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谈判或由高压威胁转为软化和谈，特朗普政府具有急于达成首份关税贸易协定的内在动机。下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事态升级或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均较为有限，最早或于上半年得见和谈信号，2025年内存在中美达成关税贸易协定的潜在路径。
美国关税谈判或由高压威胁转为软化和谈，特朗普政府具有急于达成首份关税贸易协定的内在动机。下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事态升级或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均较为有限，最早或于上半年得见和谈信号，2025年内存在中美达成关税贸易协定的潜在路径。
1、关税谈判或由高压威胁转向软化和谈：围绕纳瓦罗与贝森特、特朗普与鲍威尔的持续争端，或指向美国在关税政策的高压威胁阶段已逐步过去，国内压力驱动下美国或将更为迫切地寻求达成关税谈判。2、从近期案例看关税谈判核心博弈点：结合近期美国与欧盟、日本、印度等谈判信息，迫使对方加大美国出口货物购买量、弥补商品贸易差额或为双边谈判的重要事宜。进一步来看，特朗普政府具有急于达成首份关税贸易协定的内在动机，商品贸易逆差为其主要依据但全部诉求或不仅于此，谈判顺序由大及小，关税贸易协定的达成顺序或由小及大。3、下一阶段中美贸易谈判将如何演绎：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高昂的关税税率大概率不可持续，最终或以美国主动降低关税税率后中国跟随调降关税而释放相对积极的谈判信号，相关时点最早或可能发生在上半年，2025年内存在中美达成关税贸易协定的潜在路径，但不排除美国自身压力缓解后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可能性。
1 如何看待下一阶段关税问题走向
近期，围绕特朗普关税政策走向，金融市场再度出现较大幅度行情波动。4月21日，美股三大股指集体跌超2%，美元指数下跌，黄金价格出现大幅抬升。4月22日市场风云突变，美股集体拉升，美元指数回暖，黄金价格在触及35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点后呈现高开低走。4月23日，美股市场延续走强，黄金价格持续回调。展望下一阶段，能见度偏低的关税谈判路径或将持续对全球金融资产定价产生显著影响，但结合近期有关信息，我们认为或可对后续关税谈判路径略窥一二。近期美国国内两大争端或值得关注。一是纳瓦罗与贝森特之争。纳瓦罗作为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属关税强硬派，本轮力度大超预期的对等关税被更多认为是纳瓦罗的手笔；贝森特作为美国财长，属关税政策温和派，倾向于和其他国家进行关税政策谈判。对等关税公布后，围绕两者的政策立场争端有所升温，而对等关税暂停实施则被认为是以贝森特为代表的谈判派的胜利。4月22日，贝森特在一场投资者闭门会上表示，关税僵局不可持续，将来形势将有所缓和，对舒缓市场紧张情绪起到一定积极意义。二是特朗普与鲍威尔之争。近期鲍威尔持续维持鹰派风格讲话，再度重申美联储将等到经济形势更明朗后再考虑采取行动，并否认美联储将在特定情形下介入以托底股市的说法，使本就遭受关税政策冲击的美股市场进一步雪上加霜。特朗普持续通过社媒对鲍威尔展开抨击，认为其行动过于迟缓，美联储早应进行降息，市场一度认为特朗普或寻求在鲍威尔任期到期前将其解雇，引致市场避险情绪持续升温。4月22日，特朗普正面回应并不寻求解除鲍威尔职务，但仍重申对鲍威尔的批评。综合上述信息，我们认为其传达出的核心思想或是美国在关税政策的高压威胁阶段已逐步过去，国内压力驱动下美国或将更为迫切地寻求达成关税谈判。一方面对等关税政策对美股市场造成沉重打击，即便后续提出对等关税暂停90天实施，但对于美股市场的提振仅昙花一现，市场情绪仍较为低迷；另一方面受通胀预期高企、美国政府债务可持续问题、美债基差交易逆转等因素影响，10年美债收益率在经历快速上行后近期呈现高位震荡态势，美债风险仍待解决。在此背景下，全球去美元资产显著加速，美元指数于4月11日跌破100点，处202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元潮汐运作的规律，美国通过贸易账户逆差对外输出美元，再通过金融账户顺差回收美元，形成相对完备的美元投放与回笼体系。其中，美国典型消费国，美元投放过程确定性较高，而美元回笼则很大程度上与美元资产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近期美股美债表现承压对美元汇率形成直接压力，加之特朗普关税政策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直接挑战，或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以此推演，我们认为特朗普迫切希望美联储降息，或旨在通过此种方式托底美国金融市场，以维持美元循环的顺利运转。贝森特释放相对积极的贸易谈判信号，背后逻辑或也是当前美国国内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并不允许短期关税争端演变为长期贸易拉锯战，需要尽快推动达成外贸协议。