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迎来调整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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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前

近年来,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一路狂奔,坐稳“资管一哥”位置。但基民却深受基金“重规模”之苦。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规模,在行情高点大量发行基金,带来基民亏损。一些明星基金经理扛起公司的规模大旗,但在规模大增之后,管理难度加大,超额收益锐减。如今伴随着行业改革,这些局面有望得到改观。但行业中的一些顽疾依然待解。

5月7日,证监会发布了《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此次方案是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央行、金监局、证监会“三巨头”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意义非凡。


该行动方案此前已经在业内流传,监管层分两次分别听取了中小公募和大型公募的意见。方案涉及到考核机制、费率改革、权益产品等多方面,特别是推出了与基金业绩表现挂钩的浮动管理费率收取模式,另外在基金公司高管和基金经理考核上,建立健全与基金投资收益挂钩的薪酬管理制度,对产品中长期业绩差的基金经理,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


这都直指当前基金行业的顽疾。


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本次公募基金改革,重点是改革基金运营模式,督促行业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优化主动权益基金收费模式,业绩差的必须少收管理费;通过浮动管理费收取机制,扭转基金公司“旱涝保收”现象。


近年来,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一路狂奔,坐稳“资管一哥”位置。但基民却深受基金“重规模”之苦。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规模,在行情高点大量发行基金,带来基民亏损。一些明星基金经理扛起公司的规模大旗,但在规模大增之后,管理难度加大,超额收益锐减。


如今伴随着行业改革,这些局面有望得到改观。但行业中的一些顽疾依然待解。


#01将业绩与管理费率、基金经理薪酬考核挂钩,直指行业顽疾


对于公募高质量发展,三年前的2022年4月,证监会曾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彼时的指导意见更务虚一些,用词多是“支持、鼓励、稳步提升、持续强化”等。其中针对公募机构,主要内容主要有:


  • 支持基金管理公司在做优做强公募基金主业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发展;

  • 推动基金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健全“三会一层”制度;

  • 积极推进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等优质金融机构依法设立基金公司;

  • 支持优质境外金融机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或扩大持股比例;

  • 建立健全覆盖经营管理层和基金经理等核心员工的长期考核机制,将合规风控水平、三年以上长期投资业绩、投资者实际盈利等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弱化规模排名、短期业绩、收入利润等指标的考核比重。

  • 着力提升投研核心能力,持续强化合规风控能力,积极鼓励产品及业务守正创新。


总体来说更多是方向上的指引,真正能迅速落地的方案较少。在此后的几年里,比较明显的落地进展是银行等机构设立公募获批较多,以及多家外资公募成立。


整体偏务虚的原因,可能是当时处在牛转熊的初期,基金规模还在增长高峰期,基民也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净值增长。行业问题没有那么痛心疾首。


在此后的几年里,公募在A股市场下跌的情况下,业绩不尽如人意,口碑下滑明显。多年以来的行业顽疾被广为诟病,其中争议较大的就是公募基金过度看重规模,靠收管理费旱涝保收。其次是基金经理因为水平能力、操作风格等原因,业绩亏损较多,甚至跑输业绩基准,给投资者带来亏损,基金经理在业绩好时规模高,拿高薪,业绩差了,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因此行业一度通过全面降薪限薪来纠偏,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金经理积极性,特别是一些业绩好的基金经理,离开了公募行业。


整体来说,基金行业长期来看是增长的,但基民的获得感不强。


为此,202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到,要优化公募基金考核机制,要求“树牢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


此次发布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共计25条,与此前的意见相比,更加务实,增加了众多容易落地的细节,其中最核心内容就聚焦在公募考核指标和费率管理上,基金公司收取管理费,对高管和基金经理进行考核,都加入更多的业绩因子,改变过去过度看重规模的情况。


公募考核上,建立以基金投资收益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适当降低规模排名、收入利润等经营性指标的考核权重。其中包括高管考核和基金经理考核,高管层面,降低规模、排名、收入、利润等指标权重,业绩指标占比不低于50%考核维度,对基金经理的考核,基金产品业绩指标权重不低于80%。对基金投资收益全面实施长周期考核机制,其中三年以上中长期收益考核权重不低于80%。


薪酬发放也与业绩直接挂钩,建立健全与基金投资收益相挂钩的薪酬管理机制。强化基金公司、高管与基金经理的强制跟投比例与锁定期要求。落实基金公司高管和关键岗位人员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制度。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的基金经理,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显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经理,可以合理适度提高其绩效薪酬。


