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编者按
逻辑是哲学的根基，任何哲学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的支撑。中华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逻辑思想，其直观地呈现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当前，中国逻辑思想研究依然是一个新见迭出的研究领域。不断总结提炼中国逻辑思想中的推理、论证和思维特质，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作用。因此，本刊特约请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世界逻辑体系中的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等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引发学界更多关注与思考。
作者：李春雨、翟锦程（分别系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在人类思想史上，源于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的逻辑被誉为世界逻辑的三大源流。在中外思想文化诞生的古代时期，三种逻辑处于相对独立且平行发展的状态，对各自的知识体系起着支撑与根基作用。
作为世界逻辑体系组成部分的中国逻辑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更迭交替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形态的大变动，必然会推动思想领域大繁荣和大发展。同时，先秦时期还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孕育和生长时期，正如中国历史学家吕思勉所云：“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学说都可以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与著述中找到其源头和根据。
“正名”是中国逻辑的核心。先秦诸子以“正名”为己任，围绕名实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探究正名实、辨万物、归其类的普遍方法，使得中国逻辑具有了作为论证方法的鲜明的工具性特点。但先秦诸子在为何“正名”、如何“正名”的问题上却各执一端，所谓诸子逻辑思想的差异性是对天地万物的理解、正名途径、正名的具体方式方法存在不同。这种差异性恰恰说明了中国逻辑内容的丰富性，从而构成了在形成阶段的中国逻辑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逻辑作为论证工具，也保持了自身的连续性。秦汉之后，中国逻辑的发展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了阶段性的文化特征。如在两汉经学的背景下，形成了以经学为核心的逻辑论证方法。至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魏晋玄学是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著称的一种学术思潮，其谈说论辩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言意关系的讨论为这一时期独有的重要问题。宋明时期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北宋时期儒学新本体论的兴起，展现了中国哲学的新倾向。中国逻辑作为基本的论证方法，在此期间结合儒学本体论的建构，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推进了中国逻辑的深化发展。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时期，宋明理学在兴盛发展之后，整体上已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和处理社会危机的现实需要。长期被压抑的事功精神空前高涨，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实学思潮日渐兴盛。明清之际的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也相应地体现了这种变化。
中国逻辑在保持其连续性的同时，还具有与中国文化一致的开放包容性。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源于古印度的因明从南朝起开始传入中国，并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出现了本土化的发展倾向。因明的论证方式在当时的一些文学、哲学作品中有所体现，展现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相融合的倾向。汉传与藏传因明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介的中国逻辑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传统逻辑开始随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传入中国，逐步成为中国逻辑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使后者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对中国逻辑的研究始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学界。日本学者在译介西学和汉学的过程中，开始采用西方传统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审视中国古代思想，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日本学界关于中国逻辑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中国没有逻辑，如松本文三郎在1898年提出，中国“哲学没有论理学的研究”；二是认为中国有逻辑。桑木严翼在1900年撰有《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概说》和《荀子的逻辑说》，他认为，荀子关于名（概念）的探讨似乎比亚里士多德更为深入。日本学界的这两种观点直接影响到了中国近代学界，而且中国有逻辑的观点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与发挥。除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外，还有学者从中国逻辑与中国学术的关系角度，肯定了中国逻辑的存在。有学者提出，“世界名学有三大派别，而学术也因此产生三大派别，即中国学术、西洋学术、印度学术。中国名学是中国学术的工具，有中国的名学才产生中国的学术”，逻辑是学术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西方学术、印度学术、中国学术之所以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各系都各有一种特别的名学和方法”。因此，对中国逻辑的理解和把握，是认识中国学术总体特征的前提条件。
近代的中国逻辑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西文化从碰撞到融合的过程和方式，还起到了连接中西知识体系的中介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逻辑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两种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对应与结合，首先要从基础开始，并以之为起点。中国逻辑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知识体系，并延伸到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知识体系；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并延伸到西方近代哲学及其知识体系，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
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始，国际逻辑学界开始高度关注中国逻辑研究。中国逻辑作为唯一一种非印欧语言的逻辑，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成为研究者的聚焦点。