综上，我们认为关税博弈的极限施压阶段或已经过去，下一步或转为谈判拉锯阶段，留给特朗普政府的谈判余地或相对有限。当关税摩擦逐步转入谈判期，了解特朗普政府核心诉求或是进一步明确谈判路径的关键。结合近期公布的谈判信息，迫使对方加大美国出口货物购买量、弥补商品贸易差额或为双边谈判的重要事宜。对于欧盟，特朗普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拒绝欧盟提出的汽车和工业品“零对零”的关税提议，表示如果欧盟购买3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则可能考虑降低关税。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对欧盟商品贸易逆差约2356亿美元。对于日本，作为首个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国家，美日两国于4月17日举行首轮关税谈判，特朗普于会前数小时临时决定亲自出席。谈判过程中，美国对日本提出3大核心诉求，一是削减美国贸易逆差，加大美国汽车进口规模，二是取消对美牛肉、大米、海鲜、土豆等农产品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增加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费用，其中前两者明确与弥补贸易差额挂钩，第三项则旨在以关税政策为手段进一步索取其他利益。美日首轮会谈并未达成具体协议，难言取得实质性成果，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双方的立场分歧。我们认为，特朗普政府或希望以美日谈判为模版，为后续其他国家树立可供参考的典型案例，而之所以选择日本，或因日本对美国在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存在较强依附性，或更易达成有利于美国的谈判条件。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或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国预期，日本首相石破茂在4月21日日本议会上表示，日本不会在美日谈判中一味让步。除欧盟、日本两大经济体之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4月21日发布情况说明书，表示已与印度就双边贸易谈判达成框架性协议，印度或成为首个在关税谈判中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国家。基于情况说明书，我们看到其中明确提及要通过谈判解决双边贸易壁垒，并提出印度的平均适用关税为17%而美国为3.3%，印度对农产品的平均适用关税税率为39%而美国为5%，技术贸易壁垒、监管壁垒以及服务业、工业和农业部门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也减少了美国对印度出口等相关论据。基于上述谈判信息，我们认为或可对当前美国关税政策谈判策略予以进一步剖析。其一，特朗普政府具有急于达成首份关税贸易协定的内在动机。一方面，当前较对等关税暂停实施已过去十余天，而关税贸易谈判并未如特朗普政府预期般较快取得进展。由于对等关税涉及面较广，若要在剩余的70余天中与其他国家达成关税贸易协定，首个具有示范性质的关税贸易协定尽快落地或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是首份协定，特朗普政府大概率要尽可能在协定中争取获得更多利益，从而实现以一儆百作用，推动其他国家更大程度让步。我们认为，首份关税贸易协定在内容上的锱铢必较与时间上的迫切性或存在一定程度的内部矛盾，如若短期内未能取得有效突破，或倒逼特朗普政府在协定内容上进一步让步。其二，以商品贸易逆差为主要依据，全部诉求或不仅于此。结合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税贸易谈判，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通常以双边商品贸易逆差为核心出发点，基于弥补双边商品贸易逆差的角度要求对方国家予以让步。但我们认为弥补商品贸易赤字或仅为名义上的核心目的，双边谈判过程中或不乏进一步打开对方国家消费市场、谋求驻军军费等其他方面收益、倒逼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等其他利益诉求。其三，谈判顺序由大及小，关税贸易协定的达成顺序或由小及大。在谈判推进过程中，美国或以欧盟、日本等经济体量相对较大的贸易伙伴为优先，但考虑双方相对较大的立场分歧，达成最终协议的路径或较为漫长。我们认为，更现实的路径或是美国以经济体量相对较小且对美国经济等各方面存在较高依赖度的小国为切入点，通过尽快与其达成贸易协定，一方面有助于缓解美国自身的内部压力，同时可对其他国家带去一定压迫感，迫使其加快推动与美国的经贸谈判从而防止被区别对待。届时，美国或可更游刃有余，谈判对手方则可能在迫切压力下给予更多让步空间。近期特朗普、贝森特等先后就对华关税问题释放出一定缓和信号，中美贸易谈判或成为下一阶段影响国内乃至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重要因素。