此前业界流传的方案中指出,低于基准10%或亏损产品,基金经理薪酬降50%;强化业绩延期支付与追索机制,覆盖50%以上收入。正式文件并未明确薪酬下降幅度,而是用了“明显下降”,增加了灵活性,可能是为了避免一刀切。


除此之外,行动方案另一大侧重点在于费率,强调业绩与费率挂钩,超额收益高的产品适当提高费率,跑输业绩基准的产品降低费率,并强化基准约束。

方案指出,大力推行基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浮动管理费收取模式,明显低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适用低档费率;显著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适用升档费率。


在未来一年内,引导管理规模居前的行业头部机构发行此类基金数量不低于其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发行数量的60%;试行一年后,及时开展评估,并予以优化完善,逐步全面推开。


此外,强化了业绩比较基准的约束作用。证监会将制定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监管指引,明确基金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修改、披露、持续评估及纠偏机制,发挥其确定产品定位、明晰投资策略、表征投资风格、衡量产品业绩、约束投资行为的作用。


吴清表示,针对基金风格漂移、“货不对板”等问题,要求每只基金产品设定清晰的业绩比较基准,作为衡量产品真实业绩的尺子,避免产品投资行为偏离它的名称和定位,尽量确保投资者“所见即所得”。


此外,行动方案强调推动权益类产品发展。权益类产品是公募基金的相对优势领域,虽然这几年权益类产品大多表现不佳,但在资管行业里,相比于银行理财、保险资管、券商资管等,公募基金是最擅长权益投资的,其他资管机构大多以债券、债权投资为主。因此行动方案指出,在基金公司监管分类评价中,显著提升权益类基金相关指标权重,突出权益类基金发展导向。


#02基金行业短期有阵痛,长期添活力


此次行动方案,是对于公募行业长期以来的制度设计以及商业模式的一次纠偏。这些年来公募商业模式一成不变,发产品,做规模,收固定比例的管理费。行情好了,业绩好,规模增长,收入增加。行情差时,管理规模有所下滑,收入也随着有所下降,但不至于伤筋动骨。


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并非不重视业绩,其实非常重视业绩,业绩决定了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能走多远,大体上决定了基金公司的规模增长和营收。


只是业绩与收入之间,还隔着一个管理规模的因子。规模对于业绩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不灵敏的。一般情况下明星基金经理业绩持续大幅下滑时,规模才会明显下降,而且很多投资者被套牢后不愿意亏本出。因此基金行业也会出现一些怪现象,基金经理业绩差,但规模没怎么降。业绩有起色时,规模反而下来了,因为被套的基民回本就卖出。


这就导致了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收入,并不是与基金业绩表现完全一致,基金业绩与基金公司营收、基金经理薪酬之间的传导并不顺。


此次行动方案在倡导考核长期业绩的基础上,将基金经理与高管的考核、薪酬的发放、管理费的厘定,都与业绩直接挂钩了,拆断了中间的那道墙,即管理规模,如果业绩不佳,无论规模是增是减,管理费率都必须下调,基金经理和高管的薪酬都必须下调,收入这个指挥棒变得更加灵敏了,将督促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更加注重业绩。


与公募相比,私募基金这些年来显得更有活力,很大程度上因为私募更加是业绩导向,管理费收取方式更加灵活,业绩好了可以从盈利中收取更高的业绩报酬收入,这也是为什么梁文峰的幻方量化管理规模只有几百亿、上千亿,在公募面前不值一提,却能挣大钱并烧钱做AI的原因。而公募的此次改革,一定程度上能激活公募的活力,长期业绩差了,管理费率低,长期业绩好了,管理费率高。基金公司在注重规模的同时,把业绩会看得比以前更重。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会纠正基金公司“重首发、轻持营”,以及偏好在市场高点发新基金的行为,也会适度为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减负,因为规模往往是业绩的敌人。不断给基金经理发新产品,增加规模,收益跑不赢基准,收入也会下降。


除了强调业绩导向外,本次行动方案还特别强化了业绩基准的重要性。每个产品必须有清晰的业绩基准,如做大盘股的产品,可能以沪深300为基准,做小盘股的产品,以中证2000为基准。行业基金,以行业指数为基准。政策上并没有采用一些人呼吁的绝对收益标准,而是继续肯定了基金产品考核相对收益的传统。也就是说,基金经理并非是只有给基民挣钱了才能保证收入不明显下滑,而是跑赢了业绩基准才能保证收入不明显下滑


