逐渐凋零。自2009年起,当地政府、新手艺人协同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团队共同探索纸文化、纸产业、纸旅游,形成了“三纸”融合下的纸乡可持续发展之路,传统技艺重新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书画纸年产量超15万吨,占全国市场的60%,旅游年综合收入达800万元。

显然,手工艺成了乡村富民手段。在工业文明和现代设计的加持下,政府、企业、设计师、手工艺人、村民协作,民艺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和生产模式。当全球共同面对现代化“乡村危机”之时,我国丰富的工艺资源、地方物产、大基数的人口和消费市场,或许会形成全球手工艺振兴乡村问题中一个新的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副馆长)

在工业文明和现代设计的加持下,政府、企业、设计师、手工艺人、村民协作,民艺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和生产模式。

鹤庆银器

近日,“民艺中国与当代乡建——乡村手工艺振兴案例展”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开展。展览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联合主办,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承办。展览聚焦手工艺与乡建的共生关系,对全国范围内38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手工艺振兴实践案例开展了深度的田野调查,并通过展览做了展示和讨论。

纵观展厅可以看到,展览关注乡村手工艺的历史遗存和当下的生产状态,强调手工艺乡建过程中村民的参与,尤其是民间工艺资源的激活、乡村劳动力开发、产业的多样化构建,分析村民如何通过手工艺生产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通过不同维度的叙事,展示了乡村的人文景观、乡村振兴中的女性力量、物尽其用的材料,并最终归结为乡村现代化的文化视野。

乡村手工艺

农耕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乡村文化遗产中有大量内容是基于农耕文明而生的,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承载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更在当代社会中展现出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每到农闲时节,河南省浚县杨玘屯村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晾晒着未上色的泥坯,干了后以墨色打底,朱红、草绿、明黄等彩料加以装饰,泥咕咕是河南省浚县民间对泥塑小玩具的俗称,当地老艺人更习惯叫它为“咕咕鸡”,泥咕咕一直是地方庙会上的畅销品。据浚县泥咕咕研究院负责人王宏瑞介绍,作为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表现形式,各类泥塑玩具均有吉祥口彩的寓意,譬如猴子骑羊造型为“大吉祥”,双头燕造型为“好事成双”等,用于祈求风调雨顺、吉祥安康、人丁兴旺等。年轻一代则通过给泥咕咕绘卡通纹样、创新造型、开展研学体验等途径,为该手艺“描绘”出更广阔的产业图景。

“物尽其用”

可持续设计的生态社会

物尽其用的智慧在中国乡村从来不是刻意的选择,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在中国乡村工匠的巧手下,火草的纤维可以纺布,高粱的秸秆能够作画,乌拉草的韧性适合编织,这些看似寻常的材料转化,其背后是一整套完整的生态认知体系。

杨进邦是山东省临沭县郑山镇杨沙埠村的村民,该地区盛产杞柳,杨进邦在承袭父辈古法编织技艺的基础上,研发出立体编织、混色拼接等创新技法,将柳编从农用器具升级为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审美的现代工艺品,推动传统产业焕发生机。如今,临沭县已形成完整的柳编产业链,2023年临沭县杞柳种植面积已达10万亩,辐射带动农村家庭编织户5万余户,柳编工艺品企业近400家,实现出口额22.74亿元,占全县出口总额的35%。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舟山村,形成了从橄榄核收购、加工、雕刻、销售以及工具制作的完整产业链。舟山半村人从事核雕制作,成就了“中国核雕第一村”的名号。2020年,核雕市场核心区域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拥有三百多家经营核雕的工作室,全村核雕年产值约2亿元。

据统计,浚县杨玘屯村今年的泥咕咕订单比往年增加了4%,预计今年全村泥咕咕产业收入将超过4700万元。距其不远的淮阳泥泥狗产业也同样火爆,淮阳金庄村金辉泥泥狗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任国和介绍,金庄村3000多人口中,有2800多人在制作泥泥狗,大人和小孩几乎都会捏,泥泥狗产品已经销售到了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达1400多万元。

来自四川自贡的胡氏花灯技艺则是手工艺“出海”的典范。由于自贡地区盐业的发展,古时盐商们盛行斗灯,明清时期便形成了地方独具特色的花灯文化。1964年,自贡举办首届迎春灯会,1990年,自贡彩灯走出国门在新加坡裕华园亮灯,开启国际化进程,通过“中国彩灯节”和“环球灯会”等国际文化品牌,自贡彩灯已占领国内市场85%和国际市场92%的份额,连续10年获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14年至今,自贡彩灯集团与英国朗利特庄园合作举办了9届“中国彩灯节”,带动当地年游客量从3万人次激增至47万人次,累计创造经济收益超1亿英镑。彩灯行业也成为自贡重要的就业引擎。