展望下一阶段，我们认为：短期内事态升级或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均较为有限，或持续呈现僵局状态。近期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目标或在于尽快达成第一份关税贸易协定，从而为后续与其他诸多国家的关税谈判树立范式。相比之下，中国是本轮关税贸易摩擦中对美国态度最为强硬的国家，特朗普政府或暂时并不会将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置于优先位置，而是更多倾向于与欧盟、日本或其他更易谈判的国家优先进行贸易磋商，缓解内部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对华施压。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经历过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已有所降低，加之内部政策储备充裕，主动谈判的急迫性或并不显著。以此推演，短期内双方或呈现僵持局面，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相对偏低。破局点或在于两国元首何时进行实质性沟通。回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历程，两国元首曾于2018年3月及11月进行通话，并于2018年12月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上进行会晤，本次会晤也成为促成2019年上半年连续多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重要契机。回到当前，在中美双方关于关税问题呈现僵持局面背景下，两国元首何时进行实质性沟通或有望成为破局关键，或可为后续经贸磋商奠定基础。中国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规模或成为达成经贸协议的可行路径之一。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中美双方于2020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主要内容涵盖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等多方面，主要措施为中国承诺在未来2年增加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总额较2017年基准水平增加2000亿美元。结合当前美国在与欧盟、日本等经济体谈判的现实案例，我们认为在中美双方主要分歧仍存的大背景下，增加对美国产品进口或为可行的折中方案之一。按照时间线索梳理，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或较2018年呈现节奏更快特征。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始于2018年4月，美国对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美之间进行过多轮经贸磋商但成效有限，2018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则呈现白热化趋势，期间双方经贸磋商一度暂停。2018年12月G20峰会后，双方经贸磋商于2019年正式重启，边打边谈构成2019年贸易摩擦主基调，直至2020年1月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相较耗时超20个月的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认为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或呈现节奏更快的特征，当前双方或已基本走过互加关税阶段，待破局契机出现后或将较快开启经贸谈判。潜在时点来看，202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俄罗斯将于5月9日举行红场阅兵，或成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潜在契机。再往后，联合国大会通常于每年9月在美国纽约召开，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常于每年11月至12月在承办国举行，均有望成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潜在时点。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也存在两国元首通过顶层对话等形式提前进行实质性沟通的潜在路径。综上，我们认为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高昂的关税税率大概率不可持续，最终或以美国主动降低关税税率后中国跟随调降关税而释放相对积极的谈判信号，相关时点最早或可能发生在上半年，2025年内存在中美达成关税贸易协定的潜在路径，但不排除美国自身压力缓解后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可能性。关税政策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或出现超预期变化；美国宏观政策或出现超预期变化，导致对宏观经济产生超预期冲击，对金融资产带来超预期影响。