这里面可能有两点考量:一是在市场行情好时,实现绝对正收益非常容易,这样基金经理即使达不到市场平均水平,也能让收入不受到影响;二是A股投资难度众所周知,波动性大,不断有牛熊转换,考核绝对收益也不太现实。


注重业绩基准,市场多数观点认为可能会带来一些基金经理的躺平,因为基金经理只要保证不落后于基准就行了,更积极有为地调整组合,去博取更高的超额收益,反而加大了跑不赢基准的可能。最终基金经理都成了指数增强基金经理,围绕业绩基准做小幅超额就够了,阿尔法能力会变得稀缺。


应该说有这样的可能性,特别是做到一定规模的明星基金经理,赚钱超额收益的难度加大,更可能是围绕业绩基准来做文章。不过还要看到规模仍旧是很重要的收入决定因子。在新规下,业绩差了,收入要下滑。但收入能大幅提升,很重要的因素还是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提升管理规模,还是要长期业绩,因此基金经理并不容易躺平。


因此综合来看,此次行动方案以及后续配套方案的提出与落实,短期可能给公募带来一些阵痛,体现在公司和基金经理层面,在考核和操作方式上,都有一定调整压力。但长期来说,对公募行业是好事。


首先,强化对高管和基金经理在业绩上的考核,更重视业绩表现,业绩的改善有助于公募形象的回归,缓和此前基民对于基金行业的不满情绪,保障行业长期发展。此前在很长时间里,公募在资管行业里,规模被银行理财压制。甚至一度规模还不如券商资管。资管新规后公募合规性最强,调整压力最小,在2019-2021年的牛市中业绩大放异彩,使得公募彻底出圈,规模大爆发,登上资管一哥的大位。此后三年里公募权益业绩大滑坡,只是靠债基和指数产品来维持规模增长。如果能通过业绩导向,使权益产品业绩恢复,公募的发展潜力会更大。


其次,活力改善。业绩是公募成长之本,更注重业绩,注重给投资者的回报,打破“旱涝保收”的局面,促进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的优胜劣汰。


#03新规下公募多项顽疾依然待解


不过,公募行业面临的问题,在这次改革中还没能得到解决。


首先,这次改革并不能完全让行业摒弃“规模崇拜”,一方面,业绩考核,影响的是基金的管理费率,而管理费收入是管理规模与管理费率的乘积。规模是基数,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基金公司的收入;另一方面,虽然要求基金公司重点考核高管带来的业绩表现,树立更加重视业绩回报的观念,但股东层面更看重的还是基金公司带来的经营利润。这利润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规模。而且很多基金公司股东可能是银行、央企、实业公司,并不是证监会能管理的。


其次,这次行动方案更多是纠偏、约束,纠正过去行业里存在的问题,但对于基金行业如何实现有效的激励,并未有太多触及。这么多基民还在亏损中,现在谈对于基金经理的激励,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没有足够的激励的话,行业人才流失的状况难以得到改善。今年以来,已经有多位业绩出色的基金经理离职,包括周海栋、王鹏、张宇帆等。也有鲍无可等正在走离职程序。如果离开了公募行业,不能不说是行业的损失。


基金经理在公募行业成长,用基民的钱来不断交学费,迎来投资能力的成熟。这些基金经理离开服务普通大众的公募,去服务高净值客户的私募行业,公募成了私募的人才培养基地,对基民来说并不是好事。行业要发展,还是要对于优秀人才有充分激励,让公募也能成为做事业的舞台。


另外,本次行动方案更强调考核长期业绩,至少考核三年期业绩,让基金经理更加注重价值投资,看重长期成长性。但如果基金经理看长期来做投资的话,A股波动性大,短期业绩压力如何面对,也是个问题。在短期业绩不佳时,基金经理仍旧会面临来自渠道和基民的压力,渠道和基民会认为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不作为、躺平,因此基金经理很难说不会有动作的变形


此外,不能指望一次改革就改变基金不挣钱的问题。前面也说了,基金考核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而且权益基金能否大面积盈利,重要的决定因素其实是在A股表现上。A股长期固守3000点,对很多基金经理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的行情中只有少量优秀基金经理通过特定策略和独到的判断来实现正收益。