德国汉学家何莫邪在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第一部分《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1998年）中指出，“逻辑史在中国的反映（因为它基于非印欧语言）对任何的全球逻辑史进而对任何的全球科学基础的历史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批评了“逻辑仅属于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语言和语法蕴含了复杂的逻辑表达能力，具有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
德国学者顾有信在《中国逻辑的发现》（2011年）一书中，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考察了明末以来西方传统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纳的过程。他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观念，表明西方逻辑进入中国后经过复杂的文化重构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逻辑体系，凸显了中国逻辑的独特价值。顾有信的研究被国际学界认为不仅展示了逻辑的跨文化交流路径，还揭示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本土知识与外来思想的融合过程。
笔者认为，应该从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性特点来分析中国逻辑的特质，将古希腊逻辑、古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看作是世界逻辑体系中三种并行发展的基本类型，系统研究并概括出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逻辑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中国逻辑思想本身的发生与发展，讨论其具有中国文化个性的一面，并通过与古希腊逻辑、古印度逻辑的比较互鉴，说明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我们可以借助德国学者克劳斯·格拉斯霍夫在评论《逻辑史手册》“印度逻辑”一章的见解来说明中国逻辑的价值：“人们应当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印度本土逻辑提供给我们一种并非基于希腊传统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这应当视为一个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逻辑传统与观念的机会。”中国逻辑作为唯一一种非印欧语言的逻辑，它必然具有与古希腊逻辑、古印度逻辑不同的基础、特点和表达方式，对批判性地反思西方逻辑的传统与观念具有和古印度逻辑一样的重要性。
方法与体系的建构：中西文化互鉴的直接结果
中国逻辑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要的外在表达方式和理论化表现形态。因此，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性，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点。
中国近代的思想变革与中西文化交流会通息息相关，而中国学术在此期间出现的种种变化与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直接结果。特别是西方逻辑理论和方法被知识界广泛接受以来，近代学人开始采用新观念、新方法深入反思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与学术，并进行理论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促进了传统哲学转型和近现代哲学建构。
与此同时，西方哲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转变的基本完成，也相继出现了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转型。接续这种变化，在中国知识界也有部分学者开始自觉探寻全新的、适合于建构中国现代哲学的逻辑方法。可以说，纯粹的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缺乏的，而采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新的哲学体系，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标志。然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和体系的出现与发展又不是完全摆脱传统学术，而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发展与超越。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过程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而这三个层面的变化都与近代中国逻辑研究有着密切关联，是中西文化互鉴的直接结果。第一个层面是观念的转型。西方文化传入近代中国后，经过洋务运动、改良主义思潮等社会运动和思想变革，同时，结合在此期间出现的由经学向子学的转变，大多数学者开始逐步认识到传统思想和学术的囿限，纷纷把视野转向中学以外的西学，探索中国的现实出路。科学的精神与理性的观念成为其核心。如严复提出要彻底革新中国学术，“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名、数、质、力”是西方近代的四门基础科学，名学，即西方逻辑，是革新中国学术、发展近代科学与文化的重要方法。观念转型的核心是将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引入中国传统学术改革和近代文化与科学建构的发展过程中，在更深的层面上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第二个层面是方法的构建。任何哲学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方法。传统的治学方法难以满足哲学体系重建的需要。经过严复等人的介绍和传播，西方逻辑被逐渐接受，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新的方法。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发起的“讲学社”与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讲学。他的著名“五大讲演”中的“数学逻辑”，介绍了现代逻辑的一些基础性知识，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打开了新方法的视野，为推进中国学术与科学的进步带来了新气象。第三个层面是体系的构建。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出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和中国实证哲学三大思潮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新格局。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哲学。在这三大思潮中与西方逻辑直接相关的就是实证哲学。西方逻辑不仅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传入我国，而且更是作为一种新方法开始影响中国近代学术与文化的转型，其直接结果是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的出现。
作为以西方逻辑为方法建构中国哲学体系的重要代表当推金岳霖和冯友兰，他们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是运用逻辑方法的成功典范，也体现了中西哲学的互鉴与融合。张岱年曾提出：“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金岳霖是中国现代哲学新理学的重要代表。他于1940年出版的《论道》一书是直接以逻辑为方法而写就的，冯友兰指出，金岳霖的《论道》“是用逻辑学的形式写的。书是一条一条写的，每条都用一个逻辑命题表示，下面再加说明”。冯友兰也是以逻辑为方法，建立起了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由此可见，西方逻辑的传入，不仅给中国近代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带来了观念的转型和方法的革新，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逻辑的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一样处于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交汇点上。发展中国逻辑，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汲取智慧，又要借鉴吸收现代逻辑的优秀成果，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相关文章：从“文明基因”到当代智慧——中国逻辑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光明学术笔谈】