美国关税谈判或由高压威胁转为软化和谈，特朗普政府具有急于达成首份关税贸易协定的内在动机。下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事态升级或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均较为有限，最早或于上半年得见和谈信号，2025年内存在中美达成关税贸易协定的潜在路径。
美国关税谈判或由高压威胁转为软化和谈，特朗普政府具有急于达成首份关税贸易协定的内在动机。下一阶段中美贸易摩擦事态升级或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均较为有限，最早或于上半年得见和谈信号，2025年内存在中美达成关税贸易协定的潜在路径。
1、关税谈判或由高压威胁转向软化和谈：围绕纳瓦罗与贝森特、特朗普与鲍威尔的持续争端，或指向美国在关税政策的高压威胁阶段已逐步过去，国内压力驱动下美国或将更为迫切地寻求达成关税谈判。2、从近期案例看关税谈判核心博弈点：结合近期美国与欧盟、日本、印度等谈判信息，迫使对方加大美国出口货物购买量、弥补商品贸易差额或为双边谈判的重要事宜。进一步来看，特朗普政府具有急于达成首份关税贸易协定的内在动机，商品贸易逆差为其主要依据但全部诉求或不仅于此，谈判顺序由大及小，关税贸易协定的达成顺序或由小及大。3、下一阶段中美贸易谈判将如何演绎：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高昂的关税税率大概率不可持续，最终或以美国主动降低关税税率后中国跟随调降关税而释放相对积极的谈判信号，相关时点最早或可能发生在上半年，2025年内存在中美达成关税贸易协定的潜在路径，但不排除美国自身压力缓解后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可能性。
1 如何看待下一阶段关税问题走向
近期，围绕特朗普关税政策走向，金融市场再度出现较大幅度行情波动。4月21日，美股三大股指集体跌超2%，美元指数下跌，黄金价格出现大幅抬升。4月22日市场风云突变，美股集体拉升，美元指数回暖，黄金价格在触及3500美元/盎司的历史高点后呈现高开低走。4月23日，美股市场延续走强，黄金价格持续回调。展望下一阶段，能见度偏低的关税谈判路径或将持续对全球金融资产定价产生显著影响，但结合近期有关信息，我们认为或可对后续关税谈判路径略窥一二。近期美国国内两大争端或值得关注。一是纳瓦罗与贝森特之争。纳瓦罗作为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属关税强硬派，本轮力度大超预期的对等关税被更多认为是纳瓦罗的手笔；贝森特作为美国财长，属关税政策温和派，倾向于和其他国家进行关税政策谈判。对等关税公布后，围绕两者的政策立场争端有所升温，而对等关税暂停实施则被认为是以贝森特为代表的谈判派的胜利。4月22日，贝森特在一场投资者闭门会上表示，关税僵局不可持续，将来形势将有所缓和，对舒缓市场紧张情绪起到一定积极意义。二是特朗普与鲍威尔之争。近期鲍威尔持续维持鹰派风格讲话，再度重申美联储将等到经济形势更明朗后再考虑采取行动，并否认美联储将在特定情形下介入以托底股市的说法，使本就遭受关税政策冲击的美股市场进一步雪上加霜。特朗普持续通过社媒对鲍威尔展开抨击，认为其行动过于迟缓，美联储早应进行降息，市场一度认为特朗普或寻求在鲍威尔任期到期前将其解雇，引致市场避险情绪持续升温。4月22日，特朗普正面回应并不寻求解除鲍威尔职务，但仍重申对鲍威尔的批评。综合上述信息，我们认为其传达出的核心思想或是美国在关税政策的高压威胁阶段已逐步过去，国内压力驱动下美国或将更为迫切地寻求达成关税谈判。一方面对等关税政策对美股市场造成沉重打击，即便后续提出对等关税暂停90天实施，但对于美股市场的提振仅昙花一现，市场情绪仍较为低迷；另一方面受通胀预期高企、美国政府债务可持续问题、美债基差交易逆转等因素影响，10年美债收益率在经历快速上行后近期呈现高位震荡态势，美债风险仍待解决。在此背景下，全球去美元资产显著加速，美元指数于4月11日跌破100点，处202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元潮汐运作的规律，美国通过贸易账户逆差对外输出美元，再通过金融账户顺差回收美元，形成相对完备的美元投放与回笼体系。其中，美国典型消费国，美元投放过程确定性较高，而美元回笼则很大程度上与美元资产表现存在正相关关系。近期美股美债表现承压对美元汇率形成直接压力，加之特朗普关税政策对国际贸易体系的直接挑战，或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以此推演，我们认为特朗普迫切希望美联储降息，或旨在通过此种方式托底美国金融市场，以维持美元循环的顺利运转。贝森特释放相对积极的贸易谈判信号，背后逻辑或也是当前美国国内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并不允许短期关税争端演变为长期贸易拉锯战，需要尽快推动达成外贸协议。综上，我们认为关税博弈的极限施压阶段或已经过去，下一步或转为谈判拉锯阶段，留给特朗普政府的谈判余地或相对有限。