近年来,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一路狂奔,坐稳“资管一哥”位置。但基民却深受基金“重规模”之苦。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规模,在行情高点大量发行基金,带来基民亏损。一些明星基金经理扛起公司的规模大旗,但在规模大增之后,管理难度加大,超额收益锐减。如今伴随着行业改革,这些局面有望得到改观。但行业中的一些顽疾依然待解。

5月7日,证监会发布了《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此次方案是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央行、金监局、证监会“三巨头”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意义非凡。


该行动方案此前已经在业内流传,监管层分两次分别听取了中小公募和大型公募的意见。方案涉及到考核机制、费率改革、权益产品等多方面,特别是推出了与基金业绩表现挂钩的浮动管理费率收取模式,另外在基金公司高管和基金经理考核上,建立健全与基金投资收益挂钩的薪酬管理制度,对产品中长期业绩差的基金经理,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


这都直指当前基金行业的顽疾。


证监会主席吴清介绍,本次公募基金改革,重点是改革基金运营模式,督促行业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优化主动权益基金收费模式,业绩差的必须少收管理费;通过浮动管理费收取机制,扭转基金公司“旱涝保收”现象。


近年来,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一路狂奔,坐稳“资管一哥”位置。但基民却深受基金“重规模”之苦。一些基金公司为了规模,在行情高点大量发行基金,带来基民亏损。一些明星基金经理扛起公司的规模大旗,但在规模大增之后,管理难度加大,超额收益锐减。


如今伴随着行业改革,这些局面有望得到改观。但行业中的一些顽疾依然待解。


#01将业绩与管理费率、基金经理薪酬考核挂钩,直指行业顽疾


对于公募高质量发展,三年前的2022年4月,证监会曾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彼时的指导意见更务虚一些,用词多是“支持、鼓励、稳步提升、持续强化”等。其中针对公募机构,主要内容主要有:


  • 支持基金管理公司在做优做强公募基金主业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发展;

  • 推动基金公司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健全“三会一层”制度;

  • 积极推进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等优质金融机构依法设立基金公司;

  • 支持优质境外金融机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或扩大持股比例;

  • 建立健全覆盖经营管理层和基金经理等核心员工的长期考核机制,将合规风控水平、三年以上长期投资业绩、投资者实际盈利等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弱化规模排名、短期业绩、收入利润等指标的考核比重。

  • 着力提升投研核心能力,持续强化合规风控能力,积极鼓励产品及业务守正创新。


总体来说更多是方向上的指引,真正能迅速落地的方案较少。在此后的几年里,比较明显的落地进展是银行等机构设立公募获批较多,以及多家外资公募成立。


整体偏务虚的原因,可能是当时处在牛转熊的初期,基金规模还在增长高峰期,基民也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净值增长。行业问题没有那么痛心疾首。


在此后的几年里,公募在A股市场下跌的情况下,业绩不尽如人意,口碑下滑明显。多年以来的行业顽疾被广为诟病,其中争议较大的就是公募基金过度看重规模,靠收管理费旱涝保收。其次是基金经理因为水平能力、操作风格等原因,业绩亏损较多,甚至跑输业绩基准,给投资者带来亏损,基金经理在业绩好时规模高,拿高薪,业绩差了,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因此行业一度通过全面降薪限薪来纠偏,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金经理积极性,特别是一些业绩好的基金经理,离开了公募行业。


整体来说,基金行业长期来看是增长的,但基民的获得感不强。


为此,202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提到,要优化公募基金考核机制,要求“树牢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


此次发布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共计25条,与此前的意见相比,更加务实,增加了众多容易落地的细节,其中最核心内容就聚焦在公募考核指标和费率管理上,基金公司收取管理费,对高管和基金经理进行考核,都加入更多的业绩因子,改变过去过度看重规模的情况。


公募考核上,建立以基金投资收益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适当降低规模排名、收入利润等经营性指标的考核权重。其中包括高管考核和基金经理考核,高管层面,降低规模、排名、收入、利润等指标权重,业绩指标占比不低于50%考核维度,对基金经理的考核,基金产品业绩指标权重不低于80%。对基金投资收益全面实施长周期考核机制,其中三年以上中长期收益考核权重不低于80%。


薪酬发放也与业绩直接挂钩,建立健全与基金投资收益相挂钩的薪酬管理机制。强化基金公司、高管与基金经理的强制跟投比例与锁定期要求。落实基金公司高管和关键岗位人员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制度。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低于业绩比较基准超过10个百分点的基金经理,要求其绩效薪酬应当明显下降;对三年以上产品业绩显著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经理,可以合理适度提高其绩效薪酬。


