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我国，围产期抑郁的筛查和干预是否真正覆盖了最需要帮助的人群?面对地域差异、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的多样性，如何精准识别高危孕妇并制定有效干预策略，仍是临床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难题。
围产期抑郁负担沉重
中国缺乏大规模数据支撑
围产期抑郁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孕产妇健康的重要心理问题，尤其在产前阶段，其不仅与早产、低出生体重等不良产科结局密切相关，还可能对子代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发展造成长期影响。然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长期存在样本量小、地域局限、方法不一等问题，导致对产前抑郁的真实流行率及其影响因素缺乏系统性认识。尤其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社会支持体系下，抑郁表现和风险因素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为制定区域性干预策略带来了挑战。
2025年6月，Science Bulletin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 “Prev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antenatal depression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a 100,000 population-based study”的文章，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该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牵头，联合全国27家医疗机构，覆盖中国东、南、北、西四大地理区域，纳入超过10万名孕产妇，是目前中国最大规模的围产期心理健康调查。研究不仅系统评估了产前抑郁的流行率，还深入分析了社会人口学因素、生活方式、家庭支持等多维度变量对抑郁风险的影响，尤其强调了伴侣支持在缓解抑郁症状中的潜在保护作用。这一研究为制定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多中心横断面设计覆盖全国四区
如何确保数据代表性与一致性?
本研究是一项大规模多中心横断面研究，旨在系统评估中国不同地区孕产妇产前抑郁的流行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3年3月，覆盖中国11个省市的27家公立医院，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最终纳入100,020名孕周在28至36周之间的孕妇。研究区域涵盖东部(上海、浙江、江西、安徽)、南部(广东、湖南、海南)、北部(辽宁、河南)和西部(新疆、陕西)，在地理、经济和文化上具有代表性。
研究采用标准化问卷收集数据，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就业状况)、社会支持(来自伴侣、父母、公婆的情感与经济支持)、生活方式(吸烟、饮酒、睡眠质量)以及妊娠相关因素(是否为多胎妊娠、是否有妊娠并发症等)。主要评价指标为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得分，分别以>9分和>12分作为“可能抑郁”和“ 极有可能抑郁”的筛查与诊断阈值。次要指标包括不同地区、年份、社会支持水平下的抑郁流行率变化趋势。
为确保数据质量，研究团队制定了标准操作流程(SOP)，并对所有参与研究人员进行了统一培训，定期召开线上会议以监督研究进度和数据一致性。研究获得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ChiCTR1900027020)及伦理审批，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结果
▌抑郁症状流行率存在显著地域差异，经济水平是关键影响因素(图1)
本研究共纳入100,020名孕妇，结果显示，整体“可能抑郁”(EPDS>9)的流行率为25.8%，而“极有可能抑郁”(EPDS>12)的流行率为11.4%。其中，北部地区抑郁流行率最高，分别为30.8%(可能抑郁)和15.7%(极有可能抑郁)，而东部地区最低，分别为24.5%和10.6%。作者指出，这种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图1显示，随着人均GDP的下降，抑郁流行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趋势检验P<0.05)。这表明，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可能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医疗资源获取和心理应激水平，间接影响孕产妇心理健康。
图1 2019–2023年中国不同地区人均GDP与产前抑郁流行率的关系。
▌抑郁风险在年轻、低学历、低收入和非计划妊娠人群中显著升高(图2)
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研究发现，年龄越小，抑郁风险越高。21岁以下孕妇中，46.8%存在可能抑郁，30.7%达到极有可能抑郁标准。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与抑郁风险呈负相关。例如，与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相比，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的极有可能抑郁风险显著升高(aOR=1.34，95%CI1.26～1.43)。同样，年收入低于8万元者的极有可能抑郁率为15.3%，而年收入超过50万元者为9.1%。此外，非计划妊娠者的极有可能抑郁风险比计划妊娠者高出47%(aOR=1.47，95%CI1.40～1.53)。作者指出，这些非可变因素虽难以干预，但可作为高风险识别指标，指导临床筛查和资源分配。
▌睡眠质量差、吸烟和饮酒行为显著增加抑郁风险(图2)
在生活方式方面，睡眠质量是抑郁风险的重要预测因子。使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估发现，睡眠质量差者的抑郁风险是良好睡眠者的4.24倍(aOR=4.24，95%CI4.00～4.49)。尽管孕期吸烟和饮酒比例较低，但两者均与抑郁风险显著相关。吸烟者极有可能抑郁风险为非吸烟者的2.1倍，饮酒者为1.6倍。作者强调，生活方式因素具有可干预性，应成为围产期心理健康干预的重点内容。