当关税摩擦逐步转入谈判期，了解特朗普政府核心诉求或是进一步明确谈判路径的关键。结合近期公布的谈判信息，迫使对方加大美国出口货物购买量、弥补商品贸易差额或为双边谈判的重要事宜。对于欧盟，特朗普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拒绝欧盟提出的汽车和工业品“零对零”的关税提议，表示如果欧盟购买3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则可能考虑降低关税。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对欧盟商品贸易逆差约2356亿美元。对于日本，作为首个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国家，美日两国于4月17日举行首轮关税谈判，特朗普于会前数小时临时决定亲自出席。谈判过程中，美国对日本提出3大核心诉求，一是削减美国贸易逆差，加大美国汽车进口规模，二是取消对美牛肉、大米、海鲜、土豆等农产品的非关税壁垒，三是增加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费用，其中前两者明确与弥补贸易差额挂钩，第三项则旨在以关税政策为手段进一步索取其他利益。美日首轮会谈并未达成具体协议，难言取得实质性成果，或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双方的立场分歧。我们认为，特朗普政府或希望以美日谈判为模版，为后续其他国家树立可供参考的典型案例，而之所以选择日本，或因日本对美国在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存在较强依附性，或更易达成有利于美国的谈判条件。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或在一定程度上超出美国预期，日本首相石破茂在4月21日日本议会上表示，日本不会在美日谈判中一味让步。除欧盟、日本两大经济体之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4月21日发布情况说明书，表示已与印度就双边贸易谈判达成框架性协议，印度或成为首个在关税谈判中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国家。基于情况说明书，我们看到其中明确提及要通过谈判解决双边贸易壁垒，并提出印度的平均适用关税为17%而美国为3.3%，印度对农产品的平均适用关税税率为39%而美国为5%，技术贸易壁垒、监管壁垒以及服务业、工业和农业部门对市场准入的限制也减少了美国对印度出口等相关论据。基于上述谈判信息，我们认为或可对当前美国关税政策谈判策略予以进一步剖析。其一，特朗普政府具有急于达成首份关税贸易协定的内在动机。一方面，当前较对等关税暂停实施已过去十余天，而关税贸易谈判并未如特朗普政府预期般较快取得进展。由于对等关税涉及面较广，若要在剩余的70余天中与其他国家达成关税贸易协定，首个具有示范性质的关税贸易协定尽快落地或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是首份协定，特朗普政府大概率要尽可能在协定中争取获得更多利益，从而实现以一儆百作用，推动其他国家更大程度让步。我们认为，首份关税贸易协定在内容上的锱铢必较与时间上的迫切性或存在一定程度的内部矛盾，如若短期内未能取得有效突破，或倒逼特朗普政府在协定内容上进一步让步。其二，以商品贸易逆差为主要依据，全部诉求或不仅于此。结合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税贸易谈判，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通常以双边商品贸易逆差为核心出发点，基于弥补双边商品贸易逆差的角度要求对方国家予以让步。但我们认为弥补商品贸易赤字或仅为名义上的核心目的，双边谈判过程中或不乏进一步打开对方国家消费市场、谋求驻军军费等其他方面收益、倒逼制造业企业回流美国等其他利益诉求。其三，谈判顺序由大及小，关税贸易协定的达成顺序或由小及大。在谈判推进过程中，美国或以欧盟、日本等经济体量相对较大的贸易伙伴为优先，但考虑双方相对较大的立场分歧，达成最终协议的路径或较为漫长。我们认为，更现实的路径或是美国以经济体量相对较小且对美国经济等各方面存在较高依赖度的小国为切入点，通过尽快与其达成贸易协定，一方面有助于缓解美国自身的内部压力，同时可对其他国家带去一定压迫感，迫使其加快推动与美国的经贸谈判从而防止被区别对待。届时，美国或可更游刃有余，谈判对手方则可能在迫切压力下给予更多让步空间。近期特朗普、贝森特等先后就对华关税问题释放出一定缓和信号，中美贸易谈判或成为下一阶段影响国内乃至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重要因素。展望下一阶段，我们认为：短期内事态升级或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均较为有限，或持续呈现僵局状态。近期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目标或在于尽快达成第一份关税贸易协定，从而为后续与其他诸多国家的关税谈判树立范式。