此前业界流传的方案中指出,低于基准10%或亏损产品,基金经理薪酬降50%;强化业绩延期支付与追索机制,覆盖50%以上收入。正式文件并未明确薪酬下降幅度,而是用了“明显下降”,增加了灵活性,可能是为了避免一刀切。


除此之外,行动方案另一大侧重点在于费率,强调业绩与费率挂钩,超额收益高的产品适当提高费率,跑输业绩基准的产品降低费率,并强化基准约束。

方案指出,大力推行基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浮动管理费收取模式,明显低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适用低档费率;显著超越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适用升档费率。


在未来一年内,引导管理规模居前的行业头部机构发行此类基金数量不低于其主动管理权益类基金发行数量的60%;试行一年后,及时开展评估,并予以优化完善,逐步全面推开。


此外,强化了业绩比较基准的约束作用。证监会将制定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监管指引,明确基金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修改、披露、持续评估及纠偏机制,发挥其确定产品定位、明晰投资策略、表征投资风格、衡量产品业绩、约束投资行为的作用。


吴清表示,针对基金风格漂移、“货不对板”等问题,要求每只基金产品设定清晰的业绩比较基准,作为衡量产品真实业绩的尺子,避免产品投资行为偏离它的名称和定位,尽量确保投资者“所见即所得”。


此外,行动方案强调推动权益类产品发展。权益类产品是公募基金的相对优势领域,虽然这几年权益类产品大多表现不佳,但在资管行业里,相比于银行理财、保险资管、券商资管等,公募基金是最擅长权益投资的,其他资管机构大多以债券、债权投资为主。因此行动方案指出,在基金公司监管分类评价中,显著提升权益类基金相关指标权重,突出权益类基金发展导向。


#02基金行业短期有阵痛,长期添活力


此次行动方案,是对于公募行业长期以来的制度设计以及商业模式的一次纠偏。这些年来公募商业模式一成不变,发产品,做规模,收固定比例的管理费。行情好了,业绩好,规模增长,收入增加。行情差时,管理规模有所下滑,收入也随着有所下降,但不至于伤筋动骨。


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并非不重视业绩,其实非常重视业绩,业绩决定了基金经理的职业生涯能走多远,大体上决定了基金公司的规模增长和营收。


只是业绩与收入之间,还隔着一个管理规模的因子。规模对于业绩的反应,往往是滞后的,不灵敏的。一般情况下明星基金经理业绩持续大幅下滑时,规模才会明显下降,而且很多投资者被套牢后不愿意亏本出。因此基金行业也会出现一些怪现象,基金经理业绩差,但规模没怎么降。业绩有起色时,规模反而下来了,因为被套的基民回本就卖出。


这就导致了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的收入,并不是与基金业绩表现完全一致,基金业绩与基金公司营收、基金经理薪酬之间的传导并不顺。


此次行动方案在倡导考核长期业绩的基础上,将基金经理与高管的考核、薪酬的发放、管理费的厘定,都与业绩直接挂钩了,拆断了中间的那道墙,即管理规模,如果业绩不佳,无论规模是增是减,管理费率都必须下调,基金经理和高管的薪酬都必须下调,收入这个指挥棒变得更加灵敏了,将督促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更加注重业绩。


与公募相比,私募基金这些年来显得更有活力,很大程度上因为私募更加是业绩导向,管理费收取方式更加灵活,业绩好了可以从盈利中收取更高的业绩报酬收入,这也是为什么梁文峰的幻方量化管理规模只有几百亿、上千亿,在公募面前不值一提,却能挣大钱并烧钱做AI的原因。而公募的此次改革,一定程度上能激活公募的活力,长期业绩差了,管理费率低,长期业绩好了,管理费率高。基金公司在注重规模的同时,把业绩会看得比以前更重。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会纠正基金公司“重首发、轻持营”,以及偏好在市场高点发新基金的行为,也会适度为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减负,因为规模往往是业绩的敌人。不断给基金经理发新产品,增加规模,收益跑不赢基准,收入也会下降。


除了强调业绩导向外,本次行动方案还特别强化了业绩基准的重要性。每个产品必须有清晰的业绩基准,如做大盘股的产品,可能以沪深300为基准,做小盘股的产品,以中证2000为基准。行业基金,以行业指数为基准。政策上并没有采用一些人呼吁的绝对收益标准,而是继续肯定了基金产品考核相对收益的传统。也就是说,基金经理并非是只有给基民挣钱了才能保证收入不明显下滑,而是跑赢了业绩基准才能保证收入不明显下滑