图2 产前抑郁(EPDS>9)与各风险因素之间关联强度
▌家庭支持，尤其是伴侣支持，是抑郁保护因子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家庭支持对抑郁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感知伴侣支持低的孕妇中，51.4%存在可能抑郁，33.1%达到极有可能抑郁标准。相比之下，感知伴侣支持高的孕妇中，极有可能抑郁率仅为7.8%。多变量分析显示，低伴侣支持者的极有可能抑郁风险是高支持者的近5倍(aOR=4.92，95%CI4.57～5.29)。类似趋势也见于父母和公婆支持，尽管效应略弱(aOR分别为2.92和3.22)。
图3进一步展示了伴侣支持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调节作用。例如，在年收入低于8万元的孕妇中，若伴侣支持高，极有可能抑郁率为12.1%;而在年收入超过50万元但伴侣支持低的孕妇中，极有可能抑郁率高达29.7%。作者指出，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即使无法改变经济或教育背景，通过增强伴侣支持，也能显著降低抑郁风险。
图3 不同收入家庭支持水平下孕妇产前抑郁症状的流行率
▌疫情期抑郁风险升高，但整体趋势呈下降
研究还分析了时间趋势。尽管COVID-19疫情期间(2020年4–6月)极有可能抑郁率达到峰值13.3%，但整体趋势显示，从2019年至2023年，抑郁流行率逐年下降。作者认为，这可能与疫情期间社会支持系统受限、医疗资源紧张有关，而后续的心理健康干预和政策支持可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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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研究通过覆盖全国四区、纳入超10万名孕妇的大规模调查，首次系统揭示了中国产前抑郁的真实流行率及其多维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孕妇存在抑郁症状，其中经济压力、睡眠质量差、非计划妊娠、缺乏家庭支持等是主要风险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侣支持在缓解抑郁症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经济劣势带来的负面影响。该研究不仅为制定区域性、个性化的围产期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强调了加强家庭支持体系建设、提升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的紧迫性。未来，建议在政策层面加大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高危人群中，推动产前抑郁的早期识别与干预，真正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下的母婴心理健康保障。
参考文献
ZHANG C, DUAN C, LIU H, et al. Prev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antenatal depression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a 100,000 population-based study[J].Sci Bull (Beijing). Published online June 28, 2025. doi:10.1016/j.scib.2025.06.031IF:
ldquo;医学论坛网”发布医学领域研究成果和解读，供专业人员科研参考，不作为诊疗标准，使用需根据具体情况评估。
导语：在我国，围产期抑郁的筛查和干预是否真正覆盖了最需要帮助的人群?面对地域差异、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的多样性，如何精准识别高危孕妇并制定有效干预策略，仍是临床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一大难题。
围产期抑郁负担沉重
中国缺乏大规模数据支撑
围产期抑郁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孕产妇健康的重要心理问题，尤其在产前阶段，其不仅与早产、低出生体重等不良产科结局密切相关，还可能对子代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发展造成长期影响。然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长期存在样本量小、地域局限、方法不一等问题，导致对产前抑郁的真实流行率及其影响因素缺乏系统性认识。尤其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社会支持体系下，抑郁表现和风险因素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这为制定区域性干预策略带来了挑战。
2025年6月，Science Bulletin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 “Prev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antenatal depression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a 100,000 population-based study”的文章，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该研究由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牵头，联合全国27家医疗机构，覆盖中国东、南、北、西四大地理区域，纳入超过10万名孕产妇，是目前中国最大规模的围产期心理健康调查。研究不仅系统评估了产前抑郁的流行率，还深入分析了社会人口学因素、生活方式、家庭支持等多维度变量对抑郁风险的影响，尤其强调了伴侣支持在缓解抑郁症状中的潜在保护作用。这一研究为制定具有文化适应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多中心横断面设计覆盖全国四区
如何确保数据代表性与一致性?