相比之下，中国是本轮关税贸易摩擦中对美国态度最为强硬的国家，特朗普政府或暂时并不会将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置于优先位置，而是更多倾向于与欧盟、日本或其他更易谈判的国家优先进行贸易磋商，缓解内部压力的同时进一步对华施压。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经历过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已有所降低，加之内部政策储备充裕，主动谈判的急迫性或并不显著。以此推演，短期内双方或呈现僵持局面，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相对偏低。破局点或在于两国元首何时进行实质性沟通。回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历程，两国元首曾于2018年3月及11月进行通话，并于2018年12月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上进行会晤，本次会晤也成为促成2019年上半年连续多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重要契机。回到当前，在中美双方关于关税问题呈现僵持局面背景下，两国元首何时进行实质性沟通或有望成为破局关键，或可为后续经贸磋商奠定基础。中国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规模或成为达成经贸协议的可行路径之一。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中美双方于2020年1月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主要内容涵盖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金融服务等多方面，主要措施为中国承诺在未来2年增加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总额较2017年基准水平增加2000亿美元。结合当前美国在与欧盟、日本等经济体谈判的现实案例，我们认为在中美双方主要分歧仍存的大背景下，增加对美国产品进口或为可行的折中方案之一。按照时间线索梳理，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或较2018年呈现节奏更快特征。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始于2018年4月，美国对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美之间进行过多轮经贸磋商但成效有限，2018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则呈现白热化趋势，期间双方经贸磋商一度暂停。2018年12月G20峰会后，双方经贸磋商于2019年正式重启，边打边谈构成2019年贸易摩擦主基调，直至2020年1月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相较耗时超20个月的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认为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或呈现节奏更快的特征，当前双方或已基本走过互加关税阶段，待破局契机出现后或将较快开启经贸谈判。潜在时点来看，202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俄罗斯将于5月9日举行红场阅兵，或成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潜在契机。再往后，联合国大会通常于每年9月在美国纽约召开，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常于每年11月至12月在承办国举行，均有望成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潜在时点。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也存在两国元首通过顶层对话等形式提前进行实质性沟通的潜在路径。综上，我们认为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高昂的关税税率大概率不可持续，最终或以美国主动降低关税税率后中国跟随调降关税而释放相对积极的谈判信号，相关时点最早或可能发生在上半年，2025年内存在中美达成关税贸易协定的潜在路径，但不排除美国自身压力缓解后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的可能性。关税政策路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续或出现超预期变化；美国宏观政策或出现超预期变化，导致对宏观经济产生超预期冲击，对金融资产带来超预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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