这里面可能有两点考量:一是在市场行情好时,实现绝对正收益非常容易,这样基金经理即使达不到市场平均水平,也能让收入不受到影响;二是A股投资难度众所周知,波动性大,不断有牛熊转换,考核绝对收益也不太现实。


注重业绩基准,市场多数观点认为可能会带来一些基金经理的躺平,因为基金经理只要保证不落后于基准就行了,更积极有为地调整组合,去博取更高的超额收益,反而加大了跑不赢基准的可能。最终基金经理都成了指数增强基金经理,围绕业绩基准做小幅超额就够了,阿尔法能力会变得稀缺。


应该说有这样的可能性,特别是做到一定规模的明星基金经理,赚钱超额收益的难度加大,更可能是围绕业绩基准来做文章。不过还要看到规模仍旧是很重要的收入决定因子。在新规下,业绩差了,收入要下滑。但收入能大幅提升,很重要的因素还是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提升管理规模,还是要长期业绩,因此基金经理并不容易躺平。


因此综合来看,此次行动方案以及后续配套方案的提出与落实,短期可能给公募带来一些阵痛,体现在公司和基金经理层面,在考核和操作方式上,都有一定调整压力。但长期来说,对公募行业是好事。


首先,强化对高管和基金经理在业绩上的考核,更重视业绩表现,业绩的改善有助于公募形象的回归,缓和此前基民对于基金行业的不满情绪,保障行业长期发展。此前在很长时间里,公募在资管行业里,规模被银行理财压制。甚至一度规模还不如券商资管。资管新规后公募合规性最强,调整压力最小,在2019-2021年的牛市中业绩大放异彩,使得公募彻底出圈,规模大爆发,登上资管一哥的大位。此后三年里公募权益业绩大滑坡,只是靠债基和指数产品来维持规模增长。如果能通过业绩导向,使权益产品业绩恢复,公募的发展潜力会更大。


其次,活力改善。业绩是公募成长之本,更注重业绩,注重给投资者的回报,打破“旱涝保收”的局面,促进基金经理和基金公司的优胜劣汰。


#03新规下公募多项顽疾依然待解


不过,公募行业面临的问题,在这次改革中还没能得到解决。


首先,这次改革并不能完全让行业摒弃“规模崇拜”,一方面,业绩考核,影响的是基金的管理费率,而管理费收入是管理规模与管理费率的乘积。规模是基数,还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基金公司的收入;另一方面,虽然要求基金公司重点考核高管带来的业绩表现,树立更加重视业绩回报的观念,但股东层面更看重的还是基金公司带来的经营利润。这利润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公司的管理规模。而且很多基金公司股东可能是银行、央企、实业公司,并不是证监会能管理的。


其次,这次行动方案更多是纠偏、约束,纠正过去行业里存在的问题,但对于基金行业如何实现有效的激励,并未有太多触及。这么多基民还在亏损中,现在谈对于基金经理的激励,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没有足够的激励的话,行业人才流失的状况难以得到改善。今年以来,已经有多位业绩出色的基金经理离职,包括周海栋、王鹏、张宇帆等。也有鲍无可等正在走离职程序。如果离开了公募行业,不能不说是行业的损失。


基金经理在公募行业成长,用基民的钱来不断交学费,迎来投资能力的成熟。这些基金经理离开服务普通大众的公募,去服务高净值客户的私募行业,公募成了私募的人才培养基地,对基民来说并不是好事。行业要发展,还是要对于优秀人才有充分激励,让公募也能成为做事业的舞台。


另外,本次行动方案更强调考核长期业绩,至少考核三年期业绩,让基金经理更加注重价值投资,看重长期成长性。但如果基金经理看长期来做投资的话,A股波动性大,短期业绩压力如何面对,也是个问题。在短期业绩不佳时,基金经理仍旧会面临来自渠道和基民的压力,渠道和基民会认为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不作为、躺平,因此基金经理很难说不会有动作的变形


此外,不能指望一次改革就改变基金不挣钱的问题。前面也说了,基金考核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而且权益基金能否大面积盈利,重要的决定因素其实是在A股表现上。A股长期固守3000点,对很多基金经理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的行情中只有少量优秀基金经理通过特定策略和独到的判断来实现正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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