编者按
逻辑是哲学的根基，任何哲学的发展都离不开逻辑的支撑。中华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逻辑思想，其直观地呈现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当前，中国逻辑思想研究依然是一个新见迭出的研究领域。不断总结提炼中国逻辑思想中的推理、论证和思维特质，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作用。因此，本刊特约请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世界逻辑体系中的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等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引发学界更多关注与思考。
作者：李春雨、翟锦程（分别系中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在人类思想史上，源于古代希腊、中国和印度的逻辑被誉为世界逻辑的三大源流。在中外思想文化诞生的古代时期，三种逻辑处于相对独立且平行发展的状态，对各自的知识体系起着支撑与根基作用。
作为世界逻辑体系组成部分的中国逻辑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更迭交替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形态的大变动，必然会推动思想领域大繁荣和大发展。同时，先秦时期还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孕育和生长时期，正如中国历史学家吕思勉所云：“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学说都可以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与著述中找到其源头和根据。
“正名”是中国逻辑的核心。先秦诸子以“正名”为己任，围绕名实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探究正名实、辨万物、归其类的普遍方法，使得中国逻辑具有了作为论证方法的鲜明的工具性特点。但先秦诸子在为何“正名”、如何“正名”的问题上却各执一端，所谓诸子逻辑思想的差异性是对天地万物的理解、正名途径、正名的具体方式方法存在不同。这种差异性恰恰说明了中国逻辑内容的丰富性，从而构成了在形成阶段的中国逻辑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逻辑作为论证工具，也保持了自身的连续性。秦汉之后，中国逻辑的发展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了阶段性的文化特征。如在两汉经学的背景下，形成了以经学为核心的逻辑论证方法。至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魏晋玄学是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著称的一种学术思潮，其谈说论辩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言意关系的讨论为这一时期独有的重要问题。宋明时期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北宋时期儒学新本体论的兴起，展现了中国哲学的新倾向。中国逻辑作为基本的论证方法，在此期间结合儒学本体论的建构，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推进了中国逻辑的深化发展。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时期，宋明理学在兴盛发展之后，整体上已无法适应社会变化和处理社会危机的现实需要。长期被压抑的事功精神空前高涨，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实学思潮日渐兴盛。明清之际的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也相应地体现了这种变化。
中国逻辑在保持其连续性的同时，还具有与中国文化一致的开放包容性。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源于古印度的因明从南朝起开始传入中国，并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出现了本土化的发展倾向。因明的论证方式在当时的一些文学、哲学作品中有所体现，展现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相融合的倾向。汉传与藏传因明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中介的中国逻辑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传统逻辑开始随西方近代知识体系传入中国，逐步成为中国逻辑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使后者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对中国逻辑的研究始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学界。日本学者在译介西学和汉学的过程中，开始采用西方传统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审视中国古代思想，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日本学界关于中国逻辑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中国没有逻辑，如松本文三郎在1898年提出，中国“哲学没有论理学的研究”；二是认为中国有逻辑。桑木严翼在1900年撰有《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概说》和《荀子的逻辑说》，他认为，荀子关于名（概念）的探讨似乎比亚里士多德更为深入。日本学界的这两种观点直接影响到了中国近代学界，而且中国有逻辑的观点得到了积极的响应与发挥。除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外，还有学者从中国逻辑与中国学术的关系角度，肯定了中国逻辑的存在。有学者提出，“世界名学有三大派别，而学术也因此产生三大派别，即中国学术、西洋学术、印度学术。中国名学是中国学术的工具，有中国的名学才产生中国的学术”，逻辑是学术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西方学术、印度学术、中国学术之所以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各系都各有一种特别的名学和方法”。因此，对中国逻辑的理解和把握，是认识中国学术总体特征的前提条件。
近代的中国逻辑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西文化从碰撞到融合的过程和方式，还起到了连接中西知识体系的中介作用。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逻辑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两种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对应与结合，首先要从基础开始，并以之为起点。中国逻辑对内承接先秦哲学与知识体系，并延伸到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知识体系；对外与西方逻辑对接，并延伸到西方近代哲学及其知识体系，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
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始，国际逻辑学界开始高度关注中国逻辑研究。中国逻辑作为唯一一种非印欧语言的逻辑，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成为研究者的聚焦点。
德国汉学家何莫邪在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第一部分《中国传统语言与逻辑》（1998年）中指出，“逻辑史在中国的反映（因为它基于非印欧语言）对任何的全球逻辑史进而对任何的全球科学基础的历史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批评了“逻辑仅属于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语言和语法蕴含了复杂的逻辑表达能力，具有独特的逻辑思维方式。
