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藏珍的整理与复现——评《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

美术报

2天前

正是在此意义上,苏浩、邱吉《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兼顾书画日传整理与研究,于学术补遗之外,为“与古为徒”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恽寿平 花坞夕阳图 纸本设色手卷 1671年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国古代汉字、服饰、器物、建筑,乃至宗教、学术、礼制均有东传日本一径,书画亦然;日本近现代科学、政治、文学则对易变之际的中国产生显见影响,余韵悠长。考察两国间文化的交涉、互动与互鉴,有助于打开历史褶皱,重现特定文化现象之源流与微观细节,为理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提供重要参考。正是在此意义上,苏浩、邱吉《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兼顾书画日传整理与研究,于学术补遗之外,为“与古为徒”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近现代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的结项成果,专著上编以端方、罗振玉、中村不折、山本竟山为个案,微观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书画流转日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下编关注到大正东京·京都癸丑兰亭会、京都和汉法书展览会、寿苏会与赤壁会,博文堂珂罗版书画影印,《书苑》《书菀》杂志等传播场域和媒介,呈现了书画东传的渠道与艺术效果。另外尚兼及日本艺术史界的中国书画研究,揭橥书画研究的历史演化轨迹和地域差异;除习见研究,专著特别收集、整理的《近现代流入日本之中国古代书画汇编》《流入艺术市场/博物馆部分藏品一览》乃史料的基础性工作,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和信息。

众所周知,包括艺术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须妥善处理“史”“论”关系问题。有“史”无“论”,研究失于逻辑与机锋;有“论”无“史”,则有强制阐释之嫌。尽管在实际情况中很难将二者完全割裂——即便是汇编、年谱等史料整理工作也涉及具体材料的选择、排布,其自身就是学术眼光和思想的体现;而书画鉴赏的对象亦是史料载体或史料本身,有的还是经考古而来的文物,是王国维所谓的“地下之新材料”——但基于中国大陆艺术学研究现状,仍有必要强调二者关系。无论是偏重于审美价值评判的书画鉴赏工作,还是侧重于史学研究的艺术文献整理,均应兼有美学与史学的自觉意识和素养,如此方可“成一家之言”,实现学术化和规范化。基于此,《近现代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一方面关注到颜真卿《自书告身帖》、苏轼《黄州寒食诗卷》、宋徽宗《桃鸠图轴》等重要“新舶载”中国古代书画的形制及鉴藏,乃至对日美学影响等,属书画的内部研究和本体研究;同时发挥课题组外语和教育背景优势,大量使用晚清民国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海关记录、馆藏文库、私人笔谈日记、流通目录等中日文献,再现了书画外流之端倪和细枝末节。

总之,专著依托文献史料,多方位展现了近现代时期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流播过程与结果,完成了海外藏珍的整理与复现。

史婷婷(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正是在此意义上,苏浩、邱吉《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兼顾书画日传整理与研究,于学术补遗之外,为“与古为徒”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恽寿平 花坞夕阳图 纸本设色手卷 1671年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国古代汉字、服饰、器物、建筑,乃至宗教、学术、礼制均有东传日本一径,书画亦然;日本近现代科学、政治、文学则对易变之际的中国产生显见影响,余韵悠长。考察两国间文化的交涉、互动与互鉴,有助于打开历史褶皱,重现特定文化现象之源流与微观细节,为理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变提供重要参考。正是在此意义上,苏浩、邱吉《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兼顾书画日传整理与研究,于学术补遗之外,为“与古为徒”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近现代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的结项成果,专著上编以端方、罗振玉、中村不折、山本竟山为个案,微观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书画流转日本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下编关注到大正东京·京都癸丑兰亭会、京都和汉法书展览会、寿苏会与赤壁会,博文堂珂罗版书画影印,《书苑》《书菀》杂志等传播场域和媒介,呈现了书画东传的渠道与艺术效果。另外尚兼及日本艺术史界的中国书画研究,揭橥书画研究的历史演化轨迹和地域差异;除习见研究,专著特别收集、整理的《近现代流入日本之中国古代书画汇编》《流入艺术市场/博物馆部分藏品一览》乃史料的基础性工作,可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和信息。

众所周知,包括艺术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须妥善处理“史”“论”关系问题。有“史”无“论”,研究失于逻辑与机锋;有“论”无“史”,则有强制阐释之嫌。尽管在实际情况中很难将二者完全割裂——即便是汇编、年谱等史料整理工作也涉及具体材料的选择、排布,其自身就是学术眼光和思想的体现;而书画鉴赏的对象亦是史料载体或史料本身,有的还是经考古而来的文物,是王国维所谓的“地下之新材料”——但基于中国大陆艺术学研究现状,仍有必要强调二者关系。无论是偏重于审美价值评判的书画鉴赏工作,还是侧重于史学研究的艺术文献整理,均应兼有美学与史学的自觉意识和素养,如此方可“成一家之言”,实现学术化和规范化。基于此,《近现代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播研究(1880-1945)》一方面关注到颜真卿《自书告身帖》、苏轼《黄州寒食诗卷》、宋徽宗《桃鸠图轴》等重要“新舶载”中国古代书画的形制及鉴藏,乃至对日美学影响等,属书画的内部研究和本体研究;同时发挥课题组外语和教育背景优势,大量使用晚清民国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海关记录、馆藏文库、私人笔谈日记、流通目录等中日文献,再现了书画外流之端倪和细枝末节。

总之,专著依托文献史料,多方位展现了近现代时期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流播过程与结果,完成了海外藏珍的整理与复现。

史婷婷(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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