本研究是一项大规模多中心横断面研究，旨在系统评估中国不同地区孕产妇产前抑郁的流行率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3年3月，覆盖中国11个省市的27家公立医院，采用便利抽样方法，最终纳入100,020名孕周在28至36周之间的孕妇。研究区域涵盖东部(上海、浙江、江西、安徽)、南部(广东、湖南、海南)、北部(辽宁、河南)和西部(新疆、陕西)，在地理、经济和文化上具有代表性。
研究采用标准化问卷收集数据，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就业状况)、社会支持(来自伴侣、父母、公婆的情感与经济支持)、生活方式(吸烟、饮酒、睡眠质量)以及妊娠相关因素(是否为多胎妊娠、是否有妊娠并发症等)。主要评价指标为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得分，分别以>9分和>12分作为“可能抑郁”和“ 极有可能抑郁”的筛查与诊断阈值。次要指标包括不同地区、年份、社会支持水平下的抑郁流行率变化趋势。
为确保数据质量，研究团队制定了标准操作流程(SOP)，并对所有参与研究人员进行了统一培训，定期召开线上会议以监督研究进度和数据一致性。研究获得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ChiCTR1900027020)及伦理审批，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结果
▌抑郁症状流行率存在显著地域差异，经济水平是关键影响因素(图1)
本研究共纳入100,020名孕妇，结果显示，整体“可能抑郁”(EPDS>9)的流行率为25.8%，而“极有可能抑郁”(EPDS>12)的流行率为11.4%。其中，北部地区抑郁流行率最高，分别为30.8%(可能抑郁)和15.7%(极有可能抑郁)，而东部地区最低，分别为24.5%和10.6%。作者指出，这种差异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图1显示，随着人均GDP的下降，抑郁流行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趋势检验P<0.05)。这表明，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可能通过影响社会支持、医疗资源获取和心理应激水平，间接影响孕产妇心理健康。
图1 2019–2023年中国不同地区人均GDP与产前抑郁流行率的关系。
▌抑郁风险在年轻、低学历、低收入和非计划妊娠人群中显著升高(图2)
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研究发现，年龄越小，抑郁风险越高。21岁以下孕妇中，46.8%存在可能抑郁，30.7%达到极有可能抑郁标准。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与抑郁风险呈负相关。例如，与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相比，初中及以下学历者的极有可能抑郁风险显著升高(aOR=1.34，95%CI1.26～1.43)。同样，年收入低于8万元者的极有可能抑郁率为15.3%，而年收入超过50万元者为9.1%。此外，非计划妊娠者的极有可能抑郁风险比计划妊娠者高出47%(aOR=1.47，95%CI1.40～1.53)。作者指出，这些非可变因素虽难以干预，但可作为高风险识别指标，指导临床筛查和资源分配。
▌睡眠质量差、吸烟和饮酒行为显著增加抑郁风险(图2)
在生活方式方面，睡眠质量是抑郁风险的重要预测因子。使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估发现，睡眠质量差者的抑郁风险是良好睡眠者的4.24倍(aOR=4.24，95%CI4.00～4.49)。尽管孕期吸烟和饮酒比例较低，但两者均与抑郁风险显著相关。吸烟者极有可能抑郁风险为非吸烟者的2.1倍，饮酒者为1.6倍。作者强调，生活方式因素具有可干预性，应成为围产期心理健康干预的重点内容。
图2 产前抑郁(EPDS>9)与各风险因素之间关联强度
▌家庭支持，尤其是伴侣支持，是抑郁保护因子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家庭支持对抑郁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感知伴侣支持低的孕妇中，51.4%存在可能抑郁，33.1%达到极有可能抑郁标准。相比之下，感知伴侣支持高的孕妇中，极有可能抑郁率仅为7.8%。多变量分析显示，低伴侣支持者的极有可能抑郁风险是高支持者的近5倍(aOR=4.92，95%CI4.57～5.29)。类似趋势也见于父母和公婆支持，尽管效应略弱(aOR分别为2.92和3.22)。
图3进一步展示了伴侣支持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调节作用。例如，在年收入低于8万元的孕妇中，若伴侣支持高，极有可能抑郁率为12.1%;而在年收入超过50万元但伴侣支持低的孕妇中，极有可能抑郁率高达29.7%。作者指出，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即使无法改变经济或教育背景，通过增强伴侣支持，也能显著降低抑郁风险。
图3 不同收入家庭支持水平下孕妇产前抑郁症状的流行率
▌疫情期抑郁风险升高，但整体趋势呈下降
研究还分析了时间趋势。尽管COVID-19疫情期间(2020年4–6月)极有可能抑郁率达到峰值13.3%，但整体趋势显示，从2019年至2023年，抑郁流行率逐年下降。作者认为，这可能与疫情期间社会支持系统受限、医疗资源紧张有关，而后续的心理健康干预和政策支持可能起到了积极作用。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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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研究通过覆盖全国四区、纳入超10万名孕妇的大规模调查，首次系统揭示了中国产前抑郁的真实流行率及其多维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孕妇存在抑郁症状，其中经济压力、睡眠质量差、非计划妊娠、缺乏家庭支持等是主要风险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侣支持在缓解抑郁症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经济劣势带来的负面影响。该研究不仅为制定区域性、个性化的围产期心理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也强调了加强家庭支持体系建设、提升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的紧迫性。未来，建议在政策层面加大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高危人群中，推动产前抑郁的早期识别与干预，真正实现“健康中国”战略下的母婴心理健康保障。
参考文献
ZHANG C, DUAN C, LIU H, et al. Prevalence and related factors of antenatal depression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a 100,000 population-based study[J].Sci Bull (Beijing). Published online June 28, 2025. doi:10.1016/j.scib.2025.06.031IF:
ldquo;医学论坛网”发布医学领域研究成果和解读，供专业人员科研参考，不作为诊疗标准，使用需根据具体情况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