德国学者顾有信在《中国逻辑的发现》（2011年）一书中，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考察了明末以来西方传统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纳的过程。他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观念，表明西方逻辑进入中国后经过复杂的文化重构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逻辑体系，凸显了中国逻辑的独特价值。顾有信的研究被国际学界认为不仅展示了逻辑的跨文化交流路径，还揭示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本土知识与外来思想的融合过程。
笔者认为，应该从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性特点来分析中国逻辑的特质，将古希腊逻辑、古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看作是世界逻辑体系中三种并行发展的基本类型，系统研究并概括出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逻辑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中国逻辑思想本身的发生与发展，讨论其具有中国文化个性的一面，并通过与古希腊逻辑、古印度逻辑的比较互鉴，说明中国逻辑在世界逻辑体系中的独特价值。
我们可以借助德国学者克劳斯·格拉斯霍夫在评论《逻辑史手册》“印度逻辑”一章的见解来说明中国逻辑的价值：“人们应当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印度本土逻辑提供给我们一种并非基于希腊传统的形式逻辑体系，而且这应当视为一个批判性地反思我们自己的逻辑传统与观念的机会。”中国逻辑作为唯一一种非印欧语言的逻辑，它必然具有与古希腊逻辑、古印度逻辑不同的基础、特点和表达方式，对批判性地反思西方逻辑的传统与观念具有和古印度逻辑一样的重要性。
方法与体系的建构：中西文化互鉴的直接结果
中国逻辑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主要的外在表达方式和理论化表现形态。因此，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性，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点。
中国近代的思想变革与中西文化交流会通息息相关，而中国学术在此期间出现的种种变化与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直接结果。特别是西方逻辑理论和方法被知识界广泛接受以来，近代学人开始采用新观念、新方法深入反思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与学术，并进行理论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促进了传统哲学转型和近现代哲学建构。
与此同时，西方哲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传统逻辑向现代逻辑转变的基本完成，也相继出现了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转型。接续这种变化，在中国知识界也有部分学者开始自觉探寻全新的、适合于建构中国现代哲学的逻辑方法。可以说，纯粹的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缺乏的，而采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新的哲学体系，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标志。然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和体系的出现与发展又不是完全摆脱传统学术，而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发展与超越。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过程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而这三个层面的变化都与近代中国逻辑研究有着密切关联，是中西文化互鉴的直接结果。第一个层面是观念的转型。西方文化传入近代中国后，经过洋务运动、改良主义思潮等社会运动和思想变革，同时，结合在此期间出现的由经学向子学的转变，大多数学者开始逐步认识到传统思想和学术的囿限，纷纷把视野转向中学以外的西学，探索中国的现实出路。科学的精神与理性的观念成为其核心。如严复提出要彻底革新中国学术，“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名、数、质、力”是西方近代的四门基础科学，名学，即西方逻辑，是革新中国学术、发展近代科学与文化的重要方法。观念转型的核心是将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引入中国传统学术改革和近代文化与科学建构的发展过程中，在更深的层面上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第二个层面是方法的构建。任何哲学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方法。传统的治学方法难以满足哲学体系重建的需要。经过严复等人的介绍和传播，西方逻辑被逐渐接受，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新的方法。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发起的“讲学社”与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讲学。他的著名“五大讲演”中的“数学逻辑”，介绍了现代逻辑的一些基础性知识，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打开了新方法的视野，为推进中国学术与科学的进步带来了新气象。第三个层面是体系的构建。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出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和中国实证哲学三大思潮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新格局。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哲学。在这三大思潮中与西方逻辑直接相关的就是实证哲学。西方逻辑不仅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传入我国，而且更是作为一种新方法开始影响中国近代学术与文化的转型，其直接结果是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的出现。
作为以西方逻辑为方法建构中国哲学体系的重要代表当推金岳霖和冯友兰，他们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是运用逻辑方法的成功典范，也体现了中西哲学的互鉴与融合。张岱年曾提出：“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体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金岳霖是中国现代哲学新理学的重要代表。他于1940年出版的《论道》一书是直接以逻辑为方法而写就的，冯友兰指出，金岳霖的《论道》“是用逻辑学的形式写的。书是一条一条写的，每条都用一个逻辑命题表示，下面再加说明”。冯友兰也是以逻辑为方法，建立起了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由此可见，西方逻辑的传入，不仅给中国近代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带来了观念的转型和方法的革新，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进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逻辑的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一样处于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交汇点上。发展中国逻辑，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汲取智慧，又要借鉴吸收现代逻辑的优秀成果，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相关文章：从“文明基因”到当代智慧——中国逻辑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