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稻浪到青藏雪域，从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到延续900年的佛寺梵音……近日揭晓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图谱。
“今年入选的项目类型丰富多样，包括史前时期聚落遗址、都城遗址等，区域分布广，西藏、新疆都有项目入选，多科学结合走向深入，与历史问题研究紧密结合，呈现出现代考古学的新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
老遗址结“新果”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等长期发掘、研究的遗址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认为，老遗址结出“新果”，这是长期持续发掘的结果，新发现也将过去的研究成果带“活”了。
周原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于20世纪40年代调查发现、70年代开始发掘研究。周原遗址聚落考古的大突破是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见的重大发现。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是目前所知先周文化规模最大的建筑，首次在一处遗址中发现3座西周城址，大城是目前所见三代面积最大者。两座宏大的城门，填补了以往城门发现的空缺。“过去发现了大量零散的西周遗迹，但不成系统。”陈星灿表示，周原遗址最近几年取得了重大发现，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厘清了周原的来龙去脉。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经过多年考古工作，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制陶区、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新发现展现了48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关键时期的空白，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聚落，是探索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近年考古工作践行大考古工作理念，聚焦长江流域文明进程学术问题，从遗址发掘、科学研究到价值诠释，展开10年持续性的考古工作。新发现极大扩展了以往对城市聚落布局的认识，揭示了城市聚落的阶段性变迁，并由此展现出中原王朝向南的经略历程；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更新过去地方城市不能生产青铜礼器的认识；探索遗址景观环境的变迁，首次从考古学证据明确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首次发现长江流域夏商时期石构遗迹，进一步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复杂性和突出规格。新发现为深化了解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黄河与长江的文明互动提供了关键材料。
填补空白 揭开谜题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以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为代表的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的全新证据。
濛溪河遗址距今8万年至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其所处位置特殊的饱水环境保存了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是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通过4年的发掘，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心台地和外围人工土台上遗迹丰富，有房址、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道路等遗迹，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专家认为，这为研究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标本。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作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封之燕国，是西周分封制最有力的见证。新发现的外城墙和外城壕，首次明确了西周封国中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范围由原60万平方米扩大至近100万平方米。琉璃河遗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与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新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之大为西周封国之最，大型夯土井类遗迹的结构前所未见。结合钻探所知夯土分布状况，可大致厘清城址的结构与形态，是西周都邑形态研究的重要突破。燕侯家族墓地的确认，使遗址最高等级墓葬的数量与墓地形态得以完整展现，不仅可推断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更可填补传世文献中燕侯世系的空白。贵族墓葬M1902出土作册奂器有关“太保墉燕”的铭文，证实了召公亲自到达燕地主持燕都营建，是北京城市建设史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首都北京3000年建城史。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武王墩墓是战国楚系墓葬中“独立陵园制”的典范，陵园面积达150万平方米，车马坑长达148米，陪葬墓、祭祀坑星罗棋布，主墓封土高逾14米，墓坑深达20米，展现了楚国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亞”字形九室多重棺椁为国内首见，椁木墨书数千字，内容涵盖方位、分室、木材性质与编号，是迄今等级最高、信息最系统的先秦墨书文献，为破解楚国职官制度与营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西室280件木俑阵列，仪仗与乐舞分工清晰，体现出楚国从“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跃迁。这一“明器化”丧葬系统的成熟，为后世兵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渊源。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及其收获是先秦及秦汉时期边远地区考古的最新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实证。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揭露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布局，发现了主干道路、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内主要功能分区，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简牍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为准确推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考古学实证，可以确定以当前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为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实证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西汉置益州郡”的历史史实，也弥补了汉代基层治理考古发掘资料的缺失，揭示了中央王朝通过“赐滇王王印”、推行郡县制的柔性治理，对云南实施了有效行政管辖，最终推动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西藏玛不错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来西藏考古新石器阶段最重要的学术突破，发现了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清晰的文化序列，解决了西藏中南部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文化格局问题。玛不错遗址的新发现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经过6年持续发掘，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极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铜钱及石、陶、木、丝织品等大量遗物，系统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构成，主要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功能性质，以及寺院布局变迁和兴衰历程。莫尔寺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是佛教东传我国的第一站。晚期遗址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并且存在与武周时期所建造汉大云寺关联的可能性。莫尔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佛教进入西域、疏勒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是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边疆地区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除入选的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西藏玛不错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外，参评今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的项目中，吉林和龙大洞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等项目也是边疆考古的重要收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通过边疆考古项目得到了印证。
从长江稻浪到青藏雪域，从旧石器时代的“百科全书”到延续900年的佛寺梵音……近日揭晓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系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图谱。