吉祥热闹的年画、流光溢彩的灯彩、栩栩如生的剪纸……在当代成为节日和时令中的特殊礼仪和礼物,体现了农耕文明背景下的生活之美,也成为当代乡村产业中的重要基础。在工业文明中重新看向故土,找到祖先在农耕文明中的智慧,成为当代生活的情绪补给。同时,这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在保持内核的前提下完成现代性转换。

乡村“女织”

和美乡村新的注脚

在传统社会,“织”是女性的生活状态,织布、染衣、绣花,女性通过这一手艺形式表达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中具有丰富装饰性的民族服饰是最有代表性的,譬如嫁衣和盛装,一针一线中承载着丰富的情感。花瑶族的女性,通常四五岁就开始学习纺织,七八岁时学习挑花。她们以村庄附近种植的棉麻为材料,纺纱织布,哪怕干其他农活时也带着挑花工具,休息时,三三两两坐在大石头或大树下挑花。农闲时,她们一边聊天,一边挑花,挑花成为劳动的调剂,融入了情感、创造力以及对于装饰审美的体验。这些在织造中传承下来的纹样、色彩和工艺,携带着民族的文化基因。民族服饰中大量的花边纹样构成了节日的盛装,制式讲究,成为族群内部认同的视觉符号,重要场合身着盛装是对祖先文化的延续和集体身份的强调。因此,“女织”不仅是服饰和工艺,而是游走的文化,代表了一个地区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历史。

在当代乡村,这些手艺为乡村振兴创造了新的可能。譬如,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文坡村,侗族妇女粟田梅免费为乡村女性培训侗锦工艺,2008年,她创办了“通道雄关侗锦坊”,免费培训4000余人,村民年均增收超5000元,部分能手年收入突破3万元。2016年,她创建“中国侗锦传承基地”,吸引外出务工者返乡,形成完整产业链,带动了乡村脱贫。粟田梅深知“使用即传承”,她将芦笙、鼓楼等侗族元素融入设计,与湖南大学合作开发文创产品,让侗锦围巾、抱枕走进现代生活。目前,文坡村全村有200多名妇女在农忙之余长期从事侗锦织造,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甘肃的传统民间工艺庆阳香包分布于庆阳市多个村落,如西峰区、庆城县、宁县等地,一度面临产业人才短缺、生产效率低、产品设计陈旧、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困境。作为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传承人的刘兰芳,通过“公司+合作社+工坊+基地+互联网”的模式,结合电商与直播带货,将庆阳香包远销至2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还关注青年与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帮助近百户农村贫困家庭和200多名大学毕业生走上创业和就业之路。

近年爆火的“村T”也颇有代表性,当贵州地区的男女老少穿着民族服饰自信地走在乡村的田野和都市的T台上,他们发自内心的微笑背后展现的是内在精神的富足。

在豫东平原的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安岭镇,以民间地头的高粱秆这一作物废料孕育出了高粱画。前汤楼村闫文军父子以本地高粱秆为原料,巧妙利用其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色泽变化(从浅黄到棕红渐变),经种植、阴干、分色等10余道工序制作,将国画意境、剪纸技法与烙画表现力相融合,让高粱画这一催生于民间地头的手工艺兼具历史文化内涵与现代装饰价值。闫玉虎说:“成熟度不同的高粱秆颜色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是农民来对农作物样式进行细微把握,很难做到如此精准,正因为如此,才赋予了每一幅高粱画栩栩如生的质感和独特的生命力。”

湖州市南浔区以“湖笔”“湖丝”“绫绢”等传统手工技艺为支点,通过乡镇集群发展,形成了以“善琏湖笔”“辑里湖丝”“双林绫绢”等为代表的地方工艺产业格局。譬如,善琏小镇拥有相关经营主体400余家,制笔匠人2000余人,2024年湖笔产值达9.5亿元,占全国市场30%,中高端市场占有率达60%,打造了湖笔文化节、书画研学、文化街区等复合型文旅项目,成为“笔文化经济圈”的核心区。四川省夹江县马村是“贡纸”“文闱卷纸”产地,原来“家家户户有作坊”,后来逐渐凋零。自2009年起,当地政府、新手艺人协同四川美术学院设计团队共同探索纸文化、纸产业、纸旅游,形成了“三纸”融合下的纸乡可持续发展之路,传统技艺重新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书画纸年产量超15万吨,占全国市场的60%,旅游年综合收入达800万元。

显然,手工艺成了乡村富民手段。在工业文明和现代设计的加持下,政府、企业、设计师、手工艺人、村民协作,民艺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和生产模式。当全球共同面对现代化“乡村危机”之时,我国丰富的工艺资源、地方物产、大基数的人口和消费市场,或许会形成全球手工艺振兴乡村问题中一个新的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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