“今年入选的项目类型丰富多样，包括史前时期聚落遗址、都城遗址等，区域分布广，西藏、新疆都有项目入选，多科学结合走向深入，与历史问题研究紧密结合，呈现出现代考古学的新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
老遗址结“新果”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等长期发掘、研究的遗址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认为，老遗址结出“新果”，这是长期持续发掘的结果，新发现也将过去的研究成果带“活”了。
周原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于20世纪40年代调查发现、70年代开始发掘研究。周原遗址聚落考古的大突破是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见的重大发现。在周原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是目前所知先周文化规模最大的建筑，首次在一处遗址中发现3座西周城址，大城是目前所见三代面积最大者。两座宏大的城门，填补了以往城门发现的空缺。“过去发现了大量零散的西周遗迹，但不成系统。”陈星灿表示，周原遗址最近几年取得了重大发现，按照聚落考古的理念，厘清了周原的来龙去脉。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经过多年考古工作，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发现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大规模制陶区、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新发现展现了48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彰显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新高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区关键时期的空白，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夏商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聚落，是探索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近年考古工作践行大考古工作理念，聚焦长江流域文明进程学术问题，从遗址发掘、科学研究到价值诠释，展开10年持续性的考古工作。新发现极大扩展了以往对城市聚落布局的认识，揭示了城市聚落的阶段性变迁，并由此展现出中原王朝向南的经略历程；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更新过去地方城市不能生产青铜礼器的认识；探索遗址景观环境的变迁，首次从考古学证据明确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首次发现长江流域夏商时期石构遗迹，进一步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复杂性和突出规格。新发现为深化了解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黄河与长江的文明互动提供了关键材料。
填补空白 揭开谜题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以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遗址为代表的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这个谜题提供了系统性的全新证据。
濛溪河遗址距今8万年至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其所处位置特殊的饱水环境保存了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是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通过4年的发掘，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心台地和外围人工土台上遗迹丰富，有房址、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道路等遗迹，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结构。专家认为，这为研究南方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社会提供了重要标本。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作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封之燕国，是西周分封制最有力的见证。新发现的外城墙和外城壕，首次明确了西周封国中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范围由原60万平方米扩大至近100万平方米。琉璃河遗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与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新发掘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面积之大为西周封国之最，大型夯土井类遗迹的结构前所未见。结合钻探所知夯土分布状况，可大致厘清城址的结构与形态，是西周都邑形态研究的重要突破。燕侯家族墓地的确认，使遗址最高等级墓葬的数量与墓地形态得以完整展现，不仅可推断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更可填补传世文献中燕侯世系的空白。贵族墓葬M1902出土作册奂器有关“太保墉燕”的铭文，证实了召公亲自到达燕地主持燕都营建，是北京城市建设史最早的出土文献，实证了首都北京3000年建城史。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礼制变迁与艺术成就树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标杆。武王墩墓是战国楚系墓葬中“独立陵园制”的典范，陵园面积达150万平方米，车马坑长达148米，陪葬墓、祭祀坑星罗棋布，主墓封土高逾14米，墓坑深达20米，展现了楚国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亞”字形九室多重棺椁为国内首见，椁木墨书数千字，内容涵盖方位、分室、木材性质与编号，是迄今等级最高、信息最系统的先秦墨书文献，为破解楚国职官制度与营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西室280件木俑阵列，仪仗与乐舞分工清晰，体现出楚国从“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跃迁。这一“明器化”丧葬系统的成熟，为后世兵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渊源。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及其收获是先秦及秦汉时期边远地区考古的最新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实证。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揭露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布局，发现了主干道路、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内主要功能分区，出土了“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简牍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为准确推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考古学实证，可以确定以当前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为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实证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西汉置益州郡”的历史史实，也弥补了汉代基层治理考古发掘资料的缺失，揭示了中央王朝通过“赐滇王王印”、推行郡县制的柔性治理，对云南实施了有效行政管辖，最终推动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西藏玛不错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来西藏考古新石器阶段最重要的学术突破，发现了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清晰的文化序列，解决了西藏中南部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文化格局问题。玛不错遗址的新发现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经过6年持续发掘，清理出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极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铜钱及石、陶、木、丝织品等大量遗物，系统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构成，主要建筑的形制结构和功能性质，以及寺院布局变迁和兴衰历程。莫尔寺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汇处，是佛教东传我国的第一站。晚期遗址融合了印度、犍陀罗、中亚、当地和中原多种文化元素，并且存在与武周时期所建造汉大云寺关联的可能性。莫尔寺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佛教进入西域、疏勒伊始，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提供了佛教中国化的新模式，是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有力见证。
“边疆地区考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除入选的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西藏玛不错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外，参评今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的项目中，吉林和龙大洞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等项目也是边疆考古的重要收获。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通过边疆